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新画像》1970年初版序
这本书评论的范围只限于《圣经》中重要的部分，并没有涉及基督教教义的发展以及教会的组织。
我写这些文字的目的之一，借用Erich Fromm在《心理分析与宗教》中的话，在于使《圣经》的信仰由极权宗教走向人文宗教的路子。所谓“极权宗教”（Authoritarian Religion），是承认外在有一种不可见的力量主宰着世界，人类在这种力量的控制中，必须对它顺从、敬畏与崇拜。在这种宗教信仰中，顺从是最高的德性，不信是最大的罪过；神被视为全知全能，人却是卑微而无意义的。相反的，“人文宗教”（Humanistic Religion）则以人和他的力量为中心。人必须发展理性能力去了解自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宇宙中的地位。在这种宗教信仰中，人的目的是要发挥他最高的力量，而不是强调人的无能与无助。人的美德就是实现人的理想，而不是盲目地顺从。《旧约》一开始就表现了极权宗教的精神：上帝被描写成一个专横的统治者，他可以随意创造人，也可以任意毁灭人，他要人绝对服从，他只关心自己的优越地位，惟恐人和他平等。《圣经》这本书，为了彰显神的大能，而特意描写他的大力，人在大力面前被压缩得渺小到微不足道，而大力所至则形成专断与排他的空气，这空气可说是弥漫于整部《旧约》。在人类史上，这种思想空气处处可以看见，阻碍着知识的进步，窒息着心灵的发展。
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我，由于长时期浸润在人文精神的文化环境中，使我坚信，人的困境必须由人类自身去解决。人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去奋发，去创建，而无需空构一个幻影去求祷，去膜拜。任何一个超自然的信仰都意味着自信与自力的丧失，这种信仰也势必损伤人类的尊严与责任心。基督教为了制造信仰之饵，发明“罪”的教义，“人人有罪”的说法否定了人类的尊严。这种教义，为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鄙弃。
我之批评《圣经》，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理由——耶和华中心信仰所表现的专断、排他性，以及打击人类自信、尊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居于伦理与道德的动机。举个显著的例子，上帝为了试探人对他的绝对信仰，便叫亚伯拉罕把他心爱的独生子以撒杀了祭神，亚伯拉罕因听从上帝的旨意而受嘉许。耶稣呼吁着：“我来是叫儿子反抗父亲，女儿反抗母亲，媳妇反抗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又喊着：“兄弟要陷害兄弟，而置之死地；父亲要陷害儿子，而置之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说：“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从《旧约》到《新约》，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蓄意破除人伦的关系；为了加强对于一个空幻影子——神——的信仰，不惜残酷地摧毁伦常之爱。居于伦理的动机，我必须加以批评。基督教常说“神爱世人”，其实《圣经》上所谓的“爱”，只不过是神的恩宠而已。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其先决条件为世人爱神，神才爱世人；即是世人成为他的忠实奴仆，百依百顺的羔羊，才能蒙获赏赐。可知，神的爱是很苛刻的（乃是“薄”爱，并非博爱，若是博爱，那你不必去信奉他，他也应该会施爱于你），整部《旧约》，找不到一个不听从上帝还能得到他垂爱的例子。反之，不信神或不顺神意的人，必遭击杀；《旧约》记载，被耶和华击杀的人，多达百万之众。这种狂暴的作风，是我强烈反对的理由之一。
基督教传播到东方，《圣经》成为印刷量最高的一本书，我们对于其中思想的影响，不能不加以讨论。目前，由于传教士水准普遍的低劣，已经给许多信徒灌输了好些奇奇怪怪的观念。我略举几个亲闻的例子。比如，有一个学生因功课不好向我诉苦，他说在考试前他妈妈不让他好好看书，叫他上教堂。她妈妈认为，知识会使人骄傲，而骄傲便是罪。另一个学生告诉我，她在家简直无法安心读书，母亲经常找人来家里团聚，齐声叫喊；那一群人口中念念有词，忽而低吟，忽而高呼。我又听一位朋友说，他的父亲不高兴他作任何娱乐，因为神不喜欢；父亲的束缚，使他痛苦。还有一回，我遇到这样的事：有个教徒到我一个同事家里，向他太太传教，一进门就看到客厅里挂着一幅佛像，那个狂信者就要他太太立刻取下来，说这是魔鬼；结果，弄得宾主不欢而散。这些偏狭信仰的事例，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根据。然而，教界中也有不少开明而富有爱心的人士从事助人的活动，《圣经》中也有阐述仁慈友爱的一面（虽然这不是耶和华的基本精神），若能发扬这一面，使基督教成为一个人文的宗教，正是我所期望的。当然，我更希望教徒们能多做有益于人的事，少说令人乏味的话，因为基督教的那套教义，脑筋清醒的人听来，实在不敢领教。
如果说《圣经》好比一个园圃，那么其中有不少的花朵，也有数不清的毒草。而拔除毒草，正是本书所做的工作。
这本书是六年前着手写的，其后在台北《出版月刊》和《大学杂志》发表出来，我要特别感谢这两个杂志的主编金耀基兄和何步正兄。在本书发表的过程中，我读到许多批评我的文章，它们在字数上已经超过了本书，但我始终没有写过一篇回答的文字，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双方没有在一个焦点上进行讨论，各说各的，实在很难互相交通。
陈鼓应
1970年于台湾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