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绕平生北大情
郭应禄
2016年冬天，北大宣传部的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我为母校北大写些感悟。那时候，同事们刚刚为我庆祝了从医60年纪念，我的思绪还是很“泛滥”的。我一直觉得，与其说是我从医60年，还不如说是我从一个乡下的孩子进入北大，从而开始与医学结缘了65年。谈到母校北大，谈到我的单位北大医院，我始终心怀感恩。
1930年，我出生在山西忻县（现在是定襄县），我的故乡是土肥水丰的好地方。父亲是家乡的骄傲，因为他是我们那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还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省里奖励了足够他来北京念书的“大洋”。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北京了，小时候，只有得心脏病的母亲带着我，孤儿寡母还是很辛苦的。我的家乡在晋察冀边区，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军在小山村里拉锯式地你来我往，颇不安宁，每天担心的都是生计问题——无书可读、无学可上，又快没有饭吃，怎么办呢？只好去挖渠。每天工作可以换来一些盐，这在当时可是很宝贝的东西！
1942年的时候，听说父亲在天津行医，终于有了联系，我们母子便去天津投奔父亲。父亲那时候在天津第二医院任外科主任，我们一家终于团聚，我可以过上不用挖渠的相对安宁富裕的生活。来到天津的第二年，我开始读小学，那个时候我是班上最高大的一个，又是乡下孩子，更重要的是之前几乎目不识丁。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受到小同学们的嘲笑。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过起了“赶超”的生活——一开始便上三年级，然后跳到五年级，小学六年就这样被我三年读完了，读到后面不仅没有人再嘲笑了，还被选为童子军大队长。可以说整个少年时代，我都是在“赶超”中度过，这两个字对我后来的求学和行医影响很大，我从来没怕过落后，落后就要赶上来，再超过去嘛！总有办法的。
我的初中是在天津一所有名的中学按部就班念的，但是毕业考试的时候体育和英语竟然没有及格，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转学了。于是家里交了100斤小米，把我放到了一所普通的高中。1949年秋天，迎着共和国成立的礼炮，我进了高中，开始不亦乐乎地学习、玩耍、贴壁报。当时一位好心的语文老师知道我有考大学的意愿，流露出了忧虑，认为我还是应该转学，这所学校不能让我考上大学——我听从了老师的教诲，又变成了转校生，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来到了津沽附中。在这里，我认认真真念了两年书，不仅自己好好念书，还带着同学们一起发奋——最后的结果，高考后我很幸运地拿到了北医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父亲就读的那所大学。
我刚刚跨入大学的时候，北医就是北大的一部分，就在著名的红楼。进入大学后，我迎来了人生中特别饱满也特别自由的一个时期，每天忙着接受新的知识，也忙着建立自己对于新社会、对于人生的概念。在学校的第一年暑假，我就没有回家，那个时候正是“三反”“五反”时期，北大搞了个展览，我在里面当讲解员，忙了整个暑假。可以说，初入大学，我的人生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要做个清廉公正的人，要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学校给我的这种教育让我终身受益。
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遇到了对我有着终身影响的授业恩师吴阶平老师，毕业后还有幸分到了吴老师的系统外科教研组，我们师徒两个开始了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缘”。
吴老师治学严谨，同时深谙为师之道，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大夫犯的错误，他总能给我们指出，还特别会照顾我们的感受，让我们心服口服。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有一次吴老师带着全体医生大查房，来到我主管的一位病人床前，吴老师问我病人情况，然后又亲自为病人做了全身查体。吴老师问我病人得了什么病”，我说：“左肾结核。”他又问我：“发现什么阳性体征？”我说：“没有。”老师让我再查查病人的阴囊，我仔细看了看，发现病人左侧附睾尾部明显增大，质地很硬还呈现了不规则的形状，是典型的附睾结核的表现！可是刚才竟然没有看到。我唯唯诺诺地答道：“左侧附睾结节，是附睾结核。”在老师和全体同事们面前犯了大错误，我等着挨训。