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在欧洲：17世纪至今的概况

◎Béatrice Knerr

一、导论

进入21世纪，中国海外移民已遍布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移民群体过去主要从事餐饮、小额贸易以及皮革和纺织品生产等行业，如今他们的职业活动已经延伸到了私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高技术领域。此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在欧洲的著名高校里攻读学位，或者在各类研究机构里从事科研工作，为知识创新做出了贡献。国际移民历史的发展为中国海外移民如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也影响着他们今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中国移民的历史，就无法对他们的潜力和与他们自身以及后代、移民接受国和来源国相关联的利益做出正确的评估。在中国，政策制定者和民营公司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华人华侨，尤其是高层次海归人士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和经济、文化发展机会。

20世纪之前，从中国移居到世界各个地区的移民，其主要动机是摆脱国内的贫困。而对20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中国至欧洲的迁移的分析则表明，现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尽管如此，不同历史阶段的迁移都倾向于“链式移民”，包括从中国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迁移。

从中国到欧洲的移民有几次较大的浪潮，每一次移民潮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可通过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加以区分。本文提供中国移民至欧洲的历史概述。笔者主要把它分成以下几个比较显著的历史性阶段：17世纪移民的开始到20世纪中叶全球政治变革时期（第二部分）;20世纪晚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第三部分）;21世纪早期中国快速扩张和结构调整时期是该文的主要部分，聚焦于移民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分配、他们的个人特征、移民身份和职业（第四部分）。最后一部分特别关注了海归人员如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通过历史分析，我们试图预测中国移民未来的发展趋势。该调研基于大量的文献搜索和各种二手统计数据的利用。

二、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

最初前往欧洲的中国移民在17世纪到达欧洲。自16世纪开始，中国南方的澳门由葡萄牙统治管理。在那个时候，中国海外移民大多是通过澳门进入欧洲的。他们最初的移民动机是为了摆脱贫困，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尽管在某些阶段和对某些群体来说，政治和社会动机占主导地位。从传统上来看，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大部分来自湖北、广东、浙江和福建等省份。不同的移民群体根据他们的地方传统有着不同的谋生方式。

大规模的中国到欧洲的移民可以追溯到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时期，当时中国清朝政府被迫对西方国家打开大门，开放其经济和市场。中国劳工通过苦力贸易体系被派到欧洲各国。许多非技术工人作为海员和水手被雇佣前往北欧的沿海地区，其中许多人最终定居在那里，特别是在英国、荷兰和德国。清朝光绪年间（1875到1908年），大批来自湖北和浙江的移民开始在意大利定居。第一批移民主要靠贩卖纸花为生，第二批则专卖用青田石雕刻而成的雕像等手工艺品。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中国移民在此期间主要流向东南亚定居。1850到1950年间，大批中国工人，尤其是来自沿海省份的男性农民，离开祖国去那里寻找就业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20世纪初，约有2000名来自浙江青田的中国劳工被送往欧洲。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留在了欧洲定居，大约有一半在法国。当时，体力劳动者占欧洲中国移民的大多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第二轮大规模的从中国到欧洲的“链式移民”开始，特别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其中浙江省的温州和青田是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大多数的新移民选择在服务行业谋生，如开中餐馆、杂货店和洗衣店等。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饱受战争蹂躏，中国海外移民运动也停顿下来，许多人离开了欧洲大陆。

从20世纪5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迁移到工业发达的地区，主要是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人的离开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因为当时他们所在的国家和周边国家处于战争、暴力和动荡不安之中。20世纪70年代之前，缘于西方国家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大多数的移民是非技术工人。尽管如此，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年之内，由于严格的国际旅行控制和禁止出境，从国内移出的人相对较少。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那段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迁移到英国，不过他们主要来自英国统治的香港地区。“他们大部分都开了中餐馆，后来是外卖店。”之后有一波华人作为印度支那战争的难民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迁移到欧洲，他们主要的目标国是法国，因为法国曾为印度支那国家的前殖民国。

