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陷阱：我们为何在工作中消耗自己 Happiness Traps: How We Sabotage Ourselves at Work

安妮·麦基（Annie McKee） |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钮键军 | 编辑

莎伦开始迁怒他人。她觉得高管团队的工作脱离实际，向朋友和同事抱怨管理层的错误决定、公司的战略和她认为是高管层缺乏远见的事情。仿佛团队里每个人都在偷懒。

为莎伦提供培训几个月后，我渐渐开始喜欢她。可是，连我都觉得她的抱怨太烦人了，可想而知她同事感想如何。等到我们终于讨论完别人让她状态不佳的话题，她说：“我知道自己努力一下可能会改善局面，但我太忙了。我开不开心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要实现目标。”在她更愿意自省的时候，她承认自己的压力和不满既影响了同事和家庭关系，也影响了自己的健康。她发现，自己甚至在某些细微的道德原则方面做出妥协。她没有察觉，自己工作效率下降与痛苦有关。

像莎伦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多年来，我们听过不少员工敬业度低迷的案例。大量研究表明，美国2/3的员工陷入烦躁、游离和厌倦情绪，快要影响到工作方案项目和其他同事。对此我感到疑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接受了不满意的工作、巨大的压力、迫在眉睫的倦怠和长期存在的痛苦？为什么不反抗？

导致这种时代病有多种因素。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发现，2017年初，美国人压力水平高于以往，原因是世界政治局面、快速改变和不确定性。不过，有时引起不满的并非外部因素，而是我们自己。我为全球政府部门、NGO和大型企业领导者提供咨询30年，发现许多人落入了“快乐陷阱”，受困于有害的心态和工作方式，感到痛苦，最终影响事业发展。最普遍的快乐陷阱有三种：雄心壮志、应该做的事，以及工作过于勤奋。这三个因素看似有益，但走向极端时会产生负面影响。

雄心壮志陷阱

实现目标、发展事业的雄心，促使我们全力以赴。可是，如果身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一心追求胜利，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会变得无视自己行为造成的影响，让人际关系和合作受到损害。我们开始盲目追求实现目标，工作逐渐失去意义。

莎伦的情况正是如此。从小到大，她的父母、老师和教练都鼓励她努力。她凭借努力得到了很多东西：优秀的成绩、运动队里的关注、学术上的奖励。工作之后，她及时高效地完成任务，这份热忱令上司印象深刻。

然而，同辈对此并不欣赏，他们意识到莎伦总想争第一，就开始疏远她。她要争第一，其他人就必须屈居第二。她不重视团队目标，除非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大家说她是个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

雄心壮志当然没有错。有时这一点可以促使人们磨炼社交技能，毕竟有效合作是在复杂的组织里获得长期成功的前提。但莎伦放任自己的野心，一心只关注个人目标，失去了同事的信任和帮助。

莎伦的问题，在她管理一个备受关注的项目时暴露出来。她负责自己部门和一个强势的内部客户之间的沟通。公司战略变化，项目目标变化，客户标准提高，资金却没有增加。莎伦始终认为客户的要求不合理，于是以自己惯常的方式回应——让局面变成胜负的竞争。她开始偷工减料，提出自己部门应该得到过高的报酬，为了达到目标甚至不惜撒谎。

莎伦的上司庇护了她几年，最终不得不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她已经成了负担。他把莎伦开除出项目，让她边缘化了。莎伦的事业陷入停滞。被迫离开快速发展通道对莎伦来说是个警醒，她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很孤独，工作非常不快乐。她的雄心壮志变成了陷阱，不再是资产。她的残酷不是出于性格，而是习得的行为：早期的成功巩固了一种“胜者通杀”的态度，最终导致她在职业和个人两方面都脱了轨。

“应该做的事”陷阱

去做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容易掉进这个陷阱。有一些塑造我们事业的不成文的规定确实是好的，比如完成学业后回报家庭，在工作中守时、保持礼貌。但工作场合有太多“应该做的事”，迫使我们否定自我，做出阻碍自己潜力发挥、扼杀梦想的选择。

要想在工作上取得成功，大部分公司的人都必须遵守“应该做的事”：着装、言谈、交际乃至业余生活。我曾供职的几家公司对女性员工的化妆和发型有要求（通常要求短发），求职者的鞋子有些磨损，就会失去工作机会。还有一些公司，男性必须同女性结婚后才能获得晋升。《财富》500强公司中只有4%的高层领导是女性，非白种人不到1%。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揭示了一部分人“应该”领导、一部分人“应该”服从的事实。

这类“潜规则”毫无依据（性别、种族和婚姻状况与领导能力无关），会对个人产生不良影响，让我们觉得必须隐藏自我，伪装成别的样子。吉野贤治和克里斯蒂·史密斯（Christie Smith）在德勤赞助的一项涵盖3000多名员工的研究中发现，61%的参与者感到自己在工作时必须有所“伪装”，主动隐藏或淡化自己身份、性格和生活的某些方面，如性别、种族、性取向和宗教等。

