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走向定型的汉魏边塞诗

一、汉代边塞诗的基本格局

《诗经》征戍诗之后，屈原《九歌》中的《国殇》承续了《诗经·秦风·无衣》的报国精神，歌颂为国捐躯死为鬼雄的献身热情，是为战国征战诗的仅存作品。秦统一六国，先秦以来“保存着氏族社会传统的宗法制向发达的地域国家制过渡”，秦始皇为了维护王朝的社会政治与生产生活的正常运作，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并修筑万里长城，边塞防卫成为当时牵动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留下了著名的《长城歌》民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¹⁵⁾

两汉四百年，正是游牧北方的匈奴强盛时期，汉与匈奴的征战在古代历史上也是持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从高祖至元帝历时160年，汉与匈奴征战不已。特别是武帝时期，凭借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公元前134年的马邑之谋开始，与匈奴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频繁战争，其中较大的战役就有关市之战（前129）、雁门之战（前128）、河南之战（前127）、漠南之战（前124）、漠南再战（前123）、河西之战（前121）、漠北决战（前119），其后又有前111、前103、前99、前97、前90年五次大举进击匈奴之战，当中还有马援等平定南越之战。宣帝的前72、前51年又两次大举征战，直到元帝的前36年甘延寿率兵4万，彻底消灭匈奴主力，西汉与匈奴的征战才告结束。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征北匈奴、永平十六年（73）窦固之天山之战、永元元年间（89—91）窦宪与耿谭又先后与匈奴激战数次。这些重大战役，规模巨大，往往投入十余万的兵力，千里远袭。如漠南之战、漠北决战投入兵力都达十万，宣帝本始二年（前72）五位将军统兵十六万之多，是出精兵最多的一次。东汉永元三年（91）窦宪出居延塞，远袭金微山，出塞5000余里，是汉军北击匈奴行程最远的一次⁽¹⁶⁾。

这一系列重大战役，构成两汉边塞征战最为激烈悲壮的民族冲突的乐章，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与动人故事，涌现出卫青、霍去病、李广、马援、终军、窦固、窦宪等众多垂名青史的民族英雄，既有霍去病“匈奴不灭，无以家为”的豪言壮语，也有马援“马革裹尸”的壮烈誓言；既有西汉赵破奴徐自为的广修城障防胡御边的苦心经营，又有李广利等损兵折将战败被杀的悲壮惨剧，更有窦宪深入漠北，燕然刻石的胜利凯歌。许许多多的征战事例不仅成为后世文学表现的题材，而且凝成了诗歌作品反复咏叹的典故，然而汉代诗歌中正面反映如此繁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战内容以及牵动全社会的军事行为的诗作却显得寥寥无几。因此，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汉代无边塞诗，以至于本人选择汉唐边塞诗作为研究课题时，有的学者认为课题不能成立。而有的学者追溯边塞诗起源，笔触一直上溯到先秦的《诗经》战争诗，但对汉代却往往一笔带过，对汉代边塞诗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事实上，汉代不仅有边塞诗，而且在边塞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汉代边塞诗总体格局上包括“易林边塞诗”和“乐府边塞诗”两大类，其边塞特色的具备与乐府形式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边塞诗从《诗经》征戍诗的萌芽已走向基本定型。

