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普鲁士王国的建立与“士兵王”军事立国——德意志诸邦中的斯巴达
1688年，大选侯去世，次子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他出生于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推崇法国的一切，竭力模仿凡尔赛宫廷的豪华，纵情歌舞饮宴，恣意挥霍国家资财，热衷于以豪华的排场来显示君主的尊严和声威。但是在他统治时期，他的邦国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由勃兰登堡—普鲁士发展为“普鲁士王国”。
在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三世与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达成一项协议：选侯允诺在战争中出租8000人的勃兰登堡军队供皇帝调遣，皇帝则付给巨额补助费1300万塔勒，并将勃兰登堡—普鲁士升格为王国。就这样，弗里德里希三世以臣民的血肉躯体为抵押，满足了他早就渴望称王的野心，也得到大多数容克贵族的支持。由于考虑到普鲁士具有条顿骑士团悠久的传统，他有意选择了“普鲁士王国”作为统一国号。
历史大事件发生的日期有些纯属巧合，有些则是人为安排，请记住对德意志历史影响巨大的三个1月18日，即1701年1月18日、1871年1月18日和1919年1月18日。
1701年1月18日是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精心选定的国王加冕日。这一天在柯尼斯堡王宫举行的加冕庆典极度豪华，目击者、宫廷最高司仪官约翰·冯·贝萨尔记录下庆典的进程：“由四名身着金色条纹衣的令官开道，接着是由小号手、击鼓手和龙骑兵组成的行列，然后是宫廷侍臣和贵族、骑士行列，绕场后排成五列停下，由一位令官宣告普鲁士升格为王国；新建立的黑鹰骑士团举行第一次大会。骑士团成员逐个走到国王面前，国王亲自授予他们宽条勋章绶带，挂在胸肩，骑士们则吻国王手表示效忠”，“国王身穿绯红色刺绣衣服，上缀耀眼的宝石纽扣，红色长袜，外披紫色面银鼬皮大氅，扣着—枚缀有三粒大钻石的别针。他在庆典开始后就转回到王宫大厅，刚坐到加冕位上，就伸手把王冠拿起，戴到自己头上，右手抓着君主节杖，左手握着金球，然后他转身到王后房间，把王冠放到她的头上，接着夫妇两人带着大批随从前往教堂。在圣坛上，宫廷主教为国王祝颂词，涂抹圣油，然后为王后祝颂词，在额上涂圣油。礼拜完毕后，宫中的加冕盛宴开始了”。随后的庆典活动延续了六个月之久。
加冕标志着普鲁士王国的成立，开创了普鲁士国家历史上的新纪元，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正式改称“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这样，霍亨索伦家族最终把普鲁士这块德意志宗教骑士团拓殖的非德意志国土，紧紧拉到自己身边，共同构成国家统治的基础。以前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国的立国精神和传统，被霍亨索伦家族奉为正统继承下来，并在所有家族领地上加以贯彻。加冕仪式上建立的黑鹰骑士团，就是一个例证。骑士团由世袭贵族组成，它作为国王的“亲兵”贯彻国王的意图。成立章程中写得明白，它是德意志骑士团国缔造的传统的继承者。骑士团成员的绶带上缀有银星一颗和国王授予的鹰纹饰的盾，带有蓝色马耳他式十字架，写着拉丁文格言“SUUM CUIQUE”，意为“人之存在，为了正义”。
普鲁士王国首任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
附带提及的是，1871年1月18日，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了纪念普鲁士王国建立170周年，特意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德意志帝国成立典礼。而1919年1月18日却是在凡尔赛宫召开的巴黎和会开幕日，此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法美为了羞辱已成为历史的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而有意为之的。
