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方法的内在支援——重读王瑶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论述
姜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与转型的过程中，王瑶先生的一系列论文及会议发言，如《“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等，曾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历史学科的强调，不仅凸显了学科自身的主体性，规划了一系列研究的课题、方法，后经弟子们的不断阐述，也带来了一种厚实、凝重的学科氛围。这种氛围影响极其深远，像我这样年纪的小字辈们，从摸索专业门径到开展自己的工作，一直浸润其中，接受着无形的滋养，王瑶先生当年的论说，即便不再被时时提及，却也像某种“行规”那样隐入了背景，不言自明。
然而，在王瑶先生诞辰百年之际，这一次重新温习这组文章，我的感受却有些不同。其中一些核心命题，虽早已耳熟能详，如作为历史学科的文学史，“必须把作品放在历史过程中来考察”，要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要注意“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等，但先生在论述中展现的总体性视野、对于复杂现象的辩证把握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浑厚感，仍能不断引发我新的阅读兴奋。为何如此，读后回想，时间距离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外，原因或许还是在于：这一系列文章既“实事求是”又具“远见卓识”；既鼓励开拓创新，又时刻清醒地坚守自身、阵脚不乱。而且，那种独特的历史浑厚感，似乎不能完全在文学史或历史学科自身的范畴内理解，也不能完全在学术传承的层面予以解释（如对鲁迅、朱自清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继承），它关联着某种更为内在、也更具统合性的心智或主体状态。倘若缺失了这种主体状态的内在支撑，即便能够熟练地掌握文学史研究的一般方法，如抓住“现象”、关注“过程”、把握“联系”，历史的认识也不一定能被如此饱满而辩证地撑开。这大概与所谓的“史识”相关，王瑶先生也曾提及。对此，钱理群老师有这样的解释：这就是说，文学史的研究总是与研究者对于历史的某种“独到的见解”（“史识”），或者说研究者所选择的某种理论框架、某种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史识”“理论框架”“价值系统”应当从客观历史运动中抽象出来，又反过来成为选择历史事实、解释历史现象、判断历史价值、描述历史过程的基本标准、尺度。[255]
稍加分析，在钱老师这里，“史识”“理论框架”“价值系统”三者，可能不是并列性的关系，而是包含了微妙的层次：如果“史识”指向了一种认识能力，后两者则是这种能力生成的前提，是烛照历史的内在光源。由此出发去追问何为“历史感”，这个看似寻常的说法，便仍值得斟酌再三，因为浑厚之历史认知能力的获得，不简单发生于“材料”与“方法”、“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关系中，而是根植于某种更为深厚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对于如何理解或重新想象现代文学学科的主体性，这一点可能颇为关键。
写于1979年的《“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是王瑶先生“拨乱反正”之后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后来作为《重版代序》收入1982年重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在新民主主义的框架下，这篇长文再一次全面重申了对“五四”新文学之“新”的阐释，“强调现代文学的主流和倾向，是符合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256]这一判断，在当年已显得过于“正统”，今天的读者更不大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据孙玉石老师回忆，王瑶先生对此有明确的意识，曾半开玩笑地说：“台湾的研究者说我是太马克思主义了，这里又说我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真让我‘左右为难’，然而我自认我的研究还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对此，我是至死不悔的！”[257]“左右为难”，却“至死不悔”，这体现了王瑶一贯的学术品格，“左右为难”恰恰说明“至死不悔”不是一种教条的态度，它包含了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并且经过了“理论框架”（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塑。这次重读中，我注意到有一个“关键词”，在文中频繁出现，这就是“尽管”二字：
先举出反例或限定条件，再通过说明去重申结论，“尽管”的修辞术，或许出于一种表述的策略、一种政治的智慧，但无疑也是一种历史透视的方法：首先，承认历史的多面性及复杂的限制性因素存在，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主次不分，而是要始终着眼全局，在动态、发展的关系中把握问题。在1980年《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中，针对有论者提出的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和章回体小说应进入现代文学史的意见，王瑶先生的回应也显现了“尽管”的智慧：没有接受，但也不是简单拒绝，而是在一种全局的视野中，考虑这些作品的具体功能、位置，如：是否公开发表获得社会评价？被引入新文学之后与原有文学主流又取得怎样的关系？这不是一般性地进行价值的开放或翻转，而是首先将“引入”意见“问题化”，并引申至文学史观念的层面：一方面，要打开文学史的范围，包容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要明确“主流和全貌”的关系，轻重适当，明确发展的线索。