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胆欲大而心欲小 智欲圆而行欲方——《王瑶选集》序言
孙玉石
王瑶（1914-1989），山西平遥人。1934年9月，自张家口察哈尔中学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得到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叶公超等教授的授业与熏陶。曾主编《清华周刊》，参与学运，左倾激进，两陷囹圄，发表过时政评论、文学批评、纪念鲁迅等文章数十篇。1937年秋，学校南迁，因事返乡，多遭阻隔，蛰居家中，蹉跎四年。至1941年9月，方赴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就读。1943年6月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7月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随即考入文学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1946年4月，从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是年8月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员。先后为学生开设“大一国文”“中古文学史专题研究（汉魏六朝）”“陶渊明研究”等课程。1949年9月，根据需要，改为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为此开始编写《中国新文学史》讲义，后来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问世。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大学任教，讲授过“鲁迅研究”等专题课程。1956年被聘为教授。经二十年历练，历十年拼搏，王瑶先生已进入了全国著名大学者的行列，成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界的佼佼者、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学科发展的奠基人。在留给先生不多的研究时间里，除了于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以《中古文学史论》为总题的《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人风貌》之传世大作，及具有开山性质的上下两册《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外，先后出版的学术专著、史料编撰、论文汇辑等著述，尚有：《鲁迅与中国文学》（1952）、《中国文学论丛》（1953）、《李白》（1954）、《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1956）、《中国诗歌发展讲话》（1956）、《陶渊明集》（1956）、《鲁迅作品论集》（1984）、《润华集》（1992）、《中国文学纵横论》（1993）等。离世后出版有八卷本的《王瑶文集》。
王瑶述及自己的内心追求时说：“自来后方以后，余一切之行计划，率皆以赴滇完成学业为一大目标……且五年荒废，身心两方，俱显停顿状态，如能得诸名师之启发，及高等学府生活气氛之熏陶，或可于学术途径上，得一启示之机，亦求进步之欲望有以趋之也。”[269]蛰居故乡，卖文不成，“我埋头念古书”，并给自己“立了这样一个追求的目标，我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学者”[270]。解放以后，不必再为生活和职业发愁了，“于是我就打算要好好埋头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第一流的专家”[271]。改讲授新文学之后，“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272]。由于思想改造、学术批判，“文革”遭难，漫长的折腾荒废剥夺了先生宝贵的学术研究时光，加上自专攻古典文学转为新文学史研究后，屡受左的思潮的批评，先生无法实现自己的学术宏愿。但这些坦露的自白里，先生的清醒和抱负、追求和怅惘、矛盾和挣扎，带给我们深深的遗憾和难以言说的反思；但是，先生已经做出的业绩，仍然具有某种不可超越的学术典范意义。他的学术道路和著述中所蕴涵的一些论说、经验和思考，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份更为值得琢磨和珍视的精神遗存与前行启示。
研究中国古代或现代的文学史，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严肃沉厚的历史意识。王瑶的中古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贯穿不变的一个特点，是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就是王瑶先生经常强调的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史识”。