但是，普鲁士王国的真正建筑师，不是王国的开创者弗里德里希一世，而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位期间（1713—1740），普鲁士发展成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崇尚俭朴的作风，军营式的纪律与等级制度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所谓的“普鲁士精神”到这时已完全成形了。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勤俭节约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口号，他用一种严厉的加尔文主义—清教主义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和臣民。他即位后柏林王宫中一扫以往铺张挥霍之风，而代之以斯巴达式的简朴。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后来说：“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时柏林是北方的雅典，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就成了北方的斯巴达。”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他父王豪华的葬礼一过，就把父王的加冕大氅、钻石纽扣（以每颗3万杜卡登的价格）等加以拍卖，再让人把宫中各处的块银铸成银饼，所得—次性地偿清父王的负债。父王建立的各种宫廷规矩和军阶品位统统废除。他仅花费2547个银币就完成了在柯尼斯堡举行的加冕典礼，而他父亲为此曾花费500万银币。他不仅将父王的情妇和姬妾都打发走了，而且连为他父亲扩建柏林宫殿的建筑师吕特尔也解聘了。在日常饮食中，宫廷的菜汤很稠，啤酒却是稀淡的；他平常抽的是最便宜的烟叶。有时大臣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参加豪华的宴会，他一定是嘟嘟囔囔地将丰盛的菜肴推开。在日常财政开支中，除了在军事建设上不吝投入外，其他方面是一毛不拔。一时传为笑柄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同意给柏林图书馆捐赠购书费，一次是4个塔勒，另一次是5个塔勒。后来的一些历史书中经常喜欢用那首著名的四行诗来讽刺这位国王。这四行诗据说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访问一位寡妇时对寡妇向他提出发放慈善养老金要求时的回答：
在国王的严厉要求下，整个普鲁士成为一座清苦的修道院，让习惯于豪华舞会和丰盛宴会的各国外交官们视为畏途，一位西班牙公使说，他宁愿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不愿意去柏林上任。
在工作作风上，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事必躬亲。他个人审查所有国家预算开支，确定官吏薪俸；他要亲自面见所有军官和高级官吏；各主事大臣必须随时向他呈报请示，他则在报告边角上作明确的批示。他还到各省视察他的军队，会见各级地方官员，清查财产账簿，检查军用补给站和军事杂志，并尽可能地了解全国各地各方面的情况，英王乔治二世称他是“公路上的国王”并非没有道理。一天早上，在去往波茨坦的路上，他碰到了一群人正等待睡过头的邮局局长。他打破窗户，帮助叫醒了这位局长，然后亲手鞭打了这位失职者，并为臣仆的懒惰向公众道歉。这些出巡被称为“笞杖巡行”，因为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发现有人不是按他们的职责行事，就要加以笞责。在这些出巡中，国王监视和观察每件事和每个人。1723年的一项敕令规定：“在街上和集市上的女商贩和其他女店员不是在坐着叫卖，而是在纺织毛线、亚麻或做缝纫，则处以取消营业特许权。”他严厉的统治和控制，使得臣民对他畏之若虎，工作兢兢业业而不敢有丝毫马虎。普鲁士的这种效率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要旅行者一入境，通过极易感受到的情景就可以识别出这个国家：这里的公路保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邮政更有规则，普通的客车更为迅捷；凡在道路纵横交错的地方，都竖立着醒目的柱子，有多少条道路，柱上就有多少个标志，用雕刻的或涂写出来的字母说明下一段的名称，告诉你到某个地方有多少里程。
军队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最爱，他觉得这也正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他是欧洲第一个以军装为日常服装的国王，据说，他临终前，当神父做祈祷说“人赤条条地来，必赤条条地去”时，处于弥留之际的他竟然猛地坐起来驳斥神父说：“朕绝不会赤条条地去，朕要穿上军装而去！”为把普鲁士军队打造为保证普鲁士王国安全、未来和强权的利剑，他把节俭积聚的财富几乎全部用到军事建设上。普鲁士王国在这个时期大约有224万居民，人数只居欧洲大陆各国的第13位，就领土大小而言，只占第10位，然而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经营下，普鲁士拥有欧陆人数排第4位的强大军队。他把军队人数从3.8万扩充到8.3万，普鲁士这一支和国土大小不成比例的极其庞大的军队，需要一笔极其可观的经费来维持。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末期，国家岁入增加到约700万塔勒，他把其中的600万塔勒花费在军队上。这样一来，普鲁士军队不仅被置于国家的中心地位，而且成为“国中之国”，普鲁士越来越具有军国主义的性质。
