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贝娄研究状况

第一节 国际研究

索尔·贝娄在世界文坛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他的作品在各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并不相同。相对而言，欧美学者很早就关注贝娄及其创作，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资料统计，欧美各国贝娄研究已有专著50多部，传记4部，学术论文3000多篇。美国学者还编写了贝娄研究文献参考书4部。各国关于贝娄的博士论文已达200余篇（截至2000年年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贝娄研究热潮。按印度学者奇兰坦·库尔舒埃斯塔（Chirantan Kulshrestha）的说法，“贝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小型规模的产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欧美学界出现过三次贝娄评论高峰，涌现出三代贝娄研究专家。

第一次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托尼· 坦纳（Tony Tanner）、凯斯· 奥普代尔（Keith M. Opdahl）、霍华德· 哈珀（Howard Harper）和约翰·克莱登（John Clayton）等学者为代表。在60年代末的美国文坛，“当时主导美国文学思想的依然是以‘荒原观’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第一代学者的研究重点是，贝娄如何对‘荒原观’做出反应。他们发现贝娄对现代主义的文化虚无主义持否定态度。贝娄不赞成‘作家们常常不假思索地嘲弄当代生活’。他拒绝汇入这种自我爱怜的、时髦的否定主义潮流，因为该潮流对真正的问题避而不谈”。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贝娄小说含有“超验和宗教”内容，他们重视贝娄作品的心理学而非社会学意义，强调贝娄作品的超验性而忽视其历史价值。

托尼·坦纳在《芝加哥太阳报》上撰文，宣称贝娄的文学想象是超验的。他对贝娄小说缺少真正对话表示遗憾，认为贝娄通过人物独自逃离这种象征性表达，置换了人与社会之间戏剧化的辩证关系。贝娄作品缺乏传统小说那些情节和事件，也看不出相关连续性事件造成的影响。如果说坦纳感兴趣的是贝娄作品的艺术形式，那么霍华德·哈珀看重的是贝娄作品的思想内容。后者在《绝望的信念》（Desperate Faith, 1967）中指出，贝娄作品反映了两个世界和两个主题：人漂泊在他无法进入的世界，却向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哈珀认为，贝娄笔下的人物是富有存在主义意味的荒诞形象，他们努力在没有意义的世界中寻找意义。（Newman,1984:1）

凯斯·奥普代尔认为，贝娄的想象基本上是形而上的和宗教意义的，从关注历史事实转向关注更为普遍的问题。在他看来，贝娄的主人公热衷于探寻宗教和超验问题，把宇宙中的邪恶看作某种精神力量。贝娄创作由此逐渐从社会学转向心理学探究，其主人公最终都消极地与现实达成了妥协，为顺应历史潮流而放弃了自我。（Newman,1984:1）奥普代尔在《索尔 · 贝娄小说导论》（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An Introduction,1967）中指出：“小说家的情节、人物尽管不同，实际上表达的是相同的人类困境，他努力解决令他困扰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显然贝娄就是这样一位作家。”（Opdahl, 1967:3）

约翰·克莱登在《索尔· 贝娄：人类的捍卫者》（Saul Bellow: In Defense of Man,1979）序言中，则以“绝望的肯定”概括贝娄的创作。克莱登认为贝娄的小说中洋溢着人道主义色彩，贝娄的兴趣是文化意义的——他知道我们置身何处……他是我们文化的代言人——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捍卫者。他辨别黑暗却从不进入黑暗，他审视文化虚无主义却从未染上虚无主义。克莱登还指出贝娄的创作存在三个矛盾：1．贝娄的创作立场是反对20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反对达达主义、荒原说及任何诋毁现代生活的观点的。但贝娄自己却常常是抑郁的，他对空虚的现代生活感到莫名的恐惧。2．贝娄弃绝现代文学的“局外人”传统，其作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和交往价值，可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却是受虐狂和边缘人。3．贝娄像爱默生一样重视个性价值，反对现代文学对“独立自我”的贬低，可贝娄小说中的主人公却往往被迫放弃了自我，这不仅是因为个人在巨大压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还因为个性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负担，它让人类远离关爱。（Clayton,1979:3-4）

在此阶段，评论家大都认为贝娄是“肯定的人道主义者”，贝娄创作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灵魂挣扎，对命运坎坷的主人公给予深切同情，表现出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倾向。正如布里吉特 · 施尔-舒瓦茨勒（Brigitte Scheer-Schäzler）后来总结的，针对文化虚无主义，贝娄提出“生活是有意义的”主张，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发现生活的意义。与“异化观”不同的是，贝娄对人类的兄弟之爱怀有坚定的信仰……贝娄相信通过痛苦和受难，个人可以变得高贵并获得尊严。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贝娄创作的局限性：“贝娄小说中一些超验的宗教成分，强调心理学价值而忽视社会学价值，强调其超越的时间性而忽视其历史价值。”（Newman,1984:4）这一阶段，由于贝娄是运用英语创作的，他的文学影响主要局限在英、美两国。

第二次高峰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索尔·贝娄国际声誉日隆，尤其是贝娄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投身于贝娄研究工作，亚洲的印度和日本学者也加入进来，使得贝娄研究更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先后涌现出萨拉·科恩（Sarah B.Cohen）、彼得·毕斯科夫（Peter Bischoff）、罗伯特·达登（Robert R.Dutton）、本·西格尔（Ben Siegel）、艾伦·沙夫金（Allan Chavkin）、奇兰坦·库尔舒埃斯塔和涩谷与三郎（Yuzaburo Shibuya）等贝娄研究专家。

罗伯特·达登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71）一书中认为，社会发展趋势表明，现代社会中人的个性被抹杀、人性堕落，贝娄在作品中直面这些时代问题，从未放弃描述社会的非人化和机械化。贝娄的功绩就在于他描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在贝娄笔下，社会只是作为一个不变的、冷漠的环境而被提及。贝娄的主人公是敏感、内省和富有活力的人物，也是沮丧的和荒谬的。贝娄所探讨的，是一个个富有梦想和热情、对现实有着清醒意识的个体，是如何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如何确立自己身份，如何保持诚实和完美自我的。（Dutton,1971:13）艾伦·沙夫金在《索尔 · 贝娄面对荒原的选择：〈赫索格〉的浪漫主题和形式》（Bellow's Alternative to the Wasteland:Romantic Theme and Form in Herzog,1979）中指出，贝娄认识到19世纪理想主义泛滥成灾，便通过其代言人赫索格之口强调，人们不应对“浪漫”一词嗤之以鼻……赫索格这一浪漫主义主人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代社会保持人的价值。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已经远远超乎浪漫主义的想象，因此人类创造出许多虚无主义观点……贝娄认为荒原人不仅否定浪漫主义的自我观念，且憎恨并要消灭自我观念。（Chavkin,1979:327）本·西格尔在其《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中的艺术家和投机者》（Artists and Opportunists in Saul Bellow's Humboldt's Gifts,1978）一文中指出，贝娄成长为一位深刻严肃的观察者……他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精于性格刻画，细致描述了人物行动和心理变化。尽管贝娄笔下的人物比较古怪，但他们捍卫了贝娄对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Siegel,1978:142）

相对来讲，研究成果大多关注贝娄作品的主题和表现手法。其中，萨拉 · 科恩在《索尔 · 贝娄神秘的笑声》（Saul Bellow's Enigmatic Laughter,1974）中分析贝娄作品中的幽默成分，认为幽默是作家面对死亡时采用的叙述策略。彼得·毕斯科夫在《索尔·贝娄的小说：异化与探索》（Saul Bellow's Novels:Alienation and Exploration,1975）中指出，贝娄人物在边缘化处境中仍渴望保持自我。库尔舒埃斯塔在《索尔·贝娄：肯定问题》（Saul Bellow: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1978）中探讨贝娄焦虑的根源。涩谷与三郎在《贝娄：病态灵魂的转变》（Saul Bellow:The Conversion of the Sick Soul,1978）中认为，贝娄的创作经历了从存在主义向超验主义、从绝望向希望的转变。与此同时，贝娄研究也出现了不同声音。例如，布勒克（C.J.Bullock）认为，美国学界对贝娄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四五十年代学界对美国当代小说的评价受到了阿诺德道德观的影响，批评家对人与社会的关系极为敏感，而对理论阐述和政治意识形态不太热衷……这股潮流的主要缺点是给当代文学贴上抽象的标签。

