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晋诗人的自发创作与宋齐诗人的自觉创作

两晋至宋齐是边塞诗定型后的发展期，边塞诗创作由不自觉走向自觉。边塞诗创作队伍不断壮大，粗略统计，有作者近15人，出现了自觉创作的边塞诗人鲍照。诗作总量约有32首，包括两晋14首，刘宋15首，萧齐3首。其中较优秀的诗篇有十多首。如张华《壮士篇》，陆机《从军行》、《苦寒行》、《饮马长城窟行》，张华《劳还师歌》、《陇头歌》，颜延之《从军行》，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代东武吟》、《代陈思王白马篇》、谢朓《从戎曲》、吴迈远《胡笳曲》等等。两晋宋齐边塞诗虽然数量还欠丰厚，但其继承汉魏边塞诗以乐府形式表现边塞题材的传统，以汉魏乐府为榜样，从建安的“拟调”转变为晋宋的“拟篇”⁽⁴⁰⁾，创作观念渐趋自觉，诗中边塞特征不断强化，出现了首位自觉的边塞诗人鲍照，标志着边塞诗由汉魏的基本定型步入了成熟期。

一、拟篇创作与晋宋边塞诗的抒情泛化

如果说建安边塞诗基于安边生活的真实感怀，充满着时代精神的话，那么到了晋宋时期，边塞诗创作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此时边塞诗人大多缺少从军边塞的生活体验，畏惧战争，疏离军中生活，边塞诗创作模拟前代，泛泛咏叹，缺少深挚的生活体验，感发力量下降，出现抒情泛化的倾向，进入了边塞诗发展的积累期。内容上晋宋边塞诗继承汉魏创作传统，集中描写边地苦寒、征战艰辛，或借游侠义士边塞征战来抒发报国壮志与功业理想，或倾诉女子闺思怨愤之情，创新不多。艺术上，由建安边塞诗以乐府旧题写实事的“拟调”形式转而走向对汉魏乐府从诗题到篇章结构的全面模拟，进入了“拟篇”阶段，模拟风起，抒情泛化。

所谓抒情泛化指边塞诗创作缺乏感人至深的生活体验与艺术素材，为写作而写作，没有情感深度和感发力量，停留于对边塞题材的泛泛吟咏层面，流于表面化，缺少诗人的艺术个性。造成晋宋边塞诗抒情泛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创作观念尚处在不自觉向自觉的过渡时期，边塞诗创作定型不久，其艺术积累还很薄弱等等，但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晋宋之际除陆机等人外大多数诗人文士缺少边塞生活经历，没有从军征戍的切身体验，只是凭借边疆地理知识靠想象来描绘边地自然人文景观，表现从军征戍生活，抒发理想抱负。如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张华《壮士篇》等；或出于对边塞题材的喜爱而为诗造情，如谢灵运《燕歌行》、谢朓《从戎曲》、鲍照《建除诗》等等，其思想情感皆非诗人真实生活感怀的写照，而是诗人对边塞诗抒情优势与表现余地有了一定认识后“因其所长取之耳”⁽⁴¹⁾，是模仿前人的结果。诗中凭借想象写景抒情，缺乏深挚的边塞感怀，艺术个性不强。二是两晋时期，玄学盛行，人们从沸腾的生活走入了思辨的天地，醉心于哲理大道的探讨，沉浸在有无本末等形上哲学的争论中，缺少慷慨济时轰轰烈烈的从军生活感受与创作契机，所以尽管此时的边塞防卫形势十分严峻，但多数诗人远离征戍生活，对边塞防卫缺乏热情，甚至出现畏战心理，如陆机身为将门之后，担任军职并最终死在后将军、河北大都督任上，但他视军旅为凶途，“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⁴²⁾，有明显的逃避畏战心理。他们写作边塞诗仅仅是出于对乐府诗歌的喜爱，而非对边塞防卫现实的真实反映。

边塞诗抒情泛化的现象在两晋时期已显露出来，如陆机的《从军行》：

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南陟五岭颠，北戍长城阿。深谷邈无底，崇山郁嵯峨。奋臂攀乔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惨，凉风严且苛。夏条集鲜澡，寒冰结冲波。胡马如云屯，越旗亦星罗。飞锋无绝影，鸣镝自相和。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苦哉远征人，抚心悲如何。

