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要学习文献学

上面讲了一些大道理，我们还很难有具体体会。现在举若干事例，进一步申明学习文献学的必要。

（一）1998年一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叫《文致》的书，这是明末天启崇祯时期杭州进士刘士拢编选的一部文选，共收入汉魏六朝到明朝六十余位作家的八十多篇文章。这本书的标点整理者在《前言》开头说：“《文致》，一部难得的明人不传秘笈，今在韩国发现。1996年仲夏，我应韩国国立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的邀请，赴韩国出席‘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于不意中发现一部明代汉文手抄本秘笈，书名《文致》。赵先生说：这是姜铨燮教授的珍藏本。”

这是不是一本“不传秘笈”呢？不仅不是，而且可说是传本甚多，现将中国大陆各家藏本开列如下：

（1）《文致》不分卷，明刘士辑，明皎兮阁刻本。故宫、江苏吴江县图书馆藏。

（2）《文致》不分卷，明刘士辑，明末刻本。北大、清华、群众出版社、上图、辽图、无锡市图藏。

（3）《文致》不分卷，明刘士辑，闵无颇、闵昭明集评，明天启元年闵元衢刻朱墨套印本。国图、首图、人大、北师大、上图、复旦、山东、南图、浙图、安徽、湖南、中山大学等四十家图书馆有收藏。其中一馆藏两部以上的（如山东）又无法统计。

（4）《兰雪斋增订文致》八卷，明刘士辑，明崇祯元年刻本。科图、吉大、浙图、安师大藏。

（5）《删补古今文致》十卷，明刘士辑，明王宇增删，明天启刻本。北大、清华、天津、山东、山大、浙图、浙大、湖北、湖南等三十四家藏。

（6）《删补古今文致》十卷，明刘士辑，明王宇增删，明天启刻宝翰楼印本，北师大藏。

（7）《删补古今文致》十卷，明刘士辑，明王宇增删，明末翁少麓刻本。首图、复旦藏。

（8）《删补古今文致》十卷，明刘士辑，明王宇增删，明末刻本。首师大、湖北省图藏。

以上共计八种版本，公共收藏处达一百家之多，私人收藏及海外收藏尚不在内，怎么能叫“不传秘笈”呢？更令人费解的是，整理者和出版者所在地的图书馆至少收藏有两种明版，可谓唾手可得，怎么就失之交臂呢？上面的材料来自《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其他书目没有查。查一查恐怕不止一百家有藏，也不止八种版本。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这本明末人选的西汉至明代的文章总集，并无稀见篇章，所依据的资料也大抵不出常见的总集别集，而整理前言中却大谈其“文献校勘”价值，也是欠妥的。整理者赖以校勘的资料多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等书，这些书是清人编集的，《文致》不是它们的出处，而《文致》更不可能从它们中选出，二者并无互校的基础，如果校也应找原始出处校。例如东汉繁钦《与魏文帝笺》，见萧统《文选》卷四十，《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作“魏繁钦《与太子笺》”，严可均《全后汉文》作《与魏太子书》，《文致》作《与太子书》，这本来都是后人添上的题目。严可均的出处是《文选》，题目又参考《艺文类聚》改“文帝”为“太子”，合乎历史身份。《文致》的来源也应是《文选》，因为《艺文类聚》是节引，不全。但《文致》题目却同《艺文类聚》。这里头谈不上什么优劣。而《文致》整理者在《校记》中说：“《全后汉文》题作《与魏太子书》。当从《文致》本。”既不提原始的《文选》，亦不提较早的《艺文类聚》，好像是《文致》保存了一个正确的题目，可以纠正清人严可均《全后汉文》，这是说不通的。《文致》和《全后汉文》都是“流”，不是“源”，不抓源而在流上作文章，可说是舍本取末。这样的校勘成果，价值不大。

（二）上世纪80年代某一年的小学寒假作业，内封面或封底画的是历史故事，是一位知名画家画的，有汉代张良“圯下取履”的故事，其中一幅是黄石公授给张良《太公兵法》，画的是线装书一函。这位画家大概不知道当时（秦代）根本没有纸，一般说来应是竹简一卷（juǎn），《史记·留侯世家》明说是“出一编书”，一编是指竹简编连成册的书。线装带函套的书一般认为明代中期才有，秦代是绝对没有的。这种历史故事画，传给小学生的是什么知识呢？

（三）1998年上海一家出版社重印《伪书通考》，用193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影印。《伪书通考》，近人张心澂撰，专门收集历代学者考辨伪书的资料，以书为单位，逐条罗列，是查考古书真伪问题的权威工具书。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由商务出版修订本。修订本不仅订正了初版的错误，而且材料大大丰富。今天重版此书，显然应选择增订本作底本。选择1939年的初版本，将会为读者提供一部相对不完善的工具书，也是对已故作者的不尊重，这是不应当的。

（四）1998年一家教育出版社排印近人董康《书舶庸谈》，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书舶庸谈》是董康在1926—1936年间四次到日本访问的日记，其中主要内容是在日本访求中国古书珍本的记录，在文献学上很有价值。这部书1929年初次出版四卷本（石印三册），仅有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访日的记录。1939年董康又自己出资刻印木版本九卷，内容增加了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日记三卷、1935年4月至5月日记一卷（分上下二子卷）、1936年8月至9月日记一卷。显然九卷本是足本，初出四卷本只是四次访日当中第一次访日的记录。今天出版整理本，显然应以九卷本为底本，四卷本可作为校本，这样才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内容足、错误少的新版本。《新世纪万有文库》是精心策划的一部丛书，但《书舶庸谈》选择底本的失误，无疑是这部丛书的一个小小的缺点。该书的九卷足本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君南点校，采用的是该书的另一名称《董康东游日记》，不但内容足，点校精，而且加编人名、书名索引。两相比较，优劣自见。

