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欧青田人的发展历程和商业领域探究

◎徐立望

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侨民主要来自浙江，而浙江赴欧侨民的先导者来自青田。可以说，青田的侨民是中国在欧洲的海外移民核心力量，至今仍然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让世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现在在欧洲具有主导影响力的是以青田华侨为核心的浙江华侨，而非具有几百年移民历史的广东、福建人？为什么同样在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华侨相比于其他中国地区，能迅速在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扎根，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人和广东人、福建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之路有没有较大的差异性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赴欧浙江人的先导者——青田华侨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近代华侨华人研究始于清末，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关华侨华人的著作，但主要集中在对南洋华侨的研究上，对欧洲华侨的研究很少，其中与欧洲的青田人有关的研究就更少了。已知的有陈里特的《欧洲华侨生活》，作者通过实地调查提供了欧洲各国华侨人口、职业分布、工商收入、生活消费等方面的数据。青田人是旅欧华侨的重要部分，陈里特在书中介绍了青田人赴欧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欧洲的分布情况、生活状况与操作状况。邹韬奋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旅欧游记中，多处提到了欧洲的青田华侨，其《在法的青田人》一文对旅居法国的青田人的食宿条件、业余生活、工作状况等做了较为翔实的介绍，但这篇文章文学成分较强。20世纪90年代初，陈慕榕编撰了新的《青田县志》，其中专辟有华侨篇，分为侨史、侨团、侨心、侨务四章，其中侨史部分对青田华侨的起源与发展、路线与流向、分布与职业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吴晶主编的《侨行天下——青田华侨文化研究》一书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田野作业、文献记录、口述历史三种研究方法，对青田华侨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专列一章介绍移居欧洲的青田华侨，对青田人出国的原因、集中移居欧洲的原因、移居欧洲的路线与模式进行了探究。2011年出版的《青田华侨史》，是一部全面记述青田华侨华人历史的著作，编委会运用多种材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青田华侨出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团及贡献等。全书共分八章26节，前两章介绍了青田华侨的起源和发展。

一、“很苦与闯荡”：青田华侨的集体记忆与认识强化

青田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中下游。自唐代设县以来，虽曾短暂属温州地区，但是基本隶属于丽水地区。东接温州，南连瑞安、文成，西临丽水、景宁，北靠缙云，全县总面积2493平方千米，境内丛山和丘陵连绵起伏，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耕地的缺乏、交通的不便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生存压力，但也让他们幸运地拥有丰厚的叶蜡石矿资源，享有了青田石雕的盛名。

关于青田华侨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前辈学者陈学文、周望森、陈孟林等人做了很多开拓性研究。他们注意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英文版《中国年鉴》有关青田华侨的最早记载，“早在十七、十八世纪间，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初期前往者以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制品”。但是此提法由于没有实证，只能作为一家之说。清道光年间，山口镇人也曾到过俄国的彼得堡、明斯克贩卖石雕。学界普遍认为，由于青田叶蜡石的牵引，出去漂泊的人们可以借此谋生。

青田人很早就开始发掘雕琢青田石。目前发现最早的石雕作品是1500年前六朝时的4只墓葬品小猪，现藏于浙江博物馆。青田石矿产主要分布在青田的东南部，以山口、方山最为著名，另外，还有仁庄的塘古，阜山的周村、季山、岭头等地，石矿资源也颇为丰富。这些地方也正是青田华侨聚集地。侨乡与石雕产区的重合，可以说明华侨华人与石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石雕工艺大师林福照说：“我们这里是因为当时太苦了、太苦了，这么长时间的战争，导致我们人多地少，怎么办？变。所以雕这些石头到国外去。”掌握某种独特的技艺，当能使他们离开家乡，为闯荡创造了可能。对于中国众多地区而言，如果碰到天灾人祸，人们往往外出逃荒，以乞讨或者出卖劳动力为生，一旦家乡情势稍有好转，又重新回来继续耕作，如此循环反复的生存成为一种常态。同这些地区相比，青田人却能利用自身具备的条件，长时间在外闯荡，由此积累的经验，自会使他们有别于传统的农民。

