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新画像》1991年香港中华书局版序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与小时候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谈到我自己对宗教的态度，首先使我想到的是祖先崇拜。它在中国有很长远的历史，最早可以推溯至殷周时代。在我看来，在各种宗教信仰中，祖先崇拜是最富有人性和历史意识的。我是在闽西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的。每逢佳节村人们总是聚集在陈家祠堂，在家祠里焚香礼拜，在下堂两旁敲锣打鼓、吹笙箫唢呐，孩子们更是欢天喜地，时而嬉戏追打，时而静听大人讲述我们历代祖先来到这个村落耕耘开拓的故事。过新年时，家里总要左右悬挂两幅祖先的画像。清明时节，大约有二十多天，小孩都跟随大人去山丘扫墓，祭拜祖先。这种对祖先的怀缅之情，很自然地刻在幼小的心灵里。
十四岁那年，有一次我随大人在城里游走，他们把我带进一所教堂。有一个人在讲坛上说个不停（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牧师在布道），忽然我看见在场所有的人都下跪，领我来的大人也随众跪拜，在这一刹那，有个念头闪过我的脑际：除了祖宗、父母，我决不向任何人下跪。整个教堂内，只有我一人站立不动，大人们纷纷向我投来惊奇的目光，我仍兀自站着。这个少年时的经验至今难忘。
小时候还喜欢登山巡庙。中国的庙大多依山傍水，在庙前俯视山川原野，顿觉心旷神怡。庙里的释迦牟尼像——长长的耳垂、祥和的脸——宁静的神态，总给我带来一种亲和感。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到现在我还很喜欢佛头像和喜爱搜集佛头艺术品（这与宗教信仰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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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游历欧洲，目睹各处教堂建筑的雄伟，深感宗教动力之巨大。一方面我很佩服大理石建筑结构的气势，但森然耸立的教堂给我一种冷漠、不贴切之感。见到耶稣的形象也总觉不如见释迦牟尼像那样释然。我常想，如给玛利亚穿上旗袍，该是什么模样。我真的不能理解中国的信徒怎么会去膜拜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异族偶像。当然，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耶和华就是一个种族的神，而且是一个极端排他的种族之神。
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以人文思想为主体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深受先秦诸子的影响。中国思想史从殷周以来，天神的威权就不断下坠。道家“自性”的观念，强调各物的自生、自成、自长、自化；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法家排斥宗教迷信；墨家虽讲鬼神，仅是借鬼神来吓唬王公大人。
自从小时候读司马迁《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的一段话：“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一直到我读《约伯记》中寡妇、孤儿任人欺凌，我便产生一个疑问：如果有上帝，如果上帝是全能的，这个世界怎会有这许多不平？在我的有生之年里，九十年代台湾发生“悲情城市”的惨剧，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悲情城市”事件屡屡发生，如果上帝真如教徒所说的是全知全能的，怎会任凭这类事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一个道德上的疑问，一直得不到宗教界人士的令人信服的解答。在理智上，我常问神学界的朋友关于上帝证明的问题，他们总是回答你先要信，信了才有。可是我的逻辑思考刚好相反。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存在性都有问题，还怎么去信它，而且把它当作比自己还重要的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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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在向世界各国传播过程中，对当地的科技进步、教育发展、慈善兴办等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许多忠实的信仰者以极大的爱心去救济困苦的人，这种精神尤令人感佩。
基督教文化向中国传播已有很长的历史。我想从思想史的层面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与探讨：
第一，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曾将科技知识引介进来，利玛窦就是一个范例。但历史进程并没向我们所愿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炮舰政策跟着基督教文化而来。这一历史伤痕在普通人的心里是很难抹去的。
第二，自春秋时代始，人文思潮的涌现，成为先秦诸子的共同特色。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支柱的儒道两家，它的人文精神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很难接受基督教形态的神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家。佛学之能进入中国，道家有接引之功。道佛两家在哲学思想上有许多汇通之处，如华严宗的“圆融无碍”的境界，禅宗的“直指人心”的教义，都跟道家的哲学思维极其相通。而基督教在形上学的理论思维与道佛相比，就显得十分的贫乏。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从章太炎到熊十力和方东美先生，均推崇道佛，而对基督教的理论可以说是不屑一顾。基督教理论不仅不能与中国思想人物在知识层面上发生交接，而且也不能落实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层面上。
第三，在中国伦理学和政治学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中国伦理特别重视对祖先的崇敬和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而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让媳妇反抗婆婆，兄弟陷害兄弟而置之于死地。这与中国的伦理纲常恰是格格不入的。
第四，今天基督教之成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极端的自我中心与扩张主义，以及人与人之间高度的疏离感、冷漠感，也使一些西方国家成了“多病的巨人”。而这种西方文明仍在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国输送，实在值得我们反省。
近来重读卡尔·波普尔（Kail R. 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书中曾说：“发扬柏拉图的天才所做的贡献，并不是我的任务。我宁可尽全力来清除柏拉图哲学中有害的内容。我要分析和批判的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极权主义倾向。”——这也是我当年写本书的主旨所在。
1970年1月，我在台湾《大学杂志》发表《我对〈圣经〉的观点》，接着陆续发表《耶稣新画像》等文章。由于台湾社会大方向的茫然，导致个体的普遍失落，以致整个社会生活弥漫着迷信的气氛，因此我的文章在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不同观点争论激烈，其后由环宇出版社辑成《〈圣经〉的批判与辩护》一书。此书的写作是在特定的时代与背景之下，表明的是我个人对《圣经》的看法。《耶稣新画像》这次在香港发行，我仍坚持自己一向的观点：愿在信仰自由——信与不信的自由的前提下，与各界进行讨论。
《十字路口的十字架》是《耶稣新画像》的最后一篇文章。它描写“人之子”面临死亡的怖惧感。据《新约》记载，耶稣面临死亡时伤恸而祷告，以至于紧张到冒出“血汗”——这是人之常情，这与教徒“哈利路亚”歌颂耶稣欣然就义的构绘截然不同。而教徒们的虚构幻想在《新约》中是没有根据的。这篇文章由于某种原因当时没有收入《耶稣新画像》书中，翻寻旧稿找出这篇文章。现在附入，以飨读者。
陈鼓应
1991年12月中旬
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