他认为，这种“史识”就是要善于将纷繁复杂的大量历史资料和现象，进行严密的分析和综合。“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严肃地对待在研究过程中所陆续发现的大量的新的事实和资料，从她们的整体和相互联系的关系中来严格地加以分析”[273]，力求得出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判断和历史结论。他忆及听闻一多先生讲课的感受说：“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班上，他要求学生各选定一个古代神话故事的题目，从类书中先把有关材料摘录出来，再复查原书，将材料按时代先后排序，分析其繁简情况及有无矛盾现象，然后再考察它的来源和流变过程，写出一个报告。有时学生在作业中过于草率或犯了常识性错误，他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同一文章中他还说：“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闻先生的《诗经新义》、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都是在这种学风下产生的成果。我是深受这种学风熏陶的。”1948年，他谈及了自己中古文学的研究原则：文学史上的“兴衰”现象，“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期中国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274]朱自清先生去世后王瑶又写道：“我自己对于文学史的看法，和朱先生是完全一致的。”他引了朱自清《古文学的欣赏》中所讲如何理解或认识古文学的“批判的接受”的见解和立场，然后说：“作者也从来是遵从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他在给林庚作的中国文学史的序文中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作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前一年里《清华学报》复刊时，朱先生嘱王瑶作一关于林庚著《中国文学史》的书评，文稿完成后，王瑶因腿疾不能出门，托人带去，朱先生阅后，复信中说：“书评已读过了，写得很好。意见正确，文章也好。虽然长些，我想不必删。”[275]王瑶在书评中，认真严肃而又颇为苛刻地评述了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这一部《中国文学史》不仅是著作，同时也可以说是创作”。“贯穿在这本书的整个的精神和观点，都可以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这书对‘史的’关联的不重视，却是很显著的”，“历史和时代的影子都显得非常淡漠”，“作者用他的观点处理了全部文学史，或者说用文学史来注释了他自己的文艺观，遂使这部著作的特点变成了‘诗的’”。就在这篇文章里，王瑶明确提出了他研究文学史首重“史识”的观点：“写史要有所见，绝对地超然的客观，事实上不可能的。写一部历史性的著作，史识也许更重于史料。”[276]尽管王瑶在学术研究领域所进入的研究课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他这种深厚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进入历史研究时“史识更重于史料”的学术观念和精神，却是始终如一、不曾改变的。
王瑶先生天分很高，敏锐聪颖，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大学教育所受直接的熏陶和自觉的师承意识，是他走向成功的更重要的保证。他说过：“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因此就师生关系说，我是直接受到当时清华的几位教授的指导和训练的。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以后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和研究院的导师，也都是朱先生。当时听课和接触比较多的教授还有闻一多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像许多青年人一样，我也是由于爱好新文学才选择了‘中国文学系’的；但是课程都集中在古典文学方面，于是我也就把汉魏六朝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了。一个人所经历的道路总是要受到他所处的时代和前辈的影响。我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三十年代初，受到了当时左翼文化运动和鲁迅著作的很大影响。于是把文学研究当作自己的方向，而且努力从鲁迅的有关著作中汲取营养。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论的发展》，研究院的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就都是在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的引导和启发下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写了《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等专题论文。应该感谢朱自清先生，他很尊崇鲁迅，对我的想法和努力方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277]稍后谈及清华大学学术研究风气的时候，他又说：“朱自清在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既要开阔视野，又不要大而空，既要理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清华中文系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治学方法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的严谨、开阔的学风的。这种特色也贯彻在对学生的培养上。”[278]学院的严格“科班”教育，一代学术风范的大学者们“亲承音旨”般的熏陶，以及从悠久的传统学风到鲁迅的治学方向路数的养成和汲取，使得王瑶在一生学术研究中，承传了这样的一种精神遗产：既葆有开阔视野又力避大而空疏，既重史料搜寻的“竭泽而渔”又不陷入于单纯考证，既求理论严谨又不钻牛角尖，从而形成了一种开阔、严谨、坚实、创新的学术作风。