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女学堂的开塾及其影响

（一）中国女学堂的开塾

自一品香大会和张园安恺第女客大会顺利召开后，经元善对倡设中国女学堂信心大增，表示“虽肝脑涂地亦所不悔”。但开办经费，特别校舍的建筑和常年的费用，如教职员工资的长期开支，费用颇巨。于是他动脑筋希望郑观应会办的轮船招商局和自己负责的上海电报分局捐助南、北洋公学的经费拨款二三千两来支持女学堂，未成。后又试图在他过去参加北方赈灾时，曾随盛宣怀募招商局官款余息十万两中每年拨三千两以应女学堂常年经费之用，又未成。未成的原因，因为这两项款都掌握在盛宣怀手中，而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分局和南、北洋公学，都是他的地盘，视作禁脔，岂能分羹与人，所以都为他所拒。经元善还联合创办董事严信厚、郑观应、施子英、陈季同、康广仁、袁梅、梁启超，共同具名向南、北洋大臣和两湖、晥、浙、苏各省督抚禀报，更引起盛宣怀的反感。经元善不得已，只好将上海电报分局赢利花红中自己的一部分用于女学堂开办之用。这件事对女学堂来说很重要，如果盛宣怀同意，那女学堂成了公款公办，变成了南洋女子公学性质了。现在则是经元善和各董事自己掏腰包或募款所办，所以盛宣怀在批复中一口咬定女学堂为“民捐民办”。女学堂虽然逃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管理体制这一劫，成了中国第一所民办的近代化女学校，也促进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这是好事，不过随之也带来了常年经费如何着落这一民办学校普遍存在的困难问题。

还有一件事，即女学堂的开办手续上必须获得上面的许可。早在1897年12月初，创办董事曾一起拜会上海道台蔡钧，蔡表示：“此事极应办，诸绅董任劳任谤，可敬可佩。”表示支持。“任谤”，说明当时顽固派对兴办女学堂的攻讦。不过他们向上级禀报中，获得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赞许，他的批示中有：“该绅等苦心孤诣，创设女学堂以为自强之图，具见关心时局，深堪嘉许。”女学堂开办后，考虑到将来发毕业文凭必须盖学堂的木质印章，也获得刘坤一的批准，使女学堂披上合法的外衣。所以后来经元善说，当朝中有人攻击女学堂时，有些人开始噤若寒蝉，“惟南洋刘大臣，批准刊用关防，不可谓非庸中佼佼”。

中国女学堂校舍于1898年三月竣工，校门上书“女学会书塾”，右书“女学重地”，左书“禁止闲人”。横匾为“轨仪可则”。“占地二十余亩，校舍系西式建筑，操场广阔。”四月十二日（阴历五月三十一日）正式开学。开学时，“总董堂务”的提调成了沈敦和夫人章兰和经元善夫人魏媖，开塾时，她俩设宴邀请中西女宾，西方女宾有西班牙领事、英国著名律师担文、美国副领事、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英传教士文斐尔等人的夫人和英商立德夫人。宴请期间，请她们参观校舍。据立德夫人参观后投稿《字林西报》的《女学先声》一文，介绍女学堂校舍如下：

上海新设之女学堂，久议开办，今日居然告成，足开中国未有之风气。现设高昌庙左近，地甚僻静，房屋轩敞，参用中西式样。学堂饮食起居，一切均甚整洁。女学亦循循有礼。女师教诱亦甚得法。学生内有不缠足者数人。各卧房均在楼上，每房安置四床，床皆有帐，床前有茶几、靠椅各一。每房有公用衣橱一、面架一。教针、黹之女师，亦住楼上。有女画师一人，绘工精妙，闻曾入宫内供俸绘事。……另有教英文及女医师，尚未到堂。所有塾内什物，半系西制。大餐房、会客房，亦外国格式。

看来，以立德夫人的英国眼光来看，她对女学堂的建设非常满意。

开学后的情况，以广学会书记拟稿的《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一文也有介绍，文中说：

二十四年三月（校舍）落成，即于四月十二日开塾。礼聘提调一人，总管塾务，延请华文教习二人，医学、女红教习各一人，西文教习一人，皆闺阁中之不栉进士也。五月晦日，溽暑薰蒸，循章散塾，共得女学生二十余名。

此文后面又说：“经君精心擘画，不厌不倦，于外董事中实堪首屈一指。而内董事沈章恭人浣香女史，赞助之力，亦属不可泯没。”沈章恭人浣香女史，即沈和卿的侄媳，沈敦和夫人章兰。