乐府边塞诗约有22首。包括《上之回》、《战城南》、《饮马长城窟行》、《李陵歌》、《乌孙公主歌》、《平城歌》、《匈奴歌》、《桓帝初天下童谣》、《武溪深》、《行胡从何方》、《秋风萧萧愁杀人》、《古胡无人行》、《霍将军歌》、《岐山操》等，另有《十五从军征》⁽¹⁷⁾、《安封侯诗》、《结发为夫妻》三首古诗。由此看，乐府诗构成了汉代边塞诗主体。其题材内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歌咏帝王将相安边定塞的丰功伟绩，抒发戍边将士浴血奋战的报国热情。如《上之回》叙写元封四年（前107）⁽¹⁸⁾冬汉武帝巡幸雍地，以武力打通回中道，游猎石关宫，使月氏、匈奴臣服之事，歌颂了汉武帝的赫赫边功。又如《霍将军歌》表达霍去病灭胡驱虏、安边定国、壮志已酬的喜悦心情。崔骃《安封侯诗》继承《秦风·无衣》、《九歌·国殇》精神，描写被甲挥戈冲锋陷阵的征战场景，抒发战士勇往直前的爱国精神。二是描写征战之苦、抒发怀乡思归之情。如《平城歌》写汉高祖白登被困的危艰境况。《武溪深》写马援南征溪深多毒的可怕之景。《古胡无人行》写边地奇险与征战惨烈。抒发思乡怀归之情的如《秋风萧萧愁杀人》渲染秋日肃杀零落的环境气氛，衬托浓厚深广的乡愁，又以转动的车轮化喻愁思，形象感人，气象浑成。《李陵歌》抒发英雄失志无计归乡的悲哀。抒发思归之情最富特色的是刘细君《乌孙公主歌》，以表现匈奴衣食住行的游牧生活特点，而成为边塞诗史上最早的边塞风俗诗作。三是多方面揭露战争罪恶，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饮马长城窟行》写思妇怀人。李陵《结发为夫妻》写因战争而“生人作死别”的新婚诀别。《战城南》写战争的残酷惨烈。而古诗《十五从军征》则写出了《诗经·小雅·采薇》与《豳风·东山》的共同悲哀，多方面控诉了战争的罪恶与灾难。

易林边塞诗指汉代《焦氏易林》中的边塞诗。《焦氏易林》为汉代焦延寿的易学著作。它既是“一部据《周易》而作的大型占卜书，也是一部空前的大型四言诗集”⁽¹⁹⁾。全书采用汉儒发明的“变卦”占卜新方法，按《周易》六十四卦的顺序，每卦与其他六十三卦配合成为一新卦，变出四千九十有六卦，焦延寿为每卦配入句数不等的四言诗，形成数术类中别具特色的易学著作，同时也成了《诗经》之后保存四言诗最多的一部巨著。

然而，这部著作因为其易学属性与结构格局，千百年来，除了唐人王俞《易林原序》，宋代黄伯思，明代杨慎、钟惺、谭元春，现代学者闻一多、胡适、钱锺书等人或评介，或推重（其中杨慎、闻一多、钱锺书为最）外，几乎一直未引起文史工作者应有的足够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陈良运先生对此书的文学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于2000年出版了论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其中边塞诗研究一节曾在1999年《文史知识》第12期上提前发表。这篇文章为汉代边塞诗研究开启了新的天地，也为本人有关汉代边塞诗的思考打开了思路⁽²⁰⁾。

本人粗略翻检四库本《焦氏易林》，得边塞诗作102首，其题材内容主要有五大方面。有表现汉与匈奴征战的：“兵征大宛，北出玉关。与胡寇战，平城道西。七日绝粮，身几不全。”（《屯·屯》）⁽²¹⁾写高祖刘邦被困平城之事；《咸·归妹》：“兄征东燕，弟伐辽西。大克胜还，封居河间（“居”又作“君”）。”写兄弟双双从军立功受赏之事；有表现北塞自然苦寒的：“积水不温，北陆苦寒。霜宿多风，君子伤心。”（《睽·旅》）“沙漠北塞，绝（又作‘纯’）无水泉。君子征凶，役夫力殚。”（《噬嗑·比》）还有写外夷归服的：“慈母念子，飨赐德士。蛮夷来服，国人欢喜。”（《渐·咸》）“区脱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欢，三爵毕恩。复归穹庐，以安其居。”（《同人·离》）也有抒发和平安宁的美好理想的，如：“弩弛弓藏，良犬不烹。内无怨女，征夫在堂。”（《蛊·损》）“销锋铸耜，休牛放马。甲兵解散，夫妇相保。”（《晋·晋》）其中写得最多的是边地风俗和思乡怀归之情两个方面。如：“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我心忧。”（《蒙·屯》）“陇西冀北，多见骏马。去如焱飚，害不能伤”（《益·师》）是写边地风俗物产；“过时不归，雌雄苦悲。徘徊外国，与母分离”（《比·随》）、“慈母望子，遥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丰·颐》）等则是抒久戍边地、思亲念家的乡恋之情。可以说，易林边塞诗全方位地反映了抗御匈奴、守土卫边生活的各个侧面，其中许多诗作都是以征夫的口吻来写的，与《诗经》征戍诗极为神似。因此我们推测，《焦氏易林》四言诗不像陈良运所说全为焦延寿的创作，而更可能是焦延寿采集当时既有俗歌民谣配卦的结果。其中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易林边塞诗有些是化用《诗经》诗境而来的。如《泰·否》“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靡盬，不得相保”化用《诗·魏风·陟岵》而来；《家人·颐》“东山辞家，处妇思夫。伊威盈室，长股赢戸。叹我君子，役日未已”化用《豳风·东山》而来；《节·谦》“伯去我东，首发如蓬。长夜不寐，辗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肠”则是化用《卫风·伯兮》诗境。另一种情况是不同卦下配用同一首诗作时，其异文状况倒像是把一首重章叠咏的《诗经》征戍诗拆分开来配入不同的卦中一般。如：

