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创造新型的革命农民形象，是柳青一直辛勤探索的课题。
在最初的短篇小说如《牺牲者》 《一天的伙伴》等中间，柳青便曾尝试描写先进的革命战士和革命农民的形象。然而，它们大多写于《讲话》发表以前，作家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其中先进分子缺乏认识和了解，因而作品中新人物的面貌显得模糊不清。如《废物》，描写八路军中一农民出身的马伕坚持要求上火线，后因身体虚弱不能赶上队伍，于是打开手榴弹保险盖与上来活捉他的敌寇同归于尽。小说所要表现的是一位对革命赤胆忠心的英雄战士的形象。什么是促使人物完成英雄业绩的精神力量呢？作品几次叙述他对部队的感情，是因为革命解决了他的生计：“做在里面，吃在里面，这就是好家。……一个人一辈子还要怎么样呢？”显然作者当时对革命新人阶级觉悟的理解是很不明确的。因此，这一阶段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往往显得孤独以至乖僻，难以打动读者。
《种谷记》中出现了一批根据地农村的新人物。在雇农出身的农会主任王加扶身上，作者突出刻画了他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坚定性和淳厚朴实的性格。写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衷于集体事业，为了变工种谷，辛勤地奔走和串连，以至顾不上个人的家庭、生活。婆姨同他的纠葛，有力地烘托出了他舍己为公的品质。组织种谷的筹划安排，生动地体现出他“有眼光，有气魄”“看得准，拿得稳”的领导才干。此外，作家还将笔触伸入人物的理想世界，写他在变工前夕，对王家沟未来充满了近乎天真的憧憬。这幅蓝图是按照他所能知道的当时延安的情景来涂绘的，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是过于朴素的。但透过对人物理想的探索，小说表达了贫苦农民要求结束贫困生活的急切心情和对社会主义虽然朦胧却又发自内心的强烈期望。当时曾有人指责它是“可疑”的，是“作者硬加上去的”（雪苇《谈谈 <种谷记>》），这是抹煞人物身上的新的因素。现在看来，这在王加扶身上不是多了，而是表现得仍然不够突出。主人公缺乏一种蓬勃的革命锐气，而较多地表现了作为普通农民朴厚、善良的一面，甚至作者对这方面作了不适当的追求，以至使人物在不少场合显得毫无主见，迟钝而软弱，如对落后婆姨的无奈，对小学教员的一再谦让，尤其是屡屡为地主富裕中农的谎言所蒙骗等。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不久，对于革命的认识和觉悟还不能一下即很成熟，作者较多地表现这些是不难理解的。但这毕竟不是新人最本质的特征。塑造农民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的形象，作者更应深入发掘其内心潜藏着的对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和崇高的革命思想，以革命理想的光辉照亮人物形象。《种谷记》在其他人物如维宝、福子等身上，也同样强调了缺少文化、脾气暴躁等外在特征，而很少突出他们的正面特质，因而损伤了这些人物应有的光采。
《种谷记》表明，当一个作家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并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和表现他们的优秀品质，却不是一下便能把握得准确的。他们往往容易“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并不能表现其本质所在。因此在处理题材展开具体描写时，便不能分别主要次要，以及哪些完全不必要，以割弃不必要的东西，使次要的帮助主要的突出起来。
在《铜墙铁壁》中，这一方面有了明显变化。在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的十分艰险的情况下，主人公石得富为保卫粮食所进行的坚毅顽强的斗争是很突出的。他被俘后的斗争，更进一步展示了人物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政治觉悟。在敌人严刑拷打的折磨下，石得富丝毫没有泄漏有关粮食的消息，且还利用敌军内部倾轧机智地脱险归来。小说临近尾声，又写他不顾遍体重伤充当向导，使部队迅速夺取了战役的胜利。柳青在这部作品中为英雄安排了一个血与火的斗争环境，力图从惊心动魄的战斗中突出人物性格中本质的、感人的东西，创造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比起《种谷记》来，对革命农民的阶级特征的把握显然明确得多了。然而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对于人物的刻画，往往停留于一般阶级特征的描写，而没有与具体人物的个性特点融合为一体。作品缺乏对个性的具体深入的描绘，尤其是对人物心理过程写得过于粗略，从中难以窥见人物真实丰富的心灵面貌，也就缺少了更深的感人力量。要创造出艺术上成功的新人典型，作家的认识与表现还有待深化。《创业史》所塑造的梁生宝形象，便是柳青作了新的探索以后获得的重大成果。
