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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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柳青的《创业史》

“唉,《创业史》写不完了!”不久前当人们得悉柳青病故以后,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说了这样的话。对柳青的这种深切的惋惜和怀念,表明了作家及其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柳青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出现的一位重要作家。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柳青离开学校奔赴延安以后,便在从事部队工作的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当时写的都是短篇小说,描写的是部队和解放区农村的斗争生活。后来收在《地雷》这本集子里。真正作为革命作家闻名于世,那是在1942年文艺整风以后。柳青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回到自己熟悉的地区,写了反映西北农村生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建国不久,柳青又写了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长篇《钢墙铁壁》,随后便到陕西镐河岸的皇甫村安家,积极投身到热火朝天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去。在亲身经历了农村各项伟大变革后,开始写作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的多卷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最初在《延河》(1960年4月—10月)连载。作品一发表便受到广泛好评,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大收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决顶住极左的文艺谬论的干扰破坏,把握住历史的脉搏,从事第二部的修改工作。1977年《创业史》第二部上卷连同第一部修改稿一齐出版。正当读者盼望第二部下卷及三、四部问世的时候,柳青因为遭到“四人帮”长期残酷迫害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幸于今年夏天去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革命文艺事业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创业史》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这部结构宏伟、人物众多的鸿篇巨制,以特有的表现方式和艺术笔触,真实、深刻地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展示了在这场旨在彻底变革私有制度的伟大斗争中,农村各阶级、各阶层人们思想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第一部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土改结束以后互助组草创阶段,也即民主革命告一段落,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开始的时期。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剥削制度,可是并没有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由于小农经济自身的弱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正在发展,农村两极分化即将开始。当时的形势正如书中所指出:“历史如果停留在这查田定产以后的局面,停留在1953年的话,那么他们将要很快回到1949年前的悲惨命运里头。”组织互助合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当时农村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可是对农村往何处走这个根本问题,人们却抱有各种不同的态度。小说围绕着“创业”问题,以梁生宝互助组的成长和发展为线索,对蛤蟆滩庄稼人在土改以后的复杂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作了深入的描绘。在这里,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达到了独到的深度。

梁生宝、高增福等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雇农和下中农的代表,是党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骨干。他们同富农和富裕中农自发势力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姚士杰为人阴险狠毒,是合作化不可调和的敌人。土改使他统治蛤蟆滩的平生梦想遭到沉重打击,但土改以后富农的潜在威势仍然存在;而对于共产党和贫雇农他更怀恨在心。当春荒威胁着滩上穷庄稼人的时候,姚士杰暗地幸灾乐祸,利用春荒时机,以粮食放高利贷,逼迫贫农重新向他低头。这不仅违反了国家经济政策,更是对互助组的毒辣进攻,妄图残害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幼芽。高增福互助组在他的挑唆下垮了台,梁生宝互助组也由于他的阴谋破坏两户退组。富裕中农郭世富与姚士杰结成一个战线,但他不像富农那样直接与露骨,而是依恃自己优裕的地位,要与互助组展开一场和平竞赛,企图在生产上赛垮互助组,也即利用合法的方式同社会主义较量。他口口声声说顺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倡的路走——“增加生产”, “不歧视单干”,竭力要使发家致富的自发道路合法化。他在三合头瓦房院前面又盖起了楼房,充分表露了富裕户传统的优越感。在活跃借贷会上,他公然置穷苦农民的困难于不顾,专心致志地盘算着他新盖楼房底下马房的图样。在买回新稻种以后,他甚至要人满地里鸣锣吼叫:“喜愿百日黄稻种的都来分啊,不限互助组不互助组,谁爱分谁分哎!”他要用自己的行动给一切新老中农和争取升为中农的庄稼人做出榜样,从而壮大自己的阵营。对于互助组来说,姚、郭的挑战构成整个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方面,也是对社会主义新生力量的严重威胁与考验。