《比·随》：过时不归，雌雄苦悲。徘徊外国，与母分离。

《豫·大壮》：过时不归，雌雄苦悲。徘徊外国，与叔分离。

《噬嗑·比》：沙漠北塞，绝无水泉。君子征凶，役夫力殚。

《震·姤》：龙马上山，绝无水泉。喉唇燋干，渴不可言。

《豫·干》：龙马上山，绝无水泉。喉焦唇干，口不能言。

《乾·讼》：龙马上山，绝无水泉。喉焦唇干，舌不能言。

《蒙·屯》：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我心忧。

《谦·比》：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邦域，使伯忧戚。

《涣·师》：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伯忧惑。

《无妄·渐》：戎狄蹲踞，无礼贪饕。非吾族类，君子攸去。

《震·丰》：旃裘膻国，文礼不饰。跨马控弦，伐我都邑。

《谦·困》：四夷慕德，来兴我国。文君降陟，合受其德。

《贲·益》：旃裘若阖，慕德献服。边鄙不悚，以安王国。

《震·旅》：被发八十，慕德献服。边鄙不耸，以安王国。

对读以上五组四言卦诗，给人的感觉很像是作者把既有的重章叠咏的边塞诗作拆分后配入卦中，章与章之间，或押同一韵脚，或换几个关键字重复叠唱。这种感觉虽然没有任何的文献依据，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易林边塞诗在诗体形式、语词运用、艺术表现、神情风貌等方面与《诗经》征戍诗有着惊人的相似，这说明易林边塞诗正是继承《诗经》征戍诗而来，成为边塞诗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易林边塞诗的发现，对于我们描述汉唐边塞诗史具有极高的价值意义。

已往本人探溯边塞诗的渊源，把《诗经》征戍诗看作边塞诗的萌芽状态，认为北边特色的具备与乐府形式的确立，标志着汉代边塞诗已基本定型。但由于已知的汉代22首乐府边塞诗描写风俗民情及北塞风光的成分较少，加上其乐府形式与《诗经》征戍诗之间除了乐歌属性近似外，缺乏其他更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断代与切分总显得有牵强附会之嫌。然而，易林边塞诗的发现，恰好弥补了边塞诗史这一长久缺失的重要环节，使我们由此可以清晰地描述出边塞诗由萌芽期的《诗经》征戍诗经过汉代两类边塞诗二水分流的发展，至曹魏而合流定型的整体发展趋势。一方面，易林边塞诗继承《诗经》征戍诗四言叠咏式诗体形式，在描写北塞苦寒、边地风情中把没有边塞特色的征戍诗发展为富有鲜明边地特色的边塞诗。另一方面，乐府边塞诗把边地征戍题材与乐府形式相结合，确立了乐府边塞诗的新形式。二者并行发展，使汉代边塞诗分别具备了构成边塞诗最为关键的两个要素，进入了基本定型期。延至曹魏时期，曹操等人把四言边塞题材与乐府相结合，清晰地展现出边塞征戍题材与乐府相结合的历史轨迹。而随着五言诗的兴起并繁盛，五言乐府边塞诗逐渐取代四言，成为先唐边塞诗主体。

