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柳青小说的创作方法与艺术表现，也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变化和发展。

柳青自小在农村长大，熟悉我国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理愿望有着比较丰富深刻的体验，从一开始创作，便更偏重于对现实生活作细致、真实的描绘。在《地雷》等短篇中，富于泥土气息的人物对话，对生活及人物心理的生动逼真的绘写，有些人物思想的变化被刻画得维妙维肖，神态栩栩。然而整个说来，前期短篇中称得上成功之作的不多。多数作品虽可约略看到作者对于新旧制度的爱憎感情，但其间往往表达得不够明朗，不少篇中还夹杂着低沉阴郁的调子。如《在故乡》描写一个被人称作“可怜地主”的老汉（上代为财主，时已败落，且本人懒惰异常），在除夕前上吊的故事，不厌其详地描写老头儿可怜的形象，埋殡时寂寞凄清景象，作者是批判还是怜悯，表现得比较含糊，因而使作品格调不高，仿佛一篇出自旧现实主义作家手笔的作品。嗣后所写《被侮辱的女人》《喜事》等篇，这种旧现实主义创作影响的痕迹依然存在。

《种谷记》以对生活、事件的详情细节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及心理精细的剖析，初步形成了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农村各类人物开始各各显露出自己的面目，其中自然以王克俭的描绘最为真切，几次变工不愉快的结局，桃花镇赶集群众大会上的自我解嘲……等等，把富裕农民的陈腐意识描绘得淋漓尽致，充满喜剧色彩。但作品对性格的时代的、社会的特征还没能提到典型概括的高度，加以多方面地揭示。同时，更由于缺乏充沛的革命理想主义，因而像王加扶、存起等新人物也显得不够鲜明。作品的描写往往失之于琐屑，繁冗，不少细节缺乏典型性，情节展开过于缓慢；某些章节对主题的表达关系不很密切，这一切，使作品不免显得过于细碎，滞重，缺少鼓舞人心的艺术魅力。柳青是深感到这一点的。他曾写道：“我在那本小说里的歌颂、谴责和鞭挞都是有限量的。我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划和场面描绘，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实践证明，作家只有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来感受、观察、分析、研究现实中复杂的现象，才能在深刻认识题材内在意义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改造，使之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巨大的概括意义。

比之《种谷记》, 《铜墙铁壁》的主题思想较为鲜明和集中。作品以沙家店粮站为枢纽，以西北战场形势的变化作背景，既突现了石得富的英雄性格，又使作品获得了明朗而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读者从中分明可以觉到革命理想主义的逐渐高扬。反映在作品中的场面、细节的描写，如群众听到毛主席过黄河的消息时的种种悬念，民工见到领袖时的欢腾情景，石得富主动指挥群众掩蔽，及以后在雷雨中抱着账包守望在山头等，均成为服务于整个作品构思的有力手段，有助于表现英雄形象的本质特征和主题的突出。然而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深入细致地描绘生活的特点，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由于没有展开人物间的性格冲突，尤其是没有具体描写区委书记与区长之间，以及粮站内部的思想冲突，深入人物的内心生活，探索各个性格的具体内容，因而作品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倾向，影响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作家努力理解和追索生活现象的实质，加强作品的思想内容自然是必要的，但这一过程不应离开现实生活中的大量印象、感受。思想、理想必须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出来概括出来，而且在作品中必须同时与对现实的精确描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具有强烈的鼓舞性和战斗性。

《创业史》在艺术表现和形象塑造方面，显示了深刻的、独创的特色，成为柳青创作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长篇以对于农村各类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丰盈的细节描写，使我们明显地看到了柳青现实主义方法的更纯熟的运用；同时，在对现实作真实再现的同时，作家更多地渗入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理想的熔铸与精妙的生活画面，较密切地交融在作品中。从梁生宝形象来看，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因素，是在人物性格中结合起来的，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因而这个形象是鲜明的，有血有肉的。联系柳青一些散文特写，我们可以发觉，他所以能成功地写出梁生宝这样的先进典型，是他在现实中看到过无数英雄人物，并对他们的事迹进行提炼加工的结果。梁生宝是以镐河南岸某村庄的互助组长王家斌为原型的。王家斌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英勇事迹，乃至他那不大爱说话、善于思索的淳厚性格气质，都可在梁生宝身上发现。自然，作家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这些现实生活的素材，而是作过艺术的提炼。在创作过程中割弃了某些次要的东西（如王在买地问题上的动摇），同时把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和可能发生的美妙的东西熔铸在梁生宝身上，因此使英雄人物既扎根现实又放射出革命理想的光芒。事实表明，在文艺创作中，单纯强调现实生活的依据，而忽略了对理想的追求，就可能陷入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然而如不恰当地强调理想，而不从现实生活的感受出发，脱离现实的客观规律，那就绝不是革命浪漫主义。没有对现实的深入观察与精确描写，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土壤，理想将无所依附，革命浪漫主义也将失去赖以飞翔的基础。按照“四人帮”的所谓“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等创作模式写出来的所谓英雄人物，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根本不能唤起读者亲切自然的感受，同“两结合”创作方法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同时，正如不能否认除了英雄人物以外的其他典型的存在一样，我们也不应排斥在其他人物身上也可体现出“两结合”的根本精神。梁三老汉、郭振山就是很好的例子。像梁三老汉这样处于转变期中的老农形象，在建国以来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常可见到。但《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柳青深入到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初期老一代农民心灵深处，精细入微地揭示出了人物感情世界中所经历的一切变化。这里，作家的探索不只停留于揭露旧社会在人物身上所划下的可悲的时代熔印，同时还表现了老汉内心潜藏着的积极因素。这一点在其他作品中并非没有出现过，且描写这类人物的转变往往是这些作品的共同趋向，然而，《创业史》描写的特色在于人物性格既有变化发展，同时又保持前后一致，思想转变自然顺畅，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这突出表现在，当作者在作品前半部分表现人物落后面的同时，亦始终扣紧作为贫农老汉的基本品质。在他对新事物表示种种责难的同时，作品丝毫没有将人物谐谑化，从中仍可窥见其淳朴忠厚的一面。而这里，便埋伏下了人物必然转变的契机。例如，当生宝告诉他讨利息的行为是剥削时，老汉不是对自己也感到老大吃惊吗？当他自动地走到分支书那里询问“姓共”的人同庄稼人的分别时，老人对党的信赖及希望理解眼前现实的心情不也同时得到了泄露么？最后梁三老汉责怪生宝不该叫二流子入组，表面看来这仍是作者对人物揶揄，然而骨子里却含蓄巧妙地写出了老人转变后对于互助组的当家作主的态度。……这只是几个例子，即此一端，也可看到在这个人物身上革命理想的渗透，表现得多么突出而又深邃，同时又多么符合生活的逻辑！

