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传奇主义时代
二一 绪论
英人Strachey言，法国革命如暴裂弹丸，十八世纪文人，合力制作，以至于成，及其猝发，投者亦与俱尽，旧制固悉颠覆，而“哲人”之精神，亦以消散矣。其时凡百更张，艺文标准，亦须改作。传奇主义者，精神颇似文艺复兴，所向慕者为中古文化，而自具清新之气，于世界文学，新辟径涂，其力实至伟也。法国革命前，Rousseau首出创复归自然之说，Saint-Pierre继之，而中更扰乱，复经帝政，文艺思想，亦见迫压，乃稍稍停顿。传奇派之发达，遂转迟于德国。德以Goethe等之影响，Novalis辈继Sturm运动之后，别立新派，展布至速。英则自Crabbe等出，已开传奇派先路，至Wordsworth乃成独立宗派。Byron与Shelley二人，凡自由不羁之气，悉寄于诗，影响于世尤巨。意大利Foscolo之后，有Manzoni与Leopardi。俄则有Puschkin，又以移植Byron著作，文事于是大盛。十九世纪上半，盖为传奇主义盛极之时，欧土各国，悉有表见，以上所举，其最著者也。
传奇主义以拒古典主义之文学而起，一言以蔽之，则情思对于理性之反抗也。精神所在，略有数端。一曰主观。古典派文学，专重形式，至屈个性以从之。今则反是，欲依个人之感性思想，立自由之艺术，以能达本己情意为先，形辞句皆所不顾，所谓抒情诗派（Lyricism）也。二曰民主精神。法国革命，去贵族政治而为民主，其精神亦见于艺文。十八世纪都会之文学，一转而言村市，咏叹田家，颂美天物，其风始于Rousseau与Crabbe之时，至Wordsworth而大成。所著《抒情诗集》（Lyrical Ballad）序中，申言其意。盖纯朴生活，不为因袭所制，田家习俗，又发自根本之感情，未受礼文涂饰。故人性之显见者较真，人生之意义与真相，因亦易于观取也。三曰惊异之复生（Renaissance of Wonder）。传奇派文学既以表现情思为主，故贵能撄人心，发其想象感情，得会通意趣，人间常事，不足以动听闻，则转而述异。凡幽玄美艳，或悲哀恐怖之事，皆为上选。神话传说，于是复兴，唯所取者非古代而在中世，如武侠之俗，虔敬之信，神圣之爱，空灵神秘之思，皆最适于当时之人心。英人Pater谓传奇主义之精神，为好奇与尚美，中古景慕（Mediaevalism）之风，即二者之发现是也。超越现时，求瑰奇于古，遂复转而搜之于异地。故其一面，即为异域趣味（Exoticism）。欧土而外，远及东方，所取不厌其怪诞，唯患其不新异。Ruskin论雕刻建筑，说Romantic字谊，谓指未必有或不习见之美，正得其精意也。Classicism之名，出于古典。Romanticism则云传奇。二者之异可见，唯根本差违，仍如上述，名义所示，但一事耳。
二二 法国
法国革命后，丧乱弘多，文学无由发达。至帝政时，愈益衰落。那颇仑虽极赏Paul et Virginie，以Werther自随，而当时文网乃极密。甚至涂改Racine，禁止Molière，凡自由思想，皆在芟夷之列。并世文人，或缄默不言，以待时会，或则再拜颂皇帝功德以取容。Hugo尝言，当举世匐伏那颇仑陛下时，唯有六诗人，立而不拜。益以Hugo，盖七人耳。前六人中de Staël夫人与Chateaubriand称最胜。多所著作，于新文学之发展，甚有功绩。然所以能至此者，半固由于才能，半则由于境遇。二人者，或家世富贵，颇有余闲，或寄迹异地，不被禁束，故发表思想，得悉如其意。de Staël夫人引德国思潮于法，续新旧世纪之坠绪。Chateaubriand则反抗哲人之唯理主义，发扬个人情思，提倡中古文化，实为传奇派之首出也。
de Staël夫人本名Germaine Necker（1766－1817），父为法国首相，归于de Staël-Holstein男爵。读Rousseau书，乃倾心自由之义。那颇仑忌之，放于国外。遂居Weimar，与德国当世名人友善。一八一三年著《德国论》（De l'Allemagne），凡四卷，首论风俗，次文学，次哲学，次宗教。介绍德国思想，谓足供国人效法。当时法人方热中军国主义，妄自尊大，以为爱国，又方以德为仇雠，故书出即被政府禁止焚弃。惟英京所刊尚存，其影响于后日文坛者甚大。de Staël夫人以为一国文学，与时代种族政治社会，皆有关系，自然而成，不可强效。拟古之诗，行不能远，以其古典精神，与国民生活，已无系属。古代文学之在今世，盖为客籍之艺术，能相会通而不能和合。唯传奇主义，源出骑士文学，实本国之土著，自国民宗教制度而生，故为可重。其举德国著作，为文学模范，即本此意也。
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亦六诗人之一，唯其不从那颇仑者，缘王党也。遁于英者数年。千八百五年作《基督教神髓》（Génie du christianism），称一生杰作。十八世纪哲人，斥宗教为迷信，能为文化之障。文学美术、则求感兴于古代，以希腊罗马为依归。Chateaubriand一反之，力为基督教辩解。首卷论玄义，次二卷论宗教艺术之关系，以为一切教中，惟基督教最富诗趣，近人情，教义祭礼，均极壮美，足为艺术源泉，中古骑士文学，实国民宗教精华，胜于古代异教之思想。其言虽未为定论，然引起宗教感情，别辟文学之途径，则此书之力甚多也。又自作小说，载之书中，以为实例。其一云Atala，叙荒原中二野人爱恋之事，可与Saint-Pierre比美。其二曰René，则自抒所怀，仿佛Werther，唯其无端之哀怨，尤怆楚而不可救。René迫于人间之本性，欲得不自知之幸福，遍历诸境，悉不自满，终至美洲，别求新生，而此心讫不得安，后乃死于内乱。综Chateaubriand著作，要旨有三。一为基督教，二为自然之美，三为个人。其源发于Rousseau，唯景慕中世，则所独有。合是三者，而传奇主义之思想，于是具足矣。
René一篇，写著者本己之感情，又实即“时代病”情状，故复别有价值。É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1770－1846）之Oberman亦与此同，是书以尺牍体为小说，颇类自传。别无结构，但直白心曲，忧来无端，莫知其故，希求慕恋，而别无准的，所谓幻灭之悲哀是也。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与de Staël夫人之爱，见于小说Adolphe者，亦此悲哀之一端。Adolphe与Ellenore相爱悦，然终彷徨不能安，离合两无所可，互以为苦，而复藉以为慰。de Staël夫人之Delphine，则因爱而至与社会抗，顾终不见知于所爱，乃遁死美洲之野。凡此诸作，皆为抒情派小说。或假托事迹，或直申怀抱，虽形式殊异，而发表个人诚实之感情，则同具理想派特质者也。
一八二二年Hugo与Vigny诗集出，理想派始大盛。其先有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于千八百二十年刊诗集曰“冥想”（Meditations），纯依感兴，即事成诗，断绝十八世纪雕琢之习。影响之大，殆足与《基督教神髓》比次。Lamartine著作，以个人情思为主，爱慕自然与宗教，亦与Chateaubriand同。唯又能于爱恋信仰中，觉得慰藉，故悲哀得稍减也。Victor Hugo（1802－1885）虽以小说名世，而实为纯粹之诗人，叙事抒情皆极妙。赞美自然，以为人类之母。民主精神，亦充溢文字间。有《历代传说》（La Légende des siècles）三卷，述世界大事，始于创世至末日裁判而止，称法国最大之史诗。又于改革戏曲，亦有劳勚。一八二七年作剧曰Cromwell，力斥古典派规范，以英德著作为式，创立新剧。Hernani案后，传奇派遂胜，有力于剧坛者垂十六年。惟其溷合悲喜二剧分子，乃成世俗之Melodrama。第以奇诡之景，荒诞之事，激荡感情，亦有矫枉过直之失，论者或比之影戏（Phantasmagoria）。是派词人，虽最致力于戏曲，而终未能有所造就。惟摧毁旧式，导后来社会剧之先路，是为其功绩耳。