综上可见，易林边塞诗与乐府边塞诗两者共同构成了汉代边塞诗二水分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基本格局。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曹操诗以四言及乐府旧题写边塞是有其汉代诗歌创作渊源的。换言之，到了曹操等人笔下，汉代两大格局的边塞诗汇集在一起，四言与乐府、边塞特色与乐府形式达到完美统一，即标志着边塞诗最终走向定型，也由此拉开了中古边塞诗创作的历史序幕。

二、边塞地域性特征的具备

相比《诗经》征戍诗，汉代边塞诗出现了多方面的新变与拓展。作者队伍上，改变了《诗经》征夫为主的单一性，发展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士平民，拓展到社会各个阶层，鲜明地体现出边塞诗政治性、社会性强的诗体特点。地域范围上，《诗经》征戍诗集中表现东征淮夷、西御猃狁两大方面，而汉代边塞诗的写作重心已扩展到南征北战。北御匈奴，南征百越。而且随着秦汉地域性国家统一集权王朝的确立，其边域范围大大向外推延，基本上确立了古代边塞诗沿长城一线延伸至西域的三北边塞的表现范围。

在描写战争方面，汉代边塞诗表现征战残酷、控诉战争罪恶比《诗经》征戍诗更具深度。《诗经》征戍诗表现战争时，善于描写出征时军容盛壮的场景，以此映衬王师无坚不摧的雄壮气势，较少正面表现惨烈的激战场景，而汉代边塞诗如《战城南》、《安封侯诗》；易林诗《既济·家人》“金精耀怒，带剑过午。徘徊高原，宿于山谷。两虎相距，弓矢满野”等等，则正面展现杀人、流血与死亡的激战场景，更加震撼人心。汉代边塞诗不仅写战争给中原人民带来的灾难，还控诉战争给异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如《匈奴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何博士备论·晋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毎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之也。”说明汉征匈奴，驱之大漠以北，也给匈奴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边塞诗史上第一首从异族角度控诉战争罪恶的诗作，弥足珍贵。

再进一步分析，汉代边塞诗的写作还由单纯地表现征战主题扩展到写民族融合，表现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如《乐府》：“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描写西域商人来内地贸易的情景。易林诗《萃·临》：“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萃·益》：“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表现昭君和亲之事，反映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和平往来。这些诗虽然为数不多，却昭示出边塞诗具有并非单纯表现边地战争的宽广的抒情视野。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边塞诗增加了许多《诗经》征戍诗所没有的新因素。汉代边塞诗改变了《诗经》征戍诗抒情背景模糊（无法判定其征戍是在内地还是在边塞）、缺少鲜明边塞特色的基本风貌。无论写景还是叙事抒情都放在边塞特有的环境氛围中加以表现，以边塞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为背景表现征戍行为与情感心理，已具备了明确的边塞地域性特征。

首先，汉代边塞诗出现了大量的边塞区域的山名、水名、地名、物产名、民族、国家称谓等独特的边塞名物意象。如祁连山、焉支山、陇水、长城、塞门、玉关、金城、陇西、冀北、朔方、辽西、胡地、胡风、边月、沙漠、流沙、尘沙、匈奴、康居、安息、月支（即月氏）、乌孙、大宛、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纳、都梁⁽²²⁾、毡裘、穹庐、六畜、骏马等等，这些边塞名物意象批量进入诗中，本身便别具奇异色彩，使诗作充满了北方边塞的异域情调。

