楔子

本篇要给一个号称“海上闻人”的人物立传，此人就是杜月笙。

“海上闻人”，要加个引号，不仅因为这个名词老早已经过时，而且“海上”和“闻人”，都有特定的含义，该作一些解释，特别对青年朋友来说。

“闻人”似乎和“名人”相通，但绝不能画等号，更和现在常用的“知名人士”，意义完全不同。

比如，过去如称胡适博士或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为名人，他们会欣然点头；如果称他们为“闻人”，他们一定要勃然大怒，认为是极大的侮辱。相反的，在杜月笙、王晓籁之流的头上，必定要加上“闻人”这顶“桂冠”，才感到不失他们的“身份”。可见称呼也要恰合头寸，像“帽子”一样，不能乱戴。

那么，“闻人”和“大亨”是否相同呢？那又不然。在旧上海，到处可见有挺胸凸肚、跷着大拇指的人横行过市；在一定的场合，他们也“说话算数”，有权威性。他们往往被称为“大亨”，受到周遭的畏惧。但他们和“闻人”之间，毕竟还有很大的差距，正如瘪三和“大亨”之间存在有地位、声势、能量的差距一样。

在旧上海的报刊上，经常冠以“闻人”头衔的人，总数大概至多不超过二十个吧。其中像虞洽卿、王晓籁是商界人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无恒产，甚至没有固定的职业，但可以挥金如土，一呼百诺。他们没有什么高官显爵，而那些达官贵人、军政显要，见了他们仿佛都还矮了一截，趋奉唯恐不及。他们没有一技之长，而盛名远播，威灵显赫。

尤其是杜月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里洋场”上，连蒋介石、帝国主义分子、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账”。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成名还比杜早，但一切还要看杜的颜色行事，有时还要借助于他的声光。

不是过甚其辞。我是1927年起先后在北京、天津、汉口当新闻记者的。1936年《大公报》增设上海馆，我来沪安家落户，住在当时的法租界。那时，几乎每一地段，都有些“大亨”“瘪三”之流分片“统治”，如果不向他们“烧香”，或者他们要索不遂，说不定哪一天，晾着的衣服会全被抢去，或者灶间的窗户里忽然泼进一盆污水，甚至会平白遭到一顿毒打。

当时，上海的报纸，以《新闻报》销数为最多，主要因为经济市场新闻最详尽，也因为它的广告最多、最齐全，连理发店、澡堂乃至“夫妻老婆店”——烟纸店，也家家要订一份。主要是为了查看广告。

这些“闻人”“大亨”之流，今天是“小儿完婚”，明天是“小女出阁”，还有“太夫人六十寿诞”，或者“先太爷八十晋一冥寿”，这类的广告，每天总占报纸很大的篇幅。你在这个地段开业，对这类“红白喜事”失之疏忽，没有尽“礼”，那么，不出几天，飞来横祸就会临头了！

再举一个我亲历的例子：《大公报》本是北方的报纸，来上海出版，自然不为当地各大报所“欢迎”；创刊那一天，读者纷纷打来电话，说买不到报。我们以为“新出炉的饼子”受到喜爱，被抢购一空了；第二、第三天一再加印。哪里知道，函电交驰，质询的更多，经派人调查，原来这三天的零售报纸，全被“有人”收进了。报摊上压根儿没见一份。好比名角儿唱戏，“打泡”三天，戏票全给人“吃进”，池座里空荡荡的，一个观众也没有，请问如何再唱下去？这显然是要把初生婴儿扼死在摇篮里。《大公报》的总经理胡政之急了，连忙求助于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中文部主任张翼枢。张那时是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又是杜府的清客之一（名义是法文秘书），由他牵线，《大公报》备了一份厚礼，杜月笙答应用他的名义，出面请客；如此，各大报的负责人当然不能不应邀准时参加。席间，只由张翼枢致辞说：“杜先生关照说，《大公报》出版，希望各位多多帮忙。”一句话，就吹散了一天云雾，《大公报》第二天就在报摊上露面，胡政之总算渡过了一重难关。

流氓帮会势力，大概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植根很深，蔓延很广。我在儿童时代，就听到我们家乡宜兴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个大名叫徐老二的（当然和上海后来号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并无关系，论年龄，他该是“徐老三”的祖辈），不务正业，经常出入于烟馆、赌场；钱花光了，他总拿着一把其实没有底的茶壶，在街口游逛，看到进城来的农民，就故意靠近一挤，茶壶“失手”坠地。于是，他就揪住这个农民，硬说茶壶被碰跌了，而且声称，这是一个家传的宝壶，不仅泥色难得，还出于名匠之手。结果，总要把这个农民的口袋翻空才罢休。后来，我在京津、武汉，也听到不少流氓横行的故事，但似乎都没有“闻人”这个称谓。看来，这是“十里洋场”里所特有的。

为了说明“闻人”这个名称，噜噜苏苏说了以上一大套话。

至于“海上”，就比较简单了。当然，它并不像“沪”“春申”“歇浦”那样，是上海简单的别称，它是和“十里洋场”联系起来的，好像也有特定含义的。不是常常有人讲什么“海”派作风吗？