伯爵Alfred de Vigny（1787－1863）本武家，少即从军，多历世故。中年去职治文事，博览希腊文学，《旧约》及十八世纪哲人之书。所著诗集，中分古代犹太近世三部。叙事之才不及Hugo，惟即事寓意，思想深挚，亦传奇派所未有。又仿Scott作历史小说Cinq-Mars一卷。又有小品集，一曰“军役”（全文为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ires），一曰Stello，记英法三诗人之悲剧，叹才士穷涂，与《摩西》（“Moïse”）一诗同并出于宿命论。盖Vigny一生，实抱厌世思想，然与Chateaubriand等又殊异。其所以悲观者，初非由身世之感，惟审察人生，洞见虚幻，觉醒之悲，于是兴起。《参孙之怒》（“La Colère de Samson”）一诗，言人世爱情之幻。《橄榄山》（“Mont des Oliviers”）一篇，述耶稣故事，求上帝不得见，而犹大（Judas）即伏其旁，则对于宗教之悲观也。自然者，传奇派所谓人间之慈母。Vigny则于《牧人之家》（“La Maison du Berger”）诗中，述自然之言曰，吾芒然岸然，投人类于蝼蚁之旁。由吾视之，人与蚁等。吾身负荷，而并不知其名。人谓吾为母，而吾实一冢耳。非人生辛苦，亦无庸有所怨尤，但当委心任运以待尽，如《狼之死》（“La Mort du Loup”）诗中所言老狼，负伤忍苦，默然而死。此实Vigny之斯多噶派厌世哲学也。以是悲观，遂于一切有生，起哀悯之念。“Éloa”弃神国之乐，以从沦落之天使，即以表其对于罪恶之同情，乃不异于Hugo也。
Alfred de Musset（1810－1857）与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同为传奇派大家，而正相反。Musset纯为主观之诗人，Gautier则重客观，已为新派前驱。Musset天性善感，又受Byron之化，故以诗与爱为毕生事业。诗皆直抒其心曲，又作自传体小说一卷，并有名于世，而喜剧集为尤最。当时戏曲，颇杂揉无序，Musset所作，则仍依旧式，纯属喜剧性质，而自具特色。其所描写，非属一时一地，并为人世共通之事，大抵以爱恋为材。虽出空想，亦违现实。剧中主人，即为著者本己，故尤深切而有味也。Gautier早年多作华丽奇诡之诗，含有传奇派色彩，惟所言死生爱恋诸事，非以写自发之感情，实藉以寄其词华。一八五二年诗集《珐琅与雕玉》（Émaux et Camees）出，Gautier纯艺术之主义，于是益著。意以为艺术独立自存，不关道德情思之如何。文学亦其一支，当与雕塑绘画并论，以技工为重。故其为诗，自比于匠人错金，或施浮雕于贝玉。Hugo《东方诗集》（Orientales）中，已见端倪，Gautier乃扩而充之。后此作者，奉之为渠帅，立高蹈诗派，殆可谓之传奇与写实二者之中介也。
二三 又
国传奇派小说中，抒情派最先起，历史小说继之。前者本于主观，写个人之情思，如René等是。后者本于好奇，仰慕中世，深致颂美，乃以想象之力，复起古代事物，著之篇章，虽虚实淆溷，论者或至谓即历史小说之名，亦不得立，顾著作本旨，第一寄怀古之情，初非用以教史实，则虽有失征，固无妨也。
一八三一年Hugo著《巴里我后寺》（Notre-Dame de Paris），足为此派代表。Hugo本诗人，富于文词想象，所作为历史小说，而大似史诗，又似剧曲，似抒情诗，顾独少历史价值。盖精神所在，止于赞美中古艺术，假大寺为中枢，故描写至精，论建筑至百数十纸，令读者生厌，可以知其大略矣。《哀史》（Les Misérables）一书，亦多含历史要素，篇卷浩繁，稍失杂糅，然善能表见著者思想，如对于无告者之悲悯，与反抗者之同情，实为全书主旨。社会情状与哲学论议，俱羼杂其中，Hugo著作短长，毕见于此。早年作《死囚末日记》（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及Claude Gueux，平论死刑，力主停废，其人道主义之思想，与俄国之Tolstoj殆相仿佛也。
Alexandre Dumas（1803－1870）作戏曲，有名于时，尤以历史小说见称。幼好英人Scott之书，因仿为之，共成千二百卷。有曰“三铳兵”（Les Trois Mousquetaires）与Monte Cristo者尤胜。盖以有传说（Saga）趣味，故儿童深喜之。以较Hugo，则历史小说体式，至是尤备，第论文艺，乃远不逮耳。
此时别有二派小说，与前者稍异。一曰George Sand之理想派。一曰Balzac之写实派。理想派近于抒情，唯其描写田家与自然之美，虽本理想，亦不废观察。写实派则去古时史迹，转述现时之社会，虽叙世相，而仍杂以想象，故又与后之写实主义不同。George Sand（1804－1876）本名Amandine-Aurore-Lucille Dupin，幼育于母家，习知农家情况。长至巴里，读《基督教神髓》，Rousseau与Byron著作，大被感化。归Dudevant男爵，不相得，十年后遂离别。从事文学，以Sand自号。所作凡分四期。初为抒情小说，力攻男女不平等与无爱之结婚，盖半由Rousseau等之思想来，半出于一己之经历。次乃倾心于社会主义，假小说为传布道具，艺术价值，多不足称，然由为我而转入利他，一改人生观念，则影响至大。第三期之田园小说，实为Sand杰作，如《鬼沼》（La Mare Au Diable）及François le Champi，皆写故乡农民生活，优美而诚实，为法国文学所未曾有。Sand之理想派，亦由是得名。第四期小说，多取爱恋为材，颇似初年之作，唯无复激昂之气，但述优婉情事，以良时胜景为衬帖，则类田园小说也。
传奇派之写实小说，Balzac称最大，而实发端于Stendhal。Stendbal本名Marie-Henri Beyle（1783－1842），好十八世纪物质论，以幸福为人生目的，故归依强者。极赞那颇仑，以为人生战士代表，屡从之出征。及那颇仑败，遂遁居意大利卒。所作书不与传奇派同，惟多写人间感情，颇复相近。若其剖析微芒，乃又开心理小说先路。其小说以《赤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为最。Julien Sorel出身寒微，然有大志。绛衣不能得，则聊以黑衣代之，诱惑杀伤，历诸罪恶，终死于法。殆可谓野心之悲剧，亦足以代表人生精力之化身者也。Stendhal生时，颇为Balzac与Mérimée所称，然世不之知。至十九世纪后半，始渐为时人师法，如所自言云。
Prosper Mérimée（1803－1870）思想，颇受Stendhal影响。Stendhal推崇强力，恶文明之范物，至自绝于法国，以Milano人终。Mérimée理想所在，则为中古时，或蛮荒之地，人生精力，未为文化销损，犹存本来者也。其著作别无传奇派特性，惟此一端，差为近似，盖惊异复兴之一面，即有遗世之想，蕴藏于中耳。Mérimée初作戏剧，诡云中古西班牙人Clara Gazul作。又托Hyacinthe Maglanowich名，作古史诗曰La Guzla，一时惊以为真。小说最胜者有Colomba，记Corsica岛朴野之风，与欧陆文明相较。其叙亲属报仇（Vendetta）之习，及山林亡命（Banditti）生活，皆有生气，令读者觉浮华之社会，良不如所谓蛮岛者胜也。Mèrimèe人生观似Stendhal，而文术更进。等用客观，而复富于想象，剖析心情，纪述事物，皆绝精密，逾于传奇派小说之外。本为考古学专家，通历史言语诸学，故造诣甚深。又治俄国文学最早，为之介绍于世，于欧洲文学，甚有功也。
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世称传奇派之写实家，盖其写状人生，务求实在，实开十九世纪后半写实主义之先，惟亦时杂幻景，故仍属传奇派。以艺术言，则Stendhal与Mérimée所作书，尤为完善。但影响于后世者，殊不及Balzac之大。Balzac作小说甚多，可与Hugo相比。Hugo为诗人，饶于神思，以是特长传奇。Balzac则小说家，善于审察世相人情，图其形状，故Hugo作《哀史》不能尽善，而Balzac得奏其功也。所著小说统名之曰“人生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复分都市乡邑农村政治军事私人诸生活，哲学分析诸研究等，网罗社会一切现象，而成人类之自然史。自言将如博物学者，观察人生，记载真相，无所评骘。凡善恶美丑，祸福苦乐，由彼视之，仅为事实之一端。其视人类与一草一虫，并无差别，栖息天地间，更无自由之意志，但以天性之激促，外缘之感应，缘生动作。作者之职，即在集录此种种因果，而宣布之。此统系研究之法，实为后世写实派所本，第在Balzac时，犹未能致于完善。盖传奇派嗜异之风，时或发露，事故人物，多涉怪幻，或入感情小说一流境地。且所见社会情状，偏在中流以下，图写人性，亦多鄙俗之流。凡高上生活，与优美性格，皆未能摹绘尽善，然其创始之功，自为不朽也。小说中有Eugénie Grandet写吝啬人之类型，La Père Goriot写溺爱之父，皆极妙。《人生喜剧》全部中，以此二篇为杰作云。