其次，描写了独具北边特色的自然风光、景观与环境。乐府诗中有“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古歌》）、“径万里兮渡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李陵歌》）、“望胡地，何崄”（《古胡无人行》）⁽²³⁾。易林诗中，《既济·谦》：“蛮夷戎狄，太阴所积。涸冰恒寒，君子不存。”《噬嗑·比》：“沙漠北塞，绝无水泉。君子征凶，役夫力殚。”《睽·巽》：“积水不温，北陆苦寒。霜宿多风，君子伤心。”等等，描写了典型的北方边塞寒冷荒凉的自然景观，而乐府《武溪深》则写蛮荒可怕的南方边景，这都是《诗经》征戍诗所没有的，这些自然景观的描写与渲染，使汉代边塞诗有了明确的边塞特色，具备了边塞地域性特征。

再者，汉代边塞诗还表现了边塞独特的异族风情。乐府诗中：“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乌孙公主歌》）“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见盐谷。”（白狼王唐菆《远夷怀德歌》）易林诗中，《蒙·屯》：“安息康居，异国穹庐。非吾习俗，使我心忧。”《豫·需》：“毡裘膻国，文礼不饬。跨马控弦，伐我都邑。”《噬嗑·萃》：“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偶。”《益·师》：“陇西冀北，多见骏马。去如焱飚，害不能伤。”《睽·无妄》：“金城朔方，外国多羊。履霜不时，去复为忧。”《屯·无妄》：“鸣条之灾，北奔大胡。左袵为长，国号匈奴。主君旄头，立尊单于。”等等，这些诗作以内地人的视角，观察审视描写边地风光景物、风俗民情，表现出与内地诗歌（写中原或南方）迥异的浓郁的异域风情特色，即边塞特色。正因此，我们称《诗经》战争诗为征戍诗，而改称这些汉代征戍战争诗为边塞诗。边塞特色的出现是汉代边塞诗走向基本定型的决定性标志之一。

汉代边塞诗边地特色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秦汉以来地域性国家形成，戍边守土的边塞问题的升格，使人们对远至朔漠荒凉苦寒的北塞环境及边塞征战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地域性国家的边塞观念走向自觉，促成了征戍诗作抒情背景的变化，使征戍诗有了明确的边塞特色⁽²⁴⁾。

三、边塞乐府形式的确立

汉代边塞诗将具有边塞地域性特征的征戍内容与乐府歌唱形式相结合，尤其是与西部传来的雄壮悲怆、凄楚哀怨的边地民族音乐的结合，确立了边塞诗的主导诗体形式——边塞乐府。这是汉代边塞诗又一重要新变。汉代边塞诗两大格局中，乐府诗虽然数量上不比易林边塞诗，但从对后代的影响上看，其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我们知道，征戍题材的诗歌与乐府歌唱形式的结合，是传统诗乐配唱形式的新发展。从中国音乐史看，先秦音乐的主导形式为雅乐，乐器以金石为主，特点为雅正平和。与之相配的歌辞为四言的《诗经》。秦汉时代，随着统一集权王朝的建立，与周边民族或国家的交往变得频繁起来，周边民族的异物特产如西域良马、物种、香料、乐器等物质文化不断传入内地，其中西部民族的音乐也随之涌入，当时总称胡乐。这些胡乐与中原音乐相结合形成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音乐体系——清乐。促成清乐体系走向繁盛的决定性因素是汉武帝时期乐府机构的设立。《汉书·礼乐志》：“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各地俗乐包括边地音乐源源不断流入乐府，经过乐师们的加工变创形成规模可观的清乐。按《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各地俗乐乐章总共有138章。其中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性质上应属于边地之乐歌。但这些作品早已亡佚，无法言知其状貌。现存汉代清乐歌辞主要见于《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之中。其中现存与边塞征戍有关的仅有《东光》一篇，相和曲中《度关山》、平调曲中《从军行》、清调曲中《苦寒行》等其歌词皆失传，而瑟调曲中《陇西行》、《折杨柳行》、《饮马长城窟行》、《雁门太守行》等虽存留歌词，但都不是典型的边塞诗歌。这样按照后世典型的边塞乐府题目来看，与边塞诗歌关系最密切的就集中在鼓吹曲辞和横吹曲辞两类中。近年来学界对这两类乐府诗歌的研究渐多渐细⁽²⁵⁾，但仍然还有再考论的空间。

