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强权扩张与开明专制

1740年，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驾崩，28岁的王储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即位。因其卓越的“武功文治”，被人尊称为“大帝”。这里有必要介绍一幕“普鲁士宫廷舞台史上最有趣的插曲”，读者从中或可体味出什么。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士兵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和索菲娅·窦绿苔的次子，1712年1月生于柏林，由于长兄早逝，被立为王储。索菲娅·窦绿苔出身于汉诺威宫廷，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妹妹，长期受法国文化的熏陶，并把她的这种禀赋和熏陶留给了弗里德里希。因此，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受其母亲影响，一生都极其崇拜法国文化，特别是法国的巴洛克文化和启蒙文化。少年时代的弗里德里希机敏、聪颖，富有音乐才能，爱好吟诗作赋。但这与父王的期待和要求格格不入。视文化为废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执意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军人，竭力向他灌输军事和国家行政管理知识，却对儿子的文学和音乐天赋特别厌恶，讽刺地把他叫做“吹横笛者和诗人”。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眼中，王储宁可穿丝质睡衣，在轻松的社交中挥霍胡闹和追逐女人，而不想穿正式军服在高级军官面前监督他所指挥的团队的训练，显然是“法国的轻浮浪子”，他曾经挥舞棍棒打跑了王储的家庭教师，因为他认为教师将软弱的东西传播给了儿子。但父王严苛的管教也无法改变儿子的性情，两人的对立日趋尖锐。1730年8月，乘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出巡之机，弗里德里希偕同挚友卡特企图逃往英国，但计划早已泄露，他们在过境时被截获，然后被关进监狱。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震怒之下要判处王储死刑，这震惊了整个欧洲宫廷，他们联合起来向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求情，才使得可怜的王储免于一死。但为了“医治”他的叛逆精神和违规行为，国王却将王储监禁，并将王储的挚友卡特处死，并有意安排他观看行刑过程。弗里德里希在监狱窗口目睹卡特人头落地，受此沉重打击，性格发生巨变，懂得了抑制自己的感情。为了保住王位继承权，他给父王写了一封悔过信。欣喜的国王不久就下令释放儿子出狱，让他回宫居住。1733年，他遵循父愿与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公主结婚，但王子与公主并没有过上童话里的生活，弗里德里希一生都对尊敬他和对他有好感的妻子非常冷淡。次年，作为奥地利欧根亲王的阵地观察员，他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受到实战生活的锻炼。这些复杂的经历和对不同生活的体验，大大影响了他的精神发育和心理素质，使得道义与强权、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这些极为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因素，能够协调地汇集于他一身，就其个性素质的复杂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一切后继者。

虽然与父亲在感情上极不融洽，在兴趣爱好上也格格不入，但唯独在崇尚武功一点上，弗里德里希二世忠实地继承乃父的衣钵，据同时代人描述：这位国王乍看上似乎谦和热情，但留心端详，就会发现他的脸上常常流露出冷漠、严峻和鄙夷不屑的表情，特别是一双蓝色的眼睛时时射出逼人的目光，总像要和人较量一番似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说：国家不分大小，“政府的基本法则都是扩张领土”。他决心利用和加强父亲留下的军队，进一步扩张普鲁士的版图，逐步实现普鲁士称雄欧洲的抱负。他在位期间，挑起了与奥地利的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夺得了富饶的西里西亚；1772年，他伴同俄国、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可以说，正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手中，普鲁士得以崛起，弗里德里希二世已经不再是“普鲁士的国王”，而是“普鲁士国王”了。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继承人、其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1786—1797年在位）时期，普鲁士又两次参与瓜分波兰，使普鲁士的领土达30.5万平方公里，人口860万，俨然成为欧洲的一个大国。

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伊始便迫不及待地准备充分展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为了夺取奥地利最富饶的省份西里西亚，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1740年10月，奥地利大公、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没有男嗣，根据遗嘱《国本诏书》，王位由长女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然而受到法国支持的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西班牙对其继承权表示异议，只有英国、俄国支持奥地利。这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感到这个坐在王位上的女人软弱可欺，于是御驾亲征，统率2.5万名普军入侵西里西亚，挑起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1741年4月10日，普奥两军在莫尔维茨发生激战，奥军战败，玛丽亚·特蕾西亚被迫同弗里德里希二世签订城下之盟，割让整个西里西亚。但是，女王在获得喘息机会后，靠英国的直接帮助，击败攻入布拉格的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弗里德里希二世担心奥军的胜利将危及他对西里西亚的控制，便撕毁协议，不宣而战，这就开始了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他从波希米亚对奥军发动新的进攻，继而又把军队开进萨克森，先后两次击败奥军和倒向奥地利的萨克森军。在此情况下，女王感到一时难以撼动普鲁士，便在1745年圣诞节再度与普鲁士签订和约，女王承认普鲁士保留西里西亚，但普鲁士需承认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丈夫弗朗茨·施特凡·洛林公爵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于获得了西里西亚，普鲁士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而西里西亚的发达工业则大大加强了普鲁士的经济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得西里西亚地区为普鲁士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国奠定了基础。

