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编辑

首批“新博物学家”在1945年底上架。丛书发行之前，柯林斯不遗余力地在行业内部以及乡村杂志上对丛书进行广泛宣传，大众似乎也普遍对“新博物学家”抱有期待。斯坦普曾回忆到：

“我们当时知道，许多资历老的出版商不看好“新博物学家”的出版，并预测我们将会遭受巨大失败。但人们显然对此丛书有着非常大的兴趣，在正式出版前，订单数量就从5000册上升到10000册，在即将出版之际，甚至上升到20000册。二战在欧洲和亚洲战场终于结束，“新博物学家”丛书也正在一册一册地加紧印刷。虽说出版商的纸张供应有限，必须实现纸张利用最大化，但只要大众愿意购买，就永远不会有购买数量上的限制。”

《英国自然保护》作者前言（1969）

那些还记得1945年书店模样的人，肯定可以回忆起《蝴蝶》与《伦敦博物学》（以及随后问世的《不列颠狩猎》与《英国的地质和地貌》）给当时毫无生气的书架带去的色彩。一开始，斯坦普就将它们比作“天降之物”。这些书籍紧跟时代步伐，带领业余博物学家踏上新的冒险之旅，并为陈述性的写作手法设立下新标杆。更重要的是，此丛书的出版时机正好在二战结束之后，那时人们都盼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英国。在那些曾驻扎于沙漠之中或跟随船队航行于大西洋之上或作战于缅甸和阿萨姆邦热带丛林之间的退役军人中，“新博物学家”丛书已建立起了潜在读者群。在听到战争时被疏散民众关于乡村生活的描述后，那些退役军人被深深地吸引，而且爱上了乡村生活。当时“新博物学家”提前预订的规模显示出大众对其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一点想必令那些出版商大为意外。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纸张存量，没有柯林斯建立起来的作者与摄像团队，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无法完成此项艰巨的任务。不管怎么样，“新博物学家”项目的投资确实是极为可观的。当首批丛书上架时，五位编辑已整整忙碌了近三年时间。从1943年中期开始，五位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委派丛书作者，核准彩色照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作者完成撰写，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会议室外，联系作者，评价初稿，有时候他们甚至对一册书的最终定稿发挥了巨大作用。也许通过再现他们通常召开会议的流程，我们便可清晰地认识他们工作的本质及完成任务的方法。我所选的这次会议召开于1951年10月，本次会议上，编辑部讨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以及丛书书籍之间衔接的事宜。首先，我们来大概地了解一下编辑部的工作职责。

从开始撰写到最终出版，编辑的工作量因书而异，有的作者可能与编辑鲜有联系，有的则和编辑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需要编辑全程参与。编辑部在确定某册书的作者之后，有一位编辑给作者写信，要求他提供写作大纲。这份大纲经过复印递交到其他编辑手中，经他修改润色，提出修改意见。大纲一经确认，编辑部将会寄给作者一份标准合同，合同内容会根据具体书目作相应修改。有些情况下，当一本书的撰写工作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合同才会寄到作者手中。而自作者拿到合同之日起，编辑人员才开始真正地对那本书负责。所有编辑都是极为认真负责的，他们会仔细地检查书中的表达以及参考书目，如遇突出问题，一般会与作者进行讨论（经常是直接沟通，因为在那个阶段，作者与编辑会经常会面）。终稿之后，编辑将撰写前言部分，以此来介绍本书作者，并解释为何由此作者著写此书才能实现最佳效果，或者用柯林斯比较恰当的形容——“实现完美联姻”。

所有由编辑书写的前言都没有署名，当然，《英国自然保护》除外，在此书的前言部分，四位健在的编辑成员向已离世的达德利·斯坦普表达了缅怀之情。前言部分通常是由编辑成员一同撰写，而不是由某一个人完成。五位编辑共同努力使“新博物学家”通过其言辞优雅的前言部分，在编辑、作者、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无形的亲密关系：编辑将作者介绍给读者，作者则向读者介绍书籍。在共同撰写的前言部分底部，编辑人员会加上几行话，宣称他们尽量确保丛书中内容陈述的科学准确性，但是对内容的解释责任由作者承担。这体现出他们的自信，但此种声明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几行话日后会对他们形成长期的困扰。多半情况下，编辑是不愿承担书中出现错误的责任。