在一些公司，女性绝口不提自己的孩子，以此避免“妈妈惩罚”（motherhood penalty）。非裔美国人往往避免互相打交道，以免被划为一个边缘群体。甚至有45%的白人男性表示，他们都要隐藏抑郁、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等会让自己边缘化的因素。许多人隐藏起家庭问题、疲惫厌倦等一切让自己显得脆弱的因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当时刻坚强。

应该做的事不止影响我们在工作时的表现，还往往能决定我们追求哪一类工作和事业。以我指导的另一位客户马库斯为例，他读大学的最后两年参与了几次创业，喜欢那段经历，希望继续在创业方面发展。然而临近毕业，他开始动摇，后来接受了某著名咨询公司的职位。工作6个月后，他意识到自己讨厌这份工作，但父母仍以他的好工作和高薪水为荣，朋友纷纷求他内推介绍，他觉得无法辞职。

42岁时，马库斯当上了公司合伙人。他遵守一切规则，表面上是个成功人士。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他的事业像一场游戏。他看到公司使命与实际所为脱节，知道自己应当采取的对待员工，特别是初级职员的方式没有人性，但他还是继续这样做。

马库斯不喜欢咨询业，工作中许多时候都在隐藏自己：他是同性恋，伴侣是个木匠。在工作时，他从未吐露过关于自己生活的细节，因为他所在公司的成功人士显然都是直人，而且据他所知，他们的伴侣都不是做手工活儿的。这样隐藏自己的生活令人不快乐，而且引起倦怠，使人对工作和同事不满，最终影响职业表现。

避免“应该做的事”陷阱，当然不是说要完全忽视规定。彻底没有规矩，加上文化偏差，包容性再强的组织也会出问题。我们必须认清怎样的规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压抑自我、努力从众，使我们无法在工作中发挥最初的创造力，也无法快乐地工作，而快乐是获得长期事业成就的关键。在马库斯的例子里，“应该做的事”导引他的职业选择，导致他入错了行，隐藏自我。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的规则消磨了他的精神，最终拖累事业。

过度工作陷阱

一些人应对21世纪“始终在线”工作压力的方法是，醒着的时间全部用来工作，或者想着工作。我们没有时间留给朋友、锻炼、健康食物和睡眠，没时间陪伴孩子，甚至不听他们说话。我们生病也不在家休息。我们没有时间去了解同事，无法在做决定前替别人考虑。

过度工作让我们陷入恶性循环：更多的工作带来更多压力，压力影响思维能力和情绪智力，创造力和人际能力降低，影响我们完成工作的能力。最近《哈佛商业评论》一篇文章的标题总结得很好：《研究结果表明：长时间加班对员工和公司有害》（The Research Is Clear: Long Hours Backfire for People and for Companies）。

许多职场依然提倡过度工作，让这种做法显得很有诱惑力。波士顿大学的埃琳·里德（Erin Reid）发现，其实有些人（尤其是男性）谎报了工作时长。他们自称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大概是觉得超长时间工作可以让上司高兴。此外，沉迷工作可以消除不安全感，看到其他人过度工作时不那么愧疚，还可以让我们逃避个人问题。许多过度工作的人认为，工作可以缓解压力。做完项目、写完报告、看完邮件，他们的失控感就会减少。然而工作是做不完的。

马库斯就是这种情况。他晚上回家的时间经常比自己答应的更晚，回来之后在厨房跟伴侣和孩子聊天，每过两分钟就看一眼手机。他以为家人不在意，但家人当然会难过。多年以来，伴侣尝试跟他讨论沉迷工作的问题。一开始马库斯会生气：“我必须这样！你要我怎样，辞职？”之后他感到后悔，保证会改，没过几天又故态复发。

马库斯睡眠时间开始减少，部分原因是半夜和清早的电话，还有部分是因为压力。他食欲不振，饮酒过量，工作时暴躁易怒。他开始犯错误，错过期限，忘记回复重要邮件。他无法满足自己和他人的期待，让自己极为烦恼，于是更加努力。

像莎伦一样，马库斯终于听到了警钟。一天夜里，他和伴侣又一次陷入无休无止的关于手机、邮件和深夜电话的争吵，伴侣下了最后通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会再这样跟你继续下去。”马库斯大受打击。正好在前一周，上司指出他的一个项目里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她说，每个人都担心他，他一直连轴转，显然已经太累了。她说的话跟他的伴侣说的一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过度工作使他显得勤奋，而且随着事业发展，改变的节奏加快，过度工作似乎显得更重要了。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更加扁平、精简的公司和高度竞争的市场，迫使我们用更少的资源办更多的事。随着技术发展，现在我们可以多做几个人的工作。对于跨时区工作的人来说，清早和深夜的电话会议是家常便饭。我们随身携带的手机是个苛刻的老板，工作就在我们口袋里，或者在床头柜上。