青田人更加注重的是实际利益，少了许多教条和繁文缛节的束缚。由于山区人文化水平相对不高，他们对于西方的未知世界并没有多大的排斥，仅视之为出去讨生活的地方，赚钱的机会比国内多而已，较少有文化上的排斥感。而且与平原、沿海一带的居民相比，他们往往保持血性，没有框架束缚，敢于冒险，甚至对法则或者规范毫无顾忌。而家乡极苦的惨痛记忆，使得他们很快适应外地环境，也使得他们对于苦难的忍耐力发挥极致，形成“太苦了去闯荡”“吃苦就能闯荡”的集体意识和认识强化。

青田虽然处于浙南山区，但历史上并非一个平静的地方。与浙江丽水等其他地区相比，青田有便利的水上交通，明代时，倭寇就常常沿着瓯江溯流而上，袭扰青田，史载1555年的一次倭寇进攻，就造成了2000多名士兵和民众的死亡。在这种形势下，青田不得不筑城自卫，所以就出现了“处州十县九无城，唯有青田半条城”的俚语。为了弥补人员的缺乏，从外地招募移民也就成为当时首要的选择。而在清代初年局势动荡，“三藩之乱”直接造成了浙南地区人口的大量减少。为此，清朝当地政府只得从外地招募移民垦荒，“青田自耿藩平，荒田特多。康熙四十年后，前县令郑新命招民开垦，大率皆有粮之荒田，谓之垦复”。这批新移民人数众多，在清雍正年间完成垦复后，外籍移民占了总人口的一半。根据青田地方志办公室调查的宗谱材料，唐代至清代共迁入93个姓氏，其中：唐咸通至龙纪年间5姓；五代十国6姓；北宋9姓；南宋18姓；元、明23姓；清32姓。毫无疑问，清代是迁入人口最多的时期。

另外，除了官府招募的垦荒地移民正式登入户籍之外，青田还有大量的流民棚户，这些棚户都居住在山区，“种麻者多江西人，栽菁者多福建人，砍柴者多广东人，烧炭者多仙居人，永嘉、平阳、龙泉、金华、东阳亦间有寄居者”。他们虽然没有纳入官方的户籍管理之中，流动性很大，但是仍有部分人后来定居下来，加入移民青田的大军之中。所以青田的敢闯精神，与历史上有大批外籍移民迁入应有一定的关系。

青田人历史上出国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线路是陆路，许多青田人担着小件石雕，一路叫卖，然后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走向欧洲各国；另一条线路是海路，到上海坐船到欧洲。青田人依靠石雕工艺品到了欧洲，但是很快由于供货渠道和原材料问题，陷入困境。由于石雕的供货很不稳定，青田人迅速从“石雕客”“图书客”转变成贩卖领带、睡衣、皮件等的流动商贩。