二四 英国
英国传奇派文学，始自Cowper等三诗人，至一七九八年Wordsworth等之《抒情诗集》出后，势乃大盛，其精神所在，并为爱自然，怜生物，重自由，后先盖无异。慕古之风播宣于Percy Ballads及Ossian者，则后有Coleridge之诗，Scott之历史小说为代表。惟此他小说，未能发达，仅Austen继Richardson之后，以心理小说名，然殊不及法国之盛矣。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少慕自由，闻法国革命而大悦，奔赴之，效力于Girondin党，亲属危之，绝其资斧，遂返英，而同党不久旋覆没。及恐怖时代起，继以那颇仑之治，因大失望，然仍信革命原理，略不疑贰。Wordsworth深爱自然，与友人Coleridge居于Grasmere，所隶之郡多湖沼，世因谓之湖上诗派，第以人与地言，实于诗无与也。二人共纂《抒情诗集》，Goleridge仅有《古舟师之歌》一章，余并Wordsworth作。Wordsworth为自然与人生之诗人。其人生之诗，约可分为三类。一曰儿童生活，二曰田家事物，三曰自由精神。《抒情诗集》序中，已自陈述其意。而对于自然，尤具别见。古昔诗人，凡所咏歌，大抵限于人事，或以自然为背景。次乃因人而推爱及于自然，终至Cowper之俦，则咏自然之纯美。Wordsworth顾以自然而爱及人间，乃与诸家绝异。盖所爱非物色之美，而在自然中之生命。意谓万物一体，以离析故，是生各种色相，唯生息相通，仍得感应。为说与Neoplatonism类，后代密宗（Mysticism）多出于此，第Wordsworth则推崇自然，虚心净虑，以观物化，终能与神化感通，入于圆融之境体知人生真义，犹Blake所谓人与山遇，大事乃成矣。是故山林物色，最足为观察之资，其歌咏人生，亦多本此意。儿童天真尚存，田家生活，又多出于根本感情，均与自然相近，此所以可贵。而民主思想，则又其一因也。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与Wordsworth共撰《抒情诗集》，然著作绝异。以传奇派精神言，Wordsworth为复归自然一流表率，Coleridge则惊异之复生也。所作《老舟师》（“The Ancient Mariner”）一章，以民谣（Ballad）式述海上神异，多见异物奇景，虽在世间，实非人境。经历无名之恐怖，其力在能感人，而非以喻人，为传奇派之一特色。老舟师杀一信天翁（Albatross），乃见异兆入于凶境，本出民间俗信，顾著者之人生思想，亦寄其中。海鸟依人，初无猜忌，而舟师杀之，自破“爱律”，绝于众生。故其心灵自见放于孤独之境，唯旧爱复生，始获解免。故诗有云，孰爱大小万物，爱最深者，其祷最善。唯神爱人，是造一切，亦是爱一切故也。此与十八世纪诗人爱怜生物之思想，本亦一致，唯Coleridge托之神异之诗，故晦而不彰耳。所作又有Christable，咏中古事，只成第一卷。又尝梦见忽必烈汗宫殿，作诗数百行，觉而记之，方半，为友所扰，余遂忘失，亦不复续成之。中年以后因病服阿片，久而成癖，不克自振，著作遂少。
Coleridge，Wordsworth初并倾心于法国革命，后失望去之不复顾。在英国文学中，足为革命精神代表者，实唯Byron与Shelley二人。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系出Burun，本北人，随威廉入英，世著武功。盖桀骜不驯之气，犹多存Viking余风。Byron叔祖，以Wicked Lord著名，其父本大尉，则俗称Mad Jack，故Byron一生，亦多奇行，任一己之性情，与社会抗拒，世稍稍爱其才，然复短其行。一八一五年，与妻离婚，世论甚薄之。Thomas Moore著传中及其事，其言曰，世之于Byron，不异其母，忽爱忽憎，了无判别，盖实录也。而Byron亦自此去国，不复返。初欲助意大利独立不成。及希腊起抗突厥，遂倾资助之，躬自从军，规取Lepanto，以热病卒于Missolonghi，年三十七。希腊政府为行国丧，意大利志士玛志尼亦云，兴吾国者，实Byron也。其行业亦至足重，不仅以诗传矣。
传奇派思想，最有影响于后世者，为推重个性，摧毁旧章一事，Byron殆其代表。凡新潮涌发之初，俱由反抗，传奇派欲去人为而即天然，超现世而慕中古，亦即对于当时之不满。唯Wordsworth诸人并能止于中庸，就理想中，求得安住。Byron所希，则在如其个性。及抑于社会，复不能屈己从之，于是其争益烈。Byron尝曰，吾欲乐而得苦，是即其不平之因。论诗有曰，诗即情耳。弃意志以就本性，别不制于外法，则其主张之旨。盖个性主义，至是而达其极矣。Byron以诗表其性情，故诗中主人，大抵自况。与Chateaubriand及Musset之作同，共通之“时代病”，亦于此可见。唯René等郁抑哀愁，流于颓放。Byron之英雄，则失望厌世，多复抗争。如《海贼》（The Corsair）之Conrad，如Giaour，如Cain篇中之Lucifer，皆甚自尊大，与不可争之运命力争。如Manfred，则厌世太甚，至欲死灭，冀得自忘，或以比Faust，唯Goethe能得解决，而Byron终不厌足，此又其异也。英人素重中庸，故于Byron之人与诗，责难者众，然其影响被于世者，实甚大。Edmund Gosse之言曰，欧洲列国，有欲反抗专制之政治，或虚伪之礼俗者，其国文人，皆能于Byron诗中得其感兴。十九世纪俄国波阑文学之复兴，即由此起。德法意诸国并世诗人，亦殆无不受其感化者。盖为知言矣。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与Byron同称革命诗人，而其意尤深切。盖Byron之反抗，仅缘一己之不平。Shelley则本于哲学思想，欲毁坏旧制，建立溥遍之和平。少时读Godwin之书而喜之。肄业Oxford大学，著文言无神论之要，遂见斥逐。又以娶寒家女，失父欢，漂流无所依止。一八一一年始识Godwin，从之游，爱人类重自然之心，愈益发达。William Godwin（1756－1836）著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以为人性本善，由外缘之力而生差异，故人实一切平等，若去政教阏障，必能至于具足之境。以教区为基本，一切自治，而总之以一院制之议会，每年集议一日，平论政事。唯欲达此目的，当以劝喻，毋用强暴。此哲学之无政府主义，出于Rousseau而更有进。Shelley思想，即由是来，时见于所作诗曲。Queen Mab中云，罪恶非生于自然，实唯帝王牧师政客，摘人道之华于萌蘖之际。Prometheus Unbound一篇，取材希腊神话，补Aiskhylos亡诗，尤为杰出之作。大神Zeus虽暴，终至覆亡，Prometheus还得自由。唯能忍能恕能爱能抗（to defy），乃究竟获胜，创造黄金时代。人人平等，无阶级，无部落，无民族，无畏惧崇拜，各为其君，此即Shelley之理想世界也。至The Revolt of Islam之时，述Laon与Cyntha欲兴希腊，不以暴力而用感化，恕人之恶而不自逃死，则无神论者又复近于元始之基督教矣。Shelley爱人，因推及物类，常菜食，买鱼放之，尤好施予。其反抗之精神，盖本于利他，与Byron之为我者大异。后客意大利，一日方泛舟海上，会大风雨，遂溺死。其诗宣传所怀主义，又多作抒情诗，尤为世所赏。
John Keats（1795－1821）与Byron等同时，故三人常并称，然思想实不相近。英诗人自Thomson以来，至于Shelley大率悲悯人世，意在改进。Keats则不然，所赞扬咏叹者，唯美而已。少时学医不成，读Spenser诗与Homeros译本而好之，因倾心于希腊及中古文化，所为诗亦取材于是。其论诗盖出纯艺术派。Endymion诗开端云，美物为永远之乐。《咏希腊陶尊》云，美即真，真即美。地上之人，所知唯此，应知亦唯此。故以为诗之目的，在于享美。若Wordsworth之哲理，Shelley之人道，皆所不取。唯奉Spenser之说为师法，可与其师并称诗人之诗人（Poets' Poet）也。