此时的贝娄研究其实是第一阶段研究的继续和深化，并未突破第一次评论高峰定下的基调，仍然坚持先前学者对贝娄“反现代主义者”和“肯定的人道主义者”的定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亮点：学者侧重从“悲观”、“心理”和“存在主义”等角度研究贝娄作品，研究视野日益宏阔，学者运用的批评方法更加灵活多样，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第三次高峰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学界涌现出马尔科姆·布莱德伯利（Malcolm Bradbury）、朱迪·纽曼（Judie Newman）、利拉·戈德曼（L.H.Goldman）、丹尼尔· 富克斯（Daniel Fuchs）、乔纳森·威尔逊（Jonathan Wilson）等第三代评论家。此时，学界发出重估前辈学人对贝娄“人道主义者”和“反现代主义者”定位的呼声，研究视野和研究渠道进一步拓宽。

丹尼尔·富克斯在《索尔·贝娄：观点与修正》（Saul Bellow: Vision and Revision,1984）中提出对于贝娄作品批评的新标准。他在序章中考察贝娄与现代传统的关系，将贝娄与欧美文学大师联系起来，宏观地阐明贝娄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深入分析贝娄作品的形式和风格，通过对贝娄作品不同稿本的对比，肯定贝娄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作家。此外，学者马尔科姆·布莱德伯利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82）中分析贝娄与欧洲及美国思想的关系，认为贝娄的作品并非以超验主义为主要特色，贝娄的作品由于“自我”与历史的关系使其独立于欧洲文学传统。利拉·戈德曼在《索尔·贝娄的道德观》（Saul Bellow's Moral V ision: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1983）中认为，贝娄小说所受犹太传统的影响更为深远。乔纳森·威尔逊《论贝娄的行星：来自黑暗方的阅读》（On Bellow's Planet:Readings from the Dark Side,1985）则以“晃来晃去的人”的不作为为例，批驳前辈学者对贝娄“肯定的人道主义者”的定位。

在第三次评论高峰中，欧美学界对贝娄的评价出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声音。一些批评家开始质疑学界先前对贝娄的评价，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艾伦·皮弗（Ellen Pifer）在《格格不入的索尔· 贝娄》（Saul Bellow:A gainst the Grain,1990）中指出，贝娄的创作立场本质上是激进的，“因为他在作品中一直反对当代文化观念，试图颠覆一些已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挑战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理性思想所建立的‘正统’，坚持书写人类的精神本质”。

在上述不同阶段，学界对贝娄的研究角度和研究重点并不相同。有学者分析贝娄小说与犹太文化传统的关系，从作品人物、背景、内涵和语言等方面入手，阐述犹太文化对贝娄创作的影响。许多评论者认为，贝娄享有“美国著名犹太作家”的称号当之无愧。马克·科恩（Mark Cohen）撰写论文《显而易见的犹太人类型：贝娄的塔姆金博士和瓦伦汀·格斯贝奇成为犹太社会历史》（A Recognizable Jewish Type:Saul Bellow's Dr. Tamukin and Valentine Gersbach as Jewish Social History,2007），指出贝娄《只争朝夕》中的人物塔姆金和《赫索格》中的人物格斯贝奇都是典型的犹太人，与犹太民族历史存在一定的关联。（Cohen,2007:350-373）贝娄的崇拜者、作家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指出，贝娄执着于表达犹太经验，这种执着源于他心中的伤痛。他因此能够反映犹太人的精神性存在……表现犹太人受难和灵魂的挣扎。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在《美国犹太作家》（The Jewish Writer in America,2008）中指出，贝娄第三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标志着美国犹太作家开始占据美国文坛的中心位置。该文同时分析了马拉默德、德尔莫·施瓦茨和艾尔弗雷德·卡津等人的创作，阐述这一代美国作家与意第绪语作家创作上的差异，指出贝娄一直因为美国身份与犹太文化的矛盾而犹豫不决。（Goodheart,2008:93-107）欧文·玛林（Irving Malin）的论文《索尔·贝娄的犹太性》（The Jewishness of Saul Bellow,1983）认为，贝娄关于犹太文化遗产的观点是矛盾的，他的犹太性并非以连续性方式表现出来。马克斯韦尔·盖斯马（Maxwell Geismar）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贝娄是否乐意接受犹太文化遗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贝娄很少强调正统的犹太教传统，而是看重世俗的犹太文化艺术在新世界的繁荣。贝娄的主人公常为犹太文化遗产羞愧，以致要摈弃它。他由此得出结论，犹太教是贝娄作品中一个怀旧之源，但也是自卑感和焦虑之源，而不是自豪和快乐之源。它是一种限制性的、令人不安的而不是扩展性或解放性的力量。然而，戈德曼在《索尔 · 贝娄与犹太哲学》（Saul Bellow and the Philosophy of Judaism,1984）中提出不同意见。后者认为，从神学或宗教观来看，玛林对贝娄创作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从哲学观来看却未必如此。在经历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大屠杀文学（日记、证词、小说和哲学著作）逐渐兴盛起来。20世纪绝大部分作家都对生活持虚无主义态度，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贝娄的世界观却是令人振奋的乐观主义。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贝娄受到犹太哲学家的影响，或许，也受到了他熟悉的基督教思想家的影响。（Goldman,1984:83）欧文·豪（Irving Howe）也看到了贝娄对犹太文化的继承，指出他努力理解整个犹太人的苦难经历——不管它们有多么零碎。在所有美国犹太作家中，他最大限度地吸收了犹太文化……他有意吸收犹太移民传统，以及他青年时代生活中的任何欧洲犹太传统成分。

一些学者认为贝娄小说表达了先验思想。杰夫·坎贝尔（Jeff H. Campbell）等将贝娄小说视为一种象征性探求；罗伯特 · 德特韦勒（Robert Detweiler）认为贝娄描述了人类精神困境；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认为贝娄揭示了生活奥秘。欧文·斯托克（Irwin Stock）将贝娄的主人公形容为基督式的人物；阿尔伯特 · 杰拉德（Albert J. Guerard）认为贝娄笔下的人物是精神上的行动者。马克斯·舒尔茨（Max F.Schulz）从象征层面探讨贝娄与布莱克的关系；海伦·温伯格（Helen Weinberg）则从精神层面探讨贝娄与卡夫卡的关联。一部分学者虽然承认贝娄创作的先验性很重要，同时也指出这是贝娄创作的一大缺陷。马克斯韦尔·盖斯马斥责贝娄创作带有宗教色彩的哲学观念，认为这些观念会冲击犹太文化遗产中的历史感。西奥多 · 罗斯（Theodore Ross）反对贝娄小说的基督化倾向，认为它无法描述真实史实。金斯黎·威德默（Kingslev Widmer）指出贝娄小说自然主义描写的缺陷，主要在于有一种神话意识在作祟。