在谈到这个人物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作者写于《创业史》稍前的另一短篇《狠透铁》中的主人公。这篇近于中篇规模的小说，以1957年农村整风为背景，集中刻画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柳青赋予人物以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狠”。这“狠”，是一种同阶级敌人决不妥协，坚持斗争到底的“狠”，是一种不顾官僚主义者及落后群众加之于自身的种种中伤、委屈，仍然为贫下中农的利益而工作不倦的“狠”。在这一性格中间，浸透了这个从小熬长工而后为党所培养的新型农民，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这个人物扎实深沉的性格特征是鲜明而感人的。不管形象所达到的深度如何，作家在英雄形象创造上的尝试应该说是获得了良好效果的。
梁生宝形象是当代文学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物画廊中最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从作家的创作历程来考察，这一形象的塑造所达到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作家既紧紧把握了他的阶级特征，而又通过具体描绘，显示了他的那种由具体生活道路和斗争考验而形成的鲜明个性。梁生宝淳朴、踏实和持重的性格，不只表现于作品对他幼年生活几件事所作的动人的叙述中间，更突出地表现为人物受到党的启发，认清生活方向以后，那种从小即为生活所磨炼出来的勤劳、诚实、向上的性格，因而具有了崭新的更加丰满的内涵，即坚决听党的话，兢兢业业按党的政策行事，不计个人一切，为崇高理想而坚韧顽强地奋斗等新时代先进农民的优秀品质。在他身上，农民阶级的纯朴和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觉悟结合在一起了。与描写石得富不同，在《创业史》第一部中，很难说作家赋予了人物以怎样惊天动地的业绩。对当时资本主义势力的疯狂进攻，梁生宝并没有正面加以狙击。作品着重描写的是梁生宝对家庭、对互助组所采取的态度，所做的一些日常平凡的工作。然而，像梁生宝同继父梁三老汉所发生的这场父子冲突，显然不是普通的家庭争吵，它表明，从社会主义改造一开始，作为中共预备党员的梁生宝，坚决拒绝了上一辈人那陈旧的关于家业的幻想，与旧传统旧道路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买稻种、分稻种、组织进山等，看来也只是在生产上、生活上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措施。然而，在贫雇农灾荒临门，富农乘机盘剥，富裕农民抵制借贷，贫农准备卖地的严重时刻，梁生宝朴实的行动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对资本主义势力强有力的回击。人物的精神面貌上升到新的境界，使我们看到了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和百折不回的毅力。至于小说最后写到的吸收二流子白占魁入组，更使人物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和改造世界的豪迈气概进一步得到了振奋人心的体现。朴实的行动，朴实的内心生活，反射出鲜明而动人的时代光泽，使这个平凡而高尚的英雄人物站到了读者面前。
柳青的创作表明，那种把英雄典型的塑造只看作是各种先进思想的综合，显然是不正确的。典型形象永远是与鲜明突出的个性不可分离的。如果一个作家所追求的只是具有某种崇高思想品质的人物，而不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人物形象，那就不可能创造出成功的艺术典型。梁生宝作为活跃在第一部中的青年主人公，只是一位成长中的新农民的形象。这一点往往被有些评论者所忽略，而把他说成是或者要求他是一个完全成熟了的英雄形象。在第一部中，作家不让梁生宝与对手“面对面搏斗”，而只写他带领互助组员从事艰苦的工作，这与当时历史条件有关，也必须考虑到人物在斗争中所处地位及其性格。梁生宝与郭振山不同。他不是全村决策人，而只是一个八户常年互助组组长；他不是郭振山那样“伸胳膊踢腿，锋芒毕露”的角色，而是个“朴实庄稼人”。对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他只略有觉察，并无明确认知，即使后来在上级的指点下意识到了，也很难站出来发动一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因此要求作者在第一部中写梁生宝同资本主义势力正面接火，既离开作品特定情境，也不符合人物的性格、气质。按照这种一成不变的“规格”硬套人物，艺术形象便会失去它自身的光采。“四人帮”在文艺创造英雄人物问题上，肆意割裂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一味强调什么“完美高大”，不顾特定人物性格，随意改变或拔高人物精神面貌，使典型化形而上学化，造成了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雷同化。我们必须肃清这方面的流毒。在评价作品时，应该沿着人物具体的生活道路，性格发展的轨迹去探讨人物的思想行动。如果脱离特定人物的性格，环境，从抽象原则出发去观察人物，那样不仅不能对作品作出中肯的分析，而且在创作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