梁生宝及其伙伴所遇到的阻力不只是富农与富裕中农这一面,斗争还有其更复杂、更深刻之处,即社会主义力量在成长过程中,还必然同时和一般农民中间存在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发生冲突。贫苦农民在土改中实现了长期对土地的渴望,可是对今后的生活并不一定都有了远大的目标,不少人对旧的创业道路表示留恋,在生活上要求向富裕中农看齐。饱尝创业艰辛的贫农梁三老汉在分得田地生活安定下来以后,便在脑中重现了“三合头瓦房院”的梦想,并由此产生了他同热心互助合作的继子梁生宝的矛盾。他一心想带领他的强壮的儿子去创出个富裕的庄稼院,但是为社会主义贡献青春和热血的信念占据了梁生宝的心灵。这就使得老汉心灰意懒。“发不成家啰”,于是他抱怨、赌气、吵闹,不断向“梁伟人”寻衅。像这类在两条道路中间徘徊的人物在广大中农阶层则更加普遍。梁生禄的退组、回组便是突出的例子。这方面的矛盾所涉及的范围是异常广泛的,它显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党对农民进行长期而耐心的教育的必要性。

不仅如此,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必然反映到党内来,这在作品中便形成了梁生宝与郭振山的矛盾。作品围绕着领导问题展开了两人所代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主任郭振山在闹土改、分田地中是积极的,可是革命向前发展,他却满足于分得的好地,不愿继续革命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事业太渺茫了,创社会主义大业不如创自己的小家业保险,于是拿定主意,只给自己当家,不给贫雇农当家,一心为赶上富裕中农的光景而奋斗。他从贫苦的农民手里买地,向私商投资合伙搞投机买卖,在资本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本来他与姚士杰、郭世富也存在着矛盾,但共同的目标把蛤蟆滩这三大能人拴在一起。作品通过这个人物把党外斗争与党内斗争交错到一起,使这场阶级斗争显得更其尖锐剧烈和复杂微妙。

总之,《创业史》第一部所展开的多种矛盾错综交织,它波及农村各阶层,从群众到党内,构成了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广阔图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土改后基本结束了,阶级斗争则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蛤蟆滩的“生活故事”表明:中国农民只有走共产党指引的集体富裕的道路,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业,才有真正的出路。为了深化这一主题,作品以火热的激情歌颂了梁生宝互助组这一社会主义新事物的成长。从改良稻种到进山割竹,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互助组一次次击败了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获得了巩固和发展,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梁生宝的仅有几户的互助组经过一年的奋战,在夺得农业丰收的基础上发展为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跨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便围绕酝酿和建立初级形式的农业社,进一步显示了广大农民波澜壮阔地迈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不可阻挡的气势和力量。柳青不愧为一位具有高度概括生活的艺术魄力的作家。他在《创业史》中所描绘的新旧时代各种不同创业者的性格和斗争,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巨大的概括意义。透过蛤蟆滩这小小的一角,小说可说是真实记录了广大农村在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指出了农村生活河流的来源和去向,因而成为50年代初我国农村社会的珍贵的历史画卷。

《创业史》中塑造的梁生宝形象是建国以来长篇小说英雄人物创造上的一大成就。毛主席在《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篇文章的按语中说:“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增长,广大农民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现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梁生宝的性格正是毛主席对农村先进力量赞语的生动而具体的写照。小说将他作为蛤蟆滩阶级斗争的主角,以各种不同手法,从各个角度来突出这个人物的光辉形象。

《题叙》写了故事发生前二三十年间梁三一家三代创业的辛酸史。农民历代的生活命运孕育了崭新的英雄人物。在深重的苦难里,幼年的生宝便经受了磨炼,从继父梁三身上继承了勤劳、朴实、善良、正直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具有梁三所没有的心计和锐气。尽管如此,最后仍不能摆脱祖辈相袭的命运,一年年为创业的苦熬苦干却落得了卖牛退地的结果,终至为逃避壮丁而当了“地下农民”。这些描写为以后人物性格的发展,欢天喜地地迎接解放,走与梁三不同的创业道路,成长为一代新人,提供了生活的依据,道出了历史的必然。