毫无疑问，这类小商品的品种比石雕有更广阔的市场，更贴近西方人的日常生活，而市场空间的扩大又能让更多的青田人进入欧洲谋生，与天门人和山东人的生存方式有较大的差异。早期的海外青田人，从贩卖石雕迅速转到贩卖小商品，较少有出卖劳力者，这与浙南地区的商业传统直接相关。浙南温州沿海一带，由于群山环抱，与浙北相差较大，少了众多儒家教条的束缚。温州在北宋时期就成为对外贸易口岸。南宋时期，青田更是重要的港口，商业气息浓郁，“主张事功，不耻言利，提倡商品经济”的永嘉学派能在这块土壤中孕育，当非偶然。青田虽是山区，但东部跟温州相连，深受温州的商业传统影响，也就兼具山区人的韧性和沿海人的灵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了几十万劳工，目前研究界虽没有准确数字，但估计在20万至30万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绝大部分华工返回中国。而应召的2000名青田人，战后大多决定定居欧洲，其中定居法国的青田人有1000多人。这些青田劳工初期在法国从事工矿业工作，后慢慢又转向贩卖小商品或者开杂货店、小餐馆等。麻卓民曾采访过一些老华侨，据他们回忆：“当时里昂车站附近的拉奇诺巷和白玉洛巷，青田人的行业已经比较多了，如开旅馆的有夏岳山，开饭店有吴耀廷、周明岩，开酒吧的有夏成仁，做批发生意的有叶秀甫，养豆芽的有吴端孝，开赌家的有林岩权等。”根据法国的统计资料，在1926年占华人总数7%的华商，5年后激增至17%，在1936年增至27%。其原因就在于来自中国青田的小贩增加了。20世纪20至30年代，青田人出国势头旺盛，在西欧约有10000人，其中法国共3000人左右，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各1000多人，比利时300多人，葡萄牙200多人。但是好景不长，随着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欧洲社会动荡不安，在欧的中国人纷纷回国，留在欧洲的青田人处境艰难，不时被当局抓去充当苦力，或者开设的小店铺被征用，甚至死于非命，青田人与欧洲人民一起经历了食品短缺、日用必需品严重不足的时期，也通过自己的坚韧，迎来了反法西斯胜利的曙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欧洲大陆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青田人的经济状况有所起色。20世纪50至70年代，西欧与中国大陆联系不多，此时赴欧华人主要来自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欧洲诸国往日的殖民地，如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支那华人难民浪潮，12万左右的华人被法国收留，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群体。这段时间旅欧的青田人在当地的经济发展受国内影响不大，主要依靠欧洲自身发展所提供的商机，其中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少量餐馆出现，而30年代发展起来的皮革业也逐渐成为青田人在法国、意大利的一大支柱产业。意大利著名侨领胡锡珍原本在意大利、法国贩卖领带、皮夹等小商品，他发现1937年法国博览会期间自己手工制作的皮革钱包受到欢迎，回到意大利与青田老乡组成了手工皮革制品工厂。青田人的皮革业在意大利逐渐得到发展，但在二战时期受到很大影响。战争结束后，欧洲经济开始景气，亦给青田人的皮革业带来了发展机会，意大利本是传统的皮革生产基地，依托这个基地，胡锡珍把产品做到了欧洲各国，并且采用委托加工的方式，带动了更多青田人参与皮革业。

虽然青田人依靠欧洲战后的繁荣，自身也获得了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仍然非常有限，并且没有与西欧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步。青田人真正的发展还是有赖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与国内经济的腾飞，而给青田人带来最大商机的是餐饮业。

二、中国餐馆的勃兴与尼克松访华

在长时间充当了手工业者或者小商贩后，青田人又在准备进入另外一种行业——餐饮业。当时在欧洲从事中餐业的主要是广东人、香港人，他们在欧洲开设的粤菜馆和中餐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能雇用的新工人几乎都是只会说粤语的香港人，而且不会说‘香港话’就没法当老板”。其他族群很少涉猎。开餐饮业相对于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无疑风险大得多，因为它需要技术人员——厨师，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但是餐饮业与青田人在西方的传统行业相比，无疑又是全新的发展机遇和重大的产业提升，使得他们进入了新的行业领域，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为以后青田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国大规模增加和流动积累了必要的管理经验，而行业的多元化对青田华侨华人能在西方站稳脚跟、抗击风险又大有益处。

青田人在欧洲开设中餐馆主要有三个策略：第一，寻找商机，完成资金的流动和经营理念的革新，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也是青田人开设中餐馆的主要目的。如青田人郑铭岩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德国不来梅开设的“上海饭店”，就是鉴于当时青田人在国外都从事传统行业如贩卖石雕等，让他觉得事业发展很难，也很难有更好的商机。第二，政治原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而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也导致在很长时间内，多数中餐馆倾向于台湾口味。而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逐渐恢复外交关系，大使馆在举办各种活动时就面临在何处就餐的实际问题，于是便鼓励侨民开餐馆，如孙明权于1975在米兰开的“长城饭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当时的意大利中国侨民普遍做皮革生意，而开餐馆需要经济条件，手续也很麻烦。孙明权讲道：“大使馆让我们开餐馆，因为当时四五家餐馆是投向台湾的。……大使说你开餐馆，国家帮忙。我说有很多困难，他说要厨师，要物资，国家帮助你搞。”第三，虽然转入餐饮业有诸多风险，但是相对于其他新的领域，餐饮业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最为适合的。这个领域不必考虑与居住国其他族群的竞争，没有多少纷争，包容性很大，这对于当时比较弱小的青田族群在初创期尽可能避免摩擦，自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中国人历来重视饮食、熟悉饮食，餐饮又比较简单上手，操控性强，青田人转行也容易得多：中国菜式内容丰富，原料材质与烹饪方法与西方饮食有极大的互补性，这样就存在先天的需求。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个时期虽然一些青田人转向餐饮业，总体上仅是惨淡经营，这与国际形势有密切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因国际上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中国和西欧各国长期隔离。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形象生动地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外交方针，努力摆脱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并积极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建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而西方国家出于对新生政权的仇视，以及意识形态的偏见，长期采取抑制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西方主流媒体也不能采取公正的视角反映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形象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或是负面，或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还是妖魔化的，这客观上造成西方民众对中国的陌生化。自然而然的，在异国生活的华侨华人也基本上处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关注之外。再加上当时青田华侨在西方社会人数很少，只能算是边缘族群。

