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几年，我写了三四本书，分别在上海、香港等处出版，内容基本是亲身经历的旧闻，而且大都是随笔式的，记起什么就写什么。因为有一种“紧迫感”，自己的经历虽微不足道，但几十年所见所闻，颇多关联到旧时代演变的脉络，写出来可供后人参考。自己虽“年方七五”，毕竟记忆力日益衰退了，如果经再三考虑，订出计划后才系统动笔，怕时间“稍纵即逝”，有些应该“留”下的史料，因此要白白地“带”走了。近年来，不是号召对老年同志要“抢救”史料么？我这是抓紧时间，自我“抢救”。

所写的《报海旧闻》第一册，布局上虽似有一体系，而所写的人和事，仍然是片断的，参差不齐的。

这次试写《杜月笙正传》，不免有些胆怯，仿佛演惯小戏的人，一旦要排练整本的连台大戏，感到功力够不上，而且所写的“角色”，是这样复杂，脸谱色彩又这么阴暗，牵涉面似乎又很广，如何写得近似而不失真呢？

鼓励我尝试的，主要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必求大求全，一是一，二是二，圣人未必没有缺点，“反面人物”在某些方面也可以“一分为二”。总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全盘肯定，也不一笔抹杀，这样，写出的人物才可能有血有肉，能够生动地再现其本来面目。

而且，我写“正传”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这个具体的人物，从一个角度来描述当时社会的概貌，尽可能把它挖得深一些，让不管有无昨天经验的广大读者，更加珍惜今天，努力创造分外美好的明天。

由于我对这个“人物”及其所“君临”的“社会”不够熟悉，看到的资料又不多，该写而遗漏的一定不少，事实出入也在所难免；尤其因为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太低，在具体分析中，肯定有不少是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

在写述过程中，幸得许多老同志的指引和匡正。初稿一部分在上海《青年报》上刊出后，又得到许许多多读者来信，他们热烈鼓励，并提供材料，补正缺漏，这使我非常感激。来信未能一一答复，尤为歉疚。

报社和出版社朋友们的帮助，是成书的主因。特别是吴纪椿同志，从选题到整理，他是一直和我一起操心、流汗的。

作者

1981年11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