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阑人，初撰集本土民谣为《苏格阑边境歌集》二卷。又自作记事诗，如《末叶歌人之歌》（Lay of the Last Minstrel），《湖上女子》（Lady of the Lake）皆有名。时Byron作Childe Harold亦仿其体，Scott自审不敌，遂弃诗不复作，转而作小说。一八一四年Waverlay出，立历史小说之基本，影响被于世界。十七年间，共成三十余种，Ivanhol一篇，至今传诵不衰。Scott著作，虽诗文不同，然为“传奇”（Romance）则一，仰慕中古之风，亦悉寄焉。其人生观尚武勇正直，以古人奋斗之生活为典型，善能实践其言，至于自由不羁之气，则未尝有。尔后仿之作历史小说者甚众，如Ainsworth及Lytton等，颇著名一时，然并为小家，无足称述。
Jane Austen（1775－1817）与Scott同时，俱作小说，而而性质迥别。Scott撰著，皆传奇之Romance，在Austen则为写实之Novel。有Sense and Sensibilit等六种，其时M.G.Lewis等所著之怪异小说盛行于世，故稿积十余年不售，一八一一年后始渐刊印。所作承十八世纪Richardson等之法，描写世相，剖析人情，类极微妙。生当传奇主义时代，而倾向于写实，与法之Mérimée等相似。唯Mérimée喜言蛮荒异地，Austen所叙，则中流社会日常情事，又稍稍不同。法国传奇派之写实小说，后遂进于自然主义，发达甚盛，英国则竟中绝。至维多利亚时代，仅Thackeray，可相仿佛而已。
十九世纪上半，英国报章颇发达，论文亦大盛，如Addison时代，唯发表个性，益为真挚。Charles Lamb（1775－1834）为东印度公司书记，作Essays of Elia二卷，仰慕古昔，多追怀感慨之谈，诙谐美妙，称未前有。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以《自叙传》（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得名。所作小品，有散文诗（Prose Poem）之美，尤为世所称。William Hazlitt（1778－1830）以评骘著，有《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Age）一书，平议当时人物，称最佳也。
二五 德国
德国传奇派文学，始于Goethe，已复中变，Weimar之地，反为古典文学中枢，于是反动以兴，有Jena传奇派之运动。一七九八年Tieck与Schlegel兄弟，创刊杂志于Jena，以宣传主义，向往中古，上求玄美。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1772－1801），自号Novalis，尤为尽力。作小说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与Goethe之Wilhelm Meister相抗，谓有中古歌人（Minnesinger），遍历世间，索求理想之幸福，以青华为象征。Ludwig Tieck（1772－1852），初抱悲观，后治文学，以自宽解，编刊童话（Märchen）甚多。盖缘不满于现世，因托神异之境，以写怀古之情也。所作戏曲，亦均如是。
第一次传奇派运动，至千八百四年而衰歇，乃有第二次运动，起于Heidelberg（1806），以Ludwig Achim von Arnim与Clemens Brentano为渠率。时Jena战后，那颇仑之势日张，德人先亦自觉，爱国思想，浸及于文学，故传奇之旨、虽无异于前，而国家观念则顿炽。昔之写中世异域者，今多以日耳曼为限，或言现代民间生活。Arnim等二人辑民谣集曰Des Knaben Wunderhorn。同时Grimm兄弟，亦纂童话集，至一八一二年刊行，为传说集巨制也。
千八百八年Arnim等移居柏林，复兴第三次运动，世称柏林传奇派。一时人士景附，不复限于一隅。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初为军人，后弃而就学，又不自满。目睹邦国离散而不能救，因大忧愤，所作曲有Die Hermannsschlacht，述Hermann游说Marbod，联合诸酋，共拒罗马。又小说Michael Kohlhaas，言正士受枉而不得直，乃至走险。皆假古代以言时事，讽示独立。至一八一一年，感念身世，愤激弥甚遂自杀。Theodor Körner（1791－1813）居维也纳，以作剧得名。一八一三年从军，死于Leipzig之战。有诗集曰“琴与剑”（Leyer und Schwert）即军中所作，多爱国之音也。
传奇派诗人，以宣传东方趣味著者，有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为东方语教授，译述印度波斯支那亚剌伯希伯来诸国诗歌甚多。August von Platen继之，唯Arnim一派之民谣，尤为盛行，诗人辈出。Joseph vonEichendorff（1788－1857）以善咏天物之美，述民间悲观之情，著称于世。又作小说曰“惰人传抄”（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叙一歌人之行旅，实言情而非叙事，为抒情派小说佳制。Ludwig Uhland（1787－1862）生于Swabia，少读民谣集，深受感化，其作亦以歌谣称最。尝自言诗当与民间生活有所系属，非以表个人情意。凡诗之美者，皆本于民间习俗宗教。故其歌虽一人之作，而以表见共通之感情为职志。Wilhelm Müller（1794－1827）本靴工子，多作抒情诗，尤以民谣见称。歌咏自然，颇如Eichendorff，至化身为圉牧农夫，言其哀乐，乃尤为深挚，盖似Uhland而更过之，又作《希腊人之歌》（Lieder der Griechen），赞美希腊，宣扬自由。则本其爱国思想，而推及异邦，亦可以见时代精神之一端者也。
Eichendorff等乐自然而慕古昔，虽或不满于现世，然亦无所抗争，至Heine与Lenau，乃又大异。Heinrich Heine （1797－1856）本犹太人，少时以爱恋失意，作诗曲多怨尤之辞，有Byron余风。一八二六年《诗集》（Buch der Lieder）及《旅行记事》（Reisebilder）出，始大得名，世以罗马诗人Catullus相拟。《旅行记事》略仿Sentimental Journey，指摘旧俗，笑骂并极佳妙。普奥诸邦，至禁其传布。千八百三十年移居法国，而著作不辍，为少年日耳曼派领袖。Heine思想虽属传奇派，唯信人生进步，能至圆满，颇似十八世纪哲人，故进取之气颇盛。其悲哀之思，亦非本于悲观，半由诗风感染，与神经之疾使然。晚年遂以偏枯死焉。Lenau本名Nikolaus Niembsch（1802－1850），生于奥地利。少而怀疑，感种种不满，展转不得安止，乃假诗歌以表情思。博观自然，又无一非衰落悲哀之象，故所喜咏者，多为深秋风物，如落叶，无声之鸟，及诸垂亡之美，皆为最上诗材。十九纪前半，悲观思想，充塞欧洲。革命不成，政治复古。神圣同盟以后，政教反动，复古而又加厉，人心趋于绝望。Schopenhauer派厌世哲学，遂风靡一世，而在危亡抑塞之国为尤甚。奥以Metternich政策，苦于苛暴，为日耳曼诸邦最，故影响之被及于文艺者，亦最著。Lenau实其代表，与意大利之Leopardi，并称十九世纪厌世诗人也。
厌世思想，及于戏曲，于是有运命剧（Schicksalsdrama）者出。Zacharias Werner（1776－1823）作《二月廿四》（Der vierundzwanzigste Februar），其创始者也，凡祸患相寻，报应有定，不可幸逃之义，早见于希腊悲剧中，至是特重陈之。唯其义有偏至，或怵惕于时地之偶合，或过信报施之无爽，转入迷信，故发达亦不盛。奥之剧家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初作Die Ahnfrau一剧，言先人失行，祸及苗裔，至灭门而后已，为运命剧中杰作。后复改途，取材希腊传说为古剧，如《金羊毛》（Das Goldene Vlies）三部曲，虽间含运命说（Fatalism）之意，然已与前作异矣。
