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石一歌对鲁迅“蛀虫说”的曲解
以“鲁迅研究权威”自居的石一歌，秉承主子旨意，借宣传鲁迅为名，恣意歪曲和阉割鲁迅著作，把矛头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可谓“其辞弥巧，其毒弥深”，不可低估。所谓“学习鲁迅与 ‘蛀虫’作斗争的经验”，便是其中喊得很响的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他们在“这一个大题目之下”，信口胡说，含血喷人，大做反面文章，扇动层层揪“走资派”的妖风，其手段之狡诈，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
什么是“蛀虫”？鲁迅杂文和书信中所说的“蛀虫”，主要是指那些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者”, “假革命的反革命者”，出卖朋友、出卖组织、纳款通敌的叛徒。本来，把这样的渣滓清除出革命的队伍，有何不好？然而，殊不知石一歌所说的“蛀虫”却是别有所指的。他们在《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等黑文中，竟把民主革命时期即投身于革命斗争激流的广大革命干部，都说成是“同路人”，有的还从“同路人”变成了“走资派”，变成了一条大“蛀虫”。很清楚，在“四人帮”御用文人笔下，所谓“蛀虫”者，就是他们所诬称的当年的“民主派”，今天的“走资派”。这是肆无忌惮地歪曲鲁迅原意，强使鲁迅为他们的阴谋服务！
从我国革命实际来看，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参加革命的。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他们不畏强暴，流血奋斗，为我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于这些“革命的前驱者”，鲁迅曾多次表示由衷的钦佩和崇敬。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赞颂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赴后继的战斗”，指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我们革命的精华和民族的骄傲，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党的广大干部，鲁迅怀有多么深厚、真挚动人的无产阶级感情！“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把革命老干部一律视为“民主派”，甚至诬蔑为鲁迅所要加以清除的“蛀虫”，这是对鲁迅无产阶级立场和感情的粗暴蹂躏，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这伙蟊贼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刻骨仇恨。
对于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该而旦能够团结和改造他们反对共同的敌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从“左”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鼓吹革命队伍要“纯粹而又纯粹”，对小资产阶级一概加以排斥和打击，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于这种形“左”实右的观点，鲁迅曾予以有力批驳。他说：“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路的 ‘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诚然，要团结他们一道前进，不等于说，对他们的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不必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然而，这种斗争，决不是像“左”倾机会主义者所采取的那样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既严肃地批评他们的革命不彻底性，同时又热情地帮助他们进步，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鲁迅对于那些“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批判是很尖锐的，对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脱离革命实践，以及个人主义意识的危险性的诤诫是发人深省的。然而，鲁迅在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界限的同时，总是满怀希望地鼓励他们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逐步做到“无产阶级化”，从而对革命事业作出更有益的贡献。鲁迅对他们何曾有过丝毫的歧视？什么时候又轻率地把他们当作“内奸”“蛀虫”加以斗争呢？石一歌把鲁迅对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批判，都一概说成是对“蛀虫”的批判，把内部的思想交锋和敌我斗争混为一谈，这只能说是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关系，有意制造思想混乱。
那么，在革命的征途中，鲁迅有没有同“蛀虫”作过斗争呢？有的。鲁迅对姚蓬子之流的叛卖行径一再表示极大鄙夷和憎恶，抽出他那钢刀一样的笔予以无情揭露，将其卑污的魂灵枭首示众。至于像张春桥那样在革命阵营内部兴风作浪，向敌人献媚的反革命奸细，鲁迅更是大义凛然，大加鞭挞，剥除其假面，而还其“假革命的反革命”的本相。然而，人们不能不看到，鲁迅对于这类货真价实的蛀虫的批判，石一歌在他们的文章中却噤若寒蝉，不敢丝毫有所触及。更有甚者，在他们所谓记叙鲁迅“战斗业迹”的《鲁迅传》这样的传记中，竟然明目张胆地不惜将鲁迅晚年的一大战役——对狄克之流的讨伐也一刀砍掉，竭力为其主子遮丑，以掩人耳目。这便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谓“总结鲁迅批判 ‘蛀虫’的历史经验”是假的，而充当“四人帮”的反党急先锋才是真的。
问题还不仅在于此。更值得注意的是，石一歌抛出那篇集中宣传所谓清除“蛀虫”的黑文，是在1976年9月，正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之际。当时，“四人帮”正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这篇文章表面上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实际上却使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恶劣手法，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大泼污水。“四人帮”曾经给他们的爪牙交底说：“现在的批判不是针对邓小平”，要“针对现在台上的人，挂挂邓小平。”真是一语泄漏天机！原来，他们在文章中之所以一再强调什么“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 “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 “是隐藏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最凶恶、最危险的 ‘蛀虫’”，大讲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类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教训”，这都不是偶然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在“蛀虫”问题上大加发挥，正是要把他们攻击的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石一歌文章的微言大义，昭然若揭！比起后来“四人帮”炮制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这篇文章早了半个月，这不明明是“四人帮”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颗白色信号弹么？
事实雄辩地证明，隐藏在我们党内的“最凶恶、最危险”的“蛀虫”，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一伙。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学习和发扬鲁迅除恶务尽，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全胜。
（原载《浙江日报》1978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