三、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移民迁往欧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主要是由于中国70年代末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其结果是，劳动力迁移变得更加灵活，通过教育和职业经验累积带来的人力资本升级受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此外，中国法律和政策对海外移民的限制也有所放松，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年轻人去西方国家留学和研究。同时，我国在1980年允许中国公民移居国外，这一决定导致中国人移民欧洲的需求急剧扩张，其中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成为最受浙江海外移民欢迎的目的地。从1980年到2000年，在欧洲的华侨数量成倍增加，约从62.2万增长到了145万。新移民潮的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总计有22万。同一时期，中国移民呈现出多类别和多技能化，这跟全球化和技术先进的世界经济的要求是相符合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到欧洲的移民主要来源于浙江、福建等省，这一事实在规模、地理分布、经济活动、语言和文化方面大大地改变了许多欧洲华人社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移民活动有以下一些特征：中国移民的来源地更加广泛；到南欧和中欧国家的移民迅速增加；新移民渠道的重要性增加，尤其是留学移民；最后是不同形式的非法移民的增加。在此期间，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日益增加，其原因是，这一地区许多国有企业和矿山倒闭导致大批工人下岗，这一地区也被称为“生锈地带”。

与此同时，由国家公派系统支持的留学移民渐成趋势。从1985年开始，自费留学生数量也同步快速增加。1992年，中国政府进一步确立了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表示，中国政府要实施“支持出国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德国成为中国学生和科技专业人士一个新的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海外华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四大领域：餐饮业、生产和贸易（主要是皮革和纺织品）、90年代末以来兴起的高科技行业以及服务业（旅行社、法律和税务咨询）。

四、21世纪早期

国际移民组织（IOM）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约有4000万海外中国移民分布于130个国家。他们大多生活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表1）。

从2000年起，中国向欧洲移民的进程继续加速，并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平。仅2000至2007年间，中国移民总数就从145万上升至215万，大约占世界各地海外华人总数的5%。这个比例虽然不算高，但是这些移民流的动态提供了一个新的对比视角：几乎80%的欧洲华人群体为“新移民”（指的是1980年后的移民），而新移民在亚洲的比例只有11%，全球平均是22.7%。

从中国到欧洲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是由几方面的原因推动的：首先，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化进程，商品、资本和知识的交流得到强化；其次，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数千万的工人下岗，东北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再次，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快速增长，使得中产阶级有能力送他们的子女出国留学；第四，广泛的跨国移民网络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移民成本，从而简化了移民运动；第五，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东欧的国家（如匈牙利），对移民法规有所放宽；最后，非法移民渠道也被建立起来。

在欧洲的中国移民群体结构值得特别关注。首先，高素质移民数量急剧增加，尤其是留学生迁移（包括学术交流）。虽然美国对大多数科技专业人士来说仍然是最主要的迁移目的地，但是它对人力资本市场的占有份额自21世纪早期以来已开始逐步降低，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流向欧盟国家。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欧盟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加强；中国政府意欲引进和投资包含在人力资本中的技术知识；中国普通百姓的财富迅速增加（尤其是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他们普遍渴望通过让子女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来提升子女的技能和就业水平。在欧洲实现这些愿望的基础是“中国与欧洲在科学、技术、教育水平、科研和市场环境方面的差距（较大）”，这些差距在21世纪早期仍普遍存在。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移民新渠道的扩展，不同形式的非法移民兴起。

中国海外移民在欧洲主要和传统的聚居社区位于英国，然后是法国和荷兰（表2）。目前大约有25万华侨华人生活在英国，构成了欧洲最大的华人社群。他们主要在伦敦的唐人街、伯明翰的中国区、曼彻斯特的唐人街和利物浦的唐人街，后者据说是欧洲最古老的华人社区。另外，欧洲的大都市，如伦敦、巴黎和马德里，见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数量的大幅增长。

在法国的华侨华人为20万左右，他们大多集聚在法国的中国社区。在法国的华侨华人有一半居住在巴黎，那里有三个主要的唐人街区：巴黎13区（the 13th Arrondissement of Paris）、贝尔维尔区（Belleville area）和寺庙及Meriers艺术区（the Temple and Arts-et-Meriers area）。近年来，居住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数量迅速增长，从2008年的大约7万增加到2011年的33万。在意大利最重要的华人社区是位于米兰的唐人街，那里有13500名常住中国移民；其他重要社区在罗马和普拉托。。

然而，当我们考虑中国移民潮的时候会在眼前浮现一幅不同的画面，它恰恰与中国移民的存量相反。21世纪初以来，对中国海外移民来说，欧洲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不再是英国，而是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是中国移民密集前往的国家，其中西班牙开放和宽松的移民政策和经济政策是吸引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原因。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在西班牙的15万中国侨民一直都很容易进行“链式移民”。不过英国的曼彻斯特和伦敦亦吸纳了相当数量的中国移民，其方式也类似。但是需要看到一个趋势：近年来，中国海外移民数量的增长速度由于欧盟内部的经济环境的恶化和移居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机会的缺乏而有所减缓。欧洲于200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到欧洲的移民模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迁移到南欧国家（主要指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移民数量明显减缓，德国则由于其稳定的经济环境而经历了移民数量的增加。