先看鼓吹曲，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汉铙歌解题引刘瓛《定军礼》曰：“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文中“八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是先秦雅乐的代表。“非八音”是说鼓吹曲不是传统雅乐，而是一种新乐。从时间上看，班壹为秦末汉初人，《汉书·叙传上》：“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班壹在吕后时弋猎楼烦之地，享有非八音的“旌旗鼓吹”，说明鼓吹曲性质上属于胡乐，是由边地陆续传入内地的。

再看横吹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引《晋书·乐志》说：“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这条被人广泛引用的资料告诉我们：①横吹曲有双角，性质上属于胡乐。②此类胡乐是由张骞从西域带到长安的。③最初仅有《摩诃兜勒》一曲。④李延年在此曲基础上更创为横吹曲二十八解⁽²⁶⁾。⑤汉武帝以之为武乐。根据《汉书·外戚传上》和《汉书·礼乐志》相关记载可知，李延年所造二十八曲仍具有边地胡乐特点。

与雅乐相比，胡乐粗犷雄壮，凄怆哀怨，带有边地游牧民族雄健强悍的性格特点。鼓吹曲以鼓为主，配以箫笳，鼓声沉雄威武，箫声幽怨，胡笳凄唳⁽²⁷⁾。横吹曲以鼓为主，伴有双角，鼓声粗犷雄壮，角声激越凄楚，所谓“闻者莫不感动”⁽²⁸⁾。这种雄壮悲慨的胡乐与从军征战捐躯报国的悲壮行为相共鸣，因此才被朝廷作为军乐。而其应用过程中，必然需要一种与乐曲风格相近或相同的歌词相配唱。在诗与乐的相互选择中，内容上反映征战戍守之事，风格上具有阳刚壮美特征的征戍诗便成了最理想的形式，或“因声作歌”或“因歌造声”，实现了边塞题材与乐府形式的结合。

从现存诗题看，横吹曲与边塞题材的结合比较典范，而鼓吹曲却复杂得多，因为鼓吹曲“是在先秦军中凯乐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新音乐”⁽²⁹⁾，它在西汉的应用场合是十分广泛的，既用于军武、道路，也用于宴乐群臣，宗庙食举，还用于某些仪式及日常娱乐，东汉明帝、章帝之后，鼓吹曲的应用范围开始变窄，仅限于“天子宴乐群臣”和“军乐”两项。这样鼓吹曲与征战题材关系更趋紧密，但与横吹曲不同的是，鼓吹曲作为军乐较少表现边塞征战，更多地集中在颂赞开国战争上面。如《定武功》、《克官渡》、《乌林》、《克皖城》等。横吹与鼓吹这种分工，造成鼓吹曲在发展过程中虽然逐渐变为军乐，但其与边塞诗的关系不如横吹曲密切，对后世边塞乐府发展走向的影响也小于横吹曲辞⁽³⁰⁾。

然而汉代的横吹曲辞全部失传，鼓吹曲辞又侧重表现开国战争，因此现存汉代乐府边塞诗多在杂歌谣辞、乐府古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或杂曲歌辞之中，又因数量有限，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事实上，虽然边塞诗歌与乐府相结合的诗篇数量不多，但是，以乐府歌唱的形式出现，已成为汉代边塞诗的时代特色之一，这一特色奠定了汉唐边塞诗主体为乐府诗的诗体形式。

检索汉以后魏晋至梁陈各代诗歌，边塞诗作约有200首，其中古诗有10多首，其绝大多数都是乐府诗。唐代边塞诗创作达到高峰，大批文士从军出塞，投身幕府，受边塞生活的感召，开始摆脱乐府旧题的形式，即事命题写作边塞诗，但乐府形式（包括旧题乐府和新题乐府）在唐代边塞诗中仍然占主导。尤其中晚唐边塞诗，乐府旧题重返诗坛，再成边塞诗主导诗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乐府边塞诗为汉唐边塞诗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诗体形式。