他的治中古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以及鲁迅等，以不断地探索实践的成就，为我们树立了一种追踪学习的楷模。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历史意识和学风坚守，这里我们选入王瑶大学和研究院的两篇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与朱自清先生推荐单独发表、后来同前两篇一并收入于《中古文学史论》一书的《魏晋小说与方术》，以及读书报告《说喻》和《读书笔记》（十六则），仅为提供见微知著的方便。《说喻》一文，钩稽文献中大量史料，从比兴相近的见解，论及喻在文中地位与所喻之关系，后来如何演变为“明理者以切至为贵，抒情者以形似为宗”，并由用喻变化而窥见语言文学进展之一个侧面。朱自清曾如此说：“下午读王瑶《说喻》，意外发现有新意见。”[279]读书笔记之重要作用，在于必须认真读书，并且善于发见前人误讹而以详证纠勘。看似小至一句一字之功，却须下死功夫而有益证史。从这些长短不一的《读书笔记》中，可以窥见作者如何从详细史料搜阅与分析，推演出颇有价值的“一得之见”。有时仅是一字的发微考辨，却纠正了自传统至当代学者对于经典的误读。至于作者的魏晋文学论文，所尽开拓之功力勤谨与发现论述的新颖精当，这里就不必去多说了。作为指导教师朱自清先生及其他教授，当时阅后的一些反应，读起来是颇有兴味的。1943年5月4日：“王瑶来访。近来失眠。”5日：“晚应岱孙邀在昆明戏院看Parachute Proops，甚有趣。但失王瑶之约，颇懊恼。”19日：“王瑶告我，一多让他报考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并答允他可能被聘为兼职助教，此事一多从未让我知道。”是年6月，王瑶进行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的答辩和研究所的考试，朱自清为指导教师，王瑶的来访，概为此事。闻一多推荐王瑶报考文学研究所并答允聘任事，也说明对于王瑶研究成果与发展潜力的认可。
经过两年半时间的攻读研究，王瑶大约于1946年2月完成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毕业论文部分文章的写作，论文题目为《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朱自清1946年2月12日日记载：“开始读王瑶文章，觉不甚满意。”2月15日日记载：“参加王瑶口试，对自己不甚了解情况甚烦恼。知识不扎实，年龄大，致使记忆力衰退，虽读书，但记不住要点，实在可悲。”这种认识差异与自我烦恼的文字，也从侧面透露了王瑶先生论文所述思考与搜阅史料的深度。一年之后已经回北京清华园的王瑶，进入论文的最后考试。朱自清1947年3月3日日记：“读王瑶文章。”3月6日载：“晚摘王瑶文章。”3月7日载：“下午去云大图书馆查资料。摘记王瑶文章。”3月8日载：“摘记王瑶文章。下午对王瑶进行口语考试，已通过，归还文章。”4月15日又载：“下午对王瑶进行论文考试，结果得八十四分。”前述朱自清3月3日日记所云“读王瑶文章”及后面屡书“摘记”者，概均指《小说与方术》一文。此文后来经朱自清推荐，发表于1948年2月6日《学原》第2卷第3期。王瑶后来谈及《中古文学史论》一书时候这样写道：“其实这书中的十四章几乎每一篇都曾得到过朱先生的一些过分的奖誉和赞许，这在我自己是只有惭愧的。《小说与方术》一章成后，作者正在病中，他来信说：
自清三，四
作者对朱先生这些过分的推许固然感到惭愧，但由此可以说作者所了解的朱先生对文学史的看法，还不至于有多大的错误。至于作者自己能遵行到如何程度，就不敢说了。”[280]有关研究生论文这些师生之间留存的文字，更为鲜活地反映了王瑶先生学术成长中浸染了那些学术先行者们和后来人之间，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事业中，对于历史的观念与科学方法论的理解和恪守，对于学术事业倾注心血、薪火相传的执着和热忱。这里选入的几篇鲁迅研究和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论文，虽然只是王瑶先生在这个领域里学术成果的很少一部分，但也同样见出他作为一个新领域开拓者高瞻远瞩的阔大视野、历史意识、探索精神和思考深度。从一些学术成果里当然可以看到某种已经属于历史的东西，但很多以严肃沉思和勤劳搜阅凝成的果实里，还带着难以复现的拓荒者足迹的血痕。重读论《野草》《故事新编》以及他对于现代文学史发展深思熟虑的那些论文，我们同样更应该、也一定能够看到它们所蕴涵的属于未来、属于永久性的一些学术思想和学人血脉的闪光。
王瑶先生许多学术之外的文字，别有一番心境和情怀，甚至是带着悲情与血泪写成的。
1989年夏天，先生前往上海参加祝贺巴金先生八五诞辰的学术讨论会，生病住院。我与他女儿超冰、吴福辉三人，受他的委托，前往巴老家里拜望祝寿。先生已被割开喉管，无法说话。他坚持用颤抖的手，亲自在一张纸上，给巴金老人写下了这样的话：“表示我专程来沪祝嘏，最近十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如陈丹晨、张慧珠等，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为慰的。”
在此前一年的夏天，他给女儿超冰的新居题字：“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心欲方。”也是这一年的10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讲话中，他赠青年研究者一句格言，仍然是那句陈年老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在逝世之前两年半，王瑶先生为别人、也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篇仅百余字的《自我介绍》[281]，于幽默自嘲、讽世调侃的轻松话语中，真实地流露出慎己为人的风度才情，流淌着一位襟怀与学风阔大严谨的学者所拥有的魏晋名士的风度与灵魂驰骋的自由：
2010年3月15日深夜于蓝旗营寓所
（初刊《东方论坛》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