现在再版旧书热，同时又要出精品书。精品书是什么？很多人把精品理解为印刷、纸张、装潢美，而忽视了内容精这个根本问题。就新作品来说，精品应是作者深思熟虑，呕心沥血，经过长时期艰苦努力写出的著作，不仅要求超越前人，而且要求充分汲取前人的长处，每立一说，均证据凿凿，而不是标新立异，赶时髦。如果是再版旧书，那首先要精心选择底本，同时还要对底本的错误进行精心校勘。没有标点断句的，要进行精心细致的标点断句。文字古奥或内容艰深，一般读者读不懂的，则要精心加以注释。前人注释很多的，又要广泛搜集旧注，再精心加以别择，写成“集解”本。更有需要作普及读物的名著，如《诗经》、《论语》、《孟子》，还要翻译成现代汉语，甚至其他语文的本子。整理完毕后，在排版过程中，要精心校对，尽最大可能避免排印错误。然后才是纸张、印刷、装订及封面设计。好的整理本往往还附有相关资料作为附录（包括作者小传、前人评论等），还要编制必要的索引（包括人名、地名、书名、篇名、专有名词等）。这是对著书人、整理人、出版人的要求，同时这也是对读者的要求。如果读者并不考究，那编者、出版者还考究什么？所以整个知识界文化学术界都应具备这样的精品意识，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不断产生可靠的文献，为后人留下可靠的历史资料，这是每个文化人应尽的职责。我想，学习了文献学之后，起码要有这种观念根植于头脑之中。

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博通古今，蔡元培、鲁迅、胡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献修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修养为他们的著作或创作都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究之必要的。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些人物的作品，有些常识就应当具备。比如林纾（琴南）有《致蔡鹤卿太史书》，开头称呼“鹤卿先生太史足下”，鹤卿是蔡元培的字，过去的人有名有字，对人称字，自称称名，是旧的礼仪规范之一（《论语》中别人称孔子一般称“仲尼”，学生称“子”，孔子自称“丘”）。先生，尊称，比自己小的，也要称先生。如以兄弟称，则比自己小的也要称“兄”，自称“弟”。对好友的儿子要称“世兄”。足下，与殿下、阁下、左右、执事、侍者皆是自谦之辞，表示自己不能与对方平起平坐，而只能与对方的侍从讲话。“太史”就是一个特殊称呼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称太史的。说到“太史”必然想起司马迁，因为司马迁称“太史公”，他的官职是太史令。后代有了史馆，在史馆任修撰、编修的人，也就被人尊称为“太史”。什么人充任史馆修撰呢？明清时期，举人进京，在礼部参加会试，考上的叫贡士，第一名叫会元。然后参加殿试，取中后成为进士。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状元即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再参加朝考，选优者为翰林院庶吉士，其余授各部主事、知县等。庶吉士在翰林院教习馆学习三年，然后举行散馆考试（御试），成绩优良者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主事、知县等。史馆修撰、编修、检讨多由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兼任。只有在翰林院任修撰、编修、检讨者，才能称“翰林”，不是所有进士都有“翰林”头衔的。例如姚鼐是进士，不是翰林。“太史”，也只有史馆修撰、编修、检讨才可有此头衔。可知蔡元培是进士之优者，曾是翰林院编修兼史馆编修，所以有“太史”之称。那么蔡是哪年进士，是几甲，第几名？他是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二甲三十四名“进士出身”。然后参加朝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三年，散馆授编修兼史馆编修。时间当在光绪二十年（1894）。《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1361页“蔡元培”条却误为：“1890年庚寅科进士，1892年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1890年为光绪十六年，是蔡元培的前一科。《辞海》、《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都只说“光绪进士”。另外，同榜进士称“同年”，在封建社会这种关系亦不一般，那么蔡元培有哪些同年后来成为知名人士呢？有吴士鉴（榜眼）、汤寿潜、李希圣、张元济、林国赓、夏孙桐、赵熙、王仁俊、叶德辉、唐文治、周学海、宋书升等人，真正出了不少大人物。这些人之间互称“年兄”，自称“年弟”。这些资料从何查找呢？明清时期进士在太学（国子监）立碑，称“进士题名碑”，每科都有，有人汇集起来，成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加上索引，一检即得。这样的编集工作是有学术意义的。有人把这种工作视为“资料汇编”，低“专著”一等，那是无知的表现。

林琴南信开头称“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壬子是哪一年呢？是民国元年（1912），即辛亥的第二年。这又可查《中国历史纪年表》，每一年的帝王纪年、甲子纪年、公元纪年一一对照，实在方便极了。所以，无论是研究古代学问还是近代现代学问，都离不开文献知识。没有文献知识，就无法深入研究。有些问题看似无用，但却有用。不了解蔡元培的早期事迹，恐怕就无法全面了解蔡元培的思想。而且上面这些也是起码的史实，连这些史实都弄不确切，还谈得上什么深入研究？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掌握文献知识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