诗之开头以慨叹的口气倾诉“飘飘穷四遐”的远征之苦。之后以辞赋的铺陈手法写远征人如何“穷四遐”和怎样的“苦”痛。诗人采用南北、山谷、攀涉、胡越、寒暑、朝夕等范围两相对照，与首句的“穷四遐”相呼应，从时空两方面来展示远征艰苦。空间上：从南到北，从山顶到深谷，从攀乔木之林到涉流沙之河，苦不堪言；时间上：从早到晚，从冬到夏，不得歇息。最后回到悲苦主题。全诗层层铺陈，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渲染，把从军的悲苦之情表现得备足无余。但是，正是这种求完满、求全面才使作品失去了真实性和独特性，而成了泛泛吟咏之作，失去了具体真挚的感人力量。同样写从军征戍之苦，曹操的《却东西门行》等篇把征戍放在具体的边地环境中来表现，虽然不像陆诗那样求全求备，但却把征人感怀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了。

又如陆机与曹操都写有《苦寒行》，也都表现征戍从军的苦寒。但两人的写法差异明显：陆诗先写征人北游幽朔之地，俯仰是险，触处皆寒。“凝冰结重涧”至“玄猿临岸叹”八句铺写冰天雪地、虎啸猿啼、苦寒凄冷的北边环境。最后八句写在这种环境中从戎征战之士的艰苦生活和痛苦心情。全诗抒情呈泛化趋势。而曹诗开头：“北上太行山”比陆诗的“北游幽朔城”要具体、真实，因为是具体真实的行军之地，也就为下文具体写景奠定了基础，所以从“羊肠坂诘屈”至“雪落何霏霏”八句写景也独具“巍巍”太行特色，曹诗写边景，不刻意用风、雪、冰等表示高寒的自然意象去铺陈，而重视望中所见的具体可感的场景的描绘，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身在此境自然有“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的慨叹。故吴淇说：“凡诗人写寒，自有一应写寒事物……此诗未写风雪，先写太行之险，所谓骇不存之地，进退两难，则寒无可避，方是苦也。然于太行山上，拈出‘北上’二字者，魏武欲以周公自拟，为下文东归暗伏线索耳……此诗极写苦寒，原是收拾军士之心，却把自己平生心事写出……呜呼！当此徘徊中道，欲求一夕之栖宿而莫能，况乃如《东山》之诗云云哉？此所以喟然而悲。”⁽⁴³⁾而陆诗的八句写景虽然也把边地凄凉苦寒的氛围渲染出来了，但相比而言，显得空疏模糊，是概括的印象式的边景，而非具体的一时一地之景，缺乏身临其境之感，所以表现人物的苦寒之感也是隔靴搔痒，难有鲜活感。进一步比较，两诗结尾都写风餐露宿、人困马乏的情状，曹诗动态感强，具体形象，自然引发《东山》之叹；而陆诗写得概括，感染力不强。可以说曹诗是切身生活感怀的流露，而陆诗为想象虚构的创造，曹诗真情感人，陆诗矫情娱人。真情感人是靠真情打动人，使读者与诗人同悲同叹。矫情娱人则是使人站在旁观角度获得欣赏苦寒体验的满足。这种变具体描写为概括叙述，化真切抒情为全方位求全求备的铺陈正是两晋边塞诗抒情泛化的典型体现。

这种泛化的抒情有时还带上魏晋的玄风色彩，具有玄言诗味道。如张华的《壮士篇》：

天地相震荡，回薄不知穷。人物禀常格，有始必有终。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云穹。慷慨成素霓，啸咤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