德国传奇派小说作者，首有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 （1777－1843），喜中古武士故事及北欧传说，多所撰述，为之流通，今有Undine一篇，尚传诵于世。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6）本法人，移居德国，治植物学。作短歌，能得民谣精神。尤长小说，有Peter Schlemihl，亦言神异，而记述渐近自然，故较Fouqué为胜。且志怪之中，别有寄托，Peter卖影求富，周行诸地，乃适得种种苦难，盖以讽日耳曼从Metternich之非计，可与Kleist之作相比也。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专以怪异恐怖之事为小说，人称之曰Teufels Hoffmann，与英之Monk Lewis相类。历史小说有Wilhelm Hauff（1802－1827）作Lichtenstein，亦无特采，第仿效Scott而已。
二六 又
德国传奇派历三十年而衰，有少年日耳曼派代之兴起。少年日耳曼派者，初非文学流别，第为当时志士自相号召之辞，人心久苦屈抑，无所安住，及千八百三十年法国革命，乃感动谋改革，建立少年日耳曼，多假报章以布怀疑与破坏之声。其旨盖不外立民治，去神教，毁因袭之道德，而人自为说，未能统一，亦未成为党社也。一八三五年，联邦议会下令禁少年日耳曼派著作刊行，并举Heine与Gutzkow等五人为同党，并在禁列。于是文人多移居法国，言论如故，益为国人所注目，逾于未禁以前，而少年日耳曼派之名，亦自此而定也。
少年日耳曼派本以改革政俗为主，重在致用，文字特其宣传之具，故趋势与传奇主义相背，不贵主观，以益世利人为艺文识志，颇有影响于后世。所禁五人中，Wienbarg与Mundt非纯粹文人。Heine初为传奇派，至《旅行纪事》，已入于讽刺，去国后作如Deutschland等尤甚。Heinrich Laube（1806－1884）锐意灌输法国文化，又致力于演剧，提倡社会剧最为有功。Karl Gutzkow（1811－1878）初作小说Wally, die Zweiferin，颇攻难宗教道德，世论嚣然，又多作戏剧，自言Metternich抑塞言论，下毒于文艺之源泉，故作倾向剧（Tendenzdrama）以解之，所作小说，亦多含义旨，所谓倾向小说也。
少年日耳曼派之盛，不及二十年，而影响至大。政治之诗歌，每难发达，故Georg Herwegh所著《生者之歌》（Gedichet eines Lebendigen）以外，鲜可称述。唯小说特兴盛，大要可分两派，皆起源于少年日耳曼派，一即倾向小说，言社会情状与诸问题，出于Gutzkow。一为乡村小说，Karl Leberecht Immermann著Der Oberhof，实其萌牙也。Friedrich Spielhagen（1829－1911）继Gutzkow之后，作社会小说，写当时人心之不安，颇能见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后情形，Gustav Freytag（1816－1895）反对少年日耳曼派之主张，唯其小说赞扬劳作，持上下调和之说，亦以宣传主义为事，则又与Gutzkow等无异也。
传奇主义本含有平民思想，故仿作民谣之风甚盛，及少年日耳曼派兴，此趋向愈益显著，复转入小说，以描写乡民生活为事。Immermann后，瑞士牧师Jeremias Gotthelf作Uli der Knecht，于写实中时杂教训。Berthold Auerbach （1812－1882）居德国南方，有《黑林乡谈》（Schwarzwälder dorfgeschichten）叙故乡情景，最为杰出，唯亦间说哲理，颇有倾向小说之风。Gottfried Keller（1819－1890）亦瑞士人，以短篇名世，虽言理想，亦重观察，故特称胜。Fritz Reuter（1810－1874）少以国事处徒刑九年，既出狱，漂泊无所依止，为人家司田事，复转而撰报章，以Mecklenburg方言作小品，甚得称誉。因从事著作，有《田家》（Ut mine Stromtid）一卷最佳，唯用方言为文，论者然否纷纭，至今不能决。Klaus Groth著诗集曰“活水”（Quickborn），亦用下日耳曼语，此外更无继起者矣。
Gutzkow作倾向剧，偏于论议，或类说法，故枯索不真。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力抗之，初仿Schiller作家庭悲剧Maria Magdalene，言少女为狂夫所诱，终于自杀，犹有当时悲观之气。其建立问题而不加解决，又颇似Ibsen。尔后撰作，多言个性与社会制度之冲突，为后世自然派剧之前驱也。
二七 意大利 西班牙
意大利传奇派文学之兴，多受德国影响。千七百八十年顷，Aurelio Bertola著《德国诗意》（Idea della Poesia Alemanna），介绍Goethe与Kleist等诗，世人亦不甚重。及Staël夫人《德国论》出，风行一时，意大利亦受其感化。一八一六年遂有杂志曰“意大利文库”（Biblioteca Italiana）见于Milano，以提倡新文艺为事。奥政府虽横暴，以其师法德国，遂允印行。Giovanni Berchet译Bürger歌谣，附有论说，亦于是时出世。大略谓直率简易，雅俗共喻，方是真诗。传奇派诗求感兴于本心，或求之自然与民间俗信，其目的则在表见现时之感情思想，故为生人之诗，与古典派死者之诗殊异。希腊古人歌本土之事，不言埃及，故在尔时，亦为传奇派。Milton亦然，缘其咏基督教事，而不言异教。故意大利文学，亦应废弃古典，以中世为依归云。此虽Berchet一人之言，实足为当时传奇派之宣言也。一八一七年《意大利文库》之主义忽中变，于是Silvio Pellico等别创报章曰“调人”（Conciliatore）以代之。意在播布知识，提倡文艺，并反对异族政府，时以英并印度等为喻。由是为奥之当局所忌，岁余辍刊。而传奇思想渐益曼衍，名人又多助之，Manzoni其最著者也。
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本伯爵，唯生平不以自号。读Berchet之论，推奖甚，至其《与人论传奇主义书》（Sul Romanticismo），亦言古代神话当废置不用，古典文学可资研究而不宜仿效，与Berchet之旨略同。唯未尝仰慕中古，尤鄙薄神怪，亦不以美为最上。其所主张，则利用为的，真实为材，兴趣为用，盖虽向新派而亦不趋于端者也。所著诗曲小说甚多，一八二三年作历史小说《约婚夫归》（I Promessi Sposi）三卷，最有名。书仿Scott，记十七世纪初西班牙占有Milano时事。乡女Lucia已字Lorenzo，贵人Don Rodrigo欲克期得之，戒牧师Don Abbondio勿为结婚，二人遂亡去。Manzoni自言，此书主旨在于任天。理力交争，而理终胜。盖其言任天，异于安命。人当确守正道，与患难抗，先自尽其所能，而后听之于天。此虔敬之信，即Manzoni一生行事之本，与爱国思想，亦相表里。其取材于西班牙朝者，即讽示外族政治之恶，故其书影响流行皆甚广。唯偏重史实，恒苦烦冗，又难与虚构相调和，不能及Scott也。
Giacomo Leopardi（1798－1837）父为伯爵，少游惰，家遂中落。其夫人Antici持家政，一意欲兴复旧业，历三十年竟成，然务俭寡恩，至喜子女殇夭，以为可节教食之费。Leopardi幼慧有大志，而不得出，因日夕读父藏书，冀以学成名，遂深通古文学。年十九，仿造希腊逸文，学者不能辨。然研究过劳，体乃益羸，终病佝偻，又苦拘系，欲亡去而不成，监视益严，因是郁郁，遂厌人世，常见于诗文，以为人生止有苦趣，灵智之士，苦亦益大，盖人生慰藉，实唯空虚，人有希望空想幻觉，乃得安住。如幻灭时，止见实在，即是悲苦。欲脱此苦，唯梦或死。如题古墓碑诗中所云，人唯不见日光，斯为最善也。自然生万物，而复灭之，其视人类，不异蚁子。《蓬蒿》（“Ginestra”）诗中云，初为生母，终为继母，与Vigny意见相同。自然与魂问答，以三事命之曰，其生存，其伟大，其困苦，即其人生观之精义也。悲观思想，为传奇时代所共有，在Leopardi特尤甚。盖身世之感，有以使之然，非尽缘于哲理，故虽以世事为幻，而希求未绝。Raniero谓所慕有三，爱恋，光荣与祖国是也。Leopardi之厌世，与Manzoni之任天，并由际遇，而爱国之心亦无殊。Manzoni如Don Abbdondio，未能蹈危以赴义。Leopardi则由弱败，入于绝望。唯《咏意大利》（“All'Italia”）诸诗，纯为革命之音，奥国政府谓其背道祸世，力禁流行，而不能绝。授吾甲与兵，吾愿独战死一解，最为世所知。其鼓厉人心，不下于Giuseppe Giusti（1809－1857）之政治讽刺诗也。
