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从一而终
韩济生
北京大学自1988年以来，每十年出版一本回忆录性质的文集，邀请部分高龄校友写一点回顾性文章，留给年轻人作为参考。这是一个好主意。今年我被邀入列，感到很光荣，但也有惶惑之感。其原因是，我既非北大毕业生，也非出生于燕园的子弟，所以“北大味儿”不浓。但如果把北医算作是北大的亲骨肉（20世纪中叶从北大剥离而独立，21世纪初回归），那么我受北医-北大精神熏陶、为北医-北大系统服务已经55年（1962-2017），至少也够资格拿到北大“绿卡”了。这才敢于大胆答应写一点人生感悟。
我的一生缺乏古老名牌大学学生想象中应该具备的尊贵气息或诗情画意，我是在民族遭受苦难期间于颠沛流离中苦苦求学、发誓为民族报仇雪耻的一代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急忙投入国家建设，积极参与创建新生的医学院，苦苦追求学问的一代教师。在颠沛流离中，我渴望抓住每一个瞬间、机遇求得生存机会；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百废待兴时，我力求把个人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深入钻研，“从一而终”做出一点成绩。我想通过三个小故事，来反映这种时代特征。
突发事件，化险为夷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门稍稍打开一条缝，1979年6月，我第一次得到一个出国机会，只身去美国波士顿地区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坐的是国航飞机，每周飞一次，从北京到旧金山，转机去东海岸开会，计划好一周后回到旧金山，乘坐同一班飞机回北京。一周后我按时回到了旧金山机场，但国航柜台的服务人员却说：“你的原定机票确实是这个航班。但是我们有补充规定，需要你到达美国以后再次确认（reconfirm）要乘坐这班飞机，才有位置。你当时没有确认，所以现在没有你的座位。”这真是晴天霹雳！难道逼得我流落他乡一个礼拜，才能回国？幸好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华侨谢伯，可以接待我吃住一周，但是这一周时间看来是白白浪费了。
当我从愤怒、失望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后，换了一个角度思考：既然耽误旅程已成事实，是否能利用这一周时间，找个实验室请教一些科学问题？但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从何去“搜索”到附近的一个同行？我只好在自己脑子里搜索。好在我当时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读文献时最好要记住作者的全名和单位。我大脑搜索的结果“显示”，美国加州有一个Stanford大学，那里的药理系有一位Avram Goldstein教授，是专门做阿片受体和阿片肽研究的，现在我身在加州，何不去找他学点东西？随即请人开车直接找到Goldstein的实验室。未经预约，作为不速之客贸然来访，确实显得突兀。我只好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我是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室的教员，从事针刺镇痛原理研究。我的科研假说是针刺可以产生镇痛作用，可能是由于它促进了脑子里产生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你是研究吗啡样肽类物质的，这方面有何见教？当时英国人已经从猪脑内发现了由5个氨基酸组成的‘脑啡肽（enkephalin）’，美国加州大学的Li博士发现了31个氨基酸组成的‘（endorphin）’，都参与针刺镇痛。你发现的由1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肽类物质‘强啡肽（dynorphin）’，不知道是否也参与针刺镇痛？”他听了这段故事，非常感兴趣，当时他对自己发现的“强啡肽”究竟有什么生理作用心存怀疑：把它注入大鼠脑内，大鼠打滚；把它注入脊髓，老鼠发生瘫痪。他很想知道，在生理状态下强啡肽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谈到如何促进自身脑内强啡肽的分泌，他更是一无所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发现我们之间科研思路的互补性极强。他当场决定给我几个毫克的强啡肽（价值上千美元），还给我强啡肽的抗体（无价）带回国，希望由此开展合作。
回国以后经过多番努力，我们发现高频（100Hz）电针主要是通过分泌强啡肽来发挥镇痛作用的。如果用强啡肽抗体消除了脊髓中强啡肽的作用，高频电针就失效，但不影响低频（2Hz）电针的镇痛作用，因为后者是通过脑啡肽发挥镇痛作用的。我们取得的结论是：不同频率的电针可以引起脑内释放不同的肽类物质。换言之，在穴位皮肤上施加不同频率的电刺激，竟然可以指挥脑子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这可是很大的创新啊！