总的来说，荷兰以华人占总人口0.82%的份额拥有最高比例的中国移民，之后是奥地利（0.51%）和英国（0.42%）（表3）。除去一些例外，一般情况下，中国移民占所在客居国总人口的比例和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相关统计数据还反映了留学移民数量的上升：2013年欧盟批准给中国人的居留许可中有60%是针对接受教育的，而只有21%针对家庭团聚以及14%针对就业人员。2013年，英国授予了中国人最多的居留许可（44%），然后是意大利（12%）、法国（10%）和德国（8%）（表4）。欧盟其他的24个成员国一共只颁发了其中四分之一的针对中国人的欧盟居留许可。

移民接受国颁发不同类型的居留许可的基础是有明显差异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把46%和至少50%的居留许可颁给了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而这个比例在英国只有5%，在德国更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留学教育为目的的居留许可在各国的颁布情况。在英国，87%的居留许可被授予来接受教育的移民，在法国和德国分别高达64%和58%，但在意大利这个比例不足四分之一。在欧盟所有主要的移民国家中，以就业为目的的居留许可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而在意大利这个比例是28%（这种类型的居留许可是最常见的），在德国是20%，在西班牙是14%，但在英国只有2%左右。

从表4可以看到，欧洲（欧盟）发达国家给予中国留学生的居留许可在所有居留许可类型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并且在不断增长中），这一事实令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它对未来中欧关系的影响方面。

如表5所示，英国以占总量53.6%的比例显示其是中国留学生最喜爱的留学目的地，尽管英国于2016年7月通过全民公投脱离了欧盟。其次是法国（16.5%）和德国（12.7%）。但是与此相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非欧盟国家，吸引中国学生的比例还不到5%，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小于1%。

尽管如此，欧洲作为留学目的地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其重要性远不如美国，这与美国的国家地位、科技水平、多元文化的社会形态、英语作为母语以及中国年轻人的留学传统等因素相关。如2013年共有225474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而同一年在欧洲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只有其一半（132011名），且大部分都集中在欧盟的发达国家。

关于中国移民选择留在客居国时间长短的问题，语言障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目前，中文在欧洲仍是一门相当罕用的语言。在任何一个欧盟国家能说中文的人都不超过1%，大多数的人只把中文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而不是作为主要交流语（表6）或工作语言。然而，在大多数的欧盟国家里，年轻一代比老一辈更常掌握中文知识，学习中文的人数近年不断提升。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欧洲的年轻人预料到未来对中文的需求会提高，因为学习或保留某一门语言的常见动机是人们预见到它将来的实用性。

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在所有的欧盟国家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均6%的受访者提到，中文对他们的个人发展来说将是一门重要的需要学习的外语。持该观点的受访者比例在各个国家之间有所差异，并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国所拥有的中国移民人口数量相关联。比如在西班牙这个比例是13%，在英国是11%，在爱尔兰是9%，在法国是8%，在意大利和荷兰分别是8%和7%。欧盟其余国家则显示低于平均比例。然而，在所有的欧洲国家，该比例比起2005年的调研结果则呈上升趋势。有趣的是，当受访者被问及哪一种语言（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的学习对自己孩子的未来最重要时，平均14%的人回答是“中文”，不过国家之间的差异很大，如在法国是28%，在西班牙是24%，在英国是23%，在爱尔兰是20%，在瑞典是19%，在荷兰和意大利分别是16%和12%。

五、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海归人士

在对人才的国际竞争时代，华侨华人是一股支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随着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移民返迁对生活在国外的个体及其来源国已日益成为有利的事情。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特别重视海归人士可能对中国发展发挥的作用及中国政府涉及侨民的政策。目前，针对从欧洲回国的海归人士，国际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的研究。

作为吸引具有高素质、高潜力的人才回国的一种手段，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引智计划和人才计划，如：国家和各省市的千人计划（2008年），这类计划吸引了3300多名海外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青年千人计划（2010年）；外国专家千人计划（2011年）；特殊人才开发区（2011年）和万人计划（2012年）；等等。2012年，在省和直辖市层面有将近2700份的本地人才计划去落实这些人才引进方案，允许招聘超过两万名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此外，在2012年，约有272900名留学生回到中国，这个数字比2011年增长了46.6%。