也有学者讨论贝娄创作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艾伦·沙夫金在《贝娄和英国浪漫主义》（Bellow and English Romanticism,1984）中认为，贝娄的创作观可以形容为带有讽刺色彩的浪漫观。这种浪漫主义倾向在贝娄创作之初并不明显……与早期作品不同的是，（其50年代）作品肯定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价值。他像华兹华斯一样信奉想象的力量，认为想象能让人摆脱观念上的异化和束缚，把人从日常生活和乏味工作中解放出来。（Chavkin,1984:8; Chavkin,1979:326-337.）马克 · 桑迪（Mark Sandy）在《用金线织就：索尔·贝娄的浪漫主义》（Webbed with Golden Lines:Saul Bellow's Romanticism,2008）中指出，贝娄在小说《只争朝夕》中引用济慈的诗歌，小说《赫索格》中引用布莱克的诗歌，此外华兹华斯和爱默生的自然观对贝娄影响深远。他分析了贝娄的主人公的“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得出贝娄是个浪漫主义作家的结论。（Sandy，2008:57-67）

还有学者从道德角度探索贝娄小说的内涵。在《索尔·贝娄和道德想象》（Saul Bellow and Moral Imagination,1979）一文中，欧文·霍尔珀林（Irving Halperin）以“对话”形式，与贝娄就《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进行“交流”，探讨贝娄创作中道德想象的根源。（Halperin,1979:475-488）内森·斯考特（Nathan A.Scott）在《三个美国道德家：梅勒、贝娄和特里林》（Three American Moralists:Mailer, Bellow, Trilling,1973）中认为，贝娄是个名副其实的“道德家”。贝娄笔下的“反英雄”人物在面对困境时积极反抗，不断与异化环境进行抗争，试图进行自我救赎。戈德曼在《索尔 · 贝娄的道德观》（Saul Bellow's Moral Vision: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1983）中认为，贝娄创作体现了犹太人的道德观，体现个体对神圣性因素的信仰。贝娄总是在作品中表明，人有能力克服各种障碍并主宰自己的命运，人有权追求神赐的值得过的生活。

从历史角度分析贝娄作品的有：朱迪·纽曼在《索尔·贝娄与历史》（Saul Bellow and History,1984）中认为，《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主题是“历史、自然和自由”，小说《雨王汉德森》反映了时代特色，而《洪堡的礼物》则是“历史的喜剧”等。他将贝娄创作放在“历史—社会—时代”框架内分析（Newman,1984）；马尔科姆·布莱德伯利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82）中指出，贝娄小说正是由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一直充满活力。贝娄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试图验证人是否能将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60年代的作品或用疯狂形式表现疯狂的时代，或探索美国社会中野蛮和邪恶的因素。

从存在主义角度分析贝娄小说的有：桑福德 · 平斯克（Sanford Pinsker）在《索尔·贝娄、索伦·克尔恺郭尔和无聊问题》（Saul Bellow, Soren Kierkegaard and the Question of Boredom,1980）一文中，将贝娄笔下无聊、烦恼的主人公约瑟夫（《晃来晃去的人》）与克尔恺郭尔理论联系起来；吉尔伯特· 波特（M.Gilbert Porter）在《哪来的力量——索尔·贝娄的艺术和人文特色》（Whence the Power? :The Artistry and Humanity of Saul Bellow,1974）中分析贝娄小说的主题与形式，认为贝娄作品思想经历了从存在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变；蕾娜· 阿布缇娜（Renate Abeltina）运用存在主义理论分析小说《雨王汉德森》。罗伯特·达登（Robert R.Dutton）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71）一书中，运用萨特“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观点分析贝娄笔下的人物，认为人不像石头那样无法超越自身，从而处于一种“自在存在”状态；人拥有想象力和意识，可以超越自身而达到“自为存在”状态……贝娄小说描写了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Dutton,1971:14）

除上面提及的贝娄与超验主义关系外，一些学者还探讨了贝娄与美国其他作家的联系。艾伦·沙夫金在《父子两代：父亲海明威与索尔·贝娄》（Fathers and Sons:“Papa”Hemingway and Saul Bellow,1983）中，阐述海明威对贝娄《晃来晃去的人》等小说的影响，也指出贝娄对海明威创作模式的反叛，声称两位作家在面对死亡时都有焦虑心理。（Chavkin,1983:449-460）托马斯·皮休（Thomas Pughe）在《流浪汉小说解读：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索尔·贝娄〈奥吉·马奇历险记〉及近来其他历险作品》（Reading the Picaresque:Mark Twain's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Saul Bellow's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and More Recent Adventures,1996）中，比较这两部流浪汉小说在叙述手法、人物形象和艺术结构上的相似之处。（Pughe, 1996:57-70）丹尼尔·休斯（Daniel J.Hughes）在《现实与英雄：〈洛丽塔〉和〈雨王汉德森〉》（Reality and the Hero:Lolita and Henderson the Rain King,1960）中，将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和贝娄《雨王汉德森》进行对比，揭示两部作品中人物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总体上看，英美学者很早就意识到贝娄创作的价值，对贝娄的研究呈现日益深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国际学界专门成立了索尔 · 贝娄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aul Bellow Society，总部设在美国）。该学会除不定期召开贝娄研究学术会议外，还在1981年创办《索尔·贝娄学刊》（Saul Bellow Journal），刊载世界各国学者研究贝娄的学术论文。从1998年开始，贝娄学会每年通过网站出版一期《索尔· 贝娄学会通讯》（Saul Bellow Society Newsletters），及时介绍国际上贝娄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学术动态。

俄罗斯的贝娄小说译介工作起步较晚。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学者对贝娄作品一直不敢问津。直到1990年，贝娄小说《赫索格》的俄译本才得以出版。文艺评论家兹韦列夫对此极为重视，特意为《赫索格》俄文版撰写序跋。兹韦列夫认为《赫索格》是贝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并从创作观念、作品主题、时代背景、人物心理、创作风格和叙述手法等方面，向俄罗斯读者全面评介贝娄创作。在《做个真正的人，仅此足矣》的跋文中，兹韦列夫指出贝娄创作与俄罗斯文化的联系，认为“俄罗斯文学锤炼了，也许甚至是唤醒了贝娄的才能”。此后，俄罗斯学者别斯巴洛娃、苏利茨、兹洛宾和沃兹尼亚凯维奇等，也为贝娄小说的译介工作做出了贡献。根据我国学者邢淑和陈小强的考察，别斯巴洛娃翻译了贝娄的短篇小说《堂表亲戚们》（1991）、《刚萨加手稿》（1997）和《银碟》（2006）。苏利茨翻译了贝娄的中篇小说《只争朝夕》（1998）和《受害者》（2003）。兹洛宾在2006年翻译、出版了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同年，沃兹尼亚凯维奇翻译、出版了《索尔·贝娄短篇小说集》（莫斯科安谢塔出版社）。

与翻译相比，俄罗斯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贝娄的研究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莫洛佐娃出版了著作《美国文学中的美国青年形象（嬉皮士、塞林格、贝娄和厄普代克）》（1969），尽管该书不是研究贝娄的专著，但深入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青年形象，成为俄罗斯最早的贝娄研究文献。此后，俄罗斯贝娄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苏联解体以后，随着贝娄小说俄译本数量逐渐增多，俄罗斯学者重新焕发出研究贝娄的热情。据学者邢淑和陈小强统计，到2013年为止，俄罗斯涉及贝娄的研究文献共有学术专著3部，译著9部，期刊论文和评介文章29篇。俄罗斯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研究贝娄的作品，一是从影响研究入手，探讨贝娄创作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评价贝娄小说中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因子；二是从诗学研究入手分析贝娄的创作手法及作品风格。