没想到，老师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查房结束后，我跟着吴老师回到办公室，他让我坐下，并对我说：“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查出附睾病变，但你没去做，这个不对，我要批评。真正了解一个病人必须要做全面的检查，把所遇到的问题综合到一起，才能做最后的诊断。我们是病人的健康所系，生命所托，做的每个决定都直接关系到病人的安危和健康，所以可不能有半点马虎啊！”吴老师的一席话，我一直到60年后的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还有一件吴老师声称的“小事”，也让我每每想起来，感怀不已。那个时候已经是2000年，有一次我坐公交车，下车的时候没站稳，摔了一跤，当时只破了个小口子，没有太在意，回去后发现半边脸已经青紫，肿得像个熊猫。为了避免吓到单位同事，我“躲”到了方庄的女儿家中。有一天中午，忽然有人敲门，竟然是吴老师！他带着秘书从和方庄斜对角的北太平庄大老远过来看我了！我赶紧请他们进来。后来才知道，老师40分钟前也叫过门，我没有听到，便以为我在午间休息，叮嘱秘书不要再敲门，让我好好休息，他们一行人就在门口等了四十多分钟。那个时候老师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这件事后来被我反复提起。我一直在想，现在不少地方上下级关系紧张，师生关系不和，医患矛盾屡见报端，如果所有人都能像吴老师那样亲近和蔼，处处为别人着想，哪里会来矛盾呢？后来我提出“四爱”：要爱祖国、爱集体、爱专业、爱病人，就是从吴老师那里继承来的。吴老师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为人，让我在“心”“智”两方面都终身获益。
“文革”后的1978年，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成立了，我的医学事业又回到了正轨。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人力物力都极端匮乏。没有人，我们就奔走呼吁，把一大批在“文革”中下放的泌尿外科骨干调回北京。没有钱，这个问题很现实，我就发挥了山西人善于“开源节流”的长处；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立项筹款的意识，我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筹集到了所里第一笔项目经费。这笔经费为研究所添置了第一批临床急需的仪器设备，剩余的钱用来第一次选派优秀的技术骨干出国，并邀请了加拿大和英国的学者来我们这里举办讲座。“走出去，引进来”的大门打开了，吴老师等前辈建立泌尿所的初衷有了进展。1989年，泌尿所成为国家教委在医学领域设置的“重点科学点”，这是本专业唯一入围的重点学科，北医的泌尿外科成为全国泌尿外科的旗帜。
也正是随着国门的打开，一批特别优秀的中国医生“流失”了，1990年代，泌尿外科领域又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人才培养工作迫在眉睫。1995年，我组织筹建了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培训中心，1997年开始启动了“泌尿外科人才工程”，遵循“多层次、多类型、全方位、广覆盖”的培训方针，我们免除了参训学员的学费和食宿费用。同事们统计了下，已经有七千多人次参加过提高专业医师水平的专题培训班；还有专门为基层医师普及泌尿外科专科知识的电视、网络教育，也有三万余人参与过。
“广积粮”的同时也要注意“深挖洞”。2000年，北京大学的深圳医院建成开业，我没有在开业典礼上多停留，也没有去参观大楼，而是跑去和他们的泌尿外科主任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除了要培养大量的一线战士外，还要培养队伍的领军人才，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抱着这个想法，又过了两年，我们开始启动泌尿外科的“将才工程”。“将才工程”旨在面对各大医院的骨干人才，包括“博士生导师培训班”“热点话题高端论坛”、数个国家的境外培训等。
以前我们的医生到美国进行研修的时候，美国的规矩是不让我们进入临床一线。“将才工程”培训打破了这个束缚，我们的医生不仅能够深入临床一线，参观甚至参与手术，还能够与美国同行进行术前讨论、术中传授和术后回顾，并进行查房和病例讨论。我们邀请到了业界最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和教授亲自授课，这些都使得中国的骨干医生学到了许多在以往的论文和学术交流中学不到的宝贵经验，美国同行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年轻医生。
