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户籍管理制度概述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郎中、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凡户之两贯者，先从边州为定，次从关内，次从军府州。若倶者，各从其先贯焉。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所谓狭乡宽乡，同卷解释为“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25]

《唐六典》卷三十，关于刺史之职掌，有“每岁一巡属县”的规定，内容有“阅丁口”一项。州有户曹机构，“户曹参军掌户籍、计帐、道路、逆旅、田畴、六畜、过所、蠲符之事”。其下专门设有帐史一人。县令的具体职掌，“所管之户，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帐。若五九、三疾及中、丁多少，贫富强弱，虫霜旱涝，年收耗实，过貌形状及差科簿，皆亲自注定，务均齐焉。若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亲自给授，十二月内毕。”[26]县有户曹参军事，其下专门设有帐史一人。新旧《唐书》所记，皆不若《唐六典》详细。《新唐书》在县令职掌下又记“籍帐……，虽有专官，皆通知”。

《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掌支度国用，租赋少多之数、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路之利，每岁计其所出而支其所用。……每岁所费，皆申支度而计之，以《长行旨》为准。”《旧唐书》同。《新唐书》增加一句“与中书门下议定乃奏”。户口的重要性，在于事关政府财政收入。《长行旨》是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简化国用预算公布方法之后的产物，分租庸、丁防、和籴、杂支、春彩、税草等共五卷[27]。李林甫的改革，简化了方法但并没有改变度支编制预算的功能。

以上，可知户口的重要。度支编制预算，所据户部计帐。计帐与户籍关系密切。户部所掌计帐、户籍皆来自地方州县。户口的普査和统计，县比州更重要，但州负责上报中央，每年由朝集使上报。“凡天下朝集使皆令都督、刺史、及上佐更为之；若边要州都督、刺史及诸州水旱成分，则佗官代焉。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于京都，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28]所以，州县可视为一体。十分明显，户部所需的户口资料，全部依赖于地方。对于地方的主动性而言，户部所代表的中央是处于被动地位的。《龙筋凤髓判》卷一户部一条提供了一件资料，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户部侍郎韦珍奏称：诸州造籍脱漏丁口，租调破除倍多常岁，请取由付法依问。诸使皆言春疾疫死实多，非故为疏漏。

破除即不课，课户的多少是户口关键所在，如不课户所占户口比例太大，户口的总数再多也无意义。所以朝廷最关心的户口实质上是户口中的课户多少。然而，当户部侍郎怀疑诸州所报户口有问题的时候，却不能直接向地方核査，只能向朝廷报告，请求朝廷付法依问。户部有全国户口总帐，以往年之户口核对今年的户口，即可发现问题。户部侍郎的疑问可能就是这样发现的。但面对地方朝集使的解释，户部却无力证实，因为户部本身不可能去地方逐州调查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春疾。此事上报朝廷，最后的判语是“灾异不拘，案宜从记”[29]，不了了之。

也许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唐代制度中确实有补救的内容，即考课制度。州县官人的考课，“抚育有方、户口增益”或“抚养乖方、户口减损”者、考课等级便有升降。因为户口最重要的是丁口，所以还有五口等同于一丁的计算方法[30]。开元二十四年（736）三月，又有进一步的规定：“若考论政绩，在户口存亡，不有甄明，何凭赏罚？自今已后、天下诸州户口，或刺史、县令有离任者，并宜分明交付。州县仍每年至年终，各具存亡及增加实数同甲，并委采访使重复报省，所司明为课最，具条件奏闻，随事褒贬，以旌善恶。”[31]以户口增减作为地方官考课的一条标准，不失为一有力激励手段，元和时有的刺史甚至“析户以张虚数，或分产以系户名”，弄虚作假以取得考课好成绩[32]。这从反方向说明该项制度的有效性。但是，在唐前期大部分时间里，对地方官的考课是由地方长官施行的，而且户口在考课中的地位是后来才越发突出的。中央了解的地方官考课资料则是由地方年终“附朝集使送簿至省”[33]，地方在考课上有相当的主动权。