《蝴蝶》《伦敦博物学》《不列颠狩猎》以及《英国的地质和地貌》是“新博物学家”丛书首批发行的四本书，相关编辑任务相对较轻。《英国的地质和地貌》就是斯坦普自己编辑的，效果不错。撰写《伦敦博物学》其实是理查德·菲特的想法。起初，他在英国鸟类学基金会的同事詹姆斯·费舍尔希望他为“新博物学家”丛书写一本有关泰晤士河谷的书，但菲特觉得自己对泰晤士河谷并无多少了解，倒是可以写一本有关伦敦的书，因为他当时就居住在那里。菲特是伦敦博物学协会一名非常活跃的会员，他搜集了大量有关英国野生动物的资料。费舍尔也许期望菲特尔写一本关于鸟类的书，但实际上，菲特书中所描绘的在非自然环境下人类与野生动物相处的种种，要更为新颖有趣。这本书算得上是城市生态学书籍的鼻祖。菲特后来回忆，《伦敦博物学》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可谓有条不紊，每天晚餐后花上两小时写作，1945年初完成初稿。他清楚地记得赫胥黎对他书中标本章节的开篇非常感兴趣：“1877年，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南面末端的缪修斯马蹄啤酒厂，人们挖了一口井，这口井直穿坚固的岩石，跨越伦敦上百年的历史，直达地底1146尺（约344米）。”这样的清晰流畅的写作手法正是编辑部成员赞赏的。菲特的专业素养应该也会让编辑十分省心。不过，这却为爱德华·索尔兹伯里增加了新的任务。吉尔默要求他列出一份从轰炸后的伦敦废墟中采集回的有花植物与蕨类植物清单，用以平衡菲特极为丰富的伦敦鸟类清单。

工作中的编辑部，费舍尔正在查看此前的会议记录，斯坦普则在检查《蝴蝶》一书的封面（埃里克·霍斯金摄）

弗兰克·弗雷泽·达林撰写的《高地与岛屿博物学》一书的编辑工作量十分巨大。至于原因，达林后来回忆时称：“此书基本上是我一人独自完成。战争后期，我居住于偏远的岛屿上，去图书馆十分不便，但正是在这期间我完成了该书的大部分撰写工作。”不仅如此，他那时也少有机会向专家咨询。从题目“一个神奇地域的平凡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书中阐述的是他个人的观点，不能视为关于高地野生动物教科书。费舍尔作为达林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满怀激情地参与到确定此书大纲乃至细节的工作。在此书的前言部分，达林故弄玄虚地写道：“费舍尔真可谓为朋友两肋插刀。”柯林斯曾提到他与赫胥黎和费舍尔两人一同到偏远的斯特朗廷，与作者讨论书籍撰写的情况。如果你曾居住于伦敦，那么你就会知道斯特朗廷的确很偏远。事实上，我认为柯林斯描绘的是“新博物学家”整个出版历程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段。因为柯林斯一行三人不止一次不远万里到访斯特朗廷，想必这些书一定在平凡的表象下有十分了得之处。

五位编辑为确立“新博物学家”丛书的整体风格做出了许多贡献。特殊的分布图就是其中之一，首先被用在了《蝴蝶》一书上。他们认为，当时大不列颠群岛地图不够全面，因而爱德普林特出版公司在斯坦普的指导下印制了新的大不列颠群岛略图。为了精确地标注出某一地区的位置，这份略图在页边标明了英国在地图上的坐标方格，但当时人们错把此略图当作了使用每格10千米的标准坐标方格的新式分布图的雏形。（见《英国植物图集》）。但在1950年召开的大不列颠群岛植物学会议上，专家对新式分布图进行了修改，很明显，这次修改没有参考“新博物学家”丛书中的地图。两者的相似只是表象，其实有天壤之别。“新博物学家”丛书中的地图标注的是地区准确位置，而大不列颠群岛植物学会修订的地图则以标准坐标方格内是否可见为绘制基础。不管怎么说，“新博物学家”丛书中的地图最初是用来绘制蝴蝶的分布图的，这将前人在绘制英国动植物分布图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凭借“新博物学家”丛书中的地图，丛书编辑们自信地宣称，他们的地图所做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