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开始走上世界舞台，其影响力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大，至1969年止，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个。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我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也发现无论是讨论和解决国际性事务，还是开拓广阔的市场，都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存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苏联的势力迅速膨胀，美国由于卷入越南战争而国力有所削弱，其从全球战略出发需要第三种力量来抗衡苏联。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断向中国释放友好的信号。

中国也在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开展了广泛接触，终于在1972年，双方促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当时国际上最为轰动的新闻，而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用筷子吃中餐的场景也随之被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传遍全世界。西方的各大主流媒体常常有对中国的介绍和报道，“中国热”的形成顿时使得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新奇感和极大的兴趣。而当时中国与西方最重要的交流纽带之一无疑是中餐馆，中餐开始风靡西方社会。青田人夏廷元对当时的情景印象非常深刻。1970年，他在比利时的中餐馆开张，尼克松访华前生意还是比较冷清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生意一下子好了很多，所以他专门创造了一道菜，就叫“烤鸭、茅台、尼克松菜”，自然很是吸引众多西方食客的眼球。而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烹饪技法，也让他们大开眼界。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逐渐加强，中餐馆成为西方社会饮食中的一部分，餐饮业成为青田华侨在西方立足的重要经济支柱。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国内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迫切渴望了解世界，与国际社会的融入越来越深，交流也愈加密切，在海外很快就形成了四大类群体。第一类就是侨居海外者，他们通过探亲、就业或者其他途径出国，多在国外就业；第二类是留学生，他们的大量出现是国家教育政策放松的结果。其中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毕业后留在了居住国就业，当然也有部分人学业完成后回到了中国；第三类是旅游观光者；第四类是官员出访、学者交流、商务考察等。后三类群体的形成、扩大与中国经济的增强、综合国力的上升直接相关。他们虽然流动性较大，但是在每个时间段总量都是惊人的，而且在不断增加。很自然，这些人的急剧增长又为青田人的中餐馆提供了大量的客源，成为支撑青田餐饮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推动力。

三、改革开放后日用品的发达与海外市场的开拓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青田华侨华人经济在缓慢发展之际，同时期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却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普遍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进入自主发展的阶段。而由于拥有双重国籍的中国人占据东南亚国家人口的比例很大，为了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参与所在国的建设。当时90%以上的华侨加入了东南亚诸国的国籍。心态的转变，让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所在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而当时的和平环境和国际形势又给这些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空间，保障了居住国的经济腾飞。通过共同分享经济成果，华侨华人也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大批资本力量雄厚的企业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重启国门，东南亚华侨华人与港澳台企业家立刻抓住机遇，大量投资中国东南部地区。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吸引的外资中有80%来自东南亚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而这些外资中又有80%来源于华人资本。由于广东、福建、海南等地与东南亚华侨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语言、风俗、信仰等诸多文化认同上的一致性，自然成为华人资本投资的首选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福建等地的经济增长总是高居前列，充分说明了华人投资的巨大作用。华人资本的大量涌入，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中国经济格局，也让广东等沿海地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地。

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东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华人资本，而浙江沿海地区并没有得到多少华人投资，但是在80年代后期，浙江经济异军突起，以特有的民营经济形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浙江宽松的经济环境里，乡镇企业的发展释放出极大的经济能量，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门类齐整、成本低廉的日用品生产基地，传统的商业思维也被大大激发出来，出现了大批国家级市场，成为全国重要的日用品、小商品集散地，此时的青田华侨华人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浙江经济的独特性，逐渐尝试从浙江以及广东等地市场进货，在所在国批发。