无论你是像马库斯一样掉进了“应该做的事”和过度工作的陷阱，还是像莎伦一样受困于雄心壮志，你要考虑的是该如何摆脱。有一些管理技巧和思维，在工作上可以帮助你提高效率，也可以帮助你摆脱陷阱，重新找到快乐。

放飞自我

首先要接受这个概念：快乐工作是你应得的。摒弃“工作原本就不是满足感的主要来源”这种错误观念。几个世纪以来，工作仅仅是谋生手段。许多人依然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薪水很低，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件苦差事。但研究表明，报酬微薄的粗重工作也可以提供满足感。令人吃惊的是，成功的高管，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型工作者和创意工作者，有时却无法在工作中找到真正的意义，将工作视为折磨。

工作可以提供幸福感，我将之定义为日常活动产生的深层持久的乐趣，源自有意义的目标、有希望的未来和真挚友谊产生的热忱。为了理解这三种幸福要素，我们首先要研究一下阻碍我们实现这三大要素的个人因素和习惯。我们为何终日工作？我们对成功的野心和渴望，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为什么我们受困于感觉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运用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摆脱快乐陷阱

过去几十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都赞同情绪智力有12种能力（见边栏），帮助人避免和摆脱快乐陷阱。其中情绪自我意识、情绪自我控制和组织意识这三项对于摒弃过时的思维模式尤其有用。

情绪自我意识是注意并理解自己感受、发现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如何受其影响的能力。比如你可能会意识到，拒绝某件“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晚上8点和周末回复邮件，你会觉得不舒服，这表示你害怕被排除在外。再深入一些，你会发现这种恐惧感对目前的工作没有什么影响，只是一种陈旧的思维习惯，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意识到就是一个好的开端，随后你要采取行动。这里要用到情绪自我控制：这种能力让你应对那种意识到自己对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候产生的不适感。比如说，如果你知道自己夜里查收电子邮件是出于不安，就不会为此产生优越感。但如果你无视这种感觉，就无法摆脱困境。自我控制也让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舒适区以外的行动。

最后一项是组织意识，即对自己工作环境的了解，这种能力帮助你识别自己内心的需求和公司或身边其他人的需求。举例来说，你会意识到是同事整天都在收发电子邮件，你的过度工作倾向来自这种压力，而不是出于不安，这时候你就可以做出选择：勇敢地决定不遵守“潜规则”，停止过度工作，或者继续以这种与自己价值观相违背（且对健康和家庭生活有害）的方式工作。你甚至会发现，摆脱过度工作会改变你所在团队的氛围和规则，在大的组织中开创一种良性的小文化。

目标、希望与友谊

运用情绪智力，扫除快乐障碍，是在工作中获取满足感的第一步。但幸福不是从天而降的，我们必须主动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寻找意义和目标，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的希望，在工作中建立友谊。

意义和目标。人类在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里寻找意义，无论是坐办公室、爬山还是与家人共进晚餐。基于某种原因的热情可以产生能量、智慧和创造力。一部分原因是大脑中的化学物质。研究表明，我们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可以产生积极情绪，使我们更聪明，创造力和适应力提升。杜克大学心理学教授丹·艾瑞利（Dan Ariely）和其他研究者一同开展了一项研究，出钱让参与者用乐高积木制作模型，制作完成后，在一部分参与者面前拆毁他们制作的模型。在金钱奖励相同的情况下，作品得以保留的参与者制作的模型，比作品被毁掉的参与者多50%。我们在能够产生影响的时候更加投入，即使只是微小的影响也会有作用。

管理学者已经发现，工作方面同样如此：目标是快乐工作的强大驱动力。而我们却常常未能利用这个动力的源泉。像莎伦和马库斯那样，我们容易忽略自己重视的东西，忽略工作中对我们很重要的部分，在组织机能失调、上司糟糕、压力太大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不再投入工作。失去了意义，我们就没有理由全心付出。

每个人在工作中的意义和目标都不同，但根据我与世界各地各行业从业者交流的经验，其中有一些共性：我们希望为某个自己在意的理由而奋斗；我们希望创造和创新；我们希望改正问题，让工作场所变得更好；我们希望学习和成长。研究表明，有意义的工作对于门卫和中层管理者的意义不亚于CEO。

等你发现了工作中真正带来满足感的部分，以及消磨精神的部分，你就要选择如何分配时间、在事业中追求什么。马库斯决定开始认真考虑自己始终梦想拥有的公司。他审查了自己的财务状况，思考如何利用现在公司的人际关系和客户关系。他和伴侣一起考虑开公司会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最终他选择了一种过渡性质的方式：在自己公司兼职担任合伙人两年，其间筹集资金开始新的事业。