四、建安边塞诗的最终定型

汉代边塞诗总量不多，两类边塞诗之和不过120多首，除去一些诗作气象浑成、文质兼备外，多数作品还停留在歌谣层次，其22篇乐府边塞诗形式上虽为乐府，但边塞特色并不鲜明；100多篇易林边塞诗地域特色鲜明但又非乐府形式，地域性特征和乐府形式在两类诗体中呈二水分流之势，直到汉魏之际二者才完美结合在一起，因此边塞诗最终定型于建安文学时期。

建安文学不仅是中古文学辉煌精彩的序幕，而且也是古代边塞诗史的重要转折点。综观建安边塞诗，总数有20多篇，作者10人。以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左延年等为代表，他们的边塞诗以汉乐府旧题写时事，叙从军、述苦寒、抒壮志，边塞特色与乐府形式终于融为一体。

首先，建安边塞诗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充满了慷慨激昂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形成一种悲歌慷慨的风格特色。这在“三曹”诗作中表现得最突出。曹操《步出夏门行四首》为北征乌桓时所作，其《观沧海》不仅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作，也是边塞诗史上的名篇。诗人登临碣石，眺望大海，从海浪波涛与秋风萧瑟的景观中看到了大海的广阔与永恒，体悟到人生的短暂，借写景抒发广阔的胸怀及拯时救世的理想抱负，“有吞吐宇宙气象”⁽³¹⁾。如果说《观沧海》所写边景“边味”还不浓，那么《冬十月》、《河朔寒》则典型地写出了北边苦寒的特点：“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罢窟栖。”“乡土不同，河朔隆冬，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丰籁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写出了河朔之地冰天雪地的高寒特点。另外，其《苦寒行》紧扣诗题写征行之苦。诗中“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突出了北边太行“艰”、“僻”、“寒”的特点，真切生动。在“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的艰辛中借薄暮黄昏突出欲归之心和哀怨之情，结句化用《诗经》之意：“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气韵生动，真挚感人。故方东树说“取景阔远，写景叙情，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噍杀”⁽³²⁾。《却东西门行》以鸿雁、转蓬的飘飞不止写征人对永无止期征戍的哀叹，“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写出了千百万征人的企盼与悲哀。此外，曹丕的《陌上桑》、左延年《从军行》等篇，也都表现征戍之苦，抒发强烈的思归之情。因为诗人大都具有戎马征行的阅历，饱尝征战之苦，所以他们的诗无论写景，还是抒思归之情，乃至表现人民的苦难都具有诗人的真挚感怀和艺术魅力，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量，是建安时代精神和建安风骨的集中体现。

其次，游侠形象与边塞征战的结合是建安边塞诗的又一创新。游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旧的宗法关系开始解体，一部分失去社会地位的武士与脱离生产资料的游民相结合，就产生了侠阶层。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而在社会上游荡，所以称游侠。游侠往往以暴力方式来实现个人意志，其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的精神为司马迁所激赏，《史记·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对游侠精神品格的歌颂使任侠升华为一种社会品德，受到后世人们的赏受，他们把对社会的不满与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任侠精神活动上，使诗中出现不少咏游侠的作品。汉乐府中就有《游侠篇》、《侠客行》等诗题，借游侠形象来宣泄内心的不满，寄托难以实现的梦想。而曹植的《白马篇》第一次把游侠形象与边塞征战结合起来，借以抒发捐躯报国的理想抱负，赋予游侠诗作新的时代主题。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隄。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作展现一位矫健英俊慷慨潇洒的少年游侠形象，他不为个人名利，边塞有急，便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诗人刻画游侠义士精湛的武艺，赞美其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借以展现自身的远大理想与政治抱负。严格地说，边塞征战并不是此诗的抒情重心，但诗人以边塞为背景刻画游侠形象，第一次把游侠形象与边塞征戍之事结合起来，这既是诗人理想抱负的表现形式，也是边塞诗题材内容新因素的体现。游侠形象不仅为边塞诗苑增添了新的形象类型，其侠义精神也在边塞征战中得到升华。从此借游侠义士驰骋边塞来抒发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就成了汉唐边塞诗经久不衰的创作传统，因此这种新的抒情范式的出现在边塞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意义。（详论见尚武主题）