此诗歌咏叱咤风云的壮士形象，赞美其超群的武艺，其主题思想与曹植的《白马篇》近似，都是借游侠壮士写理想。但曹诗中游侠义士丝毫不为功名，完全是捐躯报国的赤诚愿望，是诗人情志的表现，故朱乾说：“《白马篇》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子建《自试表》云：‘昔从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馘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⁴⁴⁾而张华诗中的壮士虽然也慷慨高大，叱咤风云，但他驰骋大漠的目的是为“四海称英雄”，为个人的功名。所以虽曰近似而其中赴边目的实有公与私的品位之别。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两诗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不同：曹诗开头便描绘一个英俊潇洒、矫健英武的少年侠士形象，以形象吸引读者，诱使人们关注少年义侠的所作所为，最后借侠士的表现流露诗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雄心壮志。而张诗开头抛却形象刻画，先讲一番人生大道理：天地自然，运动不息，永无穷尽，人生于世，像万事万物一样具有自身的固有品格与特性，“有始必有终”。天地永恒，而人生短暂，百年时日，俯仰即逝，所以要“功名宜速崇”，建功立业，垂名不朽。讲完道理才刻画形象。这种诗言论道的方式明显带有玄言诗特点，是明理谈玄的玄学思潮在边塞诗中留下的印迹，是边塞诗抒情泛化的又一体现。

抒情泛化表现之三是诗人喜爱写征战的全过程。在虚拟想象的边塞背景中展现出征、行军、作战、凯旋的整个过程，借以抒发功业理想，或赞美尚武精神，并逐渐成为晋宋边塞诗创作的固定程式。如张华《壮士篇》、《劳还师歌》，陆机的《饮马长城窟》，宋何承天《战城南篇》，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建除诗》，齐孔稚圭《白马篇》等都如此。如张华的《劳还师歌》：“猃狁背天德，构乱扰邦畿。戎车震朔野，群帅赞皇威。将士齐心旅，感义忘其私。积势如鞹弩，赴节如发机。嚣声动山谷，金光曜素晖。挥戟陵劲敌，武步蹈横夷。鲸鲵皆授首，北土永清夷。昔往冒隆暑，今来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咏采薇。收荣于舍爵，燕喜在凯归。”描写外敌入侵，将士出征，奋勇杀敌，凯旋还师的整个过程。这种全过程模式尽管诗人尽力夸饰、渲染、铺陈，但由于缺乏真挚的生活感怀，读之并不感人。由此看来，诗歌创作，如果缺乏诗人真挚的生活感怀与理想的光辉，缺乏激情与感发的内驱力，不论以何种艺术形式与方法，如何动用艺术技巧与手段来表现，都难出上乘之作。

抒情泛化表现之四是边塞创作进入了自觉模拟阶段。中国文学史上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艺术形式因袭模仿的传统积习很重，以“代”、“拟”、“效”、“仿”、“学”等多种形式相模拟，同一类题材，代代相传，相互效法，流布于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类体裁。同一种艺术形式也代代相沿，陈陈相因，仿写不断，构成中国文学创作中一股强大的惰性力量。边塞诗创作上艺术经验的积累与这种惰性习惯相同步，从边塞诗史看，自汉魏边塞诗定型以后，曹魏以“拟调”方式学汉，晋宋又以“拟篇”方式学汉魏，相沿模仿，这一方面是乐府诗演进的体现，同时也是诗歌创作惰性的反映，尤其至刘宋的鲍照，更以“代”字入诗题，直接标明是模拟之作。鲍照现存七首边塞诗，除去《建除诗》，另外六首皆为代拟之作，如《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代陈思王白马篇》、《代边居行》、《拟行路难十八首·君不见少壮从军去》、《拟古诗八首·幽并重骑射》，都标明“拟”、“代”字样。这种以“拟”、“代”入诗题的模拟创作，一方面是抒情泛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文人边塞诗创作已进入自觉的时代。