法属圭亚那的青田人郭胜华家族的发展史，即证实了青田华侨充分利用国内改革所带来的成果，使中国商品行销世界的情况。郭的祖父二战期间去了这个位于南美的法国海外省，以修理钟表为谋生手段。20世纪60年代，郭胜华的父亲从国内过去继承家业，在钟表店铺的基础上兼营照相业务。1976年，郭胜华移居圭亚那后，很快就掌握了这两项手艺。但在郭胜华看来，这些行业很难有大的突破，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该地区虽为法国领土，但孤悬海外，自身不能生产普通日用品，从欧美国家进口的日用小商品价格昂贵，而圭亚那的经济水平与法国本土又有一定的差距。郭胜华看到了这个商机，也看准国内已逐步摆脱物质匮乏的时代，日用百货等商品生产愈加发达，毅然转行。1981年他开了第一家经营中国百货的商店。开业初期生意就大为火爆。他以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很快占领了圭亚那市场，也使自己成为青田华侨华人经济发展中的佼佼者。

与南美洲相比，由于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国内的日用商品很难进入高度成熟的西欧市场，发展规模相对有限。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西方对中国普遍采取制裁措施，其国门也对中国人紧闭，青田人移居西方的持续增长进程顿时被中断，但是对于那些把出门闯荡天下发展成潜意识的青田人来说，他们极其需要寻找新的突破空间。就在此时，东南欧国家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与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减弱，但就在1990年前后，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突变，东欧与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政体，走上私有制与市场经济道路。而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些国家大多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服从于美苏争霸格局，并不注重日用品及民用消费品的生产。这些国家在改革初期，原有的轻工业体系很难满足本国人民极速增长的物质渴望，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日用品消费市场。国人西进的步伐被阻缓后，创业激情立刻转向了中南欧地区。青田的新移民凭借着同乡、亲戚在西欧多年的雄厚资源，立刻发挥信息优势，先行一步，使此处成为青田华侨华人新的创业基地。

青田人乃至其他华人开拓东欧市场的首选地是匈牙利，这与该国宽松的签证政策有关。从1989年1月开始，匈牙利宣布实施对外国旅游者免签证的政策，匈牙利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个不用签证就能自由到达的欧洲国家，华商大批涌入自在情理之中。1991年年底，匈牙利的华商达到高峰，据估计，足有四五万人从事商业活动。另外，匈牙利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业，其风景秀丽的自然风光及保留完整的欧洲传统人文景观，吸引了大批国外游客。匈牙利人口虽然刚过1000万，但是每年的游客总数超过其国民人口数的几倍。而这些游客无疑也是日用小商品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一点也被有敏锐市场嗅觉的青田人所发现。

匈牙利的青田人在创业初期，类似于其先辈初到欧洲闯荡，大多从底层做起。他们的起步由摆摊开始，因此在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岸边中国地摊林立，销售以日用百货等小商品为主，顾客云集，倒也成为当时一道盛景。那时青田人没有固定的市场，往往随身携带货品，到处流动赶场，后来地摊被取缔后，他们又到集市设摊，虽然十分辛苦，但是他们利用中国商品的低廉价格满足了中低档顾客的物质需求，商品脱手很快，由此带来巨大的利润回报。1990至1992年间的黄金时期，青田人着实掘到第一桶金，一批人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1992年后，由于匈牙利对外国人政策的变化，青田人又涌向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当时，保加利亚华商共2000多人，青田人就有1000多人。在这些国家，青田人与其他华商一起，形成了一大批中国商品的零售批发市场，为当地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国际自由贸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青田商人又把冒险精神发挥到极致，他们把目光从东欧转向了刚刚经历长期内战和北约轰炸后的前南斯拉夫地区。因长期遭受国际制裁和北约轰炸的影响，该地区战后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物质严重匮乏，西方的商品也因为制裁措施的约束，不能抢占市场。这一情形客观上又给中国商人迅速进入创造了机会。根据统计，在1999年北约空袭之前，该地区只有1000多名中国商人，但是战后青田商人不顾仍然处于动荡之际的大环境，大批赶至前南斯拉夫地区（塞黑地区）。根据前南斯拉夫移民局统计，一度曾有7000～1000名中国人在此经商，而这些中国商人主要来自青田。如贝尔格莱德华商共3000多人，青田人就占了80%。在著名的贝尔格莱德70号中国大市场里，青田人几乎占到九成。他们主要从事贸易业和零售业，以批发各种皮包、服装、玩具和鞋类为主，个别人经营中国餐厅。

