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性格

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冲突，往往指向一个目标：揭示人物的性格，发掘种种性格的变化。冲突展开得越充分，人物性格往往随之显露得更加鲜明，作品也因此获得明朗而深刻的主题。王汶石的小说《沙滩上》，描写了一个生产队内部复杂的矛盾。被群众唤作“热火朝天”的副大队长囤儿，整风中“受了点批评”，便泄了气，以发疯似的干活来“发泄自己的苦恼”。平时疲沓的队长陈天保，自从公社权力下放以来，干劲陡增，但自以为是，不听从大队在生产上正确的调配，甚至“动不动就把大队长的话顶回去”。这是干部一方面。一般群众呢？队里的“逛鬼”陈运来，再也不买副大队长的账了，不仅不干活，还像“观赏一头吃了鳖的狗熊”一样，挤眉眨眼地瞧他干活。“庄稼行里的百事通”思荣老汉，正为大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以至生产上造成了损失而赌气，并且声言“只要陈大年当队长一天，他就一天不进老农参谋部”。我们看到，作者从农村生活的激流中，敏锐地发现了整社以后新出现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并把它反映到作品中来。作品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除秀梅以外），几乎一出场便带来一个方面的矛盾。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被集结到一个人身上，这便是那个在“遭受批评中扛着重头”的大队长陈大年。他处于冲突的核心，可以说，作品中层出不穷的矛盾是为他而提出的。伴随情节的发展，冲突的步步逼紧，主人公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在读者面前展现得越来越清晰。大年以正面的诱导调动起运来的积极性，以恳切的批评防止了天保的分散主义，以诚恳的自我批评和虚心求教打动了思荣老汉；同时，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亲密的战友囤儿。这样，当一个个疙瘩被解开，矛盾最后解决时，一个热忱、扎实，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政策无限忠实、密切联系群众的新型农村干部的形象，便从作品中站出来，我们也为整社以后农村出现的干部与群众、干部与干部之间崭新的关系而欢呼。

文学作品中的冲突是为塑造“鲜明而有力的性格”（高尔基语）而存在的，因此，冲突的基础，应该是人物在现实斗争中所表现的不同的心理和行为。毛英的小说《傅云芝》（见《东海》1962年9月号），获得了大家的好评，我以为，作者充分把握了冲突中主人公的性格特征，给予深入细致的描绘，是作品成功的主要原因。试想，在“泼妇闹公堂”和丈夫“床头题歪诗”以后，在傅云芝这个妇女干部面前，带来了多么大的烦恼呵！在一般人看来，离婚是必然的结局。然而，傅云芝却婉言拒绝了同志们好心的提议，她甚至相信，总有一天，那个顽固的丈夫会自己撕掉那首诗的。正是这样，就在当天晚上，她还在一针一线、通宵达旦地为丈夫做鞋子哩。这是一个多么温厚淳朴的妇女呀！后来，当她接到丈夫到铁路边赶集的消息时，一变往日的态度，变得异常激动和果断。作者写她“划火点灯笼时双手气得打颤”，连夜一口气跑回村，严厉地警告丈夫。透过这一行动，我们不也同时看到了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吗？所有这些对于人物的行动和内心生活的刻画，在在都体现着那个柔中有刚的美好的性格。由于作者真正把握了处于冲突中的人物的性格，因此，所有这些描写，对于读者说来，是真实可信的，具有感染人的艺术力量。

在前辈作家的作品中间，我们也往往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色：即他们总是竭力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矛盾织进自己的作品，并擅于把种种矛盾集中起来，使所要刻画的人物成为它们聚合的焦点，由此反射出性格的耀目的光采。茅盾的《林家铺子》描绘了旧中国社会纷纭复杂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国民党反动派与广大群众的矛盾，地主、高利贷者与农民的矛盾，工商业者互相之间的矛盾。但这一切都是以广货铺子的林老板的性格和命运为中心、为枢纽而联结起来的。离开了林老板特定的遭遇和他在破产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独特性格，小说断不能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人们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作者对于冲突的处理和解决也应该是各具特色的。拿《沙滩上》来说，矛盾不可谓不复杂，不尖锐，然而那些冲突是怎样展开的呢？你看，林檎树下，沙滩上，人们吃瓜歇凉，谈谈说说，表面看来是一幕农村日常生活场景，可是，人物间的冲突在一步步激化，最后达到了顶点，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与此同时，作者要在陈大年身上表现的品格都表现出来了。作者安排的性格冲突是如此匀称、细密，解决这些矛盾又是这样自然、合理，充分显示了作家对人物的洞悉程度，也体现了作家在通过冲突塑造性格中的独特的构思与手法。

上述例子表明，一个有才能的作者，在作品中展开冲突时，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方式的；而且，就某一作者的各篇作品来看，又往往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这里有着广阔的创造的天地。

（原载《东海》196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