士兵的来源一是招募、甚至是绑架外邦人，一是“划区征兵制”。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起初派出募兵官周游全德，向年轻人宣传当兵生活如何美好，并付出一些钱来引诱他们当兵；此外以诈骗的方式诱使人当兵和暴力绑架人当兵的事情也不罕见。有一次募兵官看见身材魁梧、高大的诗人戈特舍尔德，对诗人的天才不屑一顾，却不厌其烦地称赞他的六尺身躯，惹得戈特舍尔德愤而起来反抗。
但是，此举经常引起同其他邦国，尤其是近邻梅克伦堡和汉诺威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认为有必要实施军制改革。1733年5月，普鲁士内阁颁布的征兵区法令规定：“国内所有居民生来就应从军，并是义务团队成员。对他们来说，出生地所在的征兵区便是战场。”应该说“划区征兵制”是—种广泛、有效和灵活的征兵体制。在对全境人口进行统计之后，按军队中团队的数目把全国划分为多个“征兵区”，每区约5000至8000户居民，每一个团被指定一个特定的地区作为征兵区，在区中心设驻地。根据古代征募民兵的做法，各团队属区的青年按规定登记。每个连也有专属自己的一个分区，连长将自己辖区内14岁以上的男子记录在案，发给他们每人一份“准假证明”，于是他们便成了本连的候补兵员。自此，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看做军队的准成员。平时，他们佩戴标志，在家从事劳动，并持有证书，以证明自己并非逃兵，在家从事劳动只不过是暂时告假返家而已。男子与军队的这种联系几乎是终生的，服役年限一般为20—25年，除非丧失作战能力或死亡。只有罪犯和发育不良者，以及重要经济部门的劳动力才可免服兵役。和平时期每个连队每年从自己所属的征兵区中征召3—4名新兵，经过几年严格训练后可返乡。为了节省开支，连长可以批准士兵每年告假9—10个月，让他们回原籍从事原职业，同时停发其军饷。依靠这种方法，国王可将本国适于从军的青壮年以三种形式编入军队，即待征士兵、在役士兵、暂时告假还乡的士兵。这种方式易于为农民接受，而国家只需为其中第二种士兵提供持续的财政开支。它还加强了军队与社会的联系，减少了士兵的逃亡。这种以社会生活军事化为基础的、有效的大规模征兵形式是某种形式的终身义务兵役制。它是普鲁士国家形成以来首次突破农奴制的限制建立起的全国性的普遍兵役制度，对农奴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农奴与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由此产生了普鲁士式国家意识的萌芽。
军官主要来自于容克阶级，除长子以外无土地的容克子弟差不多都要参加军队，他们在少年时代就已在王家讲武学堂受训，准备当军官。他们除了把容克阶级的偏见和傲慢心理带到军队中来，也把贵族和人民之间的鸿沟带到军官和士兵的关系中来，军官对待士兵也像容克对待他们的农民一样。不过这些容克出身的军官，其社会地位已不再是土地容克，而是国王的军官，他们的利益同国王、国家、军队的利益越来越多地交融在一起。国王由此把容克贵族军官控制在自己手中，基本上打破了容克的独立地位。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极其重视军官，对他们信任有加。任何军官都有权直接向国王打报告，只有国王才能辞退他们。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要求军官们身体力行，为普鲁士国王服务，他教育军官说：“为国王服务是最大的荣誉，它比赚钱更重要，而荣誉的获得仅仅来自纪律！”国王拟订的《战争总则》给普鲁士军官打上了特殊的职业道德的烙印：服从、尽职、守时、节俭、准确。
国王训练部队的办法，一是操练，二是军纪体罚。训练的最高目标是把士兵变成没有意志、没有思想的工具，对上级的命令盲目服从。一种毫无意义的操练和对最小的失误施以鞭笞，成为把士兵训练成没有意志的工具的好办法。在波茨坦欢乐宫的练兵场上，国王提着棍棒亲自训练士兵，长此不懈，因此被称为“士兵王”或“军曹国王”。据当时曾亲自体验过普鲁士连队生活的人描述，士兵总是—连几小时反反复复地操练队列和枪法。军官一面高举着军棍，一面板着面孔吼叫。每个士兵就像一根木桩僵直地站立在那里，身上的武器连同军装上的每一颗纽扣都要擦得锃亮，稍有疏忽，哪怕是头发乱了一绺，都要吃军棍。在此情况下，士兵们不堪重压自杀或逃跑的事经常发生。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规定了严酷的军纪。当时的军法规定：“违抗军官或士官命令者，不管是顶撞还是争辩，均处以夹鞭刑。视冒犯者的身体状况和当时情况，最多可处罚此刑30次。以刀剑或其他武器威胁长官、违抗命令者处以死刑，不得赦免。”“士兵偷窃他人物品或仆从偷窃长官物品者处以绞刑；拦路抢劫者处以车裂刑；发伪誓者，断其手指以示惩戒；施法术者施以火刑；值勤酗酒者，配戴镣铐并剥夺其全部军人荣誉。”这些刑罚中令人发指的是夹鞭刑：行刑者二百个人面对面地站成两排，中间形成一条狭长的通道。当受刑者裸着臂膀从中间走过时，这些行刑者手持长鞭不停地抽打，受刑者往往走不出几步，身上便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而瘫倒在地。
