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主席指出，必须“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便要求作家不是一般地去再现现实发展过程，而是在阶级斗争的生活海洋里，通过艺术的概括和提炼，从某个方面反映时代的本质面貌。长期以来，“四人帮”无视作品对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把握，侈谈什么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追求“大”“多”“全”。根据他们的谬论炮制的作品，完全成了极左路线的政治图解，根本谈不上对现实的艺术概括和深刻反映。柳青创作的可贵之处，是作者以他对农村生活的细微深切的体察，对我国农村在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复杂微妙的阶级关系，剧烈而又艰巨的斗争，作了充分的概括和深刻的描绘，从而真正在较大的深度和广度上揭示了伟大时代的社会风貌。

《种谷记》描写的是陕北山沟里一个小村子集体种谷的故事。柳青在小说里并不满足于一般地叙述组织变工的过程，浮光掠影地写些集体化中的生活现象。作者着眼点一开始便落在一个重心上：通过各类人物对待集体种谷的不同态度，展现由大生产运动而引起的农村各阶层的复杂斗争。王加扶、六老汉等“受苦人”，为了改变贫困的生活，坚决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而以王国雄为代表的反动地主敌视工农政权，极力阻挠变工计划的实现。伴随着敌对阶级的冲突，还交织着农民内部的矛盾。有着二十六垧地和一头驴的富裕中农王克俭，对集体生产发生严重抵触。“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和政治的斗争。”《种谷记》描写的只是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角落，然而作品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表明，早在减租减息的年代，农民开始摆脱千百年来个体生产习惯的束缚，投入集体生产，这中间就经历过一场相当尖锐剧烈的斗争。其间尤其是对富裕农民性格的刻画，为我们预示了它同未来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避免的更加严重的对立和矛盾，这不能不说是小说的一个显著的成就。

如果说，《种谷记》是我国农业集体化处于雏形阶段的一幅农村生活的图画，那么，《创业史》所展示的便是我国农村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在经历了土地改革的急风暴雨后，农村生活在表面上稳定下来。然而在新的形势下，新的矛盾产生了。庄稼人创什么业的问题被提到生活日程上来，且成为土改后较长一段时间农村各种矛盾的焦点。围绕着这个问题，蛤蟆滩这个小小的村子产生了多么急剧而又微妙的阶级分化。在土改结束后逐渐显出“恢复起来的威势”的富农姚士杰，露出他凶狠尖利的獠牙，向贫雇农凶残地进行报复，顽固地抵制合作化。但在强大的人民共和国面前，他觉到了自己的衰弱，因而不得不采取更隐蔽的方式。然而，富裕中农郭世富就不同了。土地证一到手，世富老大就公然声称不能“歧视单干”，公开要求自发道路合法化。听听他在买回新稻种以后让人敲着锣满地里的吼叫吧：“喜愿百日黄稻种的都来分啊，不限互助组不互助组，谁爱分谁分哎。”富裕农民在一个时期的挑战和猖獗，在作品中显露得十分尖锐！不仅如此，这一势力还在党内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在土改中分得了好地的行政主任郭振山，随着生活地位的升迁，不再替贫雇农当家，只一心为迎头赶上富裕中农的生活光景而奋斗了。他从党内支持自发势力，打击互助组，更加深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性。而郭世富、郭振山在生产上的雄厚实力，优裕的生活，对于一般尚未觉悟的群众，具有多大吸引力，这从梁三老汉因此而复活了那“三合头瓦房院长者”的美梦即可看出。个体农民顽固的私有观念，使他对儿子热心互助合作的崇高行为无法理解，因而贫农梁三老汉也成了集体化道路自发的反对者。总之，《创业史》对人物思想动向和感情波动的情势的挖掘，表现了作者提炼概括生活的艺术魄力。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是比民主革命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它使人们都卷入这革命的浪涛中，波及到每个村庄，每个农户。农民当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自发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深刻内容。这种自发势力、自发思想更多地存在于富裕中农身上，也存在于部分下中农和贫农中间。文艺创作要深入反映农业合作化这场伟大历史性变革，对此是不能回避的。

《种谷记》对阶级关系的描写，有成功的地方，但也存在不足。富裕中农王克俭这个人物从运动开始后，并看不到他对别人产生过任何影响，作为运动的阻力的作用并不明显，因而矛盾也不够尖锐，最终的解决也显得过于顺利。因此整个说来，作品对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丑恶及其危害的揭露还不够有力，发掘主题思想的深度受到了限制。在《创业史》里，柳青抓住农民中间围绕创业所存在的冲突作为主线，大胆地、真实地再现了特定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内容。人物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经历不同，矛盾的性质各异。富农姚士杰自然属敌我矛盾。而属于内部矛盾的老富裕中农郭世富、新中农郭振山和贫农梁三情形又有所区别。尽管他们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矛盾，这种联盟是松弛而不稳固的，但只要因自发倾向而形成的这种联系确实存在，那么资本主义势力便会嚣张一时，敢于同社会主义较量，形成合作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创业史》第一部描写的看来是农村较为平静的一段时期，但两条道路的斗争却表现得如此剧烈、尖锐，大有紧锣密鼓，涛飞浪卷之势，其原因便在于此。

在反映农村斗争题材的作品中，有的作者很少触及人民内部矛盾，怕成为“暴露文学”，这是毫无根据的。只要是为了歌颂新生的社会主义力量，显示它巨大的生命力，矛盾写得越深透，主题便体现得更有力。问题在于，在揭示各种复杂矛盾的过程中，作品必须突出矛盾的主导方面。柳青在《创业史》中让梁生宝及其伙伴始终居于主动进攻地位，逐步取得斗争的优势。无论是活跃借贷，还是进山割竹，乃至由于敌人的破坏，面临拆组垮台的危机时刻，梁生宝从不示弱畏难，而是满怀信心，站稳脚跟，顶风破浪，一往无前，以至于逼得郭世富在竞赛中不得不暂时认输，郭振山也在一阵彷徨之后，迫于形势转向互助组这方面来。尤其重要的是，处于徘徊观望中的梁三等中间群众，对互助组由怀疑而信任，甚至进而实际投身到缔造社会主义大家业的战斗行列中来。梁三老汉的转变，是由他的阶级地位，特别是为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所决定的，也即为党对合作化运动的正确领导所决定的。这个转变，深刻地体现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定要走上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从另一角度富有说服力地表明了新生力量无可抗御的威力。这一切充分说明，离开阶级斗争中各种阶级力量的消长变化，不从辩证发展的观点出发，作家对现实的反映是不可能达到独到的思想深度的。文艺工作者“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柳青的创作是一个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