对于党员郭振山，作者则从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深刻剖析了他蜕化的根源，揭示了这一性格所包蕴的现实意义。在这个人物的刻画中，柳青的出色之处，在于他以无比犀利的笔触，准确透彻地揭示了人物在蜕变过程中全部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个人物充满了矛盾。其一，是他在实际生活中违背党的意志，然而却又口是心非地把自己打扮成党的政策的体现者，这便形成他在人们面前那种虚张声势、强词夺理的种种表现；其二，是郭在梁生宝面前竭力维护作为革命“老前辈”的尊严，而同时又对梁生宝满怀疑惧。既怕梁生宝揭发自己内心的诡秘，又嫉妒他在群众眼里不断上升的威望，因而不得不时常在生宝面前拿板弄斧，冷嘲热讽；其三，是在郭内心作为富裕中农的要求与党员的意识之间，亦屡屡发生激烈冲突，因而时常陷于极度苦闷、进退维谷的境地。小说前后写他被迫改变态度，但同时又预示读者冲突还会深化，以至人物在泥淖中也会陷得更深。在这里，革命理想的渗透便在于帮助作家深入发掘人物堕落的社会思想根源，照亮人物阴暗心灵的每个角落，从而对人物性格的复杂内容作出入木三分的揭发和批判。

在努力运用两结合方法的同时，柳青创作的艺术风格亦趋于稳定和成熟。《创业史》反映的生活内容十分广阔，人物众多，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复杂变化，但作品给予读者的印象突出而完整。这里特别要谈到的，是作为小说家的柳青所具有的细致地描绘生活的本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种谷记》里已经显露的对于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的才能，在《创业史》中获得了全面的充分的发挥。以心理描写而论，它为我国描写农民的小说作出了可喜的尝试，各类农民在合作化年头的内心经历被叙述得细腻而明晰。同时，作品中细节纷呈，妙趣横生，充分表现了柳青对于生活现象的敏锐、细微的观察力和捕捉力。由于作家立足点的提高和理想主义的加强，所有这些内心活动和细节的描写，被置于尖锐的矛盾斗争中，与人物性格鲜明的阶级特征相交融，不仅不给人以累赘沉闷之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人物精神领域，加强了作品的历史深度。诸如梁生宝买稻种时的衣食住行，郭世富上梁请客的热闹排场，清明节梁三老汉在童养媳坟上焚纸洒泪，郭振山同改霞母女的饭后闲谈，梁三老汉与即将进山的儿子在马棚里的话别，高增福为抒发深山劳动的豪情深夜沽酒……这些精心挑选的细节，历历分明地呈现出各各不同的性格，有些人物个性的细微的色泽都被镂刻出来，给予读者不可磨灭的印象。

综合上述，从柳青全部创作来看，他在艺术方法上曾经受到过现实主义文学较大的影响，在创作上更多地运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对生活和人物写实的方法。然而从早期的短篇发展到今天的《创业史》，我们可以觉察到，柳青对于这一艺术方法并非只是毫无选择的硬搬，他作过不间断的批判和革新的工作。柳青说：“要重视文学技巧，但不要把文学技巧神秘化。借鉴是需要的，但当你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的时候，前人对你才有更大的启发作用。”（《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逐渐抛弃了某些旧现实主义作者常有的旁观冷淡，对生活不分主次、巨细的摹写，而吸收了这一艺术传统中有益的成分，同时在对现实所作的具象描写中间，不断地加强了作品中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对新事物的热情称赞和对旧事物的强烈抨击，革命发展中的现实和对于未来的憧憬，逐渐在作品中较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不断增强着作品教育人、感染人的力量。虽然，我们不能说，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在柳青作品中已完全绝迹，作品中理想和现实的结合也已融合无间，然而，十分明显，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广阔道路上，柳青已经取得了可贵的成就。

（原载《破与立》197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