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与作者

埃里克·霍斯金担任照片编辑后，“新博物学家”的编辑部正式组建完成，霍斯金加入编辑部一事我已在第三章提到过。编辑部首次全体会议于1943年1月7日召开，在二战期间每隔几个月就会举行会议，每次会议柯林斯与弗格斯基本上都会参加。“新博物学家”编辑部成员工作都十分卖力，柯林斯曾经尽力强调：“我们这个编辑部不是一个空架子，每个编辑做的也绝不仅仅是挂名领薪。”据柯林斯的描述，二战期间每次编辑部会议都按时召开，在德国向英国发动V-1与V-2导弹攻击期间，每个成员都知道位于牛津街附近的临时工作室有整面墙的玻璃窗，一旦遭到袭击，他们必将面临生命危险。但即便如此，编辑部会议并未就此中断。达德利·斯坦普在回忆那段时光时说道：“早些时候，我们每次举行会议时，总免不了听到屋外防空警报四起；我们在伦敦四处更换临时工作室，大家都明白，若一枚炸弹正好落入我们的工作室，我们可就要一命呜呼了。”但每当警报解除后，编辑部一行人就会回到柯林斯位于圣詹姆斯宫的办公室。正是在那里，霍斯金拍摄了一张编辑部全体成员合影，用作柯林斯文章中的插图。其实，20年后，“新博物学家”编辑部全体成员又聚在一起重拍了一张更为知名的合照，而对于那些熟悉这张合照的人来说，在1945年还年轻的编辑部成员们要比20年后看起来显得英俊。那时的他们穿着讲究得体，斯坦普一身粗呢套装，而其他人则身穿都市风格的深色西服。费舍尔与霍斯金当时留着20世纪40年代时髦的发型，带圆框眼镜。照片中，斯坦普正在查看刚刚印出的《蝴蝶》，而吉尔默则手拿烟斗坐在一旁，展现出男明星般的迷人笑容。而人们只能通过比利·柯林斯的眉毛才能认得出他。

“新博物学家”旨在涵盖英国博物学所有领域，因此编辑部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出一份详细的方案。柯林斯最初计划出版一套含36本书的丛书，这样整套丛书便可在5年左右完成出版，但没过多久，便从36本增加到了50本。以下是斯坦普对此决定的解释：

“我们很快便意识到，制定一份灵活的方案有助于丛书作者们施展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才华，而且更容易吸引那些不愿按照别人制定的框架来进行写作的科学界精英。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博物学书籍的语言必须通俗化，当时的大多数出版商也都支持这一观点。不过，在我们看来，是时候打破这一陈腐观点了。我们坚信，如果写作手法得当，严肃的科学研究也可以吸引大批读者的关注。

劳伦斯·达德利·斯坦普，《英国的自然保护》前言（1969）

在编辑部召开的前几次会议上，五位成员起草了一份详尽的书单，虽说有些书的作者还未能确定，但至少已有人选。我们自然希望了解这份书单的详尽内容，不过可惜的是，那几次早期会议的会议备忘录没有一份能被保下来。不过从柯林斯写于1946年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新博物学家”分为四大板块，以下就是他当时作出的划分：

1．有机生物，比如蝴蝶、鸟类、鲜花与树木等。

2．栖息地，比如高山、高沼地与林地等。

3．分布地域，比如伦敦、苏格兰高地以及斯诺登尼亚山等。

4．特别学科，比如狩猎、艺术与博物学、环境保护等。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这份并不复杂的方案并不是总能很好地实施。有许多作者都对这一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方法，那就是在遵循编辑部制定的总体框架的前提下，自己再加以发挥。其实，稍加推理，每个人都可大概猜出那份书单上有哪些书籍。

其实，找到每一领域的专家并不难，难的是他们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写作。因为在1943年，几乎每一位备选作者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战争之中。虽说大多数人对英国赢下二战充满信心，但谁也不知道二战何时结束。难上加难的是，许多主要的参考图书馆都已不再开放，如英国皇家植物园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参考图书馆就已关闭。弗雷泽·达林当时被困于偏远的萨默群岛上，只能依靠他自己携带的书籍和自身经验来完成写作。其他作家也好不到哪儿去。莫里斯·杨格那时忙得不可开交，不仅身负学术任务，还要参与战时委员会的事务，同时，他还需在英国地方自卫队和消防部门服役；利奥·哈里森·马修斯是当时发明家秘密分队的一员，专为飞机安装电台与雷达。甚至还有“新博物学家”的备选作者被囚禁在德国监狱。此外，当时也不适合邀请身居高位的人著写书籍。但幸运的是，编辑部接触过的候选作者对出书都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二战结束，一切都恢复正常后，大多数人都开始写作，但柯林斯不得不接受比预期要慢的出版速度，他曾经记录到：“现在还只完成了一篇手稿”。