与抒情泛化相连，两晋宋齐边塞诗的艺术表现经历了由建安诗歌的写实抒情向晋宋的虚拟创作的演化。曹魏诗人大都有从军征战的生活体验，加上乐府“感于哀乐”关注现实精神的影响，边塞诗创作是诗人生活感怀的真实写照。从两晋开始，诗人与从军征战生活的疏离与乐府模仿风气的盛行，边塞诗创作进入了虚拟想象的阶段。诗人以汉魏乐府为范本，凭借想象和一般诗歌的表现方法，诸如对仗、夸张、铺陈、渲染等来写作，言从军苦寒，则从南到北、从山到谷、从冰川到沙漠、从冬到夏、从早到晚多层面全方位铺陈，夸饰从军的悲苦情绪；抒理想抱负，则借鉴民歌手法，上下左右，驰射弓刀各个方面展现义侠人物的高强武艺与非凡能力，落脚于“捐躯赴国难”的决心与意志，以寓己志。而这些内容，又总是放在假想的印象式的边塞背景中加以表现。其边塞背景一般是由具有荒寒萧条特色的边地意象，如冰川、大漠、边风、朔漠、胡笳、塞云、胡霜等，加上边塞地名意象，如云中、雁门、楼烦、敦煌等等而构成，间或以羽檄、军书、旌甲、旌旗等干戈意象作点缀，渲染气氛，从而使边塞诗创作形成一种固定的程式。这种固定模式降低了边塞诗强烈的感发力量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最终导致晋宋边塞诗出现了抒情泛化的倾向。因此晋宋边塞诗大多缺少边塞个性和艺术个性。

尽管如此，两晋宋齐边塞诗比前代还是有新的发展。艺术形式上，《诗经》征戍诗以四言为主，汉代易林诗继承《诗经》四言体，而乐府边塞诗，则打破四言体制，出现了五、七、杂言的多种形式。然而，汉代乐府边塞诗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歌谣形式出现的，有的三句如《武溪深》、《平城歌》，有的四句如《匈奴歌》，严格地说还不是成熟的诗作。曹魏边塞诗实现了边塞题材与乐府形式普遍融合，出现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并存的局面，改变了汉代歌谣杂辞的状况。而到晋宋时代，文人边塞乐府以五言为主，篇制上，或短或长，皆为完整诗篇，多数诗作都在20—30句之间，孔稚圭的《白马篇》多达28句，为宏观巨制之作，相比汉魏，两晋宋齐边塞诗篇幅体制更趋成熟完备。可见，艺术表现的全方位尝试与探索，艺术形式的完整多样标志着边塞诗到宋齐时代已走向成熟。

二、创作观念逐渐走向自觉

创作观念上，从不自觉走向了自觉是魏晋宋齐边塞诗创作最显著的发展与进步。其标志如下：

标志之一是乐府边塞诗创作从题意分离走向题意吻合。从边塞诗史看，汉代易林和乐府两类边塞诗多以民歌俗曲形式出现，文人创作不占主导地位。到了魏晋宋齐时代，边塞诗中民歌形式消失，文人边塞乐府创作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这一时期里，前后阶段诗人的创作观念有着很大差异。建安边塞诗虽有汉乐府的现实精神，造就了“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慨多气”的建安风力，曹氏父子、王粲等人笔下边塞诗创作最终走向定型。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边塞诗创作尚处于不自觉的自发创作阶段，从诗题运用看，他们用乐府旧题写边塞题材，明显存在着题意分离的现象。如《度关山》本是边塞乐府题目，但曹操却以此题写人君当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赋的勤政内容，造成了题意分离的现象。《饮马长城窟行》本是写长城征役的诗题，但曹操却以之表现隐士生活。《陌上桑》本是用来咏叹采桑女爱情故事的乐府诗题⁽⁴⁵⁾，但在曹丕笔下却用来写背井离乡、披荆斩棘、风餐露宿的从军征戍内容，也属题意分离的现象。这种情况一直到陆机笔下还偶有，其《陇西行》就表现非边塞题材。

题意分离的现象说明建安诗人是在借乐府旧题写现实感怀，他们自觉地“拟调”乐府，有意识、自觉地强化乐府诗的抒情言志的功能，却无意识地自发地写到了边塞题材。换言之，建安诗人采用乐府旧题形式写作，重在借“调”写“意”，对题意吻合还是题意分离并不自觉，正像当代流行歌曲的演唱一样，只要好听，合于欣赏者口味，无论是爱情的还是革命的内容都可以用通俗的乐调与唱法去表现，而不必过多顾及“题意”问题。所以题意分离的情况说明建安诗人是有意识地写乐府诗，而不自觉地触及了边塞题材，他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作具有阳刚特征充满边地特色的边塞诗，因此建安边塞诗创作尚处于自发的不自觉状态。

