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出“空谈家”的原形——从鲁迅的《<出关>的“关”》谈起

“四人帮”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主客观相分裂，轻视实践，脱离群众，不会做工，不会种地，却习惯于唱高调，讲空话，哗众取宠，招摇撞骗，制造混乱，混水摸鱼。重读鲁迅《<出关> 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对于我们认识这一点，深有教益。

《出关》这篇小说写于1935年，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刻。据作者自述，作品“本意”是“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在鲁迅看来，老子这个“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他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纯粹是自欺欺人。因为，“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否则，“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鲁迅认为，“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于是对他“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了“关”。对于现实阶级斗争深有洞察的鲁迅，写的是历史小说，着眼的却是现实。鲁迅对老子“徒作大言”的可笑形象的刻画，正是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机会主义者的切骨讽刺和有力批判。

30年代的“左派”作家张春桥，不就活活地现出了“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那副丑态么？从混进左翼作家队伍以后，他何尝写过一篇稍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做过一点切实有益的工作？然而，他却装出一副比革命还革命的样子，化名狄克昂首天外，指手划脚，大言不惭用各种不着边际、捉摸不定的空论吓唬作者，制造迷魂阵。比如，他蹲在三月的租界里，从不接触实际，不做社会调查，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茫无所知，了无同情，却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一文中对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横加指责，肆意践踏。这种“慷慨激昂之士”的险恶用心，就在于替敌人来缴掉革命者手里的武器。因此，鲁迅不仅在1936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对狄克作了诛心刻骨的批驳，而且在同月30日写了《<出关> 的“关”》一文，对狄克之流再次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不该回来’呀（狄克文中语）, ‘叽里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揭露了他们妄图使革命文学偃旗息鼓，让形形色色鬼魅称霸文坛，跋扈横行的罪恶用心。

从鲁迅痛斥的“空谈家”，我们想到了“四人帮”。这几年，“四人帮”摇唇鼓舌，大砍大杀，满口激烈之谈，“继续革命”“共产主义”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可是，关于“继续革命”“共产主义”的事，他们一件也不干，不仅不干，还要开历史倒车，妄图把中国拉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干尽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坏事。广大干部、群众流大汗，出大力，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大干社会主义，却被“四人帮”斥为“唯生产力论”“替资本主义创造财富”。这伙反革命黑帮，就是这样一面唱着高调，一面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妄图把社会主义蛀空。他们散布了那么多的虚言妄说，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毒歪曲和无耻篡改，是要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反对说空话、唱高调，坚持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鲁迅有一句名言：“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鲁迅就是一个脚踏实地干革命的光辉榜样。别的不说，仅从写作来看，自1905年写《摩罗诗力说》算起，到1936年逝世，在这30年间，他就为革命写下了七、八百万字的译文和著作。平均每年他就要写近30万字。这该付出多么艰巨、辛勤的劳动，耗费他多少心血！这可说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宝库中将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鲁迅这种为革命铺砖垒石、忘我工作的崇高品质，同“四人帮”“徒作大言”的恶劣作风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

鲁迅曾经赞美过历史上那些为人民、为革命“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把他们誉为“中国的脊梁”，指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今天，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我国亿万人民狠揭猛批“四人帮”，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正在扎扎实实，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让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不尚空谈、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和传统作风，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智慧，创造出前无古人的奇迹，实现抓纲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愿！

（原载《浙江日报》197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