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民革命在安康

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在当时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斗争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应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等民主力量联合建立统一战线。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条件下，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建立统一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出席并参与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广泛传播。这场以反帝反军阀为宗旨的国民革命的风暴也开始波及安康。

一、陕南人民自决会的反军阀革命斗争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全国民众中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以张进宣为会长、吴慧畴为副会长的平利县“青年策进会”，为上海遇难工人、学生募款捐助。汉阴县高等小学堂爱国师生举行游行，他们高举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旗子，走出校门示威，贴标语，喊口号，抵制日货。

五卅运动和陕西驱吴（新田）运动之后，以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北京区委派党员来陕西做军事工作，并发展党的组织。10月，首先在团组织建立较早的关中地区建立了中共西安特支，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初，又在中共西安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西安地委。陕西地区党组织建立后，担负起了领导陕西地区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重担。

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旅外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纷纷回陕，党的骨干力量云集西安，出现了有利于党、团组织活动和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作为陕西党团临时最高指导机关的陕西党团联合会议派出大批党团员，对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和国民军第二、三军，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对陕西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旅居西安的陕南各界人士，纷纷谴责盘踞在陕南吴新田的暴行，请求国民军尽快发兵，解救正在受苦受难的两三百万陕南民众。1927年2月2日，以汉中、兴安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员为骨干的陕南人民自决会成立了。主要发起人是中共党员、国民党的西安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宣传主任黎光霁（又名琴南，宁强人），中共党员、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宣传员尹鉴如（汉阴人）和国民党陕西党部候补执行委员、秘书（后任组织部长）熊文涛三人。尹鉴如，原名能衡， 1926年底从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离校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冯玉祥率军东征，尹随黎光霁、谢葆珍（杨虎城夫人）等出关，在北伐前敌慰劳宣传团工作。陕南人民自决会成立大会在西安乐育中学召开，陕南旅省同乡约百余人出席，大会宣布成立“陕南人民自决会”，黎光霁等23人正式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通过了“组织宣传队随南下国军（国民军联军）”，赴汉中（道）各县宣传民众，使之觉悟，主动驱吴，以缩短战争等决议案。

陕南人民自决会成立后，不时派代表到皇城（即新城，今省政府所在地）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向冯玉祥总司令请愿，并痛哭流涕地要求从速派兵解救陕南人民。陕南人民自决会每日组织宣传队分赴各地做宣传，并高举各种标语旗帜游行示威，兴、汉两府，约有四百余人，甚为壮观激烈。

陕南人民自决会创办的会刊《自决》，第14期发表《吴新田统治陕南时的苛捐杂税》一文，历数吴新田用“苛捐”、“苛税”、“粮秣”、“支夫”、“支应”对陕南人民施行残酷压榨的种种手段。4月2日《陕西国民日报》发表的该会《为吴新田屠杀农民宣言》，揭露了吴新田屠杀陕南农民两千人以上的血淋淋残酷罪行。《宣言》指出：西乡县东区三高川死一百五十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木竹坝一带死伤更多。北区子午、洋河等处死两百多人，全县被屠杀的在六百人以上。石泉县银杏坝、云雾山、银洞山等处被屠杀的共两百多人。汉阴县龙王沟、火镰砭、双河口、油坊坎等处被屠杀的一百五十多人。宁陕县东区泰山庙、胭脂坝一带被屠杀二百三十多人，中区关口子一带时常有军队把农民拿去开膛破肚，以为威吓。洋县金水河、西（湑）水河一带被屠杀五百多人。白河、旬阳两县被屠杀的人数算是最少，见人就杀，即三岁小孩也不能免，农民一家几口被完全杀尽的不计其数。一、二十天的光景，农民被杀的在两千人以上。现在还正竭力剿洗余党，大杀特杀不已，除远逃的而外无一幸免，老百姓是没有活的路了。

