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革命洪流中的斗争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客观条件已趋成熟。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她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党员们就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正确的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所以，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一场民族主义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在这场大革命中，安康人民反抗直系军阀的斗争遍及全区各县。汉阴县神团、旬阳县红枪会、平利县同心会、石泉县团练等农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了盘踞安康的直系军阀吴新田的反动势力，表现了安康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同时，一些在外读书、谋生的安康仁人志士，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为这场大革命做出了新贡献。

一、直系军阀吴新田的黑暗统治

吴新田为直系军阀走卒。安徽合肥人，皖系第七师师长，后投靠直系。1921年随阎相文入陕，后为陕西军务督办，长期盘踞陕南，作恶多端。1921年12月，吴新田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顾琢塘）借追剿陈树藩残部为名，占据安康。从此安康各县落入吴新田的魔掌。1922年春，直奉战起，陈树藩趁机从川北反攻至安康近郊。吴新田一面急电陕西督军刘镇华救援，一面赴西乡督师堵击。刘镇华即派镇嵩军一部驰援。未待援兵到达，第七师已将陈树藩打垮，镇嵩军继续南进，分驻于汉阴、平利等县。1925年初，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率部去豫西援助部下憨玉琨进攻国民第二军胡景翼。吴新田代理督军率部进入西安。刘镇华在豫西被国民二军击败后，残部柴云升、王振部退至安康、白河一带，依附吴新田。同年5月下旬，西安学生发起驱吴运动，经过两个月的斗争，于7月15日，吴新田被迫率部撤离西安再到陕南。1928年，冯玉祥令张维玺部接替陕南防务。10月，吴新田部离开陕南。

从1921年到1928年3月，吴新田统治安康地区达7年之久，使安康人民深受其害。他以陕南土皇帝自居，残酷压榨安康人民，到处抓丁、派夫、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为了筹措巨额费用，滥派捐税、横征暴敛、强取豪夺。第一，加征赋税。赋即土地税，分正税和附加税两类。1913冬，国民政府规定地方田税附加税不得超过30%。1921年，刘镇华通令全省田税附加100%。吴新田到陕南后，将附加税全部截留尤为不足，另立名目，随附加征军谷，规定“每完纳正银一钱加收稻谷一斗”。1925年7月，吴新田由西安再到陕南后，又将军谷改为加收粮秣款，“每完纳正银一钱，加收一元五角”。当时陕南25县加收的粮秣款约127万元，加上刘镇华加征田赋64.86万元，两项合计在191万元以上，平均每县负担7万多元，大大超过了清末封建统治阶级所征赋税，所以农民破产者甚多。第二，禁烟罚款。吴新田盘踞安康后，在乡镇设立土药、杂税、烟酒各局卡，违章苛罚，尤以禁烟罚款为甚。吴新田以强派烟税迫民种植鸦片。多数只按“每亩十元”征收，有的县按烟株征收，为此，在各县镇遍设“禁烟罚款处”，专掌鸦片产、运、销及税收事宜。单税收一项，分为烟亩税、营业税、烟馆税、烟灯税、印花税、运销税、保运费等。“如有偷税漏税十倍加罚”。1921年至1928年之间，征集禁烟罚款数量逐年加大，由年征100余万元增至400万元以上，除用扩充军队外，其余均落入军官腰包。吴新田强迫安康人民种植鸦片征赋税，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危害。据《石泉志》载，石泉“农民皆喜植罂粟，较六谷之利略厚，但种必择膏腴之地，恒致春粮减收”。因种、吸鸦片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第三，滥派捐款。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并一再加码。诸如客军捐、驻军捐、服装捐、铺盖捐、公益捐、自治捐、船捐、斗捐、土地捐、米捐、米谷捐、夫役捐、串票捐、税票捐、学捐、牲畜捐、门户捐、屠宰捐等；印花税、烟酒税、皮花税、茶税、竹木税、盐斤加价税、红契复验税、脚柩税、牲畜税、牙税、赌税、捐税附加税等达30种之多。民国《平利县志》把吴新田统治时期称为“苛捐杂税时期”。“一猪三税”，卖猪、屠宰、买肉都得缴税，猪瘟、死猪也得补税。尤为甚者，“饷款年增一年，支应日重一日”。如平利县1921年摊派饷款银7万5千两，1925年增至10万元，并且县区保甲派款层层加码，附加款增至50%～80%，并在头一年就预征了第二年的饷款了。第四，兵差支应。吴新田部所有人马的粮秣、购置灶具、柴、灯、油，都由地方供应，甚至部队眷属房屋修缮、挑水、买菜，也要民夫支差。仅1927年石泉县全年支军差米7500石，折款15万余元。派差役担抬军用品、抬病号、抬轿、抬滑竿（开始限于校级军官，随后增至班长以上），连枪支也要民夫抬着，士兵空手徒步，民夫抬枪跟随其后。1928年石泉民夫达2万余名。繁重的兵差支应，民众实不堪其扰。