一开始，有的美国同行是颇有优越感的，甚至可能有些看不上我们的中国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Walsh教授在和我们的医生接触过之后，跟我说了他的四点“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中国医生的英语水平这么好，对他讲课的内容甚至幽默和俚语都能够心领神会；第二个没想到中国医生的业务素质如此高，不仅对课程有深刻理解，而且常就关键部分提出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此之前，他还担心中国医生们听不懂他的课程，特意让助手印了厚厚的讲义；第三个没想到这些高级别的中国医生对待学习如此刻苦、认真，头一天到达美国，第二天来不及倒时差即进入医院学习，每天清晨5点起床，常常来不及吃早餐就赶到医院，投入到高强度的紧张学习中；第四个没想到中国的泌尿外科能够把全国各大医院的业务尖子召集起来在一起学习讨论，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这四个“没想到”也是我对我的同行的评价，他们不仅自己在业务上有了提升，也为祖国的泌尿外科事业争了光。
为中国的泌尿外科做强做大而培养人才，这是我医师生涯后半截值得骄傲的事情。现在我除了继续做好培训工作外，也还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凡事喜欢多琢磨，“爱折腾”。目前我在思考的是拓展“无创微能量医学”。这个名词是我发明的，我是想通过声、光、电的应用，来建立一个大健康的平台，我算是能在声（超声波、冲击波）方面做些工作，还希望能得到光、电方面医学专家的大力支持。尽管已经86岁了，但我不想服老，有想法就想继续做下去，现在我还会往贵州跑，争取卫计委对黔东南侗乡医疗援助项目的支持。
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一直绕不过去的就是学校和医院对我的恩情。前些日子，借着我从医60周年纪念活动的平台，我对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大医院关心我的领导和同事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可以说，组织对我恩重如山，我对组织感恩戴德。我说的“恩重如山”绝不是夸张，这么多年来，我们家庭成员几次生命遇险，都是学校和医院的全力营救让我们转危为安。
2004年，我在重庆开会，那几天没有休息好，再加上神经始终高度兴奋，一向还算健康的我突然倒下了，身体各项指标都趋于衰微。组织上立刻派专家团队过来救我，还为我提供了最好的疗养环境，等我情况稍有好转，坐飞机回到北京继续救治的时候，组织又安排了机场的VIP通道。在这样的温暖关怀下，我很快痊愈。我们一家三代，从我的父亲，到我和夫人，再到女儿女婿，都与北大（北医）结缘。父亲因病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出差，同事们为了不让我过度伤心劳累，帮我料理了后事。我的二儿子在非典的时候中了招，后来又得了脑出血，两次生死关头，都是组织的全力挽救，把他从生死线上拉回，现在没有任何后遗症。因此，我说组织对我们全家恩重如山，一点都不夸张。
再回首，进入北大已经有65个年头了，她让我奠定了做人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根本前提就是先做好一个人。我一直都觉得，从一个乡下孩子到现在，我所取得的那些所谓的成就都是学校和医院给予我的，我自己始终都是幸运的，被组织关怀着，被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同事和学生包围着。现在的我处在一生中最好的时刻，我们的国家也正处在黄金时期。有些时候，看到报纸上、电视里说的医疗纠纷或者是年轻人因为钱少又辛苦而不愿从事医生这个行业等负面新闻，就觉得非常心痛。我从医的前半段，从来没有听说过医疗纠纷，我们只想着能够尽量挽救病人的生命，病人和家属对我们也将心比心。那个时候确实清苦，我刚做医生的时候，和爱人薪水加在一起也只有60元，生活过得紧紧巴巴，但是也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幸福。我能理解现在年轻人更多元的思维，也能接受他们的不同选择，但是我始终觉得，风物长宜放眼量，特别是年轻人，不应该只看着眼前的蝇头小利，把人做好，把工作做好，生活只会越过越好。
我已经86岁了，快二十年前，我提出“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有国际水平的泌尿外科”，我很欣慰的是，这个在当时看来让我都有点心虚的愿望，如今已经提前达成了。但这里的“国际水平”还只是指我们的发达地区和大医院。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差异很大，一些边远贫困地区还处在缺医少药的阶段，更不要说达到国际水平。要真正实现全国每个地区的泌尿外科都达到国际水平还很任重道远。但有距离，才能激起我们赶超的动力和决心，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赶超”中度过，现在是个不折不扣的“80后”，还能为祖国、为病人、为泌尿外科事业，再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北大也要迎来120岁的生日了。我真心祝福我的母校，百廿年生日快乐，能为我们的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早日跻身世界最顶尖大学之列——这也是我一个老学子的“北大梦”。
（郭应禄院士口述，韩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