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瑶鲁迅研究论著的文化底蕴——纪念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张梦阳
2014年是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的奠基者和权威专家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我又重温了他的鲁迅研究论著，深感王瑶先生的著作对今天的鲁迅研究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特撰此文，以缅怀这位可敬的前辈学者。
一
王瑶鲁迅论的突出特点，是以广博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探讨鲁迅作品的历史渊源，对鲁迅作品进行深广的历史和文学的双重透视。
王瑶是第一流的中古文学史专家，他留下了《中古文学史论》这样的传世名作，对魏晋文章特别是嵇康的论文有独到的研究，因而当他从古代到现代研究起鲁迅时，就自然而然地在鲁迅杂文与嵇康文章之间发现了内在的联系，闪现出恒在光点。这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
王瑶写过多篇关于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而最有代表性的是1956年9月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作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250]。该文第一层，通过鲁迅强调向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学习的意见，说明“这些意见的重要意义也不仅在于它在理论上的正确程度，而更在于它是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的作品的特色和渊源相联系的。因此，发掘鲁迅作品在这些方面的特点不只对了解这一伟大作家的独特成就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可以由之明确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理解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第二层，说明“鲁迅作品的风格特色是与‘魏晋文章’有其一脉相承之处的，特别是他那些带有议论性质的杂文”。而这种相承是从章太炎那里来的，章太炎对严复式的“载飞载鸣”的文体不满，认为只有“魏晋文章”才最适宜于表达革命的议论性质的内容，鲁迅接受了这种看法，他是为了要表达新的内容和与人论辩才喜爱比较善于表述自己政见的魏晋文章的。第三层，进一步说明鲁迅为什么爱好魏晋文章。鲁迅论嵇康说“康文长于言理”，又云：“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鲁迅正是出于表现新思想的需要，爱上这种富有个性和独立见解的“师心”以遣的议论文，特别是嵇康文章的议论性质与表现方式：“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析理绵密，亦为汉人所未有”（刘师培语）。从这里可以说明鲁迅杂文的历史渊源和表现方式的某些特点。鲁迅把魏晋文章的特色概括为“清峻、通脱”，这就是说：“没有‘八股’式的规格教条的束缚，思想比较开朗，个性比较鲜明，而表现又要言不烦，简约严明，富有说服力。”而在鲁迅杂文中，这些特色得到了崭新的表现和高度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孔融的“讥嘲笔调”和嵇康的以一连串譬喻展开反驳的方式。鲁迅继承了中国古典散文议论、抒情、叙事的优良传统，全面地代表着“五四”期散文的绚烂成绩的顶端。第四层，分析鲁迅小说中的几代知识分子形象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有章太炎这一代的影子，也反映出阮籍、嵇康等人反礼教、反周孔的“思想新颖”的精神；《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这“第二代”，则与阮籍、嵇康、刘伶等魏晋人物有类似之处；《伤逝》中的涓生和《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这第三代，也反映了与历史人物相近的不幸的遭遇和面临抉择的歧途。第五层，分析了鲁迅小说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以及《金瓶梅》《红楼梦》写实手段的借鉴。第六层，分析了鲁迅作品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的抒情、写景、烘托气氛手法的成功之处，以及《故事新编》与历史文献的联系。第七层，说明学习和继承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与作家自己的创造性是不相抵触的，鲁迅的学习绝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经过熔化的。鲁迅的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葆有着血肉的联系，并标志着中国文学历史的新的发展。
王瑶的这篇论文，擅长宏观地把握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全面、深入地揭示了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成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经典之作，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性论著。王瑶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借助于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底蕴之外，还在于他善于从具体的文学实例入手，由小处发现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臆造和外加的，例如嵇康文章“长于辩难”“析理绵密”的议论性质与表现方式，确实与鲁迅杂文有着相通之处，无论是从鲁迅一生九次校订、抄写《嵇康集》的事实来看，还是从两人文章的内在理路揣摩，都可以确定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文章是鲁迅杂文的历史渊源，这两种文章的确在议论性质和表现方式上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王瑶先生是长期浸润于魏晋文章与鲁迅杂文之中，潜心涵养，烛幽发微，自然而然得出结论，不像有些人，是先立原则，再设法寻找事例证明自己先验的观点，因而他对于二者历史联系的揭示，是完全令人信服的，毫无牵强附会之嫌，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仅仅讲究方法是不够的，还须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对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和文章之道深有体悟，才能对鲁迅作品进行深广的历史和文学的双重透视，不仅摆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外在联系，而且透视出文章之间的内在相通之处，透视出鲁迅小说中的典型形象与阮籍、嵇康等历史人物之间的精神血脉，透视出鲁迅小说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以及《金瓶梅》《红楼梦》写实手段的借鉴，以及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的抒情、写景、烘托气氛手法的成功之处。
