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安康的传播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以忍受，开始认识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帝国主义压迫的彻骨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探索中国的前途。他们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开来。

一、马克思主义在安康的早期传播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

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传入安康的是旅日留学生。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安康籍知识分子有10余人。1908年，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日本创刊的《夏声》杂志，发表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流行欧洲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20世纪初，通过陕西地方报刊和旅外知识分子这两个途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安康。

张仞鸣对马克思主义在陕西和安康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仞鸣，安康县（今汉滨区）西区王彪店人，先后在安康县高等小学堂、西北大学、东京目白中学、日本明治大学读书。留学日本期间，曾一度回上海，随同于右任先生办报，反对袁世凯、段祺瑞政权，为此官方停止其学费。张于是半工（教书）半读完成学业，毕业于明治大学。他精通日文，当过《民意日报》日文翻译、编辑等工作。

由张仞鸣担任主笔，创刊于1920年7月的《鼓昕日报》连续刊登了《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等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刊登了李大钊《全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讲演词。尤其是席石生撰写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称赞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万国社会主义史上奇光异彩”，赞扬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该文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向读者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此期间，张仞鸣曾多次返回家乡向亲友传播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1927年西安解围后，国共合作的陕西临时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西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在西安城内开始办公，张仞鸣担任总部秘书处秘书、科长。以后，张长期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处任职。1955年，增补为安康县首届政协委员。

对安康旅外知识分子影响大的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李大钊、王光祈等于1919年7月正式成立的“少年中国社”以及陕西进步青年组织的共进社。安康县的雷宝华是少年中国北京总会会员。雷宝华（1893—1981），字孝实。191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系。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时，他曾同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陈愚生等北京部分会员在“岳云别墅”合影。《纪念李大钊》图片集收录了曾出席过1921年6月17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轩“少年中国会”北京总会召开的一次谈话会的照片。参加这次会的有邓仲澥（即邓中夏）、黄日葵、刘养初（即刘仁静）、杨钟健（陕西华县人）等。1921年8月，平利县的廖乾五在武汉加入了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恰逢平利老乡、私立北京民国大学学生严銮坡回乡路过汉口，廖乾五将自己读过的《资本论》、《马克思学说》、《社会发展史》等书籍，送给严阅读。他殷切希望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家乡传播。

共进社成立于1922年10月，它是旅京陕西青年的政治性社团。其领导人大多数是受到五四运动锻炼和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共进》杂志和共进社，紧密结合陕西实际，有力地支持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哺育和锻炼了大批青年。共进社成员最多时发展到600人以上，是五四后期兴起的最大社团之一。安康籍共进社成员已有4人。他们是北京大学黄平（安康县人），燕京大学易厚庵（石泉县人），北京医科大学于振瀛（镇坪县人），上海大学张字六（旬阳县人）。他们当时都是在校学生，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教育。

石泉县的陈雨皋（1901—1978），原名传霖，1924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他读过《共产主义ABC》等许多政治书刊。曾将中共中央公开出版的《向导》周刊寄回家乡。他1925年的日记写道：“一月二十六日，正月初三，……寄石泉励群社向导报一卷。”这则日记确凿地说明：五四运动以后，旅外进步知识分子已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传入了封闭的安康山区。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前后，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流派也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是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汉阴县陈兆枢曾一度沉迷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后来，他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成为一个人民教育家。1922年，他从北大快毕业时，对世界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自己的老师——鲁迅先生有了较多的交往。同年5月，他曾随同鲁迅，与盲人世界语工作者爱罗先珂等合影留念。1923年陈兆枢、陈空三、冯省三等几位北大毕业学生合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为发起人和董事之一。1925年3月，鲁迅在该校讲授过中国小说史。鲁迅日记除1922年缺手稿外，1923、1924年日记有12处记载与陈兆枢（声树）交往的事略。

鲁迅培养青年不辞劳苦，诲人不倦，感人至深。1924年10月10日，他复函陈兆枢后，是夜才译完《苦闷的象征》。安康的一群旅外学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革命先哲的培养下，才茁壮成长起来。