小说第五章运用心理描写和真实的细节全面介绍了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梁生宝。接受了党的教诲,这个普通庄稼人内心燃起了理想的熊熊烈火。“把一切投入党所号召的事业”的崇高愿望成了他实际生活的动力。为实现一年稻麦两熟计划,梁生宝冒着赔本的风险,不顾人们的耻笑,连夜只身到几百里外的郭县购买早熟的稻种,为了少花互助组的钞票,睡在票房,以冷馍充饥;为稻种早日到家在春雨中赤脚赶路……这些看来是庄稼人的平日生活,但与当时自发势力的嚣张相对照,梁生宝的性格与气质得到激动人心的突现:雄心勃勃而又兢兢业业,富于胆略而又细心谨慎,发奋图强而又实事求是。在伟大的历史性进军中,他那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的行动,给读者初步而又深刻难忘的印象。

梁生宝回村以后,作品将人物进一步安置到多种矛盾的焦点上,并使他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以他与各方面人物的纠葛来突出和加深人物形象。“活跃借贷”是矛盾发展的一个标志。富农乘春荒盘剥农民,富裕中农抵制借粮,全村行政领导干部郭振山放弃了解决春荒困难的主要途径——组织起来实行生产自救,只单纯依靠指望很小的活跃贷款,因而束手无策。在这紧要关头,梁生宝果断地改变互助组原来的计划,组织全部困难户上山搞副业,带领群众走上自力更生、经过集体劳动达到共同富裕的创业道路。对私有制度的强烈憎恨,使梁生宝对革命怀有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顶得住阶级斗争的任何风浪。当资本主义势力再度发起挑衅时,顽固的王二直杠被富农拉了过去,动摇不定的人退了组,互助组面临被冲垮的危机,然而梁生宝却沉着镇定,坚守阵地。在要求退组的栓栓面前他表现得那样坦然、大度,既有批评,又有谅解,更有热切的期待。姚士杰唆使二流子白占魁捣乱,梁生宝将计就计,吸收他入组,更突出了人物执行正确政策的忠实与勇气。这一系列情节交融在主人公同富农、富裕中农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尖锐冲突中,使梁生宝无私无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精神品质,得到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体现。

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冲突时,小说有自己独特的构思。第一部中梁生宝几乎没有与富农、富裕中农个人之间正面接火。作者只是着重描写梁生宝的精神力量与领导才能,写他所领导的互助组从弱小、发展、壮大,到最后压倒自发势力气焰的过程,同时着力刻画姚士杰、郭世富的贪残鄙劣的心理状态,使他们之间的性格表现为两种力量、两种道路的强烈对照,以此突出梁生宝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与郭振山的关系也是如此。作者没有写他们直接冲突,而是着重从他们不同的生活目标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领导作风、方法作了对比,同样使人物形象达到了鲜明和深刻的程度。梁生宝与继父自发思想的矛盾,也有着符合各自性格的特有的冲突方式,其中交织着父与子、共产党员与劳动农民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另外更其重要的,作者突出梁生宝以办好互助组做出实际成绩作为战胜姚、郭资本主义势力的主要途径,作为教育梁三老汉等落后群众的关键,这便更显示出梁生宝作为革命实干家踏实谨慎的精神特征。

除了在矛盾的漩涡中呈现人物性格外,作者还以饱含阶级感情的笔调,描绘了梁生宝与党的各级干部亲密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新人健康成长的决定因素。同时,作品描写得更多的还有梁生宝与贫雇农群众之间的骨肉情谊,让他从贫苦农民那里获得了力量的源泉。即使在充满矛盾的梁三老汉的草棚院里,也有着叫人心动的贫农家庭的亲子之爱。生宝与改霞的并不圆满的恋爱,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那公而忘私的品质和朴实持重甚至显得拘谨的个性,加强了对英雄人物心灵世界的体现。

梁生宝是社会主义革命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既熔铸着作家的革命理想,又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因而能唤起读者亲切自然的感受。联系柳青一些散文特写,我们可以发觉,梁生宝是以镐河南岸某村庄互助组长王家斌为原型的。王家斌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英勇事迹,乃至他那不大爱讲话、善于思索的淳厚气质都可在梁生宝身上发现影子。自然,作家并不满足于这些现实生活的素材,而是作了艺术的提炼和加工,割弃了某些次要的东西(如王在买地问题上的动摇),同时把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和可能发生的美好的东西融入主人公身上,因此英雄人物既扎根现实,又放射出理想的光芒。