二
王瑶不仅以他深湛的文化素养和艺术眼光，对鲁迅研究作宏观的鸟瞰，而且对鲁迅的重点作品作微观的透视。1961年8月11日，王瑶在北戴河海滨休养所写完了长篇论文《论鲁迅的<野草>》，发表于1961年9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这是一个政治和学术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期，王瑶在不触犯当时意识形态主框架的前提下，对《野草》的诗学特征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究，虽然论述上仍有迁就时代之处，但终归是《野草》学史上的第一次。
王瑶首先确定了《野草》的诗学特征：
王瑶在这里对《野草》作出了这样的诗学判断：从文体上说，《野草》是散文诗，而且主要是抒情诗；从语言上说，《野草》是集中、隽永、意致深远的；从表现方式上说，《野草》是隽永、含蓄、富有诗意的，与那些带有政论性质的“当头一击”的杂文有所不同。
因为《野草》与鲁迅的“其他许多杂文集不同，它主要不是针对社会现实所发表的意见，不是如‘投枪’一样的对敌斗争的产物，而是对自己心境和思想中矛盾的解剖、思索和批判”，所以王瑶着力对鲁迅当时的思想矛盾——“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精辟的分析。
王瑶没有照搬鲁迅用过的现成名词，而是对这些名词进行了历史的辨析：鲁迅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绝非伪善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而是“以人民起来抗争为主要特征”的“真正的人道”；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也绝非“害人利己主义”，而是主张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的个性主义。因此，“鲁迅当时所实际感受到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两种思想的矛盾，用准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正是瞿秋白同志所分析的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
王瑶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作历史的分析。在这篇论文更名为《论<野草>》，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的《鲁迅作品论集》时，作者就在辨析鲁迅当时所说的个人主义一词中，加上了“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的具体内容”一语，说明作者的历史分析更加自觉和明确了。
在论文第二节中，王瑶进一步运用历史分析法对《野草》中所表现的黑暗和“阴影”进行辨析，他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极力否认之，而是承认之、正视之，进而加以历史的辩证：鲁迅确实感到了黑暗，但是“正因为他有蔑视黑暗的气概，因此虽然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但仍然能够坚强地进行战斗，‘与黑暗捣乱’”。“所谓‘阴影’固然是黑暗势力在他思想中的反映，但这并没有使他产生退却或妥协的任何想法；反之，尽管内心有矛盾、有痛苦，他却感到必须向前走去，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和追求。”
鲁迅内心的矛盾性，正是形成《野草》内在张力的根本动力。如何认识这种矛盾，恰恰是《野草》诗学研究的难题，王瑶紧紧抓住这个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辨析，为论文在符合当时意识形态主框架前提下获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到论文第三节，王瑶才正式进入他最为擅长也最为喜爱的诗学的艺术研究：以诗性语言对《过客》中的三个人物形象作了精深的分析，对《复仇》和《复仇（其二）》中所表现的鲁迅的悲愤心情作了透彻的解剖，特别是在解读《影的告别》时，运用他中古文学史的丰厚知识，发掘出了以形与影的不同想法来写自己思想矛盾的中国文学传统——陶渊明《形影神诗》三首中的《影答形》。这一点可以说是王瑶的一大发现，过去从来没有人说过，对于研究《野草》的中国古典文学渊源开辟了一条思路，可惜的是至今开掘还很不够。
到论文第四节，王瑶又解析了《野草》最为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法——“写梦”。王瑶指出：《野草》中的“感触都是思想深处的折磨自己灵魂的思绪，是只能在独自思索中产生的，其本身就属于抒情咏怀性质的诗的意境，因此用梦的形式来表现不只可以增加诗意，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而且也正表现了它与黑暗现实的某种对立的性质”。这就“使作家更多地运用了他的艺术修养，采取了意致深远和发人沉思的诗的表现方式，这就使《野草》一书在艺术上隽永醇厚，成为精致的抒情小品了”。而艺术构思和形象选择上的诗的性质和奇特的创造性，使作者所要表达的那种感触达到了动人心弦的效力。
第三、四节应该说是论文的精华部分，倘若王瑶能够抛开外界的种种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些特长，论文肯定会达到难以想象的高境，王瑶也一定会取得更为巨大的学术成就。然而可惜的是他不可能这样做，不仅前面加了一些政治性的演绎，最后第五节又添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为鲁迅“对光明未来热烈向望”和“后期思想的到达共产主义高峰而欢欣”。诚如一位青年学者所说：
从王瑶写作《论<野草>》的心态中，我们岂不可以窥探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困境中挣扎的心路历程，二十世纪又一种令人深思的精神文化现象？
三
新时期开始以后，王瑶在新创刊的《鲁迅研究》第1辑上刊出了他重新出山后写的首篇重量级论文《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252]。这篇论文常常被研究者忽略，2009年9月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第4辑的《王瑶文论选》也没有收入。