为这样一个“名震中外”的头号大“闻人”立一个“传”——记述他的生平“业绩”，自然很有意义，但要我来写，却选非其人。因为我对上海的近代历史，很少研究。和这位“闻人”只有“一面之缘”，在相识的朋友中，又很少曾涉猎这个“社会”。只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曾参加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为了搜集旧上海的史料，曾邀请一些“老上海”和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先生们多次座谈，还曾找到杜的门徒乃至保镖、看门的，听他们口述回忆，也曾看过文史馆及历史研究机关整理出的若干材料，如此而已。

谈到这“一面之缘”，也很偶然。大约在1940年，那时，上海早成孤岛，这位“闻人”已移居香港；在《文汇报》被敌伪摧毁后，我也于1939年秋去香港《大公报》主持编辑工作。有一天，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张翼枢，忽来找我和经理金诚夫兄，取出两张请帖，说：“杜先生明天生日，今晚请两位去吃寿酒。”我们说：“我们和他素无来往，不便叨扰吧。”他立即一脸秋霜地说：“明天是正日，朋友给他做寿，当然不便屈尊两位。今晚是暖寿，他请客，如果不去，恐怕太不给他面子吧。”这显然带有威胁的口气，我和金兄交换了眼色，就决定跟他去见识见识这种场面。

那里，这位“闻人”主要头衔是“赈济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住在九龙尖沙咀附近，占有两幢毗连的四层大厦。我们去时，已经宾客盈门，几十桌酒席，铺陈好了。

我原来想象，这样一个“人物”，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个粗壮的赳赳武夫。见了面，原来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大概五十多岁吧），看上去真是“手无缚鸡之力”，而谈吐间，一口浦东土话，似乎也很少带这类人物所常带的习惯词汇。

他迎我们到中间客厅就座，寒暄几句就去接待别的客人了。在这个客厅就座的，大概都是“外客”，其他分设在一、二楼厅堂的，全是他的门徒。

在“外客”中，有曾在北洋政府任总理、总长及在抗战前夕任驻日大使的许世英，有安福系（北洋时代依附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的健将后又任宁国府冀察政委会副主任的李思浩，有重庆政府的驻港大员吴铁城、俞鸿钧（两人都担任过上海市市长）等，当然还有不少沪港富商大贾。一个并非“整寿”的小生日，这样贵客盈门，冠盖云集，可见这个“闻人”的声势，即使离开了“发祥地”的上海，来到这海隅一角，还是那么显赫！担任招待的，除张翼枢（早年曾任云南交涉使）外，还有鲁迅所说的“老虎总长”章士钊等。

有一幕，使我当时非常感喟，今天还记忆犹新的，是他的收徒仪式。

在开筵前，大厅中央放着一张披着绣花红缎椅披的太师椅，两旁高烧红烛。仪式开始时，杜由他的几个大徒弟簇拥着安然坐在太师椅上，然后，有人把三个新收的徒弟引到红毯前。这三位，都是西装革履，但都肃然向上作了长揖，而且恭恭敬敬叩了四个响头。杜纹风不动，安坐受礼。这三个徒弟叩头后，还向两旁的大师兄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三位，看上去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位，我分明认识是留美的经济学者，在港主编孔系财阀所办《财政评论》月刊的。他在行礼如仪后，仿佛还面有得色，大概是觉得从此就跳进龙门了。

对这位“闻人”的感性认识，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要为他立传，实在没有条件，只能根据所看到的材料，加上些耳食之言，写出一个大概，基本上是把各方调查的材料，加以排比、综合、核对、加工。剪裁失当、描摹失真的地方，当然在所难免。因此，只能抄袭阿Q先生的老文章，名之曰“正传”。

编写这个正传的意图，只想帮助青年同志增加一点历史知识，通过对一个典型人物的描绘，勾画出旧社会的概貌，从而进一步了解新社会得来之不易，更加热爱今天，建设更加可爱的明天。

我正在从党的六中全会文件中学习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人对事都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衡量。对杜月笙这个具体人物，绝不想以浓重的白粉，一笔涂抹。在1927年，他和黄金荣等曾被蒋介石利用，作为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工具。但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曾和史量才等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援前线，抢救伤兵。随后又与史及黄炎培、钱新之等成立上海地方协会，同情救国运动，多少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唱了一些反调，这是当时人所周知的。他在晚年也向往过新中国。至于他的徒弟或曾和他发生过关系的人，那就更不可一概而论。历史在前进，人也在不断变化中。过去曾在旧社会“混”过的人，现在不少已在新的岗位中做出贡献，有的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积极参加者。在海外，更有不少人为祖国的富强和统一而努力。

在这方面，我也有一段往事可谈。1948年在香港创刊的《文汇报》，进步色彩比上海时更为鲜明，创刊那天，收到的贺礼中，有一个大花篮，是当时闻名的“香港杜月笙”李某送来的，他是杜的徒弟的徒弟，我和他素无一面之缘，怎么也来凑热闹呢？当时很纳闷，今天细细想来，热爱祖国，谁愿后人啊！

闲话少说，下面就言归正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