其中，从影响研究角度分析贝娄作品的学者有萨弗琴科和布罗尼奇。萨弗琴科在《索尔·贝娄眼中的俄罗斯文学》一文中认为，贝娄小说与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存在一定联系，也可以说，贝娄终身都受到这三位作家的影响，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最大。布罗尼奇是俄罗斯贝娄研究的权威学者，先后撰写专著《索尔·贝娄与俄罗斯文学——哲学传统》和20余篇学术论文。2010年，布罗尼奇在博士论文《索尔·贝娄创作对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接受》中将贝娄创作放在俄罗斯文化背景下，从比较文学和接受美学视角分析贝娄对俄罗斯文学的继承。此外，布罗尼奇还发表了《索尔·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索尔·贝娄与列夫·托尔斯泰：大师的训诫》和《索尔·贝娄与列夫·托尔斯泰：善的问题》等论文，深入研究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贝娄的影响。雅申金娜和肖波洛娃等学者从诗学角度分析贝娄作品。雅申金娜在《索尔·贝娄的“长”短篇小说（体裁和诗学特点）》中指出，贝娄的短篇小说具有“密实性”特点；肖波洛娃撰写《论索尔·贝娄小说〈赫索格〉的浪漫主义传统》一文，认为贝娄作品在“人的意识与现实的冲突”方面继承了爱伦·坡的唯理主义传统，在自然观方面，贝娄则继承了美国浪漫主义大家爱默生、梭罗的衣钵。

在亚洲，印度和日本学者在贝娄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印度学者奇兰坦·库尔舒埃斯塔在1971年采访过贝娄，并将访谈内容刊登在《芝加哥评论》上，这些内容成为后来研究贝娄的重要参考资料。1976年，奇兰坦撰写专著《索尔·贝娄的荣耀》（The Saul Bellow Estate）。两年以后，他又撰写博士论文《索尔 · 贝娄的肯定性问题》（Saul Bellow: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1978），从伦理层面讨论贝娄小说的思想内容，为印度的贝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归亚姆（M.A.Q uayum）和苏克比·辛格（Sukhbir Singh）是研究贝娄的资深专家。2000年，归亚姆与辛格合编厚达549页的贝娄研究论文集《索尔· 贝娄：其人其作》（Saul Bellow:The Man and His Work）。2004年，归亚姆出版研究专著《索尔·贝娄和美国超验主义》（Saul Bellow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分析贝娄作品与美国超验主义思潮的关联。辛格还在美国《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上发表《索尔·贝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印度瑜伽师》一文，将小说主人公赛姆勒先生比作瑜伽师，探求印度瑜伽对“美国最重要后现代作家贝娄”思想上的影响。（Singh,2007:434-457）

1968年，井内雄四郎翻译的《晃来晃去的人》（太阳社）是第一部被译介到日本的贝娄小说。1970年，日本学者翻译贝娄小说突然兴盛起来，同年翻译并出版三部贝娄作品，分别为栗原行雄翻译的《只争朝夕》（现代出版社）、宇野利泰翻译的《赫索格》（早川书房）、德永畅三翻译的《莫斯比的回忆》（新潮社）。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日本学者翻译贝娄作品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太田稔翻译的《受害者》（新潮文库，1973）、繁尾久翻译的《索尔·贝娄短篇小说集》（角川文库，1974）、桥本福夫翻译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新潮社，1974）、大井浩二翻译的《洪堡的礼物》（讲谈社，1977）先后问世。据我国学者何建军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图书市场，贝娄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和《只争朝夕》竟有四种不同译本。

“日本最早开始进行贝娄作品与佛教思想的相关影响研究。1983年，日本的市川真澄教授（M asumi Ichikaw a）在其论文《索尔·贝娄三部小说的佛学阐释——〈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及〈只争朝夕〉》中首度研究贝娄与佛学的关系。”1989年，市川在《美国犹太文学研究》上发表论文《从佛学观点看〈赫索格〉》，再次运用佛学思想阐释贝娄作品。与之相似，日本另一位学者安藤正瑛出版专著《索尔·贝娄的世界》（英宝社，1984），也从佛教禅宗视角分析贝娄作品。日本于1989年成立贝娄学会，总部设在关西外国语大学，每年都有学者在学会年会上宣读研究成果。1994年，松籁社出版田畑千秋的《读索尔·贝娄》，对贝娄《晃来晃去的人》等10多部小说进行了解读。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又出版了多部贝娄研究专著。2003年，坂口佳世子出版《索尔·贝娄研究》（成美堂）；2006年，町田哲司出版《索尔·贝娄——“Soul”的传记序说》（大阪教育图书）；此外，日本还出版了贝娄研究系列文丛，主要有《索尔·贝娄》（岩山太次郎，山口书店，1982）、《索尔·贝娄论文集》（坂野明子、町田哲司，大阪教育图书，1995）和《索尔·贝娄研究——人物形象与生存方式的探求》（索尔 · 贝娄协会，2007）等。

第二节 国内研究

我国港台地区的贝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成绩。根据台湾学者余玉照统计，1986年之前，台湾已经翻译贝娄作品9部，出版研究专著12部，论文35篇。其中，台湾学者何欣的《索尔·贝娄研究》是颇有代表性的中文专著。全书既有对贝娄小说的总体性评论，也对贝娄小说进行了具体阐述，是一部难得的贝娄研究中文专著。在香港，颜元叔与刘绍铭在1971年翻译、出版了贝娄小说《何索》（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译者为此还撰写了译本前言“浅谈《何索》”，这大概是香港中文译介贝娄作品的开始。稍后，香港学者利用消息灵通、与西方学界交流频繁等优势，对贝娄最新出版的小说迅速做出反应，撰写了许多质量较高、颇有见地的论文。

我国大陆地区的贝娄译介和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从翻译方面看，在1976年（贝娄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我国大陆还没有出现贝娄小说中译本。直到1981年，王誉公翻译并出版了贝娄小说《勿失良辰》（湖南人民出版社），蒲隆翻译并出版了贝娄小说《洪堡的礼物》（江苏人民出版社），贝娄小说的中译本才开始在大陆问世。1985年，宋兆霖翻译出版了贝娄小说《赫索格》（漓江出版社），进一步扩大了贝娄作品在国内的影响。除此以外，贝娄作品偶尔也有部分译文出版，但数量不多，影响也比较有限。直到2002年，我国大陆第一次出版宋兆霖先生主编的《索尔·贝娄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十四卷本），大陆读者才基本了解了贝娄的创作全貌。当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套全集仍然存在个别贝娄作品被遗漏的缺憾。2004年，胡苏晓翻译、出版《拉维尔斯坦》（译林出版社），尽管该书未被收入宋兆霖先生主编的丛书，但也算是为贝娄小说的中译工作添上重要一笔。2005年，宋兆霖主编的十四卷本《索尔·贝娄全集》得以再版（译林出版社）。至此，贝娄作品中译本在我国大陆地区差不多全部出版（实际上，贝娄的两部戏剧仍未包括在内），由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地区读者开始了解贝娄，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地区学者产生了研究贝娄的兴趣。

从销售情况看，贝娄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普通读者人数有了显著变化。据统计，贝娄小说中译本在八九十年代销售了几十万册，表明贝娄曾拥有数量众多的中国读者，也可以说，贝娄在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国读者的欢迎。这与特定的历史时代有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所谓“知识大爆炸”时代，许多读者争分夺秒地补习文化知识，其中文学因被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格外受到重视。在这种“求知”大潮的带动下，贝娄在中国受到许多普通读者的追捧，以致贝娄小说在图书市场一度热销。然而新世纪以来，贝娄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却令人震惊。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005年2月，贝娄的封笔之作《拉维尔斯坦》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上架，至同年4月仅售出30本，2004年上架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至2005年仅售出44本。2002年，宋兆霖主编的《索尔·贝娄全集》（十四卷本）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印刷数量为3000套，至2005年4月仍有一半库存。销售情况表明，贝娄拥有的中国普通读者人数正在逐渐减少。在电视、网络占据主导地位的多媒体时代，文学正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命运。