建安边塞诗的新因素还体现在征夫思妇与女子闺怨题材的结合上。从边塞诗史看，表现征人思归与女子闺怨内容可以说是边塞诗与生俱来的主题，但无论是《诗经》征戍诗还是汉代两类边塞诗表现这类主题都是单向的，或写征夫思乡，或为思妇怀人，除《诗经·豳风·东山》中以“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的手法突破现实时空表现两地相思外（实质上仍是从男子角度来写），同一诗中尚未出现两者相结合的表现。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第一次把征夫思妇与女子怀夫交织在一起来写，开拓了边塞诗的抒情空间。诗曰：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此伤秦时役卒筑城，民不聊生之诗，比汉蔡中郎作为切题矣。⁽³³⁾”诗中以对话和书信方式表现征人对无休止的劳役的彻底绝望，写出征役给人民带来的极端痛苦。良心的歉疚与不忍使征人忍痛辞妻，而有悖常情的“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的嘱告虽是从秦代民歌化来，却写出了征人对征役无度的无奈与反抗。全诗在表现征人久役的同时，直接引入闺阁女子的回应言论，以对话形式，突破单向的时空界限，把边关与闺阁的两种相思牵挂交织在一起，既有丈夫的体贴，又有妻子的忠贞，这种抒写扩大了边塞诗的抒情空间与情感容量，尽管诗作仅此一篇，但仍不失为边塞诗发展中的新开拓。故张玉谷说：“此种乐府，古色奇趣，即在汉古辞中，亦推上乘。自魏而降，尠嗣音矣。”⁽³⁴⁾而傅如一先生则认为此诗即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古辞⁽³⁵⁾，与张玉谷“比汉蔡中郎作为切题”说不谋而合，汉乐府多题意吻合，而建安诗题意不切现象较重，故傅说甚是。然学界至今仍将此诗归属陈琳，故本文亦作建安诗来论列。

此外，“七子之冠冕”的王粲《从军行五首》也具有代表性。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魏志》：“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鲁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郑。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³⁶⁾可见，此诗为从军文士的进献诗作，意在借从军之乐歌颂将帅的雄才伟略与功勋业绩，其歌功颂德的内容，乐观不悲的情调，开启了边塞诗歌“从军乐”主题的先声，后代幕府文士邀宠颂战的边塞诗多受此启发与影响。（详论见苦寒主题）

建安边塞诗最大的创新是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诗体式样。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以既有的汉乐府诗题写时事感怀，一方面沿用了边塞题材尚显薄弱的汉乐府形式，另一方面把易林诗的征戍题材纳入乐府表现形式之中，使乐府诗和易林诗的两种边塞传统汇合在一起，不仅强化了乐府边塞诗的诗体特征，而且诗作性质也由汉代的歌谣俗曲变成了主流的四言、五言诗。这种转变是从曹操开始的，清沈德潜说：“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³⁷⁾曹操作为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对诗书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³⁸⁾，他“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³⁹⁾，为既有的乐府曲调填词作歌，于是在他的笔下，乐府与时事融合在一起，而其戎马征战的生涯自然又使边塞题材与乐府创作融为一体。这种创作尝试，强化了乐府边塞诗的诗体特征，加上曹丕、曹植及“七子”相继创作，使乐府边塞诗最终走向定型，成为后世模拟和唐诗标榜的典范，对中古边塞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建安边塞诗以乐府形式写征战实感，使边塞诗最终走向了定型。无论是感慨人生，还是表现征战感怀，无论写得慷慨悲壮还是凄婉忧伤，都是诗人真实情怀的展露，既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又富有时代精神，拉开了中古边塞诗创作的精彩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