通过青田人在中、东欧的开拓和发展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的青田华侨华人经济布局产生了较大变化，经济活动和居住区由传统的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延伸，产业结构也随之有重大突破，“在这些发达的西欧的华商以开餐馆等服务为主，东欧的华商做贸易的比较多。新生代的华商主要以国际贸易为主”。这些发展既是青田华人依靠原有先辈在西欧打拼所获取的优势，也是抓住国际形势和机遇的结果，同时，这也是我国多年改革后的经济腾飞，浙江的日用品制造大省、市场大省所形成的区位优势的产物。仅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100个到这里批发货物的商人，就有3至5人是从事国际贸易的青田华侨”。可以这么说，没有后者强有力的支持，青田华侨华人很难完成自己产业布局的改变。而青田人又帮助国内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为国内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据2002年不完全统计，青田华侨每年从国内发送出去的集装箱有10万多个，年贸易额近50亿美元，拉动了一大批国内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在国内，有近万家企业靠青田华侨的外贸订单支撑，有近100万人在这些企业就业。

四、商机无限与回国投资

目前青田人在西欧所从事的职业中，开中餐馆的占60%以上。餐饮业依旧是青田人的支柱产业，它能够吸纳大量涌入的青田新移民，而对于这些新移民来说，餐饮业起点低，能够提供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也使得他们能够暂时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谋求以后的发展。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餐业也走向了成熟与饱和，达到瓶颈期。为了谋取生计，一些中小餐馆不时进行无序竞争，以低廉价格取胜，而这样直接导致了质量的下降，也毁掉了中国餐馆的整体形象。

2003年的非典给中国餐饮业的冲击非常之大。《人民日报》记者傅旭在这个时期出国，深有感触，她说：“这次赴欧洲采访期间，正值祖国处在非常时期，不少华人华侨说，由于国内来意大利的游客减少，中餐馆冷清了许多，贸易受到影响，有时连自己也要被别人误解。”非典所引起的世界性恐慌，把中国餐馆推到尴尬的境地，安全和卫生又一次被放在了首要地位。在欧洲的当地人看来，中国的饮食很好，但是卫生难以让人放心。个别中餐馆受到媒体的曝光，又加剧了所在国居民的刻板印象。并且，由于中餐饮食文化的独特性，中国的餐饮业质量控制缺乏各种标准，很难做到类似西方餐饮的量化管理，而传统小业主心态也使得人们注重守住自己的田地，无意在提升软件环境上下很大的工夫，这些都为餐饮业的做大做强设置了障碍。

东南欧诸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调整后，国内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正常化，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开始对华商采取种种限制甚至歧视性措施，这使得青田华侨华人的贸易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如1992年，由于华商的努力，已经使得匈牙利成为中国商品在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但也是从这年开始，经济有所恢复的匈牙利实施严厉限制华人的政策，拒绝办理华商的居留签证，这就意味着大量持有临时签证的人在签证到期后，不能再次进入已经熟悉的贸易市场，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95年3月，为了稳定经济，匈牙利采取进口货物增收8%的进口关税，但是对于中国的货物却采取单方面估价的政策，不管货物种类和进价的不同，通通由海关决定，这项措施使得中国货物的关税猛增。正因为如此，青田人只能被迫离弃最初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国度，向中欧其他地区进发，一切如最早进入匈牙利时一样，回报是惊人的，但是很快美景不再，这些国家又重演了匈牙利限华的一幕场景，青田华侨华人的正当权益受到很大的损害。就连青田人最晚进入的塞尔维亚地区，也从2001年年底开始，宣布一项仅针对中国商人的新的签证政策，改变以往一次给予中国商人一年或两年居留的做法，而一律只给3个月的居留，而其他国家商人的居留政策，则没有变化。