这些人才引进政策把海归人士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上，无疑是成功的，这使他们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显著的贡献，尤其是在教育、科学、文化和健康卫生领域。海归人员往往担任着中国核心科技领域的领导职务。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大学78%的校长职位、63%的直接由教育部管理的博士生导师以及72%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领导由海归人员担任。与此类似，81%的中国科学院毕业生、54%的中国工程院毕业生以及大部分的医学院和三甲医院的领导都有海外留学经历。此外，37%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获得者都是海归人士。

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早就意识到海归群体能带来的前景并制订了相关计划来吸引海归人士，例如各类“海创园”正在推动海归人员建立科技开发项目。另外，海归人士享有许多特殊优惠，比如政府简化了他们在国内创业的申报程序，他们可以免除高新技术领域的营业税，拥有获得科研经费以及进口供个人使用的免税商品的资格。在21世纪早期，上海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但却占了1980年到2000年派出国的25%的留学生，并接受了16.5%的海归人员。

自20世纪90年代起，海归人员已经在中国创办了众多的高科技企业，而且“新一代海归在中国的新创业运动之后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驱动力”。除了提高技术、媒体和其他现代化行业的功效之外，由海归创立的企业也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振兴。由于他们的国际关系和经验，海归创业者起到了连接到国际市场的桥梁作用。

自20世纪初以来，海归人员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各级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从而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鉴于国家面临着广泛的经济和技术挑战，雇佣具有国际经验和学术装备的高技术专家将对国家的进步至关重要。由于国际上大多数的高层次跨国企业目前都在中国运营，对那些具有良好的管理技能和跨国网络渠道的专业人士的需求迅速增长。已经毕业和/或在国外大公司工作过的中国高素质移民正在填补这些跨国企业里的许多高层管理的职位空缺。那些已聘请了海归作为高管的公司名单里包括谷歌、微软（中国）、瑞银（UBS）、阿尔卡特、新闻集团、西门子、惠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英国石油公司和通用汽车。

关于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大学毕业后的归国率目前尚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除了对国内人才市场和就业条件的预期之外，留学生回国似乎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其移居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决定的，也受到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伊雷达尔（Iredale）和郭飞（音译，Fei Guo）在2000年前后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公派的中国留学毕业生中，从德国高校毕业后的回国率是50%，从英国和法国回去的分别是62.5%和63.6%；与此相反的是，从美国回去的只有18.8%。自费留学生毕业之后的返回率预计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公派留学生毕业后有回国服务的义务；从总体来看，中国留学生的平均返回率为33.3%，其中国家资助的留学毕业生返回率是83%，机构资助的返回率是56.5%，而自费留学生的返回率只有3.9%。另一个2015年关于在德中国学生的调查发现，只有8%的受访者决定毕业后留在德国，另外3%的人原先计划留在德国但后来又改变了想法，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

六、展望

上述研究发现，欧洲的中国移民在21世纪初期就表现出了新的、强劲的发展趋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移民动机上和生存方式上，这对华人华侨以及欧洲、中国的未来有重要的启示。在欧洲发达国家攻读各种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不断上升，他们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影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那些拥有高端技能的人才来说，流动就更加容易了，对高素质人才（科研开发和创新人才）来说，往复迁移也变得越来越容易。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期待，将来会出现一种人力资本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动态交换的状态或者模式。

在特定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虽然离开祖国和故乡到国外工作获取较好的经济收入的策略是低技能移民（劳工移民）的一个历史性特征，但在21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趋势在高素质劳动力中也越来越普遍，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教师等均开始往经济回报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流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如今，不管是低技能还是高素质移民都在尝试把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带回中国，这将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发展经济带来短期和长久的利益。

此外，如果汉语在欧洲国家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常用口语（这其实已被证明是事实），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期待中国移民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和建立更多的普特南（R.Putnam）所谓的“桥接社会资本”（bridging capital）的能力所带来的积极作用，而通常来说，中国侨民社区内的“绑定社会资本”相当强大。这种作用对那些可能回到中国的移民以及中国经济也是有利的，且科学界也可能从建立的网络中获得好处。

如果研究哪些国家可以从中国和欧洲合力投资中国海外移民的人力资本中获取利益，那么第三国将进入画面。美国正对那些高学历的外国人提供诱人的机会，尤其是在学术领域。充足的传闻证据指出“三步移动”的流行度正在上升，那是指中国人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后再去一个大学学费低廉的欧洲国家深造，最后以迁移到美国、从先前投资中获取金钱收益而告终。这个趋势在加强的社会网络支持下越来越盛行。此外，那些走此路线去美国的中国移民返回中国的比例比起那些到欧洲没有继续迁移的人要低很多。由此看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更多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