在吴新田的残暴统治下，安康农村经济完全陷于崩溃，1921年至1928年，安康数县连年遭受自然灾害。1921年“水灾奇重，安康等县民以野草为粮”。紫阳县“阴雨半年，大饥，人民多有饿死者”。1925年安康春旱，“麦收无望，草根树皮采食殆尽”。1928年大旱，各县以历年捐派过重告罄，人民无钱买粮，树皮草根手掘殆尽，赤野千里。在此啼饥号寒的严酷形势下，吴新田的苛政更加残暴。据民国《平利县志》载，上到公务人员，下至保甲少丁，终年除办款、催款、缴款外，别无他事；提款委员、法警、团丁奔走乡区，络绎不绝，鞭打号泣，随处可闻，以妇女钗环、猪犬等类抵款，每年因捐款自杀者多至数十起。总之，加征田赋，苛取税款，军阀混战，天灾连年，使安康农民贫苦不堪。广大农民为了生存，只有奋起反抗。

二、风起云涌的反吴抗暴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随即创建。陕西党和团的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工农群众运动在全省普遍展开。此时，安康虽然还没有建立中共组织，但在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和陕西的工农群众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安康人民（主要是农民），反抗军阀吴新田的斗争，遍及全区各县。涉及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组织规模大的安康农民武装抗暴斗争，构成了安康人民大革命的洪流。

1923年4月，汉阴人民点燃了反吴抗暴斗争的烈火。汉阴县北龙王沟（今属宁陕）设立的“盐务保运卡”，强征重税，滋扰百姓，激起民愤。于是，贫苦农民组成神团，占据盐卡，“毁其票据，戕其员役”。随后，县署将盐卡改设三道河，又被神团“焚卡房，杀卡长张小村暨巡丁三名”。7月10日，神团600余人在苹果铺击退吴新田驻军一个排后又进攻县城，一度攻占西关。次日，安康增派两连兵力驰援，神团退至安康、汉阴边界。1924年，旬阳县汉水以北的双河口丝绸铺学徒吕安泰率领贫苦农民揭竿而起，在汉水劫持吴新田一船枪械货物，武装自己。次年5月4日夜，吕安泰率20余人潜入县城，夺走保安团枪支弹药，打开监狱放走全部囚犯。从此，吕安泰部势力日盛，活动于旬阳与镇安、郧西三县之间，专与官府作对。1925年冬，吕安泰被内奸杀害后，其部下孙长林（回族）组织以贫苦回民为主体的“鄂陕回民军”，以后发展到200余人。1926年，康华堂在蜀河口组织农民武装“红枪会”，专与县署催粮委员、差役作对。在鄂陕交界的吴家渡设伏，夺得陇南军阀孙繁德四只运送烟土、枪支、银元的军船，并两次攻打县城未克。