长期以来，由于译介资料的严重匮缺，国内的贝娄研究出现了较为尴尬的现象。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海明威与福克纳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对这两位作家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相比之下，我国的贝娄研究则显得不大景气，中国的贝娄研究现状及研究成果与作家本人的贡献与名望极不相符。目前，大陆的索尔·贝娄研究专著并不太多。刘文松在香港大学的博士论文《索尔·贝娄小说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女性表征》（2002年）中运用福柯理论探讨了贝娄笔下的两性关系，该文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以英文版本出版。周南翼的《贝娄》（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既是一部作家贝娄的传记，也对贝娄相关小说进行了评论。该著作援引不少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的贝娄研究领域吹起一阵新风，对国内学者深入了解、研究贝娄及其作品来说，是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周南翼还撰有一部博士论文《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与辛西娅·欧芝克小说研究》（2001年）。该论文并非是针对索尔·贝娄的专门研究，而是将贝娄和马拉默德等犹太作家联系起来，对他们作品中的犹太属性进行梳理和辨识，探讨这些犹太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来的共性。2006年，祝平撰写的博士论文《乌云后的亮光——索尔·贝娄小说（1944—1975）的伦理指向》，以贝娄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作品为中心，着重分析贝娄作品呈现出来的伦理特征。祝平还撰有贝娄研究的系列论文，对贝娄小说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2008年，汪汉利的博士论文《索尔·贝娄小说的文化渊源》从文化视角分析贝娄小说，探讨贝娄创作与犹太文化、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关系。2009年，籍晓红的博士论文《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索尔·贝娄中后期五部小说对后工业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分析贝娄创作中后期五部小说，揭示作品反映的后工业社会人类的生存困境，认为贝娄笔下的人物丧失自我身份，象征着商品经济大潮下人文精神的失落。2011年，青年学者刘兮颖出版《受难意识与犹太伦理取向——索尔·贝娄小说研究》，讨论贝娄创作与犹太文化特别是犹太道德伦理的关系。此外，刘洪一教授的著作《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也值得一提。虽然该书不是专门研究贝娄小说的专著，但其中却用相当篇幅分析贝娄作品，认为贝娄小说不仅蕴含丰富的犹太文化因子，还具有更为普遍的诗学价值。该书首次运用文化诗学理论深入探讨贝娄作品，从结构模式、人物形象和叙述视角等方面，探讨贝娄创作涉及的自由、两性和生命等普遍命题。

一般说来，我国大陆地区的贝娄研究基本上是与时俱进的，经历了由“独奏”到“合唱”、由“慢步”到“快跑”的变化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后贝娄研究还是少数专家先锋意识使然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贝娄研究出现的井喷式的喜人局面，则可以视为我国学者的一种行为自觉。据中国知网“索尔·贝娄”全文检索（2015年7月20日），国内关于贝娄研究的论文多达1770余篇（含硕士、博士论文，下同）；按“索尔·贝娄”主题检索，国内学者公开发表的论文有1250余篇；按“索尔·贝娄”篇名检索，相关论文则有374篇。贝娄主要作品的研究情况如表1：

总体上看，我国的贝娄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拓荒期。在此阶段，老一辈学者陆凡、刘象愚、毛信德、蒲隆、钱满素、陈焜等做出了开拓性研究，为后来的贝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研究工作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但这一时期，大陆学者首次在贝娄研究领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成果有：陆凡的《〈洪堡的礼物〉及其作者索尔·贝娄》和《美国当代作家索尔·贝娄》、刘象愚的《试论索尔·贝娄的创作》、毛信德的《美国当代现实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索尔·贝娄》、蒲隆翻译的《索尔·贝娄》（伊哈布·哈桑著）、钱满素的《西方精神危机的剖析者——索尔·贝娄述评》、陈焜的《索尔·贝娄——当代美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等。第一阶段贝娄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均为高校英语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深厚的外文功底，既熟悉美国历史与文化，也了解美国当代文坛的发展状况，有着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此时研究多以综合性论述为主，突出介绍贝娄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大多是在介绍贝娄其人其作以后，对贝娄主要作品进行宏观性评价，不太拘囿于对个别作品和人物的细节分析，力求向读者客观、全面地介绍贝娄及其作品。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兴盛期。这一时期，研究贝娄的学者逐渐增多，各种研究论文如雨后春笋争相竞发，贝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态势。在此阶段，有学者从主题和思想内容上评价贝娄作品。乔国强从历史视角评论贝娄小说的基本主题。廖七一从神话角度分析贝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母题。王誉公和路金华的《热心肠与冷世界——索尔·贝娄的代表作评析》侧重评论贝娄及其代表作，认为贝娄拥有广阔胸怀和对人类的爱心，有一种善于描写人类经验的能力，其作品既具有复杂的思想又不失真实。易乐湘在《有存在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者——论美国当代作家索尔·贝娄》中指出，贝娄的主人公在异化世界的处境是尴尬而痛苦的，他们的生存呈现孤独、受难及荒谬等特征。论文运用存在主义“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等哲学观点分析贝娄作品，认为贝娄人物既是失败者，又是胜利者。与之相似，宋德伟和胡春萍在《生命的探询与存在的决断——索尔·贝娄小说的现代性意蕴片论》中认为，贝娄关注个体生命在现代文明中的生存状态。他对生命的探询是出于存在的自觉。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对生命的自我存在负责，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不断自由选择；为确证生命存在的意义，他们鼓足勇气挺身反抗来自客观世界的沉重压力。

也有学者分析贝娄笔下的人物及其心理特征。傅少武在《论索尔·贝娄小说的流浪汉形象》中评论贝娄小说的流浪汉形象，认为主人公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丰富了流浪汉文学的内涵，其作品是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形象化、哲理化再现。汪海如在《女性意识的觉醒——论索尔·贝娄笔下的职业女性》一文中论述贝娄笔下的职业女性，认为马德琳等人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苏晖则从心理模式入手分析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在《焦虑·探索·回归——论索尔·贝娄小说主人公心理模式》中，她认为贝娄小说展现人物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状态，以及在寻找生活的立足点时对人类命运的探索与思考。在另一篇论文《疯狂世界中的“边缘人”——论索尔·贝娄小说主人公心理模式的形成机制》中，她认为贝娄主人公是疯狂世界的“边缘人”，并探讨贝娄人物心理模式的形成机制。仲秋荣在《试论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两性意识》指出，贝娄不仅揭示性生活混乱这一异化现象，还企图以“面对死亡”来匡正两性关系的混乱。包鹏程的《索尔·贝娄小说的悲喜情绪趋向》分析贝娄人物的情绪，认为“轻松的沉重和含泪的微笑”悲喜情绪同时支配着人物，使人物在欢腾中走进黑暗，在黑暗中期盼光明。在《当今社会中情感与理性的测试——索尔·贝娄和他的〈抓住时机〉》中，黄铁池通过理性与情感的辩证关系分析小说《只争朝夕》。

还有学者探讨贝娄的创作手法和作品的艺术特色。在《索尔·贝娄〈赫索格〉：书信技巧的挖掘与创新》中，陈榕认为书信在《赫索格》的心理描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令作品成为一部深奥而不枯燥的“思想小说”，另一方面贝娄借此塑造“用心体会生活”的犹太主人公，突破了美国文学的“硬汉”传统。张弘在《索尔·贝娄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中认为，贝娄采用意识流手法挖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他并不完全按照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作，即小说一般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笔下人物的心理发展以一系列事件为前提。陈春发也在《索尔 · 贝娄创作技法论——兼论〈赫索格〉的创作技巧》中讨论《赫索格》的创作技巧。李知的《索尔·贝娄小说的叙述信息密度》则运用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的“叙述信息”术语，论述索尔·贝娄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叙述信息的高密度。