出人意料的是，“新博物学家”丛书的出版商似乎为丛书的首批书目找到了最合适的作者，这不过也正是编辑部的作用所在，要是没有编辑部，出版商将无从下手。那时，英国的俱乐部和协会盛行业余学者与专家学者自由结交的风气，因而专业的生物学家与博物学家联系都比较紧密。赫胥黎曾经是阿里斯特·哈代的导师，且与E.B．福特一起共事过；费舍尔与弗雷泽·达林、阿诺德·博伊德、理查德·菲特等人关系非常要好；吉尔默曾是植物学会里非常活跃的一分子，与W. B．托里尔和维克多·萨默海斯做过同事；斯坦普是西德尼·伍尔德里奇的好友，还认识戈登·曼利和阿尔弗雷德·斯蒂尔斯。当时，即使不学动物学，人们知道也知道莫里斯·杨格、利奥·哈里森·马修斯和布莱恩·维西·菲茨杰拉德的大名。欧内斯特·尼尔等人也被推荐给编辑部。其实，以上许多学者互为同事与好友，或者因各自的名气知道对方的存在，因为他们大都是英国生态学会的会员，或就职于现代自然保护区调查委员会。

1943年夏天，编辑部联系了第一批候选作者。通过一番追寻，我有幸找到了首批联络信件中的两封，它们存放于阿里斯特·哈代与莫里斯·杨格的私人文件中，两封信件都来自赫胥黎，第一封写于1943年8月17日，第二封则写于次日。不过，两封信中除了在收信人个人信息上有一两段有所不同外，在措辞方面如出一辙。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推断出来，这两封都是统一寄送的标准函件。由于这两封信件清晰明确地传达了“新博物学家”的理念，又是丛书第一份重要文件，因而我在此从赫胥黎写给莫里斯·杨格的信件为例向读者再现信件的全部内容。信件的题目是“‘新博物学家’：英国博物学调查”，信纸上原本印有爱德普林特出版社位于纽曼街的办公室地址，邮编W1，但赫胥黎划掉了这个地址，将其改为编辑部位于安妮女王门16号的临时办公室，邮编也随即变为SW1。

尊敬的莫里斯·杨格博士：

本人谨代表“新博物学家”丛书编辑部，在次诚邀您加入“新博物学家”的编写团队。

“新博物学家”丛书是一套50本英国博物学专著组成的丛书，由柯林斯先生出版，爱德普林特出版公司印刷。本丛书有两大特色：

1．此套丛书将附有大量由最新技术制作而成的彩色插图（每册有32或48张彩色插图），同时，黑白插图也将出现在此套丛书之中。有些书籍中的所有插图为人工绘制，但大部分插图将是彩色照片。我们特别邀请了配备有最先进摄影器材的著名自然摄影师团队为本丛书拍摄插图。

2．本丛书将不再采用按种群分批研究动植物的传统方法，而是拟对英国博物学资源做一次全面调查。丛书中有些书将详尽阐述某一特定动植物物种，但并非从综合分类学的角度出发，而是对那些特定动植物整个物种或物种个例的科研价值、人文价值以及实用价值进行探讨；有的书则将讨论动植物的栖息地，比如：苏格兰高地、泰晤士河等；还有的将分析人类与博物学的关系，比如：物种变异、自然保护以及艺术等。从始至终，地质学与地理学都将是博物学的一部分：一方面，它们与自然景色存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为动植物生态学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此套丛书针对的是那些聪颖的博物学爱好者，也就是说，本丛书的内容不能太过专业，还必须充满乐趣，但与此同时，书中内容也绝不可太过“通俗化”。每册字数大约7.5万～10万字，价格定在2便士左右。我在信中附上了初步拟定的条款，您若有兴趣，我将寄给您一份详细的合约。

我恳切希望您能撰写《海滨》一书。我们还会找到其他作者描写大海，当然，是从截然不同的角度，一个从栖息地的角度写，另一个从渔业的角度写。

目前，本丛书并不急于出版，因为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还需确定其余书籍的作者，但我们还是希望本丛书能在1945年春问世。我此刻心情焦虑不安，急切盼望您能答应撰写这本书，我确信只有您才是最佳的作者人选。所以，我期待您时间充裕，没有其他任务在身。您将发现，撰写此书的报酬会十分丰厚。此外，我了解到您目前已着手为《图说英国》系列撰写一本篇幅短小的书籍，内容也是关于海滨的。但我认为，这不仅不会对撰写长篇书籍的计划造成阻碍，反倒还会提供很大的帮助。

若真如我所愿，您对此提议有兴趣，我们可在您到访伦敦时会面，以便做进一步的探讨。撰写《海滨》一书时，您也许希望有一位植物学家为您提供植物方面的参考信息，不论您将他视为合作伙伴还是顾问，我们都很乐意为您安排。