经过两晋诗人的模拟创作，题意分离的状况到宋齐时代已经消失，这表明：宋齐时代文人边塞乐府创作已基本进入自觉阶段，《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度关山》引《乐府解题》曰：“魏乐奏武帝辞，言人君当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赋也。若梁戴暠云：‘昔听陇头吟，平居已流涕。’但叙征人行役之思焉。”⁽⁴⁶⁾可见，原来在曹操笔下题意分离的《度关山》到梁人笔下又被校正过来，重新恢复了题意吻合的面貌。从题意分离到题离基本吻合的变化是边塞诗创作观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⁴⁷⁾。

标志之二是由对边塞特征的忽略走向对边塞特征的认识与强化描写。魏晋边塞诗创作虽然有曹操《苦寒行》、《步出夏门行》，陆机《苦寒行》等作品描绘了荒凉萧条寒冷的边景，并以此为抒情背景表现征战感怀，但此时，多数诗人尚没有自觉地突出边地写景以强化边塞特色的创作目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曹植《白马篇》，陆机《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张华《壮士篇》、《劳还师歌》等大都如此。而到了宋齐时期，文人的边塞诗创作逐渐开始重视描写边地自然风光，创造抒情背景，突出边塞诗的地域性特征，如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代陈思王白马篇》：“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含悲望两都，楚歌登四墉。”《代边居行》：“陋蓬绝人径，茅屋摧山冈。不靓车马迹，但见麋鹿场。长松何落落，丘陇无复行。边地无高木，萧萧多白杨。”《拟行路难十八首·君不见少壮从军去》：“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朔风萧条白云飞，胡笳哀急边气寒。”吴迈远《胡笳曲》：“边风落寒草，鸣笳坠飞禽。越情结楚思，汉耳听胡音。”孔稚圭《白马篇》：“早出飞狐塞，晚泊楼烦城。虏骑四山合，胡尘千里惊。嘶笳振地响，吹角沸天声……陇树枯无色，沙草不常青。”谢朓《从戎曲》：“日起霜戈照，风回连骑翻。红尘朝夜合，黄沙万里昏。寥戾清笳转，萧条边马烦。”等等，这类集中描绘边景的诗句在魏晋诗人的笔下是极为少有的。虽然这些写景诗句对边地特有自然景观、人文风物的刻画停还留在虚拟想象的层面，缺少自然景观具体独特的个性，而且比之梁陈边塞乐府细腻入微的描绘还显得单调、粗糙，甚至千景一色，大同小异，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在边塞诗中自觉地强化边地自然人文景观的描绘，突出其边塞特征，无疑是宋齐诗人对边塞诗特征自觉强化的结果，是边塞诗创作走向自觉的反映。

此外，齐梁之际关于边塞诗的评论文字以及首位自觉的边塞诗人的出现也是边塞诗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钟嵘《诗品序》、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对边塞诗的产生都有精辟的论述。这些评论文字的出现表明边塞诗创作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从侧面说明宋齐时期边塞诗创作已走向自觉。

三、首位自觉的边塞诗人鲍照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今山东郯城一带）人。出身于下层士族之家，“少有文思”，识见超群，曾投诗临川王刘义庆，得其赏识，任为临川国侍郎，于江州赴任途中写下《登大雷岸与妹书》骈文名作。刘义庆死后，鲍照离开江州，因向宋文帝上《河清颂》受赏识，任为始兴王刘睿幕下侍郎，四年后为永安令、海虞令，转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嘉令。后为荆州刺史参军，大明八年（464）孝武帝去世，荆州兵乱，鲍照为乱兵宋景所杀。南齐永明时，虞炎搜集鲍照遗文，编成《鲍照集》。

