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选侯开创新局——“把勃兰登堡—普鲁士打造成为强权国家”

霍亨索伦王朝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勃兰登堡—普鲁士刚一产生，即面临严峻考验。1618年，以德意志为主战场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了。勃兰登堡成了北欧强国瑞典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拉锯战的战场，遭到了严重破坏，田园荒芜，商业凋敝，居民数从66万减少到21万。瑞典占领军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抓丁拉夫、征粮派款，甚至对勃兰登堡—普鲁士选侯格奥尔格·威廉（1619—1640年在位）也颐指气使。国内的贵族也蠢蠢欲动，妄图分裂割据。

16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面对国家残破的现状与国外强权和国内分离主义势力，他决心重整残局，发誓说：“我一定要把勃兰登堡—普鲁士打造成为强权国家。”在这一信念支撑下，勃兰登堡—普鲁士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制服了容克[1]的反抗，建立了邦国诸侯专制政体，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因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伟大功绩，他被勃兰登堡—普鲁士尊为大选侯。

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

在三十年战争中，大选侯亲身体会到军队为立国之本，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安邦定国，实行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因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继位不久就放弃了其父的旧式军队，按照当时的军事强国瑞典的模式建立起一支全新的军队。新军由单个团队组成，士兵向选侯宣誓效忠，长期服役，驻扎在所在区域的农民和市民家里，置于铁的纪律之下。纪律由只对选侯负责、佩挂肩章的军官团维护。军官团由那些没有地产继承权的容克贵族子弟组成，从而形成一个贵族军官阶层。这样一来，那些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普鲁士乡村贵族的子弟有了较好的去处，他们大多投身军队，以效忠大选侯为荣。大选侯此举实为一石二鸟，既可以缓和与贵族的矛盾，又可以利用贵族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为了提高军官团的素质，大选侯依照法国模式建立军官学校，让那些容克贵族子弟以服役形式入学。为了笼络军官团，大选侯同最高级军官进行例行商讨，从而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制度，奠定了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基础。在大选侯精心整顿之下，常备军开始时为1.8万人，到大选侯去世时，包括要塞卫戍部队在内，增加到3万人。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大选侯实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1655—1660年波兰瑞典战争期间，他首先加入瑞典方面作战，并趁机宣布取消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1660年的奥利法和约规定：普鲁士摆脱波兰宗主权，霍亨索伦人无须再向波兰国王下跪。此外，在1675年5月的费尔贝林战役中，大选侯的军队战胜了入侵的瑞典军队，迫使瑞典撤出奥得河、易北河出海口地带，从而维护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安全。

借助强大军队，大选侯也平息了贵族阶层的反抗，维护了国内秩序。在勃兰登堡，1653年，大选侯与容克达成了邦议会协定。大选侯以承认农奴制合法化、赋予容克免税权和自由狩猎权、容克对农民的警察权和裁判权为代价，获得了以下权利：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征收军事税、建立常备军、容克承认选侯为其最高统帅。从此，容克阶级成为霍亭索伦家族统治的阶级基础和主要支柱。在普鲁士，大选侯奉行“必要时就得中断法律”的格言，使用雷霆手段监禁或斩首那些拒绝向大选侯作忠诚宣誓的容克代表及城市贵族代表，迫使容克贵族承认选侯的邦君权力。在压力之下，1661—1663年的普鲁士议会同意向选侯缴纳税款，邦等级议会自此不再召开。在西部克勒弗等领地上，大选侯废除了等级制度，废除了贵族不纳税权和官吏根据等级特权宣誓的权利，议会承认选侯有建立军队的绝对特权。

容克的效忠为大选侯建立邦国诸侯专制政体提供了基础，大选侯所追求的目标是让勃兰登堡—普鲁士成为自立自主和富强的国家。当他掌握了一支个人的常备军后，就更积极地推行邦国中央集权计划。1651年起恢复了枢密顾问委员会，将之作为中央权力机构，首脑是波美拉尼亚人奥托·冯·施维林。在他的协助下，大选侯很快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官僚行政系统。它和军官集团一起，逐渐成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君主国的两大支柱，勃兰登堡—普鲁士就这样演变成一个军人和官僚的国家。