除了用棍棒训练士兵以外，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还利用虔敬主义对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之甘受驱使。虔敬派是路德宗的一支，认为宗教的要点不在于恪守死板的信条形式，而在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内心的虔敬”，因此提倡精读《圣经》，反对跳舞、看戏等“世俗化娱乐享受”。虔敬派在追求单个灵魂“再生”时，把“国家利益”放到了中心位置，信奉“社会效益”，特别是其领导人弗兰克主张通过严格的教育和管理，培养教徒忍耐、勤勉、守纪律、为国服务的精神。这与普鲁士统治者的愿望不谋而合，于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把虔敬派的主张提升为普鲁士的官方学说，并将之运用到军队中，培养普鲁士军官勤勉、守纪律和忠君爱国的品质，以达到加强对整个军队的精神控制。
当时普鲁士就是靠高额的军费、严酷的训练和精神控制培养出了一支“欧洲模范的军队”。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这支军队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力，使敌人闻风丧胆。与普军交战的奥地利军官在回忆录中描写道：“在我方不间断的炮火下，他们的举止令人惊叹。他们保持着最佳队形……整个巨大的阵线好似由一个动力驱动着，步伐惊人地整齐划一……一旦进入射击距离，他们就立即开火，火力持续不断，如同滚滚雷声。在我们目力所及范围内，他们的行动都是以令我们赞叹不已的速度和准确性来完成的，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马上补上去，并完美地执行着前一个人的任务”，因此，“站在普军阵前就如同是站在地狱的入口处，普军的白刃冲锋也是所向无敌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还继续发展了一套常设行政机构和官僚制度，使之能完全贯彻君主意志。首先，他把枢密顾问委员会中权力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的两大部门——总管财政部门和不断与其对抗争权的总管军事部门——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机构，负责经济、财政和军队事务。这个机构的全称是：最高总理财政、军事、国有地事务院，简称总理事务院，设总理大臣一人，枢密顾问三到四人，内设各部，如内政部、财政部、公共劳动部、粮食和交通部等。总理大臣一职由国王自己挂名，国王还兼任财政、军事等关键部的首脑。在此机构中任职的官员，包括国王，从早晨7时开始，每天工作12小时。国王在他1722年的训令中已经规定了为官的准则：“荣誉远胜于薪俸”，而他给官员的薪俸，确实是相当微薄的。总理事务院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它之下是各省的省委员会，负责省的财政、军事和国有地事务，设省主席一人，下辖各厅，再下面就是县委员会，作为委托管理的基层行政机构。如此一来，普鲁士王国内部的行政机构划一，职能开始完善，差不多是现代的国家。此外还设有负责节俭监督和财政监督的机构，并入总理事务院的最高统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所有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涉及财务事务的，即使是一文钱，都必须核定。对官员层进行节俭、认真、不谋私利的教育，不合格者予以撤换或惩处。普鲁士官员就这样成为国王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声称：“朕乃君主，故应为所欲为。”官吏对于国王，也像士兵对军官一样，只有无条件服从，不要求他们想问题，不要求他们发挥主动性。所有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均出自国王独断。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时期，特有的“普鲁士精神”形成了。德国史著名学者丁建弘曾说，普鲁士精神大致有三个根源：一是虔敬主义；二是国王家族的加尔文主义，一种严厉的、不容情的天命注定学说连同古罗马意志哲学中的禁欲和纪律要求；三是从荷兰渗入的新斯多葛派思想，它主张服从命运和以理性克服热情的禁欲主义。新斯多葛派的信条：勇敢、尽职和忍耐也就成为普鲁士军人的职业道德。但需要说明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代形成的这种“普鲁士精神”，主要通过他的军队表现出来，因而其时代打上了军国主义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