此外，刘文松研究《赫索格》与贝娄其他小说的联系，认为《赫索格》在贝娄的作品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它既是贝娄对前期创作的总结，又可被看作他后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开端。周南翼分析了贝娄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王阳则探讨了贝娄小说呈现的二元对立因素等。此时，贝娄研究既有点也有面，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既有宏观综合性论述，也有对某部作品的具体分析，对贝娄的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需要指出的是，第二阶段研究也存在这样一些现象：研究者对贝娄缺乏持久的学术兴趣，虽然研究者人数增多、研究成果较多，但很多研究者只撰写一两篇学术论文，贝娄研究还缺少专业性的高产“大户”。与海明威、福克纳研究相比，贝娄研究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无法形成与之媲美的局面。

第三阶段为2000年之后的众声喧哗期。随着人类历史步入新的世纪，我国的贝娄研究也进入一个大发展、大跨越阶段。贝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阵高潮，甚至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可喜景象。此时，许多青年学者投身于贝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更为多样化。

在此阶段，有学者开始关注贝娄作品在国际、国内的研究状况，贝娄研究述评、学术史和接受史研究应运而生。刘文松《国内外索尔·贝娄研究现状》一文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贝娄的研究情况；祝平《国内索尔·贝娄研究综述》则以时间为线索，历时性地考察了国内贝娄研究的状况；祝平的另一篇论文《国外索尔·贝娄研究述评》介绍了国际上的贝娄研究情况。宋德伟《新世纪国内索尔·贝娄研究述评》则立足于新世纪，从“整体研究”和“重要作品研究”等方面梳理国内贝娄研究，不仅对未来的贝娄研究提出了展望，还归纳和总结了国内贝娄研究暴露出来的问题。汪汉利的《索尔·贝娄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从译者、学者和作家三个方面，考察贝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分析了中国作家邱华栋、余华、孙甘露、残雪等对贝娄的评价。何建军《日本索尔·贝娄研究综述》主要从译著、专著和代表性论文等方面，重点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贝娄研究的状况和成果。此外，乔国强的《新世纪美国贝娄研究概述》从“贝娄小说中的女性”、“贝娄与超验主义”、“中短篇小说创作及书信集”三个角度，介绍了美国学者在贝娄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乔国强还撰有长篇论文《索尔·贝娄学术史研究》，介绍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对贝娄创作的评价。上述贝娄研究述评、学术史和接受史研究，是国内贝娄研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方面反映贝娄研究在我国学界日益兴盛，已然形成声势浩大、不可阻遏的学术潮流，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内学者对贝娄学术价值的把握更加全面、充分。这些研究对学界了解国内外贝娄研究的动态和成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导向性作用。

梳理贝娄小说与犹太文化的关联一直是贝娄研究的热点。刘兮颖和祝平关注贝娄小说的犹太伦理特征。刘兮颖出版的专著《受难意识与犹太伦理取向——索尔·贝娄小说研究》，认为贝娄人物的受难意识受到了犹太伦理影响。刘兮颖在《贝娄与犹太伦理》一文中指出，贝娄创作贯穿着“伦理一神教”思想，贝娄笔下“父与子”、“兄与弟”的关系结构是由犹太伦理与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冲突所造成的。犹太主人公的婚姻状况也体现了这种矛盾与冲突。在《〈受害者〉中的受难与犹太伦理取向》中，她还指出贝娄小说《受害者》主人公的精神受难，是受到犹太人“爱邻如己”伦理思想的影响。祝平也从伦理视角评价贝娄。他在论文《索尔·贝娄的肯定伦理观》认为，贝娄对个人、群体和人类有着不灭的信心，他拒绝虚无主义，拒绝相信现代社会将分崩离析的悲观论调，这与犹太传统哲学有着深层联系。祝平在《“最好莫如作一个士兵”——索尔·贝娄〈只争朝夕〉的伦理指向》中认为，贝娄通过《只争朝夕》中的“倒霉鬼”形象聚焦个体与自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其创作体现的是一种“亲社会”伦理。

乔国强等学者关注贝娄创作的犹太属性。在《从小说〈拉维尔斯坦〉看贝娄犹太性的转变》中，乔国强指出，《拉维尔斯坦》是贝娄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的表达，反映了贝娄的犹太民族立场——犹太性。在另一篇论文《索尔·贝娄、托洛茨基与犹太性》中，乔国强认为欧美学者过分看重贝娄创作的“超族裔”性，而忽略了贝娄作品的犹太性征。邹智勇在《论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及其形而上性》中认为，犹太性是犹太民族文化在美国当代犹太文学中的表现，犹太文学不仅通过犹太性揭示人的生存困境，也因为犹太性而超越种族和国家界限，从而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普遍意义。武跃速《无处置放的乡愁——论索尔·贝娄的〈耶路撒冷去来〉》考察贝娄散文《耶路撒冷去来》，指出贝娄作为美国犹太人、作家和知识分子，面对耶路撒冷这个政治、宗教、军事激烈冲突的敏感地带表现出价值层面的矛盾，传递出美国犹太人“无处置放的乡愁”。汪汉利在《人文焦灼与民族记忆》中分析犹太历史和文化冲突对贝娄人物的影响，指出小说《赫索格》主人公的焦虑情绪体现了犹太文化心理，与犹太人的历史境遇存在关联。在论文《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中，汪汉利认为《赫索格》中的夫妻矛盾其实是社会文化矛盾的反映。赫索格的焦虑情绪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文化冲突息息相关，贝娄通过赫索格夫妻的矛盾探讨了犹太移民的身份和归宿问题。

从主题或母题角度分析贝娄小说，也是这一阶段贝娄研究的一大特色。邹智勇在《索尔·贝娄小说的主题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中认为，身份困惑、流浪意识与心理异化是贝娄创作的三大主题，这些主题思想具有浓郁的犹太文化气息，是犹太历史、民族遭遇及作家思考的结果。刘兮颖在《论索尔·贝娄长篇小说中隐喻的“父与子”主题》中将贝娄作品中“父与子”主题的情节结构，分为“血缘父子”、“精神父子”和“异化父子”三种，认为“父与子”主题与美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反映了贝娄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哲学思考。朱路平的《精神的漂泊与回归——论索尔·贝娄作品中的“流浪”主题》讨论贝娄作品中的“流浪主题”，认为“流浪主题”反映当代社会物质富有表象下的精神贫困，也反映了贝娄人道主义的价值诉求。她在《人性的沉沦与生命本真的还原——论索尔·贝娄作品的思想主题》中认为，贝娄关注后现代文明中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揭示了人的现实生存脱离于人道本质的种种现象。孙筱珍的《何索“情歌”的荒原主题》认为《何索》（即《赫索格》）与艾略特的长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有一个共同主题，即表现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立无援，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荒原化”现象。江宁康在《评〈拉维尔斯坦〉的文化母题：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中提出，贝娄的小说《拉维尔斯坦》“对犹太民族坚持不懈地‘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这个文化母题进行艺术诠释”，“展现了当代叙事的文化反思意识和艺术创新精神”。

也有一些研究探讨贝娄创作的艺术特色。张弘在《论贝娄小说的艺术特色》中指出贝娄创作有两大特色，一是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发掘，二是侧重反映犹太主人公的流浪意识。相对来讲，探讨小说《赫索格》艺术手法的研究较为多见。阮航的《〈赫索格〉艺术风格蠡测》分析小说《赫索格》的艺术风格。而段良亮、单小明的《〈赫索格〉的戏仿解读》则讨论《赫索格》的表现手法。程锡麟的《书信、记忆、与空间——重读〈赫索格〉》从地志空间、社会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方面结合记忆问题，对贝娄代表作《赫索格》的叙事方式、特点等进行剖析。汪汉利的《〈赫索格〉：空间叙事与主体性》探讨小说空间建构对人物命运和文本叙述产生的影响，指出空间建构与主人公主体意识的互动关系。汪汉利的《〈雨王汉德森〉的原型分析》还从原型结构、人物、意象三方面，探讨小说《雨王汉德森》的表现技巧。徐文培、张建慧在《〈洪堡的礼物〉中的“复调”解读》中运用巴赫金“复调”理论，分析《洪堡的礼物》的“多声部”表达、“复调视角”和“复调结构”等。刘兮颖的《论〈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人称转换和视角越界》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