庞大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使得国家开支巨大，为了搜刮钱财充当军饷和官吏薪俸，大选侯成功地实施了普遍的税收改革，统一规定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各地的税收制度。由于各地税款主要用于军队开支，他就把大部分税收事务交给军方去办，为此组建军事总部，下面设军事财务处，向各地派遣军官，负责征收间接税、城市货物通行税。这些军官用军事命令的方式进行工作，很快把工作范围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并把各地原有的行政机构排挤到一边，其中包括各领地等级会议和市镇自治当局。对于剩余的部分税收，大选侯委派和任命各城市中新设立的税务委员，这些人后来控制了城市的行政。在农村，他设立了行政公署作为管理广大平原地区税务的税务署，它们后来都变成了钦差监督公署。

青年时代在尼德兰度过的大选侯非常羡慕它的富庶，他懂得这样的道理：税收如奶，国家经济如奶牛，要挤更多的奶，奶牛要多且大。大选侯利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地理位置，实行得力的经济措施，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欧洲贸易航路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虽然引起整个德意志经济衰落及停滞，却使得南德和中德地区不得不向北海海岸寻找贸易出口。而勃兰登堡—普鲁士据有德意志输出物资的重要河流易北河和奥得河，又在威悉河和莱茵河下游拥有领地，成为东西方贸易和南北方交换的必经之地，这种地位还由于开凿奥得河和施普雷河之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运河而得到加强。大选侯利用这种有利地位征收货物过境税，并向西欧各国输出谷物，经济也较快地从三十年战争中恢复过来。

更重要的是，保护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经济的发展。大选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工商业发展，有目的地吸收了大量移民。1671年，大选侯接纳了50个被维也纳驱逐的犹太人家庭。1685年，法国政府取消南特敕令[2]后，胡格诺教徒纷纷逃往国外。大选侯颁布《波茨坦敕令》，张开双臂迎接被法国驱逐的胡格诺派新教徒居留避难，并给予他们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后来大约有2万名法国胡格诺教徒和13000名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定居勃兰登堡。在柏林，不久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法国人区”。他们还为军队提供了五个新团的兵力。这批新教徒移民主要是手艺高强的手工业者和能干的商人，他们把极有价值的生产经验和经济上远为发达的法国资本带到勃兰登堡来，移民们分别开办毛织和棉织手工工场，进行丝的加工和天鹅绒、蜡烛、绢带等物的生产。他们的资本、技术和活动有助于后来普鲁士的工业化。这些措施使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国家收入在三十年内增加七倍。此外，大选侯还为经济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从1667年开始征收一种统一的经常性的消费品税——邦内的货物税和交通税，有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选侯还改造或改建了道路和桥梁，实行了统一的币制，建立了全邦国的邮政联系。17世纪80年代开始，大选侯还开始向海外扩展，开办了“勃兰登堡—非洲贸易公司”，从事海盗活动和贩卖奴隶。

尽管大选侯讲求实际，但他也喜欢巴洛克艺术，资助过文艺、体育、艺术和科学，为武化的国度增添了一丝文化的亮色。选侯妃路易斯·汉莉塔是尼德兰总督、奥兰治亲王弗里德里希·亨利希之女，为了取悦她，大选侯从尼德兰等地召来建筑师和艺术家，还有画家和雕塑家，大规模地对国家予以建设。1651年起，大选侯让人在哈弗尔洼地的岛上，建筑奥兰治堡宫殿，希望该宫殿能有选侯妃故乡尼德兰的风格。在奥兰治堡宫殿的避暑山庄，选侯妃按尼德兰风俗设置了苗圃、蔬菜种植场和种植玫瑰、郁金香的花房。药草花园中培植各种草、药。在她的积极带动下，在柏林，人们很早就开始绿化城市，建设花园和公园。著名的建筑师门姆哈尔特为选侯妃设计了巴洛克式的欢乐宫。他还奉命在柏林建造一个有13个棱堡的防御工事，这个防御工事从1658年一直造到1683年完工。门姆哈尔特还草拟了建造菩提树林荫大道的计划，大道从城市中心直通动物园，它就是后来闻名的菩提树下大街。此外，大选侯还让人在柏林建造艺术馆和王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