鲍照的文学造诣很高，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为“元嘉三大家”。除去骈文的成就外，诗歌方面有三大贡献，一是乐府诗、二是边塞诗、三是七言诗。其乐府诗最具特色，代表作《拟行路难》十八首，抒写仕途不得志的悲怨激愤，倾诉游子思妇的苦悲，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内容丰富，诗艺娴熟。一方面恢复了汉魏以来乐府诗感于哀乐抒情言志的功能；另一方面采用七言形式，使七言诗的发展在曹丕、许绚、孙绰之后，蔚为大观，成为诗歌中引人瞩目的重要诗体。此外，其拟古、咏史、写景、咏物诗等也各有成就。

边塞诗是鲍照多方面创作成就之一。作品有七篇，这些诗既有一定现实基础，又有个人情感寄托。刘宋时代与北魏政权南北对峙，宋文帝曾有北伐中原的愿望，但因刘宋国力不如北魏强大，加上宋文帝对所委任的将帅不放心，所以元嘉二十七年（450）北伐，“遥制兵略”，指挥失当，招致惨败。鲍照虽然没有亲临边地，也未曾有戎马生活经历，但他凭诗人的敏感写作边塞诗，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时人渴望收复中原、立功报国的志愿⁽⁴⁸⁾。如代表作《代出自蓟北门行》：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徵师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动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此诗描写援边征战的过程。诗人从战前的紧张局势写到出征的氛围，“雁行”、“鱼贯”句以军容整齐暗示军纪严明，战无不胜。所以后半部分诗人突破了魏晋以来边塞诗描写战争全过程的固定模式，省略了具体的攻伐厮杀以及凯旋的描写，重在渲染环境氛围，以战士能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来突出征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战胜一切的强大力量，最后点明杀敌报国的思想情怀。此代表作的意义在于：中段六句集中写景表明诗人是在有意识地强化诗作的边地特色，标志着诗人创作观念已走向自觉；而全过程模式的部分突破预示着两晋以来边塞诗抒情泛化倾向即将结束，到梁代萧纲笔下，全过程泛化抒情模式逐渐消隐，受宫体诗和新兴的永明体的影响，而逐渐走向精致化。

此外，鲍照的《拟古·幽并重骑射》也是描写边地征战，表达捐躯报国的志愿。《代陈思王白马篇》借游侠少年从军边塞之事寄寓壮志难酬的悲慨之情。诗中的少年侠士驰骋云中，目的“要冀胡马功”，但在长期的“埋身守汉境，沉命对胡封”的艰苦生活中壮志未酬，于是产生了“丈夫设计误，怀恨逐边戎”的悲恨悔悟之情。《代边居行》、《代东武吟》、《拟行路难·君不见少壮从军去》写奉献出青春与生命的征人的悲恨与哀伤，谴责朝廷的刻薄少恩，流露出不满与怨愤之情。

鲍照的边塞诗大都标明“拟”、“代”字样，表明诗人的写作是边塞诗创作传统的延续，也是模拟创作，是凭想象构造出来的，但是，与晋宋其他诗人不同的是，诗中更多的是借边塞之事寄托个人的理想与心声，具有曲折达意的咏怀诗特点，借征战将士失望痛苦的矛盾心情表达自身处于政治边缘的愤懑不满，因而虽然是模拟之作，却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不仅如此，鲍照的边塞诗还重视突出边塞特征，往往把人物刻画、背景描绘与气氛渲染交织在一起，比晋宋其他诗人的创作更富边塞特色。诗中形象鲜明，富有力度，无论慷慨激昂，还是悲慨凄凉，都能笔力刚劲、气势雄浑，具有“汉魏风骨”之精神。他的诗虽然还存有概括性强而个别性、独特性弱的不足，但在边塞诗史上，鲍照无疑是第一位自觉的边塞诗人，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总之，两晋宋齐时期，边塞诗在一代代诗人的模拟写作中，创作观念由不自觉逐渐走向了自觉，由对边塞特征的忽略转向对边塞特征的认识，边塞写景得到强化，诗体形式逐渐完善，所以，至宋齐时代边塞诗最终走向成熟。其立功报国的题材、苦寒主题、模拟的表现方法，以及乐府的艺术形式等等对梁陈边塞诗都有直接的启发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