与第一、二阶段相比，此时的贝娄研究呈现更加多元化的特点。其一，研究内容多元化。这一时期的论文不仅探讨贝娄小说的思想内涵，还深入分析作品的艺术形式、人物形象和艺术手法等，研究内容多姿多彩、日益全面。其二，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讨论贝娄作品。有论文从民族传统视角，分析贝娄作品中的焦虑意识与犹太民族境遇的关系；也有论文从哲学角度，分析贝娄作品中存在主义的思想；还有论文从两性关系入手，对贝娄笔下的人物关系展开讨论等。其三，研究方法多元化。研究者开始将许多理论引入贝娄研究领域。有论文运用女权批评方法，探讨贝娄作品中的男性霸权意识以及人物的厌女症倾向；有论文运用原型批评方法分析贝娄小说反映的人类普遍经验；还有论文运用新批评理论，以“文本细读”方法分析贝娄小说的情节，甚至还有学者运用计算机“窗口”原理，分析贝娄创作的切换手法……总之，研究者把各种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贝娄研究上来，也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大陆的贝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与国际上的贝娄研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专业研究人员数量日益剧增，这与中国大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随着高校扩招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我国培养出大批外国文学和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这支年轻的学术队伍将贝娄作为研究对象，使得学术薪火得以代代传承，然而由于他们缺少批评实践经验，出现了对贝娄评论“一边倒”式的褒奖批评。二是与海明威、福克纳研究相比，贝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有些论文对贝娄作品的分析不够深入、具体，对文学理论的运用大多限于举例证明，分析尚欠严谨，论述略显生硬。三是专业化程度不够。研究者缺乏持久的学术兴趣，越来越倾向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真正的贝娄研究队伍还在形成之中。四是我国贝娄研究与国际学界的互动不够。一般而言，青年学者都有较好的外文基础，但他们在贝娄研究中没有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研究过程中引用外文资料明显不足，更谈不上与其他国家学者的交流与互动。五是现阶段贝娄研究还存在一些盲点。贝娄的某些长篇作品与大部分短篇小说，如《莫斯比的回忆》、《离别黄屋》和《银碟》等至今鲜有评论者问津。当然这也表明，我国贝娄研究还有巨大的学术空间，有待学界同人进一步发现和开拓。

第三节 中国作家与贝娄

贝娄在有生之年从未踏足中国土地，与中国当代作家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都没有交集，中国作家与这位美国同行从未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但这并不表明贝娄与中国作家之间就不存在联系。事实上，中国作家与贝娄是在时空之外的三度空间——文本中相遇的。由于贝娄创作呈现一定程度的自传色彩，中国作家阅读贝娄小说、熟悉作品人物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走近贝娄、了解贝娄思想的过程。中国作家对贝娄创作给予的各种评价，正是他们与贝娄在精神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互动与共鸣。许多中国作家通过阅读和评论与贝娄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他们对贝娄的评价不尽相同。

一、中国作家眼中的贝娄

当代作家中，孙甘露、格非、余华、残雪、陈村、邱华栋、张炜等与贝娄“缘分”不浅。他们在阅读贝娄作品之余，还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贝娄的看法。孙甘露将贝娄视为美国当代文坛大师，认为“贝娄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对其他作家来说他的写作是一个典范”。另一位作家邱华栋也持相似看法。邱华栋认为贝娄是美国“伟大”的作家之一，堪称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坛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他将索尔·贝娄与福克纳、海明威、约翰·厄普代克和托马斯·品钦等一起视为美国20世纪的伟大作家，原因是“他们形成了美国文学大师的山峰的山脊线，勾勒了美国文学最恢宏的部分”。邱华栋曾经预言，未来作家将会呈现“学者型”趋势，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等“知识精英”会成为作家群体的中坚力量。有意思的是，贝娄恰恰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和大学教授。邱华栋是因为贝娄才喜欢“学者型”作家的，还是因为偏爱“学者型”作家而喜欢贝娄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邱华栋一直都在阅读贝娄、关注贝娄。

当然不同的声音同样存在。余华对贝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有看法。在余华看来，贝娄在当代文坛算不上“最杰出”的作家，原因是比贝娄成就更大、更辉煌的美国作家大有人在。“在20世纪作家中，哪怕是从在世的作家来说他不是最重要的……像奈保尔这样的作家我觉得都比索尔·贝娄重要。”有意思的是，余华认为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应列入“好作家”之列。说起来，菲利普·罗斯和贝娄还有一定的渊源。罗斯也是美国著名犹太作家，他对犹太同胞贝娄一直比较崇拜和尊敬。罗斯说过，20世纪美国文学的支柱由两个小说家构成，即威廉· 福克纳和索尔·贝娄，他们是20世纪的梅尔维尔、霍桑和马克·吐温。余华之所以会对贝娄产生这样的看法，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这或许与作家的欣赏口味、审美和价值标准有关。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余华是在“先锋文学”时期阅读索尔·贝娄的，因为贝娄创作总体上仍然带有“现实主义”特征，正忙于先锋实验写作的余华更看重文学技巧，他或许未能意识到贝娄创作的意义，而对贝娄并未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也有可能是，贝娄在作品中总是探讨一些沉重的社会、人生问题，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痛苦与焦虑。而在《兄弟》和《活着》等带来巨大商业利益以后，余华对贝娄这样太过严肃的作家并不看好。贝娄作品经常拷问“我往哪里去”、“我是谁”等问题，还时常融入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这与中国普通读者存在一定的距离。余华的创作路径与贝娄并不相同。在经历从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的“民间”转向以后，余华对知识分子写作越来越不感兴趣，他更爱聚焦底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先后创作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余华为自己的写作转型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他的作品正变得越来越“平易近人”。由于余华与贝娄在创作理念和美学追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余华对贝娄的相关评价也就不足为奇。

关于贝娄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一些作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孙甘露认为贝娄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揭示很到位，为自己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觉得他为我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内心的、内省式的角度。他的小说是第一人称，即使不是第一人称，也还是隐含着内省的成分。”孙甘露与贝娄都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家，他对贝娄的都市写作经验也有独到见解：“他提供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知识分子在大都市遭遇困境的这样一个范本。”邱华栋坦言自己学习过贝娄创作，但学习效果似乎不大理想：“索尔·贝娄是我有心学习、但是无法企及的作家，因为他的深厚的犹太文化传统，极其渊博的知识谱系，以及对美国社会敏锐的洞察，还有他复杂的文学技巧，都是相当精深的。”余华坚持自己对贝娄的一贯看法，认为贝娄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比较有限：“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力也不是太大，我很少听到我的同行谈起他，几乎没有听到过。”余华此后又退一步说，贝娄在中国之所以不够流行，倒不是因为贝娄不太重要，而是因为重要的作家还有很多。余华这番评价也是在委婉地夸赞贝娄。

与贝娄“亲密接触”的大多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登上文坛的“先锋派”作家。他们中间，有的人早在“先锋”时代就开始阅读贝娄作品，也有人是在21世纪遇到并熟悉贝娄的。这些作家善于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与外国经典著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孙甘露和陈村在访谈中形容的，他们与外国文学有一种甜蜜的“初恋”关系。阅读外国作品“好像就是初恋。就是你和世界获得一种关系的一种方式，然后你认为这就是你的一部分，并不是一种异质的来自其他文化的一种东西”。正是由于对外国文学的执着与痴迷，他们遇到贝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时，自然也不愿与其失之交臂。相对而言，由于中国作家已经有了较高的写作水准，他们更关注贝娄“如何写”和“写得怎样”。他们评价贝娄的眼光既独到又深邃。