1745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班师回朝。首都柏林居民成群结队地出来迎接这位西里西亚的获得者。房屋的墙壁上书写着“弗里德里希大帝万岁”的口号。不少人挥动着帽子，向弗里德里希致意。这是人们首次对他冠之以“大帝”的称号。

在1746—1756年的和平时期，弗里德里希二世深知奥地利不会善罢甘休，和平仅仅是暂时的休战，因此他积极推行军事改革。首先，他积极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教育。对于士兵的训练，主要继续采用呆板的操练和严酷的棍棒纪律，但同时灌输“国家利益”的思想，以及早年德意志宗教骑士团的精神传统，规定逃兵不得忏悔，不得领圣餐，不得回家。对于军官，他规定，军官要严守荣誉准则，成为有荣誉感和举止得体的军官与完美的骑士，而不仅仅是粗俗的带兵者，在交战中一名军官畏刀避剑，不抵抗到最后，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如果军官放弃了信条，背叛了国王，将会受到最严厉的荣誉制裁。弗里德里希二世这一做法世代相传，维系着普鲁士军官团的团结，直到1918年德意志军队大崩溃为止。其次，针对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开始加强骑兵和炮兵的力量。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所指挥的首次会战莫尔维茨之役中使用了骑兵，但因装备笨重和战术死板而吃了大亏，他因而下决心改造骑兵。经改建的骑兵部队提高了速度，加强了火力，改进了战术，成为普军精锐之师，往往在关键时刻克敌制胜，在七年战争中功绩显赫，连恩格斯都称赞说他建立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骑兵。原先普军炮兵很少，弗里德里希·威廉时期，普军只有—个野战炮营，而且相当部分是战时方才征集入伍的市民，平时几乎没有进行野战条件训练的机会，因此火力不足。弗里德里希二世开始扩展炮兵，先后将之扩大为6个野战炮兵营和两个要塞炮兵营。为了提高炮兵的机动性，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建立了真正的、独立的骑炮兵，它不仅可配合骑兵作战，而且可作为快速机动部队使用。最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军事艺术上的最大创新是采用新的战略战术。他惯以突然的、出其不意的进攻开始战争，在与数个敌手作战时，则力图各个击破。作战中善于合理使用兵力，大胆实施机动。他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斜楔阵法”战术，使之达到一种完善的高度。

弗里德里希二世争霸德意志的强权政治的再度表现，是参加七年战争（1756—1763，在德意志又称为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55年，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北美和印度殖民地发生冲突，双方各自争取盟国，遂形成两个国家集团。奥地利期望夺回西里西亚，为此不惜摒弃传统盟友英国而结盟法国。弗里德里希二世不仅想保住西里西亚，还想摆脱父王时代那种在大国政治中跑龙套的角色，因而与英国结盟，争得英国财政资助。此外，因为奥俄两国统治者均为女皇，而法国的路易十五唯情妇马首是瞻，弗里德里希二世曾嘲笑它们是由“三条衬裙”统治的国家，惹得三国君王大怒，尤其是俄国伊丽莎白女皇更是愤怒万分，发誓要抹掉普鲁士，故而俄国加入奥法一边作战。在这次战争中，欧洲大陆出现了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国际政治格局：仅有600万人口的普鲁士同时对付各拥有2000万以上人口的奥地利、法国和俄国三个大国。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弗里德里希二世感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于是，1756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高呼“敌人越多、荣誉越大”的口号，率军突袭萨克森，迫使萨克森投降，进而借用萨克森的人力与富源，扩充实力。1758年11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罗斯巴赫大败法奥联军，战斗仅1小时，普军便战胜双倍于自己的敌人，取得辉煌胜利，普军以500人伤亡的代价，使联军遭受了死伤3000人、被俘5000人的沉重打击，英国议会也因此决定把对普鲁士的补助金增加7倍，由16.4万镑升至115万镑。弗里德里希二世继而又在洛伊滕大败三倍于己的奥军，以死伤6000人的代价，击毙和俘虏对方30000余人。此役普军解除了奥军的威胁，重新夺回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才能，使整个欧洲为之赞叹。拿破仑称洛伊滕战役是“动机和决心的杰作”，仅此一战就足以使弗里德里希二世跻身于伟大军事统帅之列。洛伊滕战役后，普军主力按运动战的原则，与联军周旋于北德意志各个战场，一个一个地对付敌人，从奥得河打到易北河，从易北河打到威悉河，几乎不停顿地运动。正是依靠流动作战，弗里德里希二世以他战术上的创新抵挡住了几路强敌的围攻，改变了一度看来十分危急的形势。