以户口增减作为考课的内容，是鼓励地方官按制度的要求努力工作。如果地方官吏不求上进该如何呢？这除了考课成绩差，仕途前景暗淡以外，稍有不慎，就会遇到司法问题。《唐律·户婚律》中有关条款就是专门为维护户籍制度而设置的。《唐律疏议》卷第十二中，第150条：“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脱口及增减年状，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减非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四口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满四口，杖六十。”这是脱户者本身应负担的司法责任说明。第151条：“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议：“里正之任，掌案比户口，收手实，造籍书……”作为户籍最基层的管理者是负有司法责任的。第152条：“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过杖一百，五十口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三年。知情者，各同里正法。”注：“不觉脱漏增减，无文簿者，官长为首；有文簿者，主典为首。佐职以下，节级连坐。”第153条：“诸里正及官司，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赃重入己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入官者坐赃论”[34]。不能不承认这些法律条文的严密，从脱籍者到里正到州县官，皆在法网的笼罩中，甚至各种细节也作了量刑的区分。但是，“凡有犯罪者，皆从所发州、县推而断之”，“犯罪者，徒已上县断之，送州复审讫”[35]。就司法审判程序来看，地方案件首先由地方审判，地方长官实际上是地方的最高法官，涉及地方官员的话（如官长、主典），依法审判一定会大打折扣。

相对于以上各项制度皆重地方自律性的特征，唐朝又有来自外部的强化制度，这就是御史台对地方的监察。监察御史的职掌有“巡按郡县”一项[36]，内容便是“六条问事”:“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37]户籍问题显然是很受重视的。应该说，这种来自中央的监察对地方是有约束力的，因为监察官的结论直接决定着监察对象的命运，有时，监察官还可以立即撤销监察对象的现行职务。从唐朝前期的情况来看，中央对地方监察的总体方向是不断加强的，但包括武则天时期在内，这种监察基本上是松软无力的。第一、御史台主管地方监察的监察御史全部只有十人[38]。人数少而且只是部分人负责监察地方。天下数百州，根本是力量不足。第二、监察方式以“奉敕乃行”为主，实际上是一种专项而临时的监察方式。这当然要把从光宅元年（684）到载初元年（689）曾经实行过春秋二季按时巡察制的情况排除在外[39]。这样一来，监察效果之差便可想而知了。

隋唐时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引人注意的就是地方佐官中央任免制度的施行。这可以看作郡县制度固有精神的延伸，其作用和意义都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但从总体上看，唐代地方州县体制并非不存在问题。地方主要官员，从任命、考课、监察和法律等多方面皆受有关律令的约束，中央利用这些从中控制。然而，相对于外部控制的因素，更明显的特征还是强调对地方官的自律性的要求。这就是说，该体制中，相对于地方水平势力的强大存在，来自中央的垂直控制力量显得比较无力。像唐太宗这样的政治家，非常清楚地方官员对自己帝国的重大意义，然而限于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建设只能如此，个人除了表示关注以外别无他法。中央依赖于地方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包括地方官员的业绩评价资料也主要靠地方自身提供。一个号称中央集权的莫大帝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地方体制之上。政令当然自上而下传达，而政令赖以成立的资料却自下而上完成。例如户籍的管理，户部掌握的籍帐，是经州政府传送上来而在县级政府已经完成的人口资料汇编，度支司根据这些资料编制预算性质的“长行旨符”，全国上下依照执行。显然，一旦地方的户口统计出现不实，整个帝国的财政基础便会动摇。不实有两种，一是少报，一是多报。前者会造成政府收入不足，支出受挫，应有的计划不能施行，帝国病状如同供血不足。后者会造成社会问题，民众不堪重负，帝国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破坏，社会病状如同造血功能受损。保证户口统计的真实性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忠实地按制度行事，但事实上并不这样简单。决策与信息经常难以平衡，实际体现了制度的弊端，而这又往往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问题和制度之间，经过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只有改革制度一条道路可走。

唐代前期的制度，虽然后人经常称赞有加，但至少地方制度存在漏洞，因而整个制度也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正是这些漏洞被社会资料不断证实，为了弥补制度漏洞的努力，实际上成了制度改革的行动，这就是使职差遣体制的应运而生。安史之乱以后，一直存在着一股回到初唐的思潮，这股思潮有着可以理解的反感现实的社会心理背景，但却夸大了前期唐朝的光明面，从而影响了后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从制度史的视角来看，唐朝前期的制度有不足，而后来的使职差遣有进步。可以说，就地方制度史而言，唐朝出现的使职差遣所包含的进步，是秦汉时期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后最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