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无比尊崇李大钊同志。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壮烈牺牲。1933年4月23日，中共地下党组织以“河北革命互济会”的名义，在北京发起举行李大钊牺牲6周年的公葬。在京的一批安康籍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当烈士灵柩经过西四牌楼时，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捕去20人。其中有19岁的北大附中学生、共青团员沈继芳（汉阴县人），次日的《世界日报》刊登了沈继芳等遇捕的消息。

二、“铁军”著名将领廖乾五的革命生涯

马克思主义传入安康虽然较晚，但一些在外地的安康志士较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并积极投入革命实践，为大革命的胜利和后来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平利县的廖乾五。

廖乾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北伐战争时期“铁军”著名将领，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他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历任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建国军大元帅铁甲车队党代表兼卫士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后任第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为南昌起义的筹划，作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9月在中共湖南省军委工作时被捕牺牲。

廖乾五，原名正元，又名华龙，号乾五，乳名博儿，曾化名为刘省三。1886年2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平利县龙门乡一个穷苦的知识分子家庭。

廖乾五幼年时入私塾，稍长，从大哥读书，练拳习武。在二哥的资助下，1911年毕业于北京京师农业学堂，留在北京农业试验场工作。他虽身在异乡，却时刻关心贫穷落后的家乡，从千里之外的京城，寄回早稻和玉米良种，嘱咐家人分赠邻里。

1916年，陕西督军陈树藩主陕，邀廖乾五回陕西任实业厅长，待廖乾五回陕后，实业厅长职已为他人充任。廖乾五攻读农业，本有“实业救国”的愿望，见此愿无法实现，便谢绝了改任某县知县的聘任，离开西安回到汉口。

多年的颠沛流离，廖乾五广泛接触了劳苦大众，体会到了社会的弊端和不平，又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和思索，在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1921年8月，他经共产党人包惠僧、李汉俊介绍，同施洋等人参加了武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接受其学说，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次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廖乾五在武汉加入了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宣布成立总工会，廖乾五同项英、陈潭秋、施洋、许白昊、李之龙等共产党员领导了江汉口岸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二七惨案”中，廖乾五同项英等脱险后，参与建立工会秘密联络处，做遇难被捕工人的善后工作。12月30日，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筹备处成立，廖乾五任副主任。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廖乾五、李立三以汉口特别区选派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闭幕后，廖乾五回到汉口，积极协助林伯渠建立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并代理宣传部工作。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武汉地委，设立汉口、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中共中央直接指导。改选后的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为包惠僧，委员有廖乾五等，成为武汉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和开展国民革命的主要成员之一。

5月13日，设在汉口德润里23号的汉口地委机关遭敌破坏，中央决定项英留在上海负责全国工人运动，派廖乾五、包惠僧到广州参加军事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形式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1924年5月，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这时，来到广东不久的廖乾五、包惠僧经过二七惨案的沉痛教训，逐渐认识到，要消灭反动军阀，必须要有一支革命武装。8月下旬，孙中山创建“大本营航空局铁甲车队”，这是一支国共合作的革命武装。孙中山大本营任命国民党员卢振柳任队长，中共组织选派廖乾五任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兼任政治教官，军事顾问是苏联红军军官罗嘉觉夫。铁甲车队名义在大元帅府的编制内，实际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具有很大的独立性。部队的主要活动，都由廖乾五、徐成章向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汇报请示。铁甲车队改组初期，只有廖乾五等数名共产党员，随着铁甲车队的发展，廖乾五等又先后吸收了见习官周士第，排长莫奇标、高超、李海涛，班长周子昆，队员魏鉴贤等入党，形成了20多人的共产党员核心，这就保证了共产党员是铁甲车队的骨干力量，将枪杆子牢牢抓在了共产党手中。铁甲车队，在廖乾五、徐成章领导下，把政治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成为区别于其他部队的一个特征。