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联军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优势得以显现，普军的处境日渐窘迫。特别是当俄军参战以后，普鲁士才感受到真正的威胁。1759年8月12日，在奥得河右岸库纳尔斯多夫附近，俄奥联军给普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弗里德里希二世几乎全军覆灭，险些丧命。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两匹马在我身下被打死了，而我却还活着，这是我的不幸。我的一支48000人的军队只剩下3000人。实话告诉你吧，我认为一切都完蛋了，再也不能收复我父亲的土地，再见吧！永别了！”随即，联军攻占柏林。普鲁士山河破碎，面临亡国危机。雪上加霜的是，1760年英国不再资助普鲁士，带给弗里德里希二世近于绝望的打击。他暗自携带烈性毒药，随时准备末日到来前服毒自尽。

正在此时，出现了所谓的“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俄国女皇伊丽莎白去世，彼得三世继位，他极度崇拜弗里德里希二世，宣布退出反普同盟，将俄军所占土地全部归还普鲁士，进而同普鲁士结盟。此举使普鲁士绝处逢生，并导致法俄奥同盟瓦解。此时双方均已疲惫不堪，决定停战议和。1763年2月普鲁士同奥地利、萨克森签订了《胡贝尔图斯堡和约》，普军撤出萨克森，奥地利放弃西里西亚。

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和军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它几乎单独抵挡了奥、俄、法三大强国的联合进攻，并保住了富饶的西里西亚，从此在德意志形成普、奥二元对抗的格局，普鲁士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迈出了未来称霸德意志和欧洲的重要一步。战争也提高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的威望，一些国际战略家开始把他与英国的马尔博罗公爵、奥地利的欧根亲王一道并称为“18世纪三大军事天才”。普鲁士军队也一时成为欧洲各国军队模仿的样板。当时一位外国评论家以幽默的口气嘲讽了欧洲各国盲目模仿普鲁士军队的情况：“如果一些统帅听到谣传说普鲁士人是跛足的，他们就会把自己官兵的腿弄断。”

1772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同俄国、奥地利联合起来对波兰进行第一次瓜分，所有在中世纪时属于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国家的领地现在都属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领土也因而连成一片。南部与普鲁士相邻的波兰领土，也须划出波森等区给普鲁士。1773年初整个新获地区被命名为西普鲁士省，柯尼斯堡附近地区合并成为东普鲁士省。普鲁士王国的版图扩大到194891平方公里，人口543万。

亲身的经历使弗里德里希二世树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军事力量是普鲁士扩大自身影响、跻身列强和进行扩张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他在“国家利益”的旗号下更加奉行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1763年后，弗里德里希大帝开始了军队重建工作，计划把军队建设成“像灰烬中升起的不死鸟”。1780年普军人数又扩充到24万，1780年，普鲁士平均每32个居民中有一个士兵，同期奥地利为1/64，俄国为1/91，法国为1/140，普鲁士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法国政治家米拉波说了一句很贴切的话：“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而普鲁士军队则有一个国家。”

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并非一介赳赳武夫，他在治理国家上也以“开明专制”著称于欧洲。他很早就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思想财富，并且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作为开明君主行事。1739年，弗里德里希所写的著名论文《反马基雅维利》充满了启蒙运动的伦理观点，他反对马基雅维利的“不择手段的原则”，想在君主主义思想中包括一种法治国家的理想。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时对他的诸大臣说：“我想，国家的利益也是我的利益；我不能有不同于国家利益的利益。要是两者不能相互并容，那么国家的利益应予优先考虑。”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声称要对全体臣民的幸福负责，他说：“国君是国家的第一公仆，这是其职责所在，以报偿服务和美德，在富者和穷人之间建立平衡，慰藉各行各业中的不幸，在国家机构的各个方面培育宽宏大量。”因此，他不仅关心贵族阶层，同时也努力改善包括农民在内的下层臣民的生活状况。1763年，他取消了波美拉尼亚的农奴依附关系，并解放王家土地上的农奴，禁止贵族地主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农民，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和继承权，给农民减税。他甚至想废除所有领地上的农奴制，但因遭到容克强烈反对而作罢。他还致力于解决当时的家庭生活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私生子和孤儿的抚养问题。他甚至不遗余力地推广强迫义务教育，以此提高臣民的文化水平。以颁布柏林中学校长赫克尔为福音新教学校拟定的规章和西里西亚修道院院长费尔比格尔为天主教学校拟定的规章为开端，弗里德里希二世开始进行国民教育改革。之后，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大臣策德利茨为普鲁士学校制订了教科书，并为教师规定了教学规程，发展了高级文科中学。通过这些措施，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的末期，新型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于德国的知识分子竟然认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一种迟到的追赶普鲁士的努力。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制”突出表现为“加强法治”和“宗教宽容”。