[259]在王瑶先生这儿，接纳复杂、异质的历史现象，目的不在于开放空间，而意味着如何在动态的进程和联系中考虑其功能、位置、意义，并作出理性的拣选，进而重新把握总体的历史走向。这种理解区别于机械的历史“客观主义”，也与重视差异性、多元性、异质性的“后现代式”方式迥然不同。模仿一下王瑶先生的修辞，尽管“主流”“支流”一类的区分，今天听来会有些刺耳，但在某种多元、开放的历史观已失去紧张感、变为一种被不断再生产的常识的年代，区别轻重、把握关联、突出主次的方法所包含的历史透视性，仍然值得认真对待，而这种能力的获得，显然与王瑶先生一代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思想传统紧密相关。[260]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是1980年王瑶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首届年会上的发言，这篇长篇发言高屋建瓴、层次分明，就现代文学这门“很年轻的学科”的性质、特点、方法、范围、线索、标准等问题展开了全面论述，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文学史实践的典范性意义，也作出了精彩阐发。另外，王瑶先生还谈到如何对待国外学者的研究的问题，他的表述同样显示了一种开放又辩证的态度，认为不能笼统地进行评价，需要具体地分析国内外研究思路的异同。但紧接着，王瑶先生讲了这样一段话，今天读来仍会令人感奋：
这段话体现了一种对于学科的主体性自信，这份自信奠基于对“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解，这种理解连带了一份特殊的责任感。这意味着，作为“参加者或见证人”，王瑶先生一代学者不仅是历史的研究者，他们本身也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对他们而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新文化实践的发生、展开乃至挫败，不可能只是知识的对象，对这段历史“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必然包含了对其价值前提、内在脉络的说明、申辩或反省。王瑶先生还特别提到了“科学”，这个概念不只是在科学主义的层面提出的，对应于客观、规律、方法一类学术指标，而是包含了强烈的担当感、价值感。这多少会让人联想到韦伯富于激情的“志业”概念：“志业”不同于“专业”，一种勇于担当又慎重耐心的“责任伦理”，恰恰是其不可或缺的内核。
与上述学科主体性自信相关的，还有一种宽阔的、整体性的历史视野。这表现在，在王瑶先生眼中，新文学的展开始终是二十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从来不可能被孤立地对待。比如，他在八十年代多次强调文学史研究要注意“上下左右”的联系，怎样理解这个“上下左右”呢？是否仅仅限于文学史内部的作家、文体、现象之间的关联？或许这只是一部分，“上下左右”，同样涉及文学史背后总体的历史进程和多样性状况。然而，强调“上下左右”的联系，又并非沦入一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整体性的历史视野与对于差异、多样性的灵活辨析，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完成于1986年5月的《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是王瑶先生晚年又一篇沉甸甸的大文章。在当时有关“近代”“现代”“当代”分期问题的热闹讨论中，他的观点似乎有些保守——“我是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然应以‘五四’作为它的起点的”，但这篇文章纵横开阖，依然显出非同一般的气象。
一般文学史分期讨论，首先会着眼于不同时期文学风格、性质的区别与联系，王瑶先生却先从史学界关于近代史的分期讨论谈起，再过渡到文学史，进而又区分了“通史”与“专史”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清文学关系等问题的讨论。这种今天看来“跨学科”的视角，在他那里，其实自然而然，并非一种刻意的跨越，因为在一开始，王瑶先生就没有仅仅落笔于文学史的内部，而是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始终葆有全局性的眼光。阅读这篇文章，读者获得的最大启示，可能不是具体的分期结论和时间点判定，而是那种既看重事实又不黏滞于事实的灵活洞察力，以及那种在文学与历史、内部与外部、普通与特殊、通史与专史之间不断来往的辩证能力。对于分期的讨论，也由是成为对现代文学性质及其广阔历史关联的再一次贯通性思考。在文章的结尾，王瑶先生这样写道：
这样的表述实际已超越了具体的学术观点，而包含了一种方法上的概括、对可能的认识局限的提醒。
写到这里，或许可以稍作总结了。重读王瑶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学科重建的一系列文字，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浑厚的、不可复制的“历史感”，当然源于先生超卓的思辨能力、丰厚的学术积累以及对以鲁迅、朱自清为代表的文学史写作传统的继承，但同时也离不开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理解，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这里，“科学”与“责任”、“理论框架”与“价值系统”，取得了某种浑然一体的统合性关联，浑厚的“历史感”背后，其实是一种浑厚的主体性。当然，这样的结论仍显表面化，要深切体知这一主体性的生成，有必要回到王瑶先生早年的历史经验当中去。作为典型的“一二·九”一代，他成长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及社会科学理论兴盛的热潮中，大学时代不仅参加学生运动，有过入狱的经验，其最早的批评实践也伴随了“救亡”运动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展开。读一读他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一二九与中国文化》《表现在作品中的时代和艺术》《论作品的真实》及一系列鞭辟入里的时事批评，不难发现那种在动态中把握关联、在复杂现象中提炼判断的思想方法，早已深刻影响了“小胡风”“小周扬”式的激昂雄辩。[263]四十年代，他选择回到学院，投身于学术的“志业”，“一二·九”时代的经验其实在无形中塑造了他的学术起点[264]，革命者王瑶与学者王瑶，或许自始至终不能分开来看待[265]。