Manzoni后，传奇派文学发达极盛，多为小说，虽仿效Scott派，别无特色，而在意大利则感化甚大。当时作者，本非以文艺为业，类皆爱国之士，有志未逮，故藉文字以宣传意旨，Guerrazzi所谓不能战斗乃作小说是也。Giuseppe Mazzini（1805－1872）致力于政治，亦提倡文学，以益世为旨，重思想而轻形式。美非艺术极则，其所尊尚，在能发表共通情思，以利益人生。故历史小说独盛，其效在叙古昔光荣，能起国人仰慕之心，自惭目前衰落，或如Manzoni假古事以言异政治，皆合于益世之义也。Tommaso Grossi与Massimo Azeglio均属此派。d'Azeglio（1798－1866）为Manzoni女夫，以Ettore Fieramosca一书著名。Francesco Guerrazzi独不仿Manzoni，自成一家。此他作者，更无可称述。正如Flamin言，仰慕中古之风，不适于罗马民族，传奇文学不二十年而就衰矣。
Silvio Pellico（1789－1854）初作戏曲，以编Conciliatore为奥政府所忌。后入烧炭党（Corbonaro）遂被捕，由死刑减为禁锢，十年后得释。著《狱中记》（Le mie Prigioni），风行全国，与Manzoni之作并称。Pellico本怀疑派，及经历忧患，信教甚笃。作书之旨，本以言宗教之慰安，唯叙述所历诸苦，令人感愤，不直奥政府所为，于国事有大影响。论者谓此书一出，奥国之损，不下于败绩一次，非过言也。
西班牙与法国接境，故文学亦甚蒙法之影响。Angel de Saavedra（1791－1865）本贵族，以国事出亡，居英法，受Byron与Chateaubriand之化，始立传奇派。Jose de Espronceda （1810－1842）性放旷，为自由而战，大类Byron，其诗悲观而含抗音，亦复相似。Jose Zorrilla与Manuel Tamayo等以戏曲称。Gustavo Adolfo Bécquer（1836－1870）流转困顿以没，为诗每仿Heine，小说师Hoffmann，有《碧眼》（Los Ojos Verdes）一篇最有名。其他文人著作，与世界思潮有系属者，别无可言。
二八 俄国
俄国十九世纪文学，始于Puschkin，而Zhukovskij为之先驱。Vasilij Zhukovskij（1783－1852）本贵家子，通西欧诸国文学。一八一六年与Puschkin等结社于彼得堡，播布传奇派思想，未几Zhukovskij被命为宫廷诗人，Puschkin又以笔祸窜边地，社遂散。Zhukovskij虽亦自作诗，而翻译之影响于当世者尤巨，如德之Bürger与Fouqué，英之Gray与Byron皆是。故Brandes以俄国传奇文学之Columbus称之。俄之情势，颇异他国，故文学现象亦稍不同。专制之下民主思想既难长发，古学又湮没，中世趣味，亦不能为世人所解。于是专尚主观，斥弃旧章，自抒新意者，最所尊尚。故Byron著作，独为俄人推重，当代大家如Puschkin及Lermontov，固皆奉Byronism者也。
Aleksandr Puschkin（1799－1837）以家风喜用法国语，故幼时已读Rousseau等书，早岁有诗名。千八百二十年以作诗刺俄帝宠臣，获罪，将流鲜卑，有耆宿数人解之，得免，谪居南方。后以行旅过高加索，深感自然之美，又始读Byron诗，受其感化，因力仿之。诗中主人，多颓唐忧郁，轻于失望，易于奋迅，有厌世之风，而志又甚不固，盖Byron式英雄，复不脱俄国气质者。其诗亦正如是，故虽云模拟，而仍自表其个性，不流于伪饰也。唯Byron天性桀骜，追慕自由，毕生不贰，Puschkin则外缘转变，性格辄移。三十五年冬，十二月党败，独以流谪在外得免，俄帝亦优容之，召令给事宫中，作《大彼得史》，至三十七年，与法人D'Anthes de Heeckeren决斗，见杀。杰作有Ievgeni Onjegin，初仿Don Juan，历八年始成，中经变易，故先后歧异，可略见其为人。盖Puschkin意向，不如Byron峻绝。昔之崇信，第由一时激越，迨放浪之生涯毕，则又返其本来，不能如Lermontov之坚执而不舍也。Puschkin见诸友为争自由，或囚或窜，而己独无恙，则遁入斯拉夫爱国说以自慰解。多赞诵武功，以为国之荣光在是。Brandes谓其始慕自由，而终归于兽性之爱国，定力不及Byron，唯描写性格，才颇胜之耳。所作小说数篇，皆有特色，Gogolj之感情派写实小说，即出于此者也。
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系出Learmonth氏，本苏格阑人。少习陆军，出为骑兵小校，喜Byron之诗，并慕其为人。又受Shelley之化，于人生善恶争竞诸事，多所兴感，尊自由尤至。Puschkin死作诗哀之，吁天为之复仇，时俄帝方宠任D'Anthes，因罪Lermontov，流之高加索。四十年，与法国公使子决斗，复遣戍，是年作小说曰“当世之英雄”，有僚友Martynov疑其言涉己，请决斗，Lermontov遂见杀，年二十七。
Lermontov少时，甚慕Byron为人，至愿己之生涯，有以相肖，然又深受Shelley感化。故其悲观，亦非尽缘绝望，实以孤愤而然。如勇猛者，怀崇高之望，而阅历世事，所遇皆庸懦丑恶，不副所期，则缘生激怒，聊以独行自快。故其抗斗，即以保人类尊严，不欲随顺流俗，与自弃作达者不同，盖甚近Prometheus而与Don Juan远矣。初仿民谣体作诗，有《商人Kalaschnikov之歌》，言与禁卫军官决斗，既复仇，遂愿就死，已多革命之音。“Mtsyri”一篇，意义尤溥博。Mtsyri者，本高加索四部童子，久居山寺，受长老教诲，而慕自由不已。一夕暴风雨，遂亡去，欲归故乡，迷林中不能出，数日后觅得之，以与豹斗受伤，竟殒。诗述其对长老之言曰，汝问我自由之时，何所为乎，尔时吾“生存”耳，使吾生无此三日，且将暗淡无欢，逾汝暮年耳。此即Lermontov自由之歌，合生命与自由为一，最足以见其深意者也。
Lermontov亦甚爱国，顾与Puschkin绝异。不以威武光荣为伟大，所眷念者，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及于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即以自由故，力与俄国抗者也。Lermontov曾自从军，两与其役，然终爱之。所作“Izmail Bey”一篇，即纪此事。又Valerik亦言二族战事，至为精确，论者谓非身历者不能道。末云，吾思人间扰扰，将欲何求。天宇清净，尽多栖息之地，而人心之中，充满恨意者何耶。其反对战争之意至明，与Puschkin之作诗颂克波阑者，相去远甚。俄人Kropotkin称之曰Humanist，得其实也。
《当世之英雄》（Geroy Naschego Vremeni）记高加索军官Petchorin事。其人有才而无所施，乃蔑弃一切，独行其是，以自满足。初悦回部女Bela，劫至营中，己复弃去。后以事与僚友Gruschnitskij忤，Gruschnitskij恨之，请与决斗，反为所杀。Petchorin为人，与Onjegin略同，而描画更精善。书出，世人颇疑即著者自况，Lermontov乃于第二版序中释之曰，是中所言不为一人，实当世众恶之画像。盖尼古拉一世时，农奴之制未废，上级社会，多极逸豫。又方厉行专制，贵介子弟，怀抱才智，不能于政治社会有所展施，因多转入Petchorin一流，以自放逸。故《当世之英雄》一书，虽为小说，亦近实录。至于描写方法，多用写实，已离传奇派之习。及Gogolj继起，而俄国小说愈益发达，然探求本始，固当推Lermontov为首出也。