铁甲车队改组不久，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农委负责人彭湃请求开赴广宁县支援农民减租运动。经中共广东区委和大元帅府批准，于12月8日廖乾五、徐成章率80余名官兵开赴广宁县。广宁县在彭湃和周其鉴（中共党员）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广宁支部和县农会。廖乾五等率队在广宁支援农运70余天，将全县反动武装一举荡平，为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2月19日，廖乾五等率队返回广州。广州各界于当月23日召开数万人的大会，为铁甲车队庆功祝捷。在广宁支援农民运动期间，廖乾五和彭湃把缴获的千余武器及弹药用于武装农民自卫军，并派干部帮助训练农民自卫军。在中国共产党内，他俩是“武装农民”这一重要主张比较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发动了省港大罢工，广州10万工农兵走上街头，举行反英大示威。廖乾五、徐成章率铁甲车队参加了这次游行。9月中旬，廖乾五同周士第率铁甲车队一部驻防深圳，协同政府军在石龙车站解除国民党右派郑润琦之一部武装。11月4日。港英当局出动飞机、军舰进犯沙鱼涌，廖乾五、周士第指挥本队英勇抗击后，率部突围。在这次战斗中，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以不足百人的兵力，英勇抗击了港英当局飞机、军舰支援下的千余名匪徒进攻。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毙匪徒200余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我党早期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多方努力，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任命刚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廖乾五升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上校级）。对部队进行常识教育，把政治工作做到民众中去，是廖乾五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色。南征战斗中，由于廖乾五领导的政治工作在联系民众、鼓舞士气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南征主力师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和友军一起，经过短短两个月战斗，邓本殷军便土崩瓦解，一败涂地，邓乘船逃往国外。至此，广东南部获得解放，全省统一，南征取得完全胜利。

1926年7月，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中正式开始。所谓“铁军”，是指参加北伐的第十、第十二师和独立团。7月10日，独立团攻占湘东重镇醴陵，各界群众举行欢迎大会，廖乾五等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各界团体推举廖乾五任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即县长）。廖乾五在师团军会议作战前动员时说：攻下平江，为北伐战争统一祖国立功，即使受伤残废了，牺牲了，垂光祖国，也是光荣的。简短的几句话，给到会军官以极大的鼓舞。此役，不到10小时，攻占了平江城，俘敌1000余名，缴获大炮11门，各种枪支1000余支。

在北伐战争时，军队的政治部主任是没有指挥部队作战的权利的。但是，廖乾五由于过去久居楚地，熟悉当地地理环境，善于谋略。为了“以求达到农民和工人之利益”，他主动参与筹划和指挥了第四军在两湖的重要战斗。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的胜利为北伐军清扫了通往武汉的道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两湖工农运动。

9月中旬，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由廖乾五代理。攻克武昌前夕，廖乾五以全部精力投入攻城的各项准备工作。10月8日夜，廖乾五派军政治部宣传队员数人爬墙进入城内，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动员敌军投降并宣传安抚城内群众。10月10日凌晨2时许，陈可钰、廖乾五督促第四军，会同第八军猛攻武昌城，次日8时武昌城克复。第四军尤其是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之所以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重视四军的政治工作和廖乾五在四军出色的政治工作有很大关系。国共两党和苏联军事顾问，对廖乾五的政治工作成绩给于很高的评价。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得知武昌克复后，他赞扬说：“这许多政治部，以第四军政治部成绩最好。”