当然，随着东南欧国家经济转轨的初步完成，现在它们的社会稳定，国内法制环境相比以往有了很大提高。青田人经过十年的奋斗，也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从原先的肩扛手提、奔走四方的初级阶段发展到国际集装箱贸易。但是总体上看，与初期相比，商机存在但是困难仍颇多，生意也愈加难做。

在餐饮业经过黄金时期的快速增长后，趋向较为平缓发展。贸易业也进入调整期，重新洗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部分已经从各类经济领域积累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创业者们又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寻思为自己的资本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这次他们把目光回转到自身出发的地方。中国不仅是青田人发展的坚强后盾，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人力资源和商品货源，而且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本身已经形成了购买力旺盛的庞大市场，这些都是吸引青田人回国投资的重要前提。另外，青田人回国投资者又多有一份强烈的故土情感，从小受到的教育令其很难割舍与本国的联系。

回国者在国内的投资基本可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基本放弃国外的发展，全力开拓国内市场。旅意华侨陈侠先生就有一定典型性。陈侠在1989到意大利后从事餐饮业，虽然事业比较顺利，但是总觉得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他自述道：“我们在意大利，我自己买了房子，但总感觉这个房子不是自己的，没有家的感觉，没有根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想，回来干，因为在中国起码我在语言上没有任何障碍。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干，总觉得是为自己在干，为自己的家乡在干。‘国家’这两个字的意义当你在外面待久了以后才感觉得到。所以我必须回来。”陈侠从1994年开始在国内创办房地产公司。2000年，他决定把家彻底从意大利搬回国内，并把国外的店也逐渐卖掉，回到国内发展。二是在国内投资建厂，又充分利用原有的销售网络，实现产销一体化，尽可能消除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批人从原先的单纯订单提供者，逐渐转型为亲自创办企业，由自己的工厂生产自己想要的货物，虽然兼顾产销两面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由此带来的由市场导向为主旨的弹性生产机制，却使效率和成本得到很好的优化。在罗马尼亚发展的林万荣先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1993年去的罗马尼亚，从批发小百货到鞋类，再到服装外贸，十分熟悉东欧市场。2004年，他在青田创办服饰公司。这类产销公司的出现，无疑在服饰的设计、面料采购、流行时尚、质量管理等方面更加贴近国际市场，能够实现企业的持续性发展。三是继续从事国外的产业，把自己多余的资金投入国内，实现投资的多样化。陈乃科先生可谓其中的代表人物。陈乃科在1993年去捷克发展，从事国际贸易，在创立了自己的服饰品牌后，又在青田设立服饰加工公司，产品销售到国外。从2001年起，在两年多时间里，陈乃科先后涉足了房地产、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在杭州、丽水、青田、云和等地办起了实业。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对于回国的时机颇有感慨：“回国发展还是太晚了，要是再早两年，我早期积累的大量资金也就不会躺在银行睡大觉了，而是早就得到了有效利用！”

总体上，青田华侨华人以拥有中小资本者居多，所以他们在国内决策投资时，亦考虑在中小城市投资，这些地方的土地和劳力便宜，政府往往有很多优惠措施。目前投资的热点集中在房地产、服装加工业、制造业等，尤其是房地产业。近几年国内房地产行业的大好形势，吸引了众多回国投资者，使得该行业成为投资者的首选。鉴于房地产行业的巨额投资风险，青田人往往选择浙江省周边如江西、安徽等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是地价相对较低的省内城市如淳安、嘉兴等地做投资。但是早期回国投资的青田人并非总能取得成功，由于他们出国多年，对国内的环境并不是很了解，一旦国内的经济环境出现波动，往往导致投资的失利。不过经过几年的投资实践，青田人也在逐渐适应国内的投资环境，并不断取得好的收益，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回国投资无疑为青田华侨华人经济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相信，在中国参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的更加繁荣，青田华侨华人回国投资的趋势会愈加明显，参与的人数将不断增加，资本的总量也将更加扩大，这些又势必带来青田华人华侨的经济跃进与国内发展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