1926年2月24日，旬阳汉水南区3000多贫苦农民在碾盘石集会，成立“联合会”，公推石良珩、刘道全为正副会长，制定并通过了“抗拒官府，不缴各种捐款”等十条会章。随后组成三个队的武装，习武练功，打击吴军。在半年时间里，先后进行大小战斗七八次，捕杀县署警察四名，打死吴新田驻神河官兵几十人。以后，吴新田从平利调来史九元旅，才将“联合会”镇压下去。

在汉阴、旬阳农民反抗吴新田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的影响下，平利县上汝河一带的贫苦农民成立了自卫自救组织“同心会”，以“同心同德，打款打匪，互援互助，保民保商”为宗旨，屡挫镇嵩军和吴新田部。1926年6月18日，同心会处死下乡催款的两名警察。8月12日，镇嵩军崔占彪营进剿汝河，大肆抢掳烧杀，激起当地农民更强烈的反抗。10月初，新组成的神团在陈家老朳设伏，杀死镇嵩军连长以下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10月7日，同心会和神团数百人攻打平利县城获得成功，杀死狱吏，砸开牢房，释放被押群众70多人，将财政局案卷付之一炬，知事陈珊逃跑。汝河农民攻占平利县城的消息传遍全县。各区农民纷纷组织神团、红枪会，武装自己，抗捐抗款。与此同时，石泉农民自卫武装据守山寨，英勇抗击吴新田的反动军队。1926年7月11日，下马岭磨石沟贫苦农民推举佃农郑克斗为团练首领。郑克斗以“免夫抗税”相号召，于次日率领磨石沟团练打死土豪恶棍张氏三兄弟，为民除了害。9月，石泉知事余铭新派6名差役捉拿郑克斗。郑带领团练将6名差役痛打一顿，并将每人的耳朵割掉一只放回。从此，催款委员和差役再也不敢到磨石沟。此事轰动全县，各地农民都组织起团练自卫武装，开展规模更大的抗暴斗争。

安康农民的反吴抗暴斗争，开始得到学生和商人的支持，城乡初步结合。1928年5月，曾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汉阴涧池进步青年刘重民，串联各乡镇农民，发起抗暴驱逐县长曹颂钧运动，成立驱曹委员会，书写驱曹宣言，历数曹颂钧十大罪状。浩浩荡荡的农民抗暴队伍，背上农具，牵着耕牛，缴农罢耕，直奔县城。汉阴县城的学生和商人为了支援农民的抗暴斗争，也展开了罢课、罢市斗争，并派出代表参加农民的请愿团。城乡人民的共同斗争，迫使县长答应了暂缓催缴各项捐款的要求。当请愿农民撤退，学生复课，商人开市后，曹颂钧趁机逮捕了农民首领刘重民，并解送汉中。四乡农民闻讯后，再次进城与学生、商人坚持斗争。吴新田为形势所迫，只好忍痛将曹颂钧撤职，释放了刘重民。城乡人民联合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吴新田对于安康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律采取武力镇压。据1927年4月《陕南人民自决会为吴新田屠杀农民宣言》载：“石泉县银杏坝、云雾山、银洞山等处被屠杀的共二百多人。汉阴龙王沟、火镰砭、双河口、油坊坎等处被屠杀一百五十多人。宁陕县东区太山庙、胭脂坝一带被屠杀二百二十多人，中区关口子一带时常有军队把农民拿去开肠破肚，以为威吓。”凡吴部所到之处，“焚烧民房，数里不息，无论老幼男女，见人就杀，即三岁小孩也不能免，农民一家几口被完全杀尽的不计其数。一、二十天的光景，农民被杀的在两千人以上。”

吴新田的残酷镇压，没有吓倒安康人民。在吴新田统治安康的7年中，反吴斗争的烈火一直没有熄灭。安康人民的反吴抗暴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吴新田的部分兵力，配合了1926年12月西安的反围城斗争和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充分显示了安康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