《创业史》在艺术表现和形象塑造上显示了鲜明的、独创的特色。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写一部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曲折的斗争创造自己的未来的历史。因此小说在题材处理上将纵的社会历史的概述和横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结合起来。《题叙》揭开了“创业难”的主题,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手腕勾勒出前辈农民创业的历史轮廓,回溯了旧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将小说的主题安放到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前来加以表现。小说中对某些人物性格的发展,作者也常以回叙的方法在不同章节里作了类似的描写,这些都有助于读者从历史的发展中把握人物思想性格。第一部的《结局》以灯塔农业社的建立结束了全部“生活故事”的第一阶段。在全书30章的主要篇幅中,以梁生宝互助组三件大事为中心情节,在两条道路的尖锐交锋中,通过一系列生活断片,揭示了人物性格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环境,从而突出了梁生宝所从事的事业的时代意义。在结构布局上,还有另一特色,上卷前四章描写自发势力的嚣张,至第五章出现了奔走八百里秦川的年轻主人公;下卷在第22章描写“深山一家人”之前,也用整整四章的篇幅描写了村里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上下两卷梁生宝都在资本主义势力猖獗、互助组又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出场和开始战斗。作者这种安排显然含有深刻的寓意:表面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势力只是短暂的,而暂时处于劣势的新事物却是不可战胜的:它们之间力量的对比定会发生转化。另外,作者在描写互助组成长过程中,几次穿插了1935年陕北一支赤色游击小组突围的故事。这具体表明了革命先辈的精神品质与新一代农民成长的血缘联系,同时使读者由此产生联想,对于正在新的火线上苦斗奋战的革命战士更加充满信心。

《创业史》中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作者也很少铺陈事件的过程和交代故事情节,而是随时抓住事件发展的瞬间,倾其全力描写人物,通过对人物性格的精雕细刻来反映时代风貌。在人物刻画上引起人们很大兴趣的是,柳青擅于细腻地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有自己丰富的内心生活的经历,而这种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又被置于复杂的现实斗争中,与人物性格鲜明的阶级特性交融在一起。梁生宝的朴实的内心生活,是与他为改变庄稼人的困苦境遇所作的坚韧顽强斗争紧密联系的,因而对他的内心所作的娓娓动人的描述,就使人物美丽丰富的灵魂显露出来,使读者受到有力的感染。对梁三老汉在合作化年头的复杂细微的内心活动的发掘,都带有老庄稼人痛苦经历的精神烙印,因而能唤起读者对他生活历程的回忆,从而加强理解眼前展开的事件的全部意义。郭振山作为富裕中农的意识和共产党员的观念之间,亦屡屡发生激烈冲撞,时常陷于极度苦闷、进退维谷的境地。小说对他在为了发家奋斗过程中的全部矛盾心理的剖析是入木三分,极为犀利的。这既体现了新中农鲜明的精神特征,同时也发掘了人物蜕化的社会思想根源及其发展过程。所有这些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使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达到了历史的深度。这方面也不无缺点,如写改霞的心理过程过于纤细、曲折,同蛤蟆滩整个斗争结合不紧等。人物刻画上的又一特点是落墨集中,往往在一章中突出写一个人物,如梁生宝主要是在第五、七、十三、十六、廿二、廿九等章节里得到了集中的描写。这种方法便于通过丰富的细节,对人物作多方面的透视,从各方面交代性格形成的因素,充分展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因而每出场一次,即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这种集中描写人物的手法是对我国民间评话和古典小说艺术手法的运用。在一部较大规模的史诗式长篇中,这种写法是可取的。这方面作品亦有不足之处,即有时较静止地刻画人物,情节发展稍嫌缓慢。

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中,不时插入作者热烈的抒情和富有哲理性的评论,叙述人的语言带着浓厚的感情色采。作者时时站出来直接发表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见解和评价,对英雄人物充满关切、热爱和赞颂,对反面人物作无情抨击,对具有落后意识的人物又常给以规劝和鞭策,这些插笔除了少数显得生硬和累赘以外,大多有助于加强作品思想感情的容量,使读者与作者以至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产生感情的交流和共鸣,从而获得思想上与审美上的满足。

(原载《语文战线》197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