希望。如果你经历过困境、危机和失去，你就会知道要心怀希望才能走出去。希望每天早晨让我们起床，让我们在困境中不断尝试。希望让我们把握复杂的局面，应对压力、恐惧和沮丧，理解忙碌的组织和生活。一部分原因是，希望与目标一样，对大脑有积极的影响。研究显示，我们感觉乐观时，神经系统从“战斗或者逃跑”的状态转为冷静地准备采取行动。一项研究表明，当人接受能够激发积极感受和美好未来愿景的培训时，大脑中与副交感神经系统相关的部分被激活，呼吸减慢，血压下降，免疫系统功能增强。在这种时候，我们的思维更理性，能够更好地管理情绪，精力充沛，准备为未来做计划。

莎伦正是这样，首先意识到自己为何一心想获胜，然后去开创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她与丈夫（多年来他一直告诫她要控制自己的野心）交流，明白了自己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不止是下次晋升和在无休止的比赛中获胜，还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雇主经常描述未来愿景，给员工灌输乐观积极的思想，但这种做法很少能让员工长期心怀希望。为了快乐地工作，我们必须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机遇与个人愿景（价值观、渴望和信仰）一致，必须能够想到实现的途径。希望与计划有关。希望鼓励我们在面对暗淡前景时制定行动计划，鼓励我们采取具体的行动，将理想的生活和事业付诸实践。

我在工作中遇到很多人不敢心怀梦想，害怕只会失望。但我认为，不存在虚假的希望。希望不是幻想，而是强有力的积极情感体验，可以带来勇气、细致的计划和实际行动。

友情。与自己喜欢、敬重的人一起工作，而他们也喜欢和敬重你，也许你就会爱上工作。假如你在工作中始终满心警惕，受人轻视或是被孤立，就会非常不快乐。你可能会告诉自己，这种情况可以忍耐，在工作中不需要朋友。这样不对。

事实上，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组织成功的支柱。人们相互关切，就会慷慨地分享时间、才能和资源。盖洛普调查（Gallup）发现，工作中亲密的关系可以让员工满意度提升50%，在工作中有挚友的人敬业程度比其他人高出7倍。相互尊重让我们主动去解决矛盾，人人受益。如果我们坚信自己真实的自我能得到接纳，自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就会更加投入组织共同目标。

温暖积极的关系在工作中很重要，原因是人类的天性。远古时期，人们结成部落，一起劳动，一起玩耍。今天的组织就是我们的部落。我们希望自己所在的团体或公司让我们感到骄傲，激励我们全力以赴。

我们也希望他人关怀和重视自己作为人类的存在，而且需要对他人这样做。关爱他人并感受到他人也关心我们自己，会给我们身心都带来力量。哈佛格兰特研究（Harvard Grant Study）等一些研究发现，爱是幸福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性要素。感受到爱（包括友爱）的人在财务等各方面都更成功。研究指出，在收入高峰的年份，在“温暖的关系”项目得分最高的参与者群体年均收入比其他人高14.1万美元。

但是，说到职场之爱，多数人都会回避这个概念，极力抵制职场爱情（虽然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经常有）。不过，我们在工作中需要的是建立在体贴、关心和友爱基础上的爱。这样的关系充满信赖和慷慨，是快乐的源泉，让工作变得有趣。

太多太多的人以为，如果能够获得成功，就能获得幸福。事实正好相反。心理学研究者、作家肖恩·埃科尔（Shawn Achor）直截了当地说：“幸福比成功先来。”因为工作中的投入、满足和价值感带来的积极情感有很多益处：让大脑更好地发挥作用，提高创造力和适应能力；让我们更加精力充沛，决策更明智，更好地应对复杂局面。原理很简单：快乐的人比不快乐的人表现好。

是时候要求快乐工作的权利了。首先，让我们重新理解对工作、对他人应有的期望。让我们摆脱令人不快乐的陷阱。让我们开始一段寻求幸福和满足的旅程，专心寻找和实践自己在工作中的目标，追求极具吸引力的未来，把同事变成真正的朋友。这几项要素会帮助我们建立重视人文的工作环境，使人们相互尊重，获得可持续的成功。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创意、需求与渴望很重要，幸福也一样重要。

安妮·麦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PennCLO高管博士项目负责人，著有《如何快乐工作》（ How to Be Happy at Work ，暂译，《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7年出版），与其他人合作著作有《打造新领导人》（ Primal Leadership ，台译）《共鸣领导力》（ Resonant Leadership ，暂译）和《成为共鸣领导者》（ Becoming a ResonantLeader ，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