通过二十多年交往，我和Goldstein成了好友。他比我大九岁，可以说是亦师亦友。那些年我每次访美路过旧金山，必须到他家住一晚，聊聊科学问题，如果不去，他就会生气。我需要什么试剂，他就给我准备好以便带回北京。我的学生谢国玺毕业后到他实验室做博士后，深受他的器重，他做学术报告引用谢国玺的实验结果时，都要在幻灯片中用中文写出“谢国玺”三个字加以介绍，显示我们两个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他退休以后把整个实验室的仪器、家具装进两个集装箱海运给我。因为他相信，给了我们实验室，就是帮助了中国的科学事业。詹启敏院士到任北医后，深入许多实验室检查工作，在我办公室看见过这张Goldstein用过的桌子。他说等新大楼盖好，他来帮我把这张桌子搬进新大楼。我当时回答：不知我是否还等得上新大楼建成那一天？现在看来，按照詹主任发展北医的具体计划，希望还是很大的！
Goldstein于2012年去世，享年93岁。我和他的另外两位弟子（Brian Cox, Ray Dingledine）共同著文纪念他，登载于由Goldstein创建的Molecular Pharmacology杂志2013年4月特刊上。
现在回想起来，1979年由于国航要求旅客对原已订好的回程机票再次确认的特例导致我“流落他乡”的灾难，竟然导致一系列新的科研发现，使一个突发的灾难变成为一个天上掉下的“馅饼”，确实是值得回味的！
台湾宝岛之行
1989年，大陆和台湾之间虽隔岸相望，但鲜有民间来往。5月底，我接到台湾大学药理系李镇源教授打来的电话，说他利用到广西参加蛇毒药理国际会议的机会到访北京，要来看看我。我对李镇源的了解有限，只知道他是一位蛇毒研究专家，曾有几次“一面之交”。1984年我们均受邀于英国药理学会，参加在伦敦举办的第九届国际药理学大会，在同一个科学讨论会上做报告。我讲针刺镇痛原理，他讲眼镜蛇毒研究，因为都是中国人，在茶歇时相遇，特别有亲切感。当时他就提出，有机会希望能邀请我访问台湾，我做了礼貌性回复。1987年在澳大利亚悉尼第十届国际药理学会上再次相遇，重提此事，我当然表示感谢，但心里想：那只不过是一种美好愿望，两岸关系不明朗，互访谈何容易？此次李教授来京访问，具体地提出了邀请的方式和时间。过了不久，我果然收到台湾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陈介甫发来的正式邀请信，建议以第一例“大陆杰出人士”身份，邀请我和朱秀媛于1990年4月共同访台，到台北举行的“生物医学年会”上做大会报告，由台方负责全部经费，拟议中的访台建议进入实质阶段。我们把邀请信通过北医领导上报卫生部，很快就得到卫生部批准。卫生部还强调指出，这是大陆正式批准以“大陆杰出人士”访问台湾第一例，希望能取得圆满成功。至此我和秀媛才觉得：看来梦想即将成真了！
1990年4月21日中午，我们由香港飞抵台北桃园机场。下午3时举行记者招待会，12家报纸和“中央通讯社”记者坐满一堂。说实话，我们还是有点顾虑的：业务方面没有顾虑，怕就怕有些政治性问题难以回答。我们的两位“地主”说，请放心，不会有刁难问题。李镇源首先介绍了我的工作（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针灸疗法治疗疼痛的原理）和朱秀媛的工作（人工麝香的研制），随即开始提问。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全部是围绕着针灸和麝香进行，气氛十分友好热烈。次日报纸大标题：“医药夫妻档健谈风趣，谦虚幽默”“海峡两岸首度合作，开发医药传统宝藏”等，条条篇篇都是友好报道。
九天访问期间，我应邀到台大医学院、阳明医学院、荣总医院、“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私立长庚医院、台湾中国医药学院等进行演讲，对听众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详细解答。“中央研究院”吴成文院士两年前从美国回台，主持生物医学研究所工作，听了演讲后说：“我对针灸疗法一直是抱怀疑态度的。今天听了韩教授演讲，是真正信服了，我想大家都有同感。”荣总医院姜必宁副院长曾是我杭高同班同学，他说：“韩济生教授的演讲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内容是科学的。短短一个小时就使我信服：针灸疗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台湾中国医药学院顾问张成国医师一连问了四个问题，他说：“多年积累的问题今天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哈鸿潜教授主持我的演讲会，在做了极其热情的介绍后，提出一个请求：“我从一位美国教授那里获得一本韩教授的论文集《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原理》，我实在太喜欢了，但又买不到，所以私自作了全部影印，当然这是非法的。现在韩教授来了，我希望他给我签个字，使之合法化。”我在演讲前很高兴地为他签字，全场群情激奋，掌声不绝。
朱秀媛在台大医学院和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分别做了“人工麝香的研制”的报告，引起听众极大兴趣，报纸也做了充分报道。只是由于陆台两地分隔几十年，词语容易发生误解。例如麝香的“抗炎”作用被介绍为“抗癌”作用，兹事体大，不得不请报纸做更正。至于“解放以来”和“沦陷以来”等常用表述方式不同，双方都报以会心微笑，也就不再深究了！
此次访台中的重要机会之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吴大猷院长的接见。他亲切地谈到大陆科学界的许多老朋友，多年不见的思念之情。他特地赠送一套《吴大猷文集》，让我带回大陆。顺便提一下，由于我们接受的书籍和文件超多，使我们回程中携带的行李大大超重。桃园机场负责人一听是首次访问台湾的大陆学者，二话不说，一律放行，再加上一句：“希望再来。”