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了在普鲁士各阶层中树立“明君”和“好国王”的形象，在政治上追求一种理性的法治国家。执政伊始他就迫不及待地着手进行司法和立法改革。即位后的第三天，他在给司法大臣、后来的大宰相科赛奇的内阁指令中说，除反对国王、叛国和重大谋杀事件以外，今后在普鲁士不再有刑事被告；禁止在审讯中进行拷打；放松新闻检查；废除宗教歧视；禁止把农民驱出城市；解散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付国人的庞大的掷弹卫队。18世纪40年代中叶，弗里德里希二世让法学家拟订了一个新的、普遍有效的立法体系，以统一普鲁士各地区不相一致、互相矛盾的立法，科赛奇成为国王立法和司法改革的主要助手和主持人。1747—1749年，他改革并确定了法院规章制度，1754年他统一了法院组织章程和检查章程。这些规章制度通过在各省设立唯一的高等法院而简化了省一级的法律程序，同时中央一级的柏林高等法庭被看做全国的最高法院。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司法改革也涉及法官，因为所有法官都要经过审核，以充分而固定的薪俸加以任用，同时取消分组诉讼费。在下级法院即城市法院和领主裁判所，只有经过国家考核的法官才能进行审判；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诉讼的公正性得到保障。新的诉讼规则《弗里德里希法典》可以加快结束诉讼时间。为了防止各级法院间发生权限冲突，1756年成立了总执行局司法裁判委员会。弗里德里希二世一项巨大的成就是普鲁士法典——《普遍国家法令》的编撰，该工程从1780年开始，直到他死后才于1794年6月1日颁行。它比人们想象的要保守一些，如保持了社会的等级制划分，经济活动和职业选择仍然受到等级制度的约束，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被置于国家的监护之下。但是，在其他国家相当普遍地以政治理由对人民处以死刑的时代，它体现了一种进步。法典宣布了以法治国的原则；规定王室领地是国家财产，不再是霍亨索伦王室的不可让与的世袭财产；官员不再能随时被国王解职，而是由全体大臣对此做出决定；只允许对一小部分政治罪犯执行死刑，禁止对犯罪情节轻微的罪犯执行死刑；禁止用酷刑折磨罪犯；禁止随意逮捕国民。

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一位开明的宗教宽容者。在普鲁士这个新教国度里，所有新旧教派和教徒都获得安全的地位。他说：“宗教必须完全宽容。财政官员必须看到，这样做不会损及任何人，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可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升入天国。”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约有30万几乎来自欧洲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或难民迁入普鲁士，其中10万人迁入库尔马克，约2万人迁入马格德堡地区，1.5万人迁入东普鲁士，1.2万人迁入西普鲁士，约2.5万人迁入波美拉尼亚、诺伊马克以及西部省份，还有6万多人迁入新获得的省份西里西亚。在首都柏林，有大量外国移民和移民区，其中法国移民最多，得到弗里德里希二世最多的优待，他们越来越被同化为地道的柏林人。法国的文化和语言不仅影响而且部分融入柏林的文化和语言，而且弗里德里希二世优先选择法国人和法国难民的后裔作同伴、朋友、顾问和大臣，他实际上经常处在法国人的包围之中。柏林移民中占第二位的是犹太人，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去世时，柏林已有4000多犹太人。

不过话说回来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制”尽管开明，但毕竟还是一种专制，一旦弗里德里希二世感到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便决然独裁专断而将“开明”抛到脑后。这从他与伏尔泰的交往和18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米勒·阿诺尔德审讯案”就可以看得出来。