朱利安·赫胥黎

1943年8月18日

虽说寄给阿里斯特·哈代与莫里斯·扬格的信件是赫胥黎所写，但并不是所有的首批书籍作者都是他委派的。因为，丛书所有书籍的作者委派任务分摊给了编辑部四位文学编辑，每人负责各自领域书籍的作者选定工作。赫胥黎负责普通生物学类的书籍，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他像约翰·拉塞尔、阿里斯特·哈代和莫里斯·杨格这样的资深生物学家才会接受邀请。詹姆斯·费舍尔负责鸟类研究的书籍，但1946年赫胥黎离开编辑部，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人后，费舍尔就担起了类似总编辑的职务。吉尔默与斯坦普两人则负责植物学与地质学书籍。其实，四位编辑不仅要承担起编辑书籍的责任，还要各自为“新博物学家”撰写一本书。当时，斯坦普很快就开始了《英国的地质和地貌》的撰写工作，在这期间，他展现了编写一系列地质教材时的写作速度与效率。吉尔默则负责写作《野花》，但一开始并不顺利。费舍尔准备在完成手头的研究之后就立马开始《管鼻藿》与《海鸟》的撰写。而赫胥黎却未能为“新博物学家”完成一本专著，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他本可完成一本关于现代进化理论的整合性书籍。此外，编辑部五位编辑还准备合力编写一本有关英国自然保护的书，他们五人对自然保护的关注反映出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内，生态学家与地理学家开始参与国土规划，而自然保护正是“新博物学家”丛书的信条之一。二战后，赫胥黎、吉尔默与斯坦普三人加入了不同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是为英国自然保护制定蓝图（见第十一章）。但在1943年，自然保护并未得到重视，即使著书也只是沧海一粟。

从一开始，有一点就很明显，“新博物学家”为赫胥黎与达林等人提供一个特别的机会，来完成他们内容丰富且充满激情的代表著作。为了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作者，赫胥黎称“新博物学家”出版商开出的稿酬十分优厚，但“十分优厚”只是相对而言，与学术科学家与通俗小说作家的稿酬相比，“新博物学家”丛书出版商开出的价码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事实上，“新博物学家”丛书出版商的确显得有点小气，在出版商与作者签订的标准合约上，注明了初期出版的“新博物学家”丛书至少印1万册，而每册书籍的作者其实拿到的只是写作报酬而已，并非版税。在出版商接受手稿后，作者可得到200英镑，出版后再得200英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丛书的出版期间，一共印刷了2万册甚至更多，因而出版商决定，每多印1000本，就支付给作者40英镑。

若丛书今后再版发行，所有作者则可分到丛书利润10%的版税。首版“新博物学家”丛书印刷量若达到2万套，也就意味着不论销量如何，每位作家可赚得800英镑。若丛书日后再版发行，每位作者的收入将会更高，但只与销量相关，与印刷数量无关。在那个时代，每年2000英镑便是十分不错的收入，“新博物学家”给每位作者带来的收入那就不仅仅是零用钱而已；而且也没人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正式工作。其实不管怎么算，只有“新博物学家”维持庞大的印刷规模和优异的销售成绩，这些可观的收益方能持续。对于那些没能在1949年底完成写作任务的作者，出版商在与他们的合同内增加了附加条款，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销量下降或冲印成本上升，出版商可单方面对合同条款进行修改。1945年首版“新博物学家”发行后，在大约6个月以内就销售一空。但到了1949年，压块机的采购与安装成本上升，而柯林斯将要印刷的增订版本也似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售出。因此他决定，不论再版的规模如何，仅支付给作者相当于1万册印刷量的稿酬。此举使每位作者收入降到500英镑。到了50年代中期，由于销量低迷，柯林斯甚至已无法保证1万册的印刷量，从那时起，作者只能分到半年销量10%的版税，这就表示作者每年的收入跌到100英镑。

其实，有些其他博物学书籍出版商提出的条件要更为丰厚。“新博物学家”的出版之所以陷入经济困境，原因之一在于其高昂的出版成本，其二则是编辑部五位编辑也从丛书发行中获取版税而非固定报酬。其实，丛书的每位作者从每本书上获得的收益有1/4都给了编辑。此前，每售出1000本，每位编辑可进账12英镑，但柯林斯与其他编辑在1952年签订协议备忘录后，五位编辑一共可从首批1万册的发行收益中抽取1.5%的版税，随后变成了2.5%，也就是说，每位编辑可提取0.5%的版税。五位编辑最后都拿到了各自0.5%的版税，不过这是以牺牲作者利益为代价的。对此，作者们似乎平静地接受了。但是，作者与编辑在文本绘制费用的分摊安排上的矛盾则要大得多。同时，从大的方面说，作者们对柯林斯错误百出的欠款结算以及回信拖拉的问题深感不满，更糟的是，此类问题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但对于“新博物学家”爱好者来说，这一点不必太过在意。在“新博物学家”编辑部文件夹里有着数量巨大的来往信件，其中大多都是与出版商的往来书信。有些读者也许从许多丛书作者的书籍中了解到，“新博物学家”出版后存在一系列问题，而本书在此说明这些问题是为了避免让读者们感到困惑，帮助他们了解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