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新画像》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重排版序

我小时接受私塾教育，自始就厌死背硬记《四书》，而喜欢课外看小说。小说里的“四书”——《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三国演义》——看得津津有味。书中的英雄人物，如孙悟空、武松、关公、姜子牙，多元地并存于我的脑海中，而且这些英雄人物之中，有人性弱点的透露，有悲剧下场的遭遇，有正义凛然的作风，其人格形态的表现，和我日后接受的人文思想颇为相应，而与基督教的独尊上帝之偶像崇拜极为对立。

幼年时期默记《论》、《孟》，中学以后仍被灌输孔孟之道，我所处的教育环境和政治社会的空气，使我对儒家打从心里没有好感。儒家从孔子开始，其忠君观念、对异己的态度（“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反对大众参与的主张（“庶人不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及其人治主义等思想，处处与现代政治生活牴逆。而儒家思想的保守性与泛道德意识之桎梏人心，也是我对儒家的评价低于先秦诸子（墨、道、法各家）之处。虽然如此，如果把《论语》和《圣经》拿来相比，你会惊异地发现，后者所表达的威权意识、专断行为、教条作风，远远超过前者。《圣经》中所表达的信仰之荒谬性与矛盾性，则更不在话下。至于《旧约》上所描绘的耶和华性格之残忍暴戾，以及《新约》上所记述的耶稣言行之离奇与偏狭，尤不可忽视。这无怪英国哲学家罗素会一再地认为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无论在智慧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比耶稣为高。

东西方两大宗教相较，无论就其教义或理论体系而言，佛教实胜于基督教。尼采在《反基督》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评论：

基督教和佛教两者都属于虚无的宗教——它们都是颓靡的宗教，但它们却有显著的不同。

佛教要比基督教千百倍的真实：客观而冷静的提出问题是它的一部分遗产，因为佛教来自于一个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哲学运动。当它产生时，“上帝”的概念已经长时期被抛弃。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这方面甚至应用于它的知识论（一种严格的现象主义）：它不再说“与罪恶斗争”，而适当的尊重现实，只说“与苦难斗争”。佛教和基督教根本的不同在于，佛教远离那些道德概念的自欺。用我的名词，它立于善与恶之外。

尼采还说，佛教排除祈祷，没有无上命令，没有任何强迫；佛陀的教义最反对复仇、憎恶、怨恨的感情。这与基督教也正相对立。

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对西方传统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的主张。这在以上帝为价值泉源与准则的文化传统中，具有无比震撼性的意义。我虽激赏尼采之抨击基督教的价值观，但对于基督教《圣经》的观点，与之有着不同的侧重面。从《旧约》到《新约》，尼采指出基督教由强悍的生命力而趋于柔弱化的发展，因而他对《新约》贬抑尤甚。我在本书中，起始便揭露《旧约》所引以为荣的耶和华上帝以其威势恫吓甚而残杀人类的凶暴作风。——这是尼采所未曾着眼的。

对于基督教的批评，除了尼采之外，费尔巴哈和罗素的观点也深获我心。至于对基督教《圣经》的立论，最根本影响我的并不是尼采等人，而是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

本书文稿先后发表于六十年代后期。其时，我在台湾大学讲授尼采哲学，课余之暇，集中心力研读《圣经》，撰写《约伯——最早的存在主义者》与《耶稣新画像》等文，汇编成册。基督教在台湾俨然成为蒋氏王朝的“国教”，我当时批评异教的《圣经》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比批评儒教的“圣经”要大。我遍寻各出版社，都不愿担当风险，不得已的情况下，乃自费印行。十余年间，港台两地曾有多次翻印，然无缘在大陆刊行。今承三联书店重排出版，得以与大陆读者见面，谨致深谢。

陈鼓应

1987年春于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