18世纪30年代，当时还是王储的弗里德里希二世阅读了不少伏尔泰的作品，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启蒙思想巨匠十分崇敬。于是，1736年，他写信给伏尔泰，对之表达倾慕之意，他说：“假如我有朝一日到了法国，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得知伏尔泰先生住在何处。”后来他多次表达希望伏尔泰能到普鲁士一游的愿望并愿向这位大师求教。而伏尔泰也对弗里德里希二世赞誉有加，他十分赞赏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名言“国王应是国家的第一仆人”，并高度评价了后者使用的诸如“公道、仁慈、博爱”之类的语言。在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登基后，伏尔泰赞美他为“北方的所罗门”，恭祝他将成为欧洲的开明君主。同年，法国宫廷派遣伏尔泰出使普鲁士，这使得伏尔泰得以与弗里德里希二世见面，其后伏尔泰又作为特使数次去普鲁士，两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弗里德里希二世非常希望伏尔泰作为宫廷宾客留在普鲁士，并为之多次发出邀请。1750年6月，伏尔泰正式做客普鲁士宫廷。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波茨坦的桑苏西宫中为伏尔泰准备了豪华、讲究的工作室，一向以节俭甚至吝啬出名的普鲁士宫廷答应给他五千塔勒的年俸。然而，国王与思想巨匠相处不久便渐生矛盾。伏尔泰发现弗里德里希二世并不是如他所自我标榜的那种“国家第一仆人”，他并不体察民间的疾苦，开明有限，专制有余，一人牢牢控制着整个国家。对此伏尔泰不禁感到失望，油然而生愤懑情绪。而弗里德里希二世通过长期接触，觉得伏尔泰除了超群的哲学和艺术天才之外，还有着深刻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他的气度不同凡响，敢说，敢笑，敢怒，敢骂，这些让他感到畏惧不安。1753年3月，伏尔泰以“去法兰克福浴疗”为借口离开普鲁士，打算把弗里德里希二世拙劣的法文手稿拿到外国去直接出版，让全欧洲耻笑他的低能。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立即下令索回手稿。结果，法兰克福总督粗暴地扣压了文稿，拘留了伏尔泰。待到他获旨释放这位享有国际声望的贵宾时，事态已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了，两人公开决裂。

与广为流传的“国王与磨坊”的传说不同，“米勒·阿诺尔德审讯案”体现了国王的独断专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世袭租佃农、水磨坊主米勒·阿诺尔德欠其领主施美陶伯爵世袭租佃费，伯爵因此在水磨坊上方建一鲤鱼塘，把磨坊的水引入塘中。阿诺尔德不服，告到省最高法院，法院根据深入调查后认为米勒·阿诺尔德无理，诉状被驳回。阿诺尔德直接向国王告御状。弗里德里希二世命令重新调查此事。王家上诉法院法官最终审定：阿诺尔德的控告缺少任何依据。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坚持认为以往的判决对米勒·阿诺尔德是不公正的，因此直接将相关法官罢免，取消了各级法庭的判决，阿诺尔德得以要回他的水磨坊。这一幕国王“平冤狱”的活剧前后延续了9年时间，它清楚地表明，弗里德里希二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只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并不尊重司法的独立。

行文至此，读者们可以看出，普鲁士能够发展和崛起，主要依赖三种因素：首先是它的“军国主义”，普鲁士的历代国王建立起一支强大军队，作为向外扩张和侵略的工具；其次是它的“专制主义”，对民主和民意的排斥，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和立宪制的排斥，严密的官僚警察统治和军事控制，国王一人说了算。然而这种专制主义却又打着“开明”的旗号；第三是它的“国家主义”，普鲁士的国王们不是家族利益的维护者，也不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是普鲁士国家主义者，他们脑中根本没有“德国”利益的概念。具有代表性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分别写于1752年、1768年、1776年、1782年和1784年的五个《秘密遗嘱》，内中向继承人嘱咐的，首先是同法国结盟，反对皇帝和德意志帝国；第四是它的“宗教宽容”和“重商主义”。它们促成了普鲁士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和平相处，打造普鲁士从一个封建的农奴制国家向一个资本主义君主国过渡的经济前提。

普鲁士的崛起对德意志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普鲁士在帝国内部扩大自己的领地，强化自己在帝国的强权地位，终于形成了德意志帝国内普奥争霸的两元局面，进一步加深了德意志内部的裂痕，对德意志民族事业产生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普鲁士国王们为了扩大普鲁士而不断侵吞德意志内部其他邦国的领土，客观上形成了德国统一的另一条道路的前提：由普鲁士通过武力合并德意志其他邦，这是完全摒弃了启蒙运动时期强调的加强帝国皇权促进帝国统一的那条理性道路。

由于人们看普鲁士的立场和角度不一样，对普鲁士的崛起很难给予一致的评价，德意志学者特赖赤克赞美说：“普鲁士国家，是我们人民最伟大的政治业绩”，然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却厌恶地宣称：“我想强调，普鲁士是万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