同时诗人最著名者，有Aleksej Koltsov（1808－1842）。本农人仿民谣作诗，善言农民生活与其哀乐之情。论者以比英之Burns，而Nekrasov则Crabbe也。Nikolaj Nekrasov （1821－1877）诗多述民间困苦，一一如实，其志在救世，故不入于绝望之悲观。有《赤鼻霜》一篇，述农妇苦辛，终至冻死山林中，为诸作中最云。
二九 波阑
波阑文学盛于十九世纪，其先多被法国之化，未能自有表见。及传奇主义兴，趋向始变，师法英德，而Byron之力特大，盖传奇派思想，本从反抗之精神出。个性主义与平民倾向，即可推及于邦国民族，转为爱国之思，故危亡之国，大抵受其影响，文学与政治，并见发展。波阑千八百三十年革命不成，Mickiewicz等复仇诗人，即出于此时，欲以文字振起国人，寄精诚于至文，感化之力甚深且广，为前此未有。Jan de Holewinski称之为波阑文学之黄金时代，盖以此也。
Mickiewicz前，有Ukraine派诗人，绍述Kazimierz Brod-zinski之说，立传奇派基本。Antoni Malczewski（1793－1826）本贵胄，受法国教育，慕自由。尝从那颇仑北征，逮事败后，漫游列国，遇Byron于意大利，甚相得。Byron为赋Mazeppa一诗。Malczewski所作记事诗Maria，亦仿Byron诗风，而意独深挚，言Waclaw悦Maria，逆父意纳之，父怒，伪作和解，遣子从征鞑靼，而使力士著面具溺女于城濠，盖绝作也。Bohdan Zaleski（1802－1889）为诗，则纯咏故乡物色，颂美大野巨川，流连无已，又喜述哥萨克人忧患生涯。三十年变后，亡命居巴黎，至于没世。Seweryn Goszczynski（1801－1876）本Kiev人，波阑大举时，亦与其事，及败，出亡法国。有Kaniow一诗，述十八世纪中哥萨克乱事，所叙兵燹之状皆逼真，最为世人所称。此三人者，皆生于Ukraine，以波阑文著作，而念念不忘故乡，故称之曰Ukraine派。其思想虽不一致，唯爱天物，重自由，言恋爱，皆出传奇派。又以爱国精神贯通其间，则并同。凡诸诗人亦悉如是，是为波阑文学之一特色也。
Mickiewicz与Slowacki二人，皆以救国为职志，及独立不成，乃由绝望而言报复，世谓之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1795－1855）生长乡曲，习闻民谣童话，甚好之。民谣多言中世时鞑靼内侵事，Mickiewicz感动，遂为爱国思想之根本。少时学于Wilno大学，有Tomasz Zan者，联合学生结社曰爱德（Philaretia），以家国学术道德三者自勉，一八二二年为俄政府所禁，Mickiewicz被捕入狱十阅月，徙居俄国。经苦里米亚至莫斯科，多见东方物色，成诗集一卷。为Puschkin所知，遂相友善。居俄五年，作长诗二篇。一曰Grazyna，言有Nowogradk王Litawor与外父忤，将引外兵攻之。其妻Grazyna潜命门卒勿纳日耳曼使者，授兵怒而反攻，Grazyna杀破之，自亦中流弹死。此篇之意，盖极端之爱国主义，谓苟以此最高目的故，则虽违命召祸，如Grazyna，亦无不可也。一曰Konrad Wallenrod，取材古昔，言有英雄以败亡之余，谋复国仇，因伪降敌，渐为其长，得一举报之。此盖以Machiavelli之意，附诸Byron之英雄，故骤视之，亦第传奇之作，检文者弗喻其意，得印行。Mickiewicz名遂大起。未几得请，漫游欧洲，作《死人祭》（Dziady）。波阑旧俗，每十一月二日，必置酒果垅上，以享死者。Mickiewicz少时曾咏其事，至是成第三卷，则转而言人世。亡国之哀，横决而为报复。囚人赓歌，愿治矿得铁为斧，种麻绹索，娶回部女子生一刺客，以报俄帝。又成Pan Tadeus一诗，记波阑古事，自寓爱国之忱，与意大利文人之作历史小说，意正相等。晚年怀乡至切，欲归波阑，而俄政府卒不许，乃留巴黎，为大学教授。George Sand极推重之，比之Goethe与Byron。后往君士但丁堡，将招义兵，图再举，事垂成而病卒。国人为之归葬波阑，与Kosciuszko墓相近，从其志也。
Juliusz Slowacki（1809－1843）少学律于Wilno大学，后改治文学。思想性情，颇似Byron，故著作亦相近。三十年革命败后，遁居巴黎。作诗曲甚多，渐为世所知。有叙事诗Lambro，戏剧Kordjan最著名，皆含报复之意。三十五年去法国，作东方之游，经希腊埃及叙利亚，阅二年始返。尔后所作，有散文诗“Anhelli”一章最佳，文既美妙，叙述鲜卑流人状况，复极悱恻动人。Slowacki作，常述惨苦之事，与Mickiewicz相类，盖并因身世之感使然，惟晚年受Towianski感化，转入密宗（Mysticism）。《精神之君》（“Krol-Duch”）一曲，言精魂转变，历诸苦难，终胜诸恶，止于至善，已无前此激越之音矣。
Mickiewicz与Slowacki皆爱国而不能救，乃绝望而颂报复。凡危亡之国民，得用诸术，拯其祖国。即不能成，亦以与敌偕亡为快。故Grazyna虽背夫拒敌，不缪于义，Wallenrod亦然，若抗异族，虽用诈伪，不为非法。如Alpujarras一诗，其意愈显。中叙西班牙人攻Granada急，城中大疫不能抗，亚剌伯王遂夜出，赴西班牙军中，伪言乞降。西人方大悦，王忽仆地笑曰，吾疫作矣。盖忍辱一行，而疫亦入敌军矣。Slowacki为诗，时责国人行诈，而以诈术祸敌，则甚美之，如Lambro与Kordjan皆是。Lambro为希腊人，背教为盗，俾得自由以仇突厥。Kordjan者，波阑人，刺俄帝尼古拉一世者也。至《死人祭》中囚人Konrad歌云，吾欲报仇，天意如是固报，即不如是亦报。则复仇诗人之精意，尽见于此，无复余蕴矣。
Zygmunt Krasinski（1812－1859）与Mickiewicz等齐名，称波阑三预言者，唯思想则与前二者迥异。Krasinski系出贵族，为人恺悌而恶乱。仰慕古昔，信崇宗教，如传奇派文人常度。虽爱祖国，而不主强力，但欲以爱力感化，使人类皆相亲善，各得自由幸福。以信望爱三者，为人生要义。著Irydion一曲，以讽国人，谓人世多祸患，唯易怨为爱，祸患乃去。立意高远，而不切于情势。故Brandes议之曰，Krasinski言复仇之非，而不知爱亦不可恃，羔羊虽柔和，岂能免于豺狼之齿。亦可谓善喻也。
Jozef Ignacy Kraszewski（1812－1886）人称波阑之Scott，散文著作都六百卷，尤以历史小说著名。其先波阑大抵读法国流行小说，多无足取，至是此风渐衰。Kraszewski深通史学，又本其爱国之思，作为小说，甚足振发民气，故大有功于本国，可与意大利之Manzoni，匈加利之Jokai Mor相比。其所以为重，盖不尽在文艺矣。
三十 丹麦
北欧文学，自Edda发见而后，阅时五百余年，传说（Saga）以外，无名世之作。至Ludvig Holberg（1684－1754）出，立丹麦近代文学之始基。所作喜剧，今犹传诵之。十九世纪初，Steffens与Schack-Staffeldt游学德国，归后著书，传布传奇派思想。Adam Oehlenschläger（1778－1856）应之而起，作诗曲小说，多极精妙。特以《北地神祇诗》一篇著名，结集古代神话，会通成咏，称未前有之作。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5）为Steffens中表兄弟，因承其说，致力于古伊思阑文学，仿Oehlenschläger作史诗。唯其杰作，则为民谣。自言愿如林中小鸟，以歌怡悦乡人，倘得传诵人口，小儿踏歌相和，或秋收时，乡女束稻竞唱，则吾诗之幸。可以见其本意矣。
Ludvig Adolph Bodtcher（1793－1874）与Grundtvig同称丹麦四诗人之一，而思想行事迥异。Grundtvig为力行家，喜论争说教，作诗多平民倾向。Bodtcher则为养生家，崇美享乐，优游卒岁，未尝以灵魂为念，有希腊诗人Anacreon之流风。家颇富，父殁，迁居罗马，赏览南方物色，以诗酒自娱，顾不多作，每作无不精妙。有《遇酒神》（Modet med Bacchus）长诗一篇，多含异教精神，是其绝作。与雕刻家Thorvaldsen友善，对门而居，及Thorvaldsen卒，以制作赠本国博物馆，Bodtcher送至丹麦，亦留不复去。种花弹琵琶歌诗，以至没世。