经历了最初的“拨乱反正”与学科重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王瑶先生的态度似乎更为开放，甚至淡化了原有的价值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文学史著作应该后来居上》等发言中，强调应开阔视野，吸纳新的方法，鼓励年轻学者的突破和创新。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这些表述内部的紧张感有所松懈：一方面，那种总体性的历史视野依然像磁场一样发生强大作用，在强调研究的历史学科品质的同时，王瑶先生充分意识到这并非一种“去政治化”的结果，因为对于新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恰恰吻合于“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我们今天面临的仍然是类似性质的重大问题，不过是在新的现实面前属于更高层次的问题罢了。”[266]另一方面，对于创新的尝试和成果，他并不是一概照单收纳，针对研究中一些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现象，也不断敲打：“还是谨严一些好”，“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阅读这些文章，我们似乎能读到两个不同的王瑶：一个王瑶面向未来，眼界开阔，支持新方法、新思路，支持“重新文学史”的可能性；另一个王瑶，则似乎有点“保守”、严厉甚至苛刻，坚持从过去看到未来，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价值系统”，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即便这种坚持并不时常表露，只是作为一种底色存在。
这是一种历史过渡时期的态度吗？抑或像友人和弟子们所回忆的，是一种特殊政治智慧的表现？作为后学晚辈，或许不可能真正把握先生“为学”“为人”“为政”“为师”的多个方面，但我仍能感觉上述两个向度的内在统一，不可拆分。诚如王瑶先生所提醒的——“不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研究的创新以及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不仅在于方法、视野、观念的引入，同时也要考虑这些新的因素如何与原有历史视野结合的问题。1987年，在日本学者相浦杲《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文学》一书序言中，王瑶先生对该书的“角度与方法”十分赞赏，比如，通过考察1979-1981年间一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作者“对同一时期中国农村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其引起的社会结构和农民意识的深刻变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王瑶先生特别看重其“跨学科领域的综合研究的新方法”，而“如何将文学的批评研究与社会学的批评研究二者结合起来”，其实不仅是一个“新课程”，我们能感觉到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与这一“跨学科”新方法之间的微妙对接与内在转化。[267]在相关言论中，王瑶先生似乎暗示，原有的“价值系统”“理论框架”并不矛盾于新方法、新角度，后者不仅能被包容于前者，而且还可从其内部获得生生不息的精神之源，而这又与学科乃至研究者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内在相关。事实上，二十年前樊骏先生的长文《论文学史家王瑶》对此已有十分详尽的阐发。针对当时一些论者在“事实与价值”“学术与意识形态”“非学术渗透与独立的学术品格”的二分中定位王瑶的善意努力，该文也进行了辨析。[268]这一论述在今天读来，显得尤其意味深长。
八十年代末期，面对“重写文学史”的潮流，王瑶先生明确表示支持。后来证明，“重写”释放的活力，的确强劲推动了现代文学学科的拓展，这门学科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暗中的转换。如果说王瑶先生一代内在浑厚的学术主体性，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参加者和见证人”的身份紧密相关，王瑶先生的弟子们，虽然学术立场和方式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对当代中国思想进程的内在参与，也使得后面一代甚至两代研究者的工作，仍具有某种充沛的主体性内涵。当更年轻的一代，在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氛围中，穿糖葫芦似地，从本科、硕士一路读完了博士，他们面对的，其实已经是条块分割的社会结构与学科现实。虽然不必重申“九斤老太”一类的抱怨，但在擅长“精耕细作”同时，年轻一代研究者视野、抱负的缩减，乃至自身主体性的暧昧、弱化，已构成了某种无形的限制。比如，对于“历史感”的追求，早已成为学科内部的共识，一些“回到现场”的方法，也被广泛分享，但由于缺乏与研究对象内在的连带感、方法背后缺乏饱满的主体性紧张，“回到现场”有时会简化为某种使用材料、重建孤立之“现场”的技术，进入历史的热情也很容易倦怠下来。
在这样暧昧的状况，怎样理解王瑶先生一代“左右为难”、向前瞻望又将视野不断向后“内卷”的姿态，对于年轻人而言，其意义便不止于学术史的重温、回顾。怎样在动态进程中深入历史，怎样在“上下左右”联系中撑开问题空间，以形成一种强劲的历史透视能力，王瑶先生当年的学科建设论述所提供的启示，也不仅体现在方法论的层面，而是涉及如何理解现代文学学科丰厚的传统，以及如何将这份传统持续转化的问题。当然，一种身心鼓舞、自我辨认的主体性契机，也就由此包含在了其间。
（初刊《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