其实，这是一篇新时期全面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指导性论文。王瑶不仅具有深厚、坚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底蕴，而且具备广阔的外国文学视野。《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开拓了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研究；《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则开拓了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王瑶的鲁迅研究论著总带有首创的开拓性和全面的指导性，自这篇论文起，中国鲁迅学界才开始全面、深入地拓进外国文学领域。
当年我有幸到王瑶先生家里取回这篇论文，并担任了责任编辑，读过很多遍。三十三年后重读，仍然读旧如新。
这篇论文分八个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论述：
（一）“向西方找真理”的一个方面：认为“鲁迅开始接触外国文学，是和他‘向西方找真理’的过程一同开始的，因此他爱好和抉择就不能不受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需要的制约”。“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他的目的十分明确，是为了寻求“叫喊和反抗”的被压迫者的声音来振奋中国人民的精神，这是为中国民主革命服务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正如他从事创作是为了改良社会一样，他对外国文学的爱好、翻译和介绍，也是始终遵循着对中国青年读者和中国现代文学有所裨益这一根本愿望的。
（二）“摩罗”精神：认为鲁迅早期写的“《摩罗诗力说》是他最早的一篇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也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地介绍以拜伦为宗主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文章”。他用“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来概括摩罗诗人的精神，他所指的其实就是革命精神，这是同他当时决定用文艺来进行战斗的革命道路密切联系的。鲁迅之所以赞扬这种精神，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深受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压迫的中国人民，处在辛亥革命前夕民主革命思潮高涨时期，所需要的正是复仇和反抗，所追求的正是自由和解放。这种精神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他一直把《彼多菲诗集》带在身边。
（三）“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认为鲁迅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救的希望”；为不合理事实的存在感到讨厌则只能产生“瞒和骗的文艺”，而这是不能成为他所追求的“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新文艺的。鲁迅的小说，无论是写农民还是写知识分子的，都深刻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现实，而且形式和风格也是民族化的，但它又和中国传统小说的面貌完全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鲁迅写了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写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写了阶级的对立和矛盾，而且他自己是鲜明地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的。
（四）“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认为反映现代生活的表现方法，仅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借鉴是不够的，因此鲁迅“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在外国短篇小说作者中，他在艺术上比较欣赏的作家是契诃夫。但由于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战斗性，他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熟悉和理解，以及他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重视和继承，就使他的作品绝不是仅如契诃夫那样的对“小人物”的怜惜和同情，而是真正从革命的角度写出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前途，因而不仅在思想上，而且也在艺术上取得了崭新的卓越的成就。
（五）散文诗·社会批评：认为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受到望·蔼覃《小约翰》“幻惑之乡”和《屠格涅夫散文诗》“梦境和幻象”的明显影响，杂文中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则有与日本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和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相通的构思与抒写方式。鲁迅虽然不熟悉英文，但也赞成译介英国的随笔（Essay），以“博采众家，取其所长”。
（六）讽刺艺术：认为鲁迅主张“除了正确的认识生活之外，还必须在精炼、夸张的讽刺艺术上用工夫，才可能产生感人的力量”。鲁迅除了推崇《儒林外史》等中国小说外，最称赞英国斯惠夫德（今多译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和果戈理的《死魂灵》，尤其喜爱《死魂灵》，指出其“讽刺的本领”和“独特之处”，“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鲁迅还从“博采众长”出发，翻译了俄国萨尔蒂珂夫（谢德林）《某城纪事》中的《饥馑》，称赞作者的“锋利的笔尖，深刻的观察”，认为这类作品“于中国也很相宜”。他还翻译了法国作家腓立普的短篇《食人人种的话》，认为这是“圆熟之作”，但他“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并不赞成作者的思想。对英国大作家萧伯纳则是喜欢他“撕掉绅士们的假面”的杰出才能。