在北伐战争中，以廖乾五任政治部主任的第四军打得最好，被誉为“铁军”。廖乾五以其政治工作的卓越成绩，“铁军”政治部主任名扬全军，受到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的高度评价。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激起廖乾五的极大愤慨。4月15日，廖乾五、张发奎等主持召开国民党第四军各级党部执监委员会议，一致决议“本军全体同志，誓为前锋”，讨伐叛党军人蒋介石。同日，第四军军部特别党部、政治部分别发出《通电》、《宣言》，历数蒋介石从策动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年多之罪恶，要求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即将蒋介石停职查办，并永远开除党籍”。并呼吁全国民众“一致声讨帝国主义最新式最得力之工具蒋介石，以挽救革命危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4月18日，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廖乾五同第四军一起参加了第二次北伐。6月20日前后，廖乾五在汉口向中共中央军人部（即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汇报工作后，继续抓紧四军政治训练工作。7月中旬，周恩来在武昌召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部署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发奎）反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考虑到廖乾五年纪较大，身体不好，准备留下另行安排工作，廖乾五一再表示“坚决要去”。于是周恩来批准了廖乾五前去南昌、九江的请求。7月22日晚，廖乾五与恽代英登上四军军部从武汉开往九江的小轮船。两位亲密战友在此重逢，心情异常悲愤。他说：“我们辛苦经营的武汉现在完了，真叫人痛心！”午夜时分，小轮船起航，他们踏上了新的征途。

1927年7月23日下午，廖乾五和恽代英到达九江后，受到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的欢迎。廖乾五和恽代英住在九江甘棠湖烟水亭第四军军部。7月24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起义。同日，在有叶剑英、叶挺、贺龙、廖乾五、高语罕五人参加的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叶剑英将他在庐山上听到的汪精卫、张发奎密谋要调贺军长、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大家。经过短时间的磋商，认定这是汪、张扣押贺、叶，罢其兵权的阴谋，做出了贺、叶不上庐山，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到德安集中的命令，以及贺、叶部队立即开往南昌的三项决定。甘棠湖上的这次秘密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挫败了汪精卫的阴谋，为发动南昌起义作出了重要的工作。

7月31日凌晨，廖乾五到达南昌已是午夜，立即赶往设在百花洲心远中学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指挥部，协助师长叶挺指挥部队行动。8月1日凌晨2时许，起义时刻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起义成功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宣布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廖乾五被任命为革命委员宣传委员会委员及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先后离开南昌，准备南下广东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9月初，起义军到瑞金。廖乾五和周逸群在瑞金锦江边一所小学里介绍二十军军长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贺龙入党后编入有廖乾五等5人参加的中共特别小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的二十军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前委决定，任命廖乾五兼任二十军政治部主任。9月2日，贺龙和廖乾五率二十军为前锋，由瑞金向定州进军。9月18日，起义军进抵广东大埔，敌军1.5万余众对起义军进行阻击。贺龙、廖乾五等率部与敌展开激战，5000多名起义军伤亡过半。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10月3日下午2时左右，周恩来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宣布今后要打红旗，分田地，继续战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会议决定起义部队立即撤向海陆丰，非武装人员分赴香港或上海，还宣布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廖乾五等立即离开部队，由香港绕道上海，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的决定。

1927年10月下旬，廖乾五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小组组长。1928年春，中共中央派廖乾五到北方工作。他到北京后，立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被迫一日数迁，无法开展活动，他只得返回上海，到中央军委工作。1929年，中共中央又派廖乾五到中共湖南省委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廖乾五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对敌军的兵运工作。不久，他不幸被国民党湖南当局秘密逮捕，作为“要犯”羁押入狱。

廖乾五投身革命多年，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忧国而忘家，早已把个人生死利害置之度外。被捕后，任凭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横眉冷对，沉静坦然，绝口不谈党和军队的任何机密。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惧于廖乾五在军界和民众中崇高的威望和影响，不敢公开审讯，遂下令将他于1930年9月3日在长沙市郊秘密杀害。廖乾五牺牲时，年44岁。他没有子女，没有留下遗物，也没有留下遗言。他自1921年起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1927年春，他在筹备“铁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的启事中写道：“革命的流血本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因为没有流血的牺牲便换不到革命胜利的代价，我们后死者对于这个看得十分明白。”他的这段赤诚而豪迈的肺腑之言，可算作烈士的不朽遗言。

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廖乾五永垂不朽！安康党和人民永远崇敬和缅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