二、中国作家评价贝娄创作

中国作家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标准打量贝娄及其创作，看到的贝娄就不是同一副面孔。孙甘露看重贝娄小说的思想内涵，认为贝娄喜欢在作品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与中国作者常用的“掉书袋”手法比较相似。不过，孙甘露认为贝娄引经据典的目的不是为了显摆，而是要“用知识质疑知识本身”。应该说，孙甘露以独到的眼光看到了贝娄创作的一大特色，即贝娄小说具有非常庞大的信息量。贝娄在青年时代从事过人类学和社会学专业学习，是一位有着丰富知识背景的学者型作家，他经常将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揉进小说，以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的思考，这的确使他的作品显示出极为深厚的思想内涵。但贝娄旁征博引绝不是为了验证知识，而是为了思考人的生存境况、拷问灵魂和探寻人生出路。

在散文《我喜欢的十部小说》中，邱华栋将贝娄的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列为自己喜欢的十部小说之一。此外，他对贝娄的作品《赫索格》也极为钟爱，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美国现代社会的堕落，揭示了物质富裕年代知识分子的孤独、绝望、沉沦和彷徨，以及他们对抗异化命运的艰难抗争。归纳起来，邱华栋喜爱贝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看重贝娄小说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认为“索尔·贝娄的小说主人公似乎都是美国的上层知识分子，大都是学者、教授、植物学家、作家等等，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的精神危机显然就可以代表美国的精神危机”。二是他看重贝娄与众不同的文学创造力，认为贝娄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学创造力”。邱华栋对贝娄的封笔之作《拉维尔斯坦》极为赞赏：“我敢打包票，假如你看了这部《拉维尔斯坦》，你一定会叹为观止，一定会认为索尔·贝娄是当代美国最好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这是索尔·贝娄在85岁高龄的时候出版的，如此强大深厚的创造力，确实令我大吃一惊。”

残雪对美国作家和当代文学评价不高。她认为美国当代作家与中国作家有个共同的“致命伤”——创作往往停留在表面经验层次，而伟大的作家应像先知一样具有“神性”，“伟大的作品都是内省的、自我批判的”。尽管如此，残雪还是毫不掩饰她对贝娄的喜爱与欣赏，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方面残雪欣赏贝娄作品的深度和思想性，认为贝娄创作触及人性的本质，另一方面残雪偏爱写作技巧的探索，她对贝娄小说的实验创新精神心有灵犀。残雪认为，在中国搞个人化实验的作家数量很少，所以当她看到《赫索格》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残雪还独具慧眼地指出，不能以“异化”等陈词滥调评价贝娄作品的主题：“我觉得说索尔·贝娄表达人的精神的异化、内心困境是套话，他其实是表达了他自己。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表达这个表达那个，他就是为了表达自己，拯救自己的灵魂。”残雪的这种理解是比较深刻的。在贝娄的作品中，作家表达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生存假象的质疑，当然也揭示了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个中辛酸与欣慰、焦虑与满足，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会。从这个角度看，残雪或许算得上是贝娄的一个知音。

张炜看重贝娄作品中的“幽默”与“机智”成分。对于贝娄的作品，他宣称：“我最喜欢的有《洪堡的礼物》和《赫索格》。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当代作家很少议论这位了不起的作家。我几乎没有读过比他更幽默更机智的作家了，他用幽默和机智遮掩着心底深切的悲凉和怜悯。他的这方面的巨大才能，使得其他专事调侃、用嘲弄的笔风描述当代生活的作家顿失光彩。”应该说，张炜对贝娄“幽默”和“机智”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洪堡的礼物》和《赫索格》是贝娄最重要的作品，贝娄在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的时候，总喜欢举重若轻地调侃与讽刺，令读者常常在不经意间开怀一笑。另一方面张炜的创作植根于他生活的那片土地，其主要小说如《古船》等呈现出现实主义风格，厚重、质朴，他从索尔·贝娄这里看到的“幽默”、“机智”成分，可能也正是他作品中缺少的元素。

不过，上述作家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即他们普遍认为，贝娄创作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模式，这正是他不为一般中国读者接受的主要原因。孙甘露指出：“他不是一个能进入公共视野的作家，不是容易流行的作家，他不像马尔克斯、昆德拉那样被中国的读者所熟知。他的不能流行可能跟他西方式知识分子的经验有关。”孙甘露这种“西方式知识分子的经验”提法，对于理解贝娄在中国的接受命运很有启示意义，也的确是中国读者不愿接近贝娄的一个原因。与孙甘露相似，陈村也认为贝娄是知识分子作家，认为他把哲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知识放进了小说。同时，陈村将贝娄小说与国内小说进行对比，认为国内小说主要是市民化小说，大都属于讲述生活故事的类型，读者一看就懂，根本不需要什么知识储备。所以贝娄小说与国内作家的作品是有区别的。结合贝娄和自己的创作实践，陈村为“知识分子作家”做了一个界定：“什么是知识分子作家，就是他写的小说是给知识分子读的，读他的小说要有知识的背景，有学问才能胜任，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读他的小说，处处会碰到障碍。还有就是要有知识分子的眼光，他的目光跟我们平常是不一样的。”陈村看到贝娄创作的“知识”和“学问”特征，他对贝娄知识分子作家的定位是比较准确的。

格非与贝娄一样是身处高校的知识分子，他对贝娄的创作似乎有着更多的认同感。格非将中外知识分子作家进行对比，认为中国几乎没有多少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中国知识分子作家写作显得比较单薄。贝娄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不能流行，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创作还未形成气候。“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一个农业社会，是一个历史传统比较悠久的社会，我们更关注的可能是乡村经验、历史经验，知识分子这个系统从来不是主流。第二，索尔·贝娄所关注的问题是严肃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他关注的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危机。”格非认为贝娄极为关心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精神和内心，常把他们放在一个文化境遇里思考，贝娄在世界作家群体中是很独特的，没有谁比贝娄更能捕捉当代人类心灵的战栗。

中国作家还指出贝娄创作存在一些缺陷。张炜认为贝娄作品带有怀疑主义倾向，并认为这是贝娄缺少伟大特质的表现：“贝娄的作品因为仅仅止于悲凉的心情、无望的冷嘲，缺少某种坚定性，所以也稍稍缺少了一种伟大感。”这种说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贝娄人物对生存状况忧心不已，但这只是贝娄人物性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贝娄主人公的希望、寻找、流浪以及不同程度的回归，实际表达了积极肯定的伦理诉求。正如诺贝尔奖颁奖词所评价的：贝娄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由于理性价值王国的信念之火，其作品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贝娄的非传统英雄式的主角是胜利者，他们还是英雄，因为他们从未抛弃使人成为有人性的价值标准王国。残雪热衷于揭示人物的潜意识，偏爱一种不需构思的自动写作，她由此认为贝娄作品不够“深入”：“《赫索格》是比较深入的，但是深入也是相对的。彻底的实验就是从潜意识出发做出的实验。深入是指深入人的灵魂，人的潜意识。自动写作，不要构思，把观念撇到一边。索尔·贝娄不是。”也就是说，虽然贝娄深入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主人公对生存的焦虑和质疑，但并未描述人物心理的全部真实，贝娄作品中潜意识和无意识成分不多，离自动化写作还有一定的差距。

与学界一边倒的“褒扬式”批评相比，中国作家在评价贝娄时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独立性。他们能够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审美趣味，对贝娄小说进行见仁见智的评价。尽管这些评论有时只是三言两语、不成系统，却依然不乏真知灼见。这些评价能够启发我们思考“文学是什么”、“好小说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写好小说”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作家的评价反映了贝娄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揭示了贝娄小说在中国无法流行的真正原因。这对中国的贝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关于贝娄的评论也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中国作家自己的创作理念和美学追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