（七）体裁家（Stylist）：认为鲁迅很注意从生活中提炼文学语言，所以称赞高尔基说的“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是“很中肯的指示”。认可称他为体裁家的批评者是看出了他的文学语言的特点，他在外国文学中同样也很注意在这方面有成就的作家。1921年鲁迅翻译了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短篇《战争中的威尔珂》，并且在后记中也称作者为体裁家。
（八）“拿来主义”：认为鲁迅在《拿来主义》的名文中，主张对于遗产首先要敢于“拿来”，他既批判了那种在旧的遗产面前徘徊不前的“孱头”，又批判了那种为了表示自己“革命”而毁灭遗产的“昏蛋”。在“拿来”之后，就要“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占有”和“挑选”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借鉴、推陈出新，也就是为了新的创作，但在借鉴上要保持清醒的态度，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这篇论文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似乎有时代的局限，但从大观上回视，就会发现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一大特点，即向鲁迅与外国文学之关系的领域进行了广阔拓展，而后来的研究者几乎都是沿着王瑶指出的思路拓进的。思路的宏阔，眼光的准确，论述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全面性、系统性，为后来兴起的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指引了大方向，充分显示出王瑶宏观把握的学术气魄与微观透视的艺术眼力。
四
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王瑶呕心沥血写出了新的论文《<故事新编>散论》[253]。该文长达四万余字，是王瑶众多论文中最长、最有分量的一篇。全文分为性质之争、关于“油滑”“二丑艺术”、戏曲的启示、且说《补天》、《奔月》与《铸剑》、《非攻》与《理水》、《出关》与《起死》、《采薇》略谈、“演义”新诠，一共十节，全面、深入、中肯地论述了《故事新编》研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并对各篇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是采用旁证的方法，以中国古典戏曲中丑角的插科打诨为例证，对《故事新编》的“油滑之处”这种文艺现象的美学意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阐释：“《故事新编》中关于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的写法，就是鲁迅吸取了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它除了能对现实发生讽刺和批判的作用以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更‘活’了。”几十年来，《故事新编》的研究者们为“油滑之处”的评价问题争论不休，或者推崇为“特色”，或者贬低为“缺点”，或者干脆避而不答，都没有对这种文艺现象产生的缘由和美学意义作出认真的学术理论研究，王瑶则对之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回答，显示出了他过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力”以及“深刻独创的见解”，而这正是以他广博、深厚的文学艺术学养和活跃、开放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行文到此，加一段我亲身经历的插曲。1980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正式启动，3月30日至4月5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筹备会议和撰稿座谈会，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学者集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盛会。
会议第一天早晨五点半，我就跟车到北大接王瑶先生，在车上王瑶先生给我五角钱，让我代他买新一期的《中国戏曲学院学报》。我当时纳闷王先生为什么要看戏曲学院的学报，待买到翻读，见里面有论述插科打诨的文章，后来又看到了王瑶先生的《<故事新编>散论》，才知道王先生是为了解决《故事新编》研究中的“油滑”难题而找这篇文章作参考的。这给我以深刻的启悟：要解决学术上的难题，不能局限在一点、一处，而应该广泛思考，从旁门侧道可能会有发现。
1981年，王瑶还贡献出了《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254]一文，论述了鲁迅从实际出发、面向现实、绝不回避矛盾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分析了鲁迅这种精神的来龙去脉，强调鲁迅之所以执着现实，正是为了进行变革，创造美好的未来，至今对于理解鲁迅思想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王瑶的这些鲁迅研究论文，都收入1984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作品论集》一书，也已成为中国鲁迅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
五
概括起来，王瑶的鲁迅研究论著有着以下特征：
（一）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古文学史的文化底蕴，所以对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有着深透的研究，能道出其中的真谛。这种“悟道”之文，绝对不是“赶”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过程可能很长，前期准备和撰写工作进行得很慢，但贡献出的是见道之论与涵养之文，往往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
（二）具有广阔的外国文学视野，能够全面、系统地从世界文学境域俯瞰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联系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提出开拓性、指导性的意见。
（三）知识广博，眼界宽广，能够在别人不注意甚至不知晓之处，出其不意地发现解决难题的路径，作出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的旁证和解释。
（四）行文潇洒自如、出手大气，有一种常人难以超越的大家气韵和直率风度。
王瑶先生的境界恐怕是后人不可能达到的，但取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即使是以鲁迅研究为专业的学者，也不能只读鲁迅的书，而应该把自己的眼界放开来，博览群书，广泛观察，深入思考，学会旁证，只有这样，新世纪的鲁迅研究才可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