坚冰已经打开。两年后（1992年5月17日）吴大猷访问大陆，这是当时台湾在任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问大陆。同年6月8日大陆科学界谈家桢、吴阶平等七人访问台湾；同年9月赵忠尧、汤佩松等又应邀访台。此后，两岸学术交流蓬勃发展成为常态。
编写神经科学专著
“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调是“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要写业务书，梦想而已。但是，1965年周总理通过卫生部交待下的研究针麻原理的科研任务我始终牢记在心。虽然“文革”打断了它的进程，但“初尝禁果”留下的想念挥之不去。经过实践自己亲眼看到：扎针持续半个小时全身的痛觉变得迟钝了。这种变化，来之姗姗，去之缓缓，好像针刺引起脑子里产生了什么变化，使痛觉功能打不起精神，懒惰下来。这是一种什么机制在发挥作用？脑子由千千万万个神经细胞组成，神经细胞之间通过化学物质传递信息，称为“神经递质”。生理学提到的外周神经系统中的神经递质屈指可数，而对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递质所知更少。要研究针刺镇痛这样缓慢变化的道理，必须了解脑内的化学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既然承认自己知识不足，就只能老老实实，边干边学，别无他途。当时我有一个学友任民峰，是我在“上医”时的高班同学，与我同龄。他从北京下放到西北，有机会再回到北京，志愿到北医我们研究组从事科研。我们俩同住一个宿舍。在那非常年代，白天不是开会，就是游行。只有一早一晚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就抓紧读书，看杂志，做笔记。为了节省吃早饭的时间，我们在头一天吃晚饭时就多买两个馒头，一点咸菜，打一壶水，作为第二天的早餐。遇到看不懂处，两人切磋交流，也带动全组年轻人学习。就这样，从1972年学到1975年，我逐渐有点心得，又通过实践的检验，也有了一些感悟与体会。这时心生一念：何不将学习心得编成一本书，供大家参考？定下这一目标，更促进了学习的系统性。“学到用时方恨少”，要编书时更感到太少，到1976年3月终于成书，交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中枢神经介质概论》，1977年9月正式面世。总共33.4万字，印数19900册，定价1.35元。今天看来，第一次印刷将近两万册，可称大胆！但出乎我意料，此书销售情况极佳，1979年已销售一空。1980年修改增补出第二版，字数39.7万。1982年10月第三次印刷，共计印数27460册。这在当年科学书籍万马齐喑的年代，已算是畅销书了。
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差别，除了内容上的增补，还有一个差别，就是作者署名，原为“北京医学院基础部针麻原理研究组生理组”，改为“韩济生、任民峰、汤健、范少光、周仲福”。其中含义，不解自明：知识分子的劳动逐渐开始受到了尊重。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本小书居然对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我从1979年第一次出国以来，先后访问过27个国家和地区，在各地机场候机室或排队登机时，多次遇到中国出访的年轻学者，在认出我以后，第一句话就是：韩老师，我是读你的《中枢神经介质概论》，才转去（或选择）做神经科学的。每遇到这种场景，我的心情何止于“窃喜”，而是深深感到做一个生理教师或一个神经科学研究者的无比幸福！
到1990年，离《中枢神经介质概论》第二版出版已经十年了。这期间国际上神经科学迅猛发展，如果再按《中枢神经介质概论》的思路来编第三版，肯定是不合时宜了。于是，我萌生了编著神经科学专著的念头。经过一年的思考，而且不断通过电子邮件与同行友人交换意见，首先是讨论有没有必要来编这本书，然后才是怎么编。出乎意料，朋友们非常一致地认为有必要、有需求来做这件事，愿意积极参加，令我深受鼓舞！1991年正式召开编委会，分工撰写，最后参加编写者共有69位。1992年5月完成书稿，分别请张香桐教授和冯德培教授写序，1993年出书。张香桐教授以“从最初孕育出书之念开始至付梓之日为止，百余万字的著作为时统共不过年余”，“居然创造出这一奇迹”，加以鼓励。其后，分别在1999年、2008年以《神经科学原理》和《神经科学》为书名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字数由第一版156万，分别增至200万和228万，作者由69位分别增至82位和107位。
回想起来，从1970年代一个编写神经科学专著的念头，到一个实验组几个人开始探索写书（《中枢神经介质概论》），再到全中国将近七十人的努力写成《神经科学纲要》（杨雄里、陈宜张、鞠躬等院士积极参与，冯德培、张香桐院士大力支持），直到动员国内外华人神经科学家（蒲慕明和饶毅教授在邀请国外神经科学家方面贡献巨大）一百余人共同参与，写出神经科学第三版《神经科学》，三十余年的集体持续努力，为培养中国神经科学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神经科学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