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新法规在安康的实施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成立。这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式的陕西省军政府。实行的是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联军三位一体的合作领导体制。一大批安康籍进步青年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他们当中有原在西安读书、执教的知识分子，有从外省学成归来的学子，还有翻过秦岭到西安寻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当时的国民军联军军官学校、西北军官学校（又叫国民军政治学校）是培养革命军政人员的学校。安康县的庞齐、平利县的张惠民、宁陕县的袁血卒等，投笔从戎，纷纷投身到这两所革命熔炉。

退踞陕南的吴新田，得知国民军联军将派大军南下后，于2月初派代表到西安商谈接受改编。2月26日，吴在南郑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第十六路总司令职，表示接受三民主义，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政治部兼代部长刘伯坚（中共党员）亲自派驻陕总政治部科员谢楚青（中共党员）等去南郑成立十六路军政治处。谢楚青，又名循通，白河县人，早年毕业于省立第三中学。1925年在西安平民工厂习艺，由王授金介绍加入国民党，两个月后由魏野畴、吕佑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驻陕总部政治部工作前，曾在政治部开办的政治训练班受过短期训练。由于吴新田阳奉阴违，从中作梗，直到6月才允许成立政治处，委谢为宣传科长。在这期间，冯玉祥曾委任国民党左派人士陈雨皋（石泉县人）为吴部第二旅政治处主任。

吴新田部接受改编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在安康推行的新法令、政令开始实施。

一是任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县级行政长官。1927年3月26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委任：郑百愚为紫阳县县长、康耀三为安康县长、徐永科为旬阳县长、王晓峰为汉阴县长、刘同伦为宁陕县长。由于吴新田的阻挠，这些新县长大多未能上任。二是筹备设立国民党安康、汉阴、白河等县党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在陕西的组织，是由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重新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安康县党部筹备处设立于1926年，它是与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取得联系后设立的。1927年4月，驻陕总部派进步青年刘季高回县宣传国民革命，筹备设立国民党汉阴县党部。7月，国民党白河县党部筹备处创办的《白河周刊》第1期出版。大革命失败后，这三处党部筹备工作停顿。三是农民协会在少数县开始起步。陕西省是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关中的绝大部分县、陕北相当一部分县及陕南的少数县，建立了县农民协会组织。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动农民群众的组织。在安康，最早是从宁陕县开展的。1927年4月8日《陕西国民日报》报道，宁陕县已经组织了县以下“数处农民协会”。6月8日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记载，岚皋县也组织了县以下的农民协会。从省会归来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张三谋，回乡后刚刚组织起来的汉阴县农民协会，即被吴新田势力所扼杀。四是各县分批设立司法公署，建立独立审判、陪审员制度。新的审判制度，推倒了沿袭千年的封建审判制度，使县级审判制度产生了属于武汉国民政府的新的审判制度。驻陕总部颁发的《县司法公署组织大纲》规定：“县司法公署关于审判事务由审判官完全负责，县长不得干涉。”县司法公署依照国民政府司法改造议决案采用陪审制办法设陪审员。五是提倡发展经济。联军总部和驻陕总部在统一全省财政、筹措军费的同时，通过召开陕甘建设会议制订出陕西的建设规划。在安康设较小的无线电台（以能彼此互相联络为主），推广各县平民工厂，准备兴办兴安石棉，凡私有柴山限三年内一律造成新林，提倡发展蚕丝等。1927年4月，冯玉祥为调查石棉产销情况，亲自发出《国民军联军总部训令》：令平利、镇坪县长查该县产石棉，为陕西特品。现在有无开采之人，并用何法开采，每年产量若干，价值若干，如何运售，均应详细调查，据实呈报。仰即遵照勿延。但因财政拮据，民力维艰，不久国共合作破裂。这些良好的愿望都化为乌有。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反共，令其代理人在陕“清共”。7月反动的陕西省政府和国民党省党部成立，革命的国民党陕西党部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结束。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陕西失败，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完全转入地下斗争。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传播，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

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空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

但是，这场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革命阵营内部掌握相当大的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的深入发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营垒。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年幼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正如毛泽东在1939年10月4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指出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大革命的失败表明，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