Frederik Paludan-Müller（1809－1876）深信宗教，以道德为人生根本义。少时尝有所爱，而其人逝去，故思想倾于悲观，以禁欲灭生为至善。有叙事诗Adam Homo及Kalanus二篇，反复申明此旨。初作《舞女》（Danserinden）等诗，多受Byron影响，Adam Homo亦仿Don Juan而成，唯意更深切。Adam者实人类代表，具有聪明才知，而志气薄弱，渐就变化，起自平民，以至卿相，名位益高，而德行亦益下。始终凡三变，始朴素，继以奸恶求仕进，及为男爵执政，则以愚钝终也。Kalanus为印度婆罗门，初信亚力山大士梵天化身，因往从之，及目睹其饮酒狎妓，乃大愤悔，举火自焚。亚力山大百计阻之无效，卒火化解脱。此篇之意，盖示人性二元之冲突，以亚力山大与婆罗门为代表。同时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作《或彼或此》（Enten-Eller）一书，亦言此理，为近世个人主义所从出，唯Paludan-Müller非理智而崇诚信，故灵究竟获胜，而其赞美死灭之意，亦于此见之矣。
一八七四年，Paludan-Müller作诗曰“Adonis”，是其绝笔，厌世思想亦最著。Adonis为Aphrodite所爱，终亦厌倦，乃逃于幽冥，Persephone饮以忘川（Lethe）之水，令得永息。天地皆默，唯有星辰满天，明月运行，渐没于海而已。Brandes谓当冠以Peisithanatos之名，与Leopardi并称爱死者。唯Leopardi作《爱与死》（“Amore e Morte”）一诗，尚以二者并举，一予人以悦乐，一赐以安息。与Puludan-Müller之以Asceticism为本者，又复殊异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十二岁丧父，其母浣衣以自给。十四岁独行入都，漂泊无所托，有教授Collin者为请于官，以公费肄业，渐升转入大学。初作小说曰“即兴诗人”（Improvisatoren），叙意大利物色甚美，为世所称。三十五年冬出《童话》（Eventyr，一卷，凡四篇，取民间传说，加以融铸，温雅妍妙，为世希有，Andersen之名遂从此立。尔后每岁续出，至七十二年止，总可百五十种。词句率简易如小儿语，而文情宛转，喜怒哀乐，皆能动人，状物写神，又各极其妙。Brandes尝论之，谓其叙鹅鸭相语，使鹅鸭信能言谈，殆必如是也。盖Andersen天禀特异，以小儿之目审观万物，而记以诗人之笔，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今古文人，俱不能及，唯La Fontaine之《寓言诗》差近之。Charles Perrault著Contes de ma Mere l'Oye，则用常言直说口传之故事，与Grimm兄弟辑集Kinder-und Hausmärchen相类，非由自作，或以比Andersen，非确论也。
Andersen作童话，初仿德人Musaus，颇有藻饰，尔后转入单纯，乃自成一家。喜诵印度Bidpai所著寓言，至老不倦，每师法其意。有《无画画帖》（Billedbog uden Billeder）一卷，为千八百四十年作，记月自叙所见，凡三十三则。亦类童话，而特饶诗趣，复兼绘画之美，为作中绝品。又自传一卷曰Mit Livs Eventyr，坦白质直，最足窥见本色，与Ronsseau及Cellini自叙，并为名世之作也。
三一 瑞典
瑞典文学自宗教改革以后，渐见兴起，至传奇时代而大盛。有Per Atterbom与Lars Hammarskjold等，创立杂志曰“启明星”，提倡新派文学，以德国为师法，世因称此派曰Phosphoristes。同时有峨斯会起于Uppsala，欲联合同种为一族，刊杂志Iduna以宣传之。Erik Gustaf Geijer为之主，诗歌而外，作《瑞典纪言》，表扬古代光荣，盖亦受德国爱国思想之影响者也。
Esaias Tegner（1782－1846），父Lucasson本Tegnaby农家子，力学，为牧师，易姓Tegnerus。盖当时学籍以拉丁文记名，后遂因之称Tegner氏。Esaias幼好读Ossian诗，少长就学，得见希腊史诗及北欧传说，日夕诵读，其文学思想，即萌育于此时。后为大学教授，积功迁主教，而思想终含异教精神（Paganism），因亦无仰慕中古之意，与Phosphoristes一派不同。又亦关心世事，而不限于国族，故复与Geijer不同也。所著Frithiofs Saga一诗，自言仿Oehlenschläger作，取材伊思阑传说，言情叙事皆极妙，其人生观亦即寄其中，为瑞典独一之名著。Frithiof出身微贱，爱王女Ingeborg，而王不许。中更患难，遇之Ringerike王所，王死，乃复得之。Brandes所谓始以抗争，继以信守，终如其志。唯所得非幸福，而为幸福之影，此实即人生之象征矣。Tegner居革命反动时，而信自由之心不稍变。然不趋极瑞，以为当止于调和，终剂于平，Frithiof与Ingeberg之复合，亦所以表此意也。
Frans Mikael Franzen（1772－1847）生于芬阑，为主教，与Tegner友善。作诗仿民谣，多咏自然及田家生活。Johan Ludvig Runeberg（1804－1877）继起，亦以瑞典文叙芬阑民生情状，多用写实，不偏于理想。所作《猎鹿人》（“Elgskyttarne”）及“Hanna”诸诗，皆优美之Idyll。又用俄国Bylina体，作“Nadeschda”。及芬阑Elias Lonnrot博士采集民谣，编为史诗Kalevala一部，Runeberg译其首卷为瑞典文，甚得称誉。唯其杰作，则为《旗手Stal故事》（Fanrik Stals Sagner），计二卷三十五章，假旗手之口，述俄瑞战役旧闻，自将帅士卒之行事，以至孤儿村女之哀怨，巨细毕具，文情相生，因益佳胜。俄并芬阑时，Runeberg方五岁，亲见其事，终身不忘，故于此时一罄其蕴。瑞典学会特制金章赠之，以非瑞典公民，不能选为会员也。同时有Fredrika Bremer（1802－1865）亦芬阑人，以小说名。言中流家庭情状，亦因写实，而多乐天思想，故为世所赏。其余芬阑文人如Paivarinta等，以本国文著作，兹不具言。
三二 诺威
诺威之有文学，始于一八一四年。其先与丹麦合国，如Holberg辈虽系出诺威，后世皆以丹麦诗人称之。及五月十七日宣言独立，文学同时兴起。所谓五月十七日诗派（Syttendemai Poesi），盛极一时，多爱国之音，而失之稚弱，不足传世。至Wergeland出，始渐臻美善。Henrik Arnold Wergeland（1808－1845）亦多作政治诗歌，思想倾向民主，文辞奔放，不循则例，大行于民间。晚年作《花卉画》（Jan van Huysums Blomsterstykke），以众花拟人，各表其希求，善能和政治思想于诗歌之中，Shelley以外，无与伦比。又有《犹太人》（“Joden”），《犹太女》（“Jodinden”）二诗，皆为无告者告哀，其后诺威遂废犹太人入国之禁。J.S.Welhaven（1807－1873）言文学政治，不主急进，故不满Wergeland一流。有诗曰“诺威之征光”（Norges Daemering），自述理想，力戒偏激。一时争议纷纭，而诺威文学亦以是得趋中道，弥复发达。Welhaven诗重义法而少神思，故不及Wergeland，唯长于评论，指导文学趋向，为甚有功也。
政治诗歌渐衰，国民文学，于是继起。Andreas Munch介其间，两无所属。所作诗歌小说，亦平凡鲜可称道。唯离政事而言人情，足为过渡时期代表耳，又作曲数种，有Salomon de Caus一篇，言其人始知蒸气之力，世人以为妄，禁之狂人院中。文不能佳，而诺威戏曲，此实其首出，为Henrik Ibsen之前驱也。
诺威国民文学，至Bjornson之农民小说而达其极。Asbjornsen辑民间传说，实开其先，盖爱国思想，渐益深广，文人率离去政事，转言国民生活，于是辑录民谣故事者遂盛。P.C.Asbjornsen本治动物学，游行国中，研究海物，并采辑故事，搜访极勤。同时有Jorgen Moe博士，为主教，亦助之，遂成《诺威民间传说集》（Norske Folkeeventyr），与Grimm兄弟之书齐名，影响于后世甚大。Moe亦自为诗，述田家生活，能得民谣精神。唯所作不多，Gosse比之紫花地丁，谓其细小而香艳独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