在斯坦普的要求下，“新博物学家”丛书的每册书籍护封背面印上了丛书所有的书目，这是此套丛书的第二个特点。这样做也是为了给相关或即将出版的书籍做宣传，最早出版的几本书的护封则是为了宣传丛书的宗旨。《高地与岛屿博物学》是首本印有丛书全部书目（其中也包括一些将于日后出版的书籍）的著作，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年中期，这种做法才成为常态。起初，丛书中所有主要书籍都印于书籍护封上，但大约从1967年起，删去了已停止出版的书籍。因而，新生代“新博物学家”丛书的读者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乡村教区》和《高地与岛屿博物学》的存在。丛书编辑在制作专题著作清单上显得杂乱无章，好比命运多舛的《蚂蚁》一书，就我目前所知，出版商从未将其列入清单，也从未对其进行宣传，此书发行后不久就停止了出版，犹如幽灵般一闪而过，而且《蚂蚁》一书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早期发行的书籍都已停止印刷，这才在每册书上再次印上“新博物学家”丛书所有的主要书目，不过由于书目数量迅速增加，出版商不得不减小字体以确保书目的完整性。

编辑部五位成员在接受柯林斯的邀请后，一同在和谐的工作氛围中共事20余年，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而这一点也正体现出他们的奉献精神与团队精神。共事期间，五位编辑亲眼见证了70本书籍的出版历程，只有离世才能将他们真正分开：斯坦普与费舍尔分别于1966年和1970年辞世。但是五人组成编辑团队，由柯林斯和一位副主管统筹规划的经典构架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斯坦普过世后，玛格丽特·戴维斯，这位与编辑成员一同共事的摄影师接替了他的位置，她曾在1970年协助修订了H.J．弗勒著写的《伦敦人的自然历史》。费舍尔的位置则由肯尼斯·梅兰比替代，这也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博物学家，近期才刚刚完成《杀虫剂与环境污染》一书，此书是新一批丛书书籍中极为成功的一本。吉尔默于1979年退休，由《野花》一书的合著者马克斯·沃尔特斯接替。埃里克·霍斯金，作为编辑部首批成员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也于1991年离世。“新博物学家”丛书编辑部在约50年前成立于饱受战争侵害的伦敦，而霍斯金的去世，标志着其首批五大元老时代的结束。

1956年，“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出版书目达到50册，且销量突破50万本，即平均每册书售出1万本，出版商为此成就举行了庆祝活动。不过，我们在此也该对“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历程进行一下盘点。我们都知道，出版此丛书最初的目的是通过一定数量的专著来总结英国博物学研究的整体情况。丛书基本上实现了此目标，但还有许多博物学的研究领域仍未涉及，比如鸟类迁徙、化石与花粉、苔藓与地衣等。而且编辑部非常希望出版更多有关动植物生长地域的书籍，如长期被搁置的《诺福克湖区》与《湖区》。不过，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大众希望“新博物学家”丛书能一直延续下去。1956年2月，编辑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对“新博物学家”丛书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为加紧丛书的出版日程，制定了未来五年的出版计划。五位编辑意识到，要实现丛书最初的出版目标，丛书书目在未来15年内（即到1971年）需扩大至90～100本。他们列出了34个受大众喜爱的主要系列与23本专题著作，其实，这是一个无限期的承诺，时至今日仍在继续。

此外，在这次会议上，五位编辑就丛书的宣传方式也进行了讨论。比如举行一系列的“新博物学家”丛书讲座，设法取得伦敦动物学会的赞助（五位编辑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在主要书店的橱窗内展示《新博物学家》半月刊杂志，成立“新博物学家”丛书协会，并向大众邮寄宣传资料等。但这些措施并未获得预期的成效，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社会环境已开始变化，“新博物学家”丛书的销量不再遥遥领先，竞争对手正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