那么，在女学堂筹备阶段的两位女提调沈和卿和赖妈懿到哪里去了？由于当时已开始筹划出版《女学报》，沈和卿在女学堂成立后不久，担任了《女学报》的主笔，其实际上任女学堂提调工作为时很短。赖妈懿毕竟是法国人，可能功成身退。至于开学那一天宴请来校参观的中西官绅夫人的经元善夫人魏瑛，后来也参加了《女学报》的工作而离开了女学堂。从广学会书记这篇文章所说“礼聘提调一人，总督塾务”，应指章兰，她是中国女学堂开塾后第一任校长。华文教习二人，二人当为这篇文章后面所说的“华教习刘女史”的刘靓和《女学报》的主笔之一的蒋畹芳。至于西文教习一人，按《上海新设女学堂章程》第二十七条，理应为康爱德或石美玉，但两人因女学堂供奉至圣先师孔子像，而她们信奉基督教推辞了，康爱德后来还自己去办女学堂。于是董事们只好聘请林乐知开办的中西女塾的学生徐贤梅为女学堂的西文教习。由于林乐知多次参加中国女学堂的发起和筹备事宜，因此他开办的中西女塾，自然成了中国女学堂内董事、提调和教习们学习的对象。她们也常到中西女塾参观、访问，徐贤梅是中西女塾校长海淑德的学生，自然一拍即合。

放暑假后，七月开学，章兰也可能转而去《女学报》专任主笔，由华教习刘靓任提调。又聘请林乐知女儿林梅蕊为西文总教习。由于女学堂声名鹊起，离城虽远，报名来学者众多。校董们不得已，十月在上海城内淘沙场，设立分校，学生增至40名。这时林美蕊的课务极重，“她最多时，每周到校四天，星期一、三、五上午在桂墅里总塾，下午在分校，教英文、算术、地理、绘画，周四上午在总塾教外国缝纫课（即机器缝纫机）。”她在女学堂上课，得到林乐知的全力支持。经元善还因为她对女学堂的贡献，授予中国女学会名誉会员的证书。这说明中国女学堂的内外董事都希望通过与中西女塾的密切关系，学习西方的教学经验和方法。

中国女学堂开塾后，由于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引起了当地乡人的好奇，甚至有些流氓棍徒在门外窥探喧闹，在墙外丢石块损坏校内设施，更有人声称要拆毁学校。于是学校提调、教习、内董事盛宗氏（外董事盛昌颐夫人）、麦韩氏（康有为弟子麦孟华夫人）、陈赖氏（陈季同巴黎夫人赖妈懿）、严王氏（严信厚夫人）、郑叶氏（郑观应夫人）、施毕氏（施子英夫人）、经魏氏（经元善夫人魏媖）、沈章氏（沈敦和夫人章兰）、程刘氏（可能为女学堂教习刘靓）、赵孙氏（赵元益夫人）、江汪氏（江标夫人）、龙廖氏（龙泽厚夫人）、孙彭氏（孙镜湖夫人彭寄云）、魏沈氏（即华提调沈和卿）、梁李氏（梁启超夫人李端蕙）、刘蒋氏（女学堂教习蒋畹芳）等二十人联合上禀上海县令和上海道台蔡钧，要求禁止上述不法行为和予以保护，都得到许可。这许多官绅夫人以民妇身份，兴师动众，打破严别内外的旧礼教，集体向官府禀告，也是历史上第一次。

女学堂开塾前后，这些内董事、提调、教习都非常兴奋，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纷纷握笔以诗歌来表达，今据两例，摘录如下：

中国上海女学堂落成开塾歌

阳湖女史刘靓稿

鸿濛世界何年开？千形亿貌从中来，

人生坠其混沌内，阴阳迭互相轮回。

…………

读书识字作废置，彼苍胡必生吾材？

曹昭左芬亦人耳，安见古今不逮哉？

皇皇须眉号男子，衣冠逐队号多材。

文绣章身肉食鄙，无闻没世随尘埃。

经济功名不足道，庸愚亦复同吾侪。

吁嗟！不学诚可哀。

“肉食者鄙”，出于《左传·庄公七年》。肉食者，指享受高官厚禄，但尸位素餐不尽职责的人。你男子读了书，既不能为国家尽责，又无益于人民。功名利禄有什么用？同我们不读书的女子一样，是庸愚之才。我女子读了书，可以直追古代女文学家曹大家班昭和西晋著名女文学家左芬那样的人物。流露了她对教育上男女平等的喜悦和女性自豪之情。

桂墅里女学堂开馆诗

章畹香

（一）

是谁华屋起嵯峨，大雅曾传女学歌。

深感苦心援世切，始知习伪误人多。

千秋粉黛咸钦仰，半教讥嘲卒奈何？

寄语寰宇诸女士，及时盛业莫蹉跎。

（二）

崛兴阴教赖群贤，此举能开风气先。

不囿故常诚特识，得叨嘉惠亦前缘。

营谋想见操心苦，闺阁何妨俗学捐。

会看风行寰海内，私衷不禁望拳拳。

开风气先在于“不囿故常”的特识，希望通过设立女学堂使这种特识风行海内。章畹香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榜样能促使寰宇兴起女学，表达了殷切的期待。

有一位山东女士张蕴华，看到报载张园安恺第中西女士大会消息，托人带来履历，表示愿前来任女学堂教习，并附诗四首。

其一：《观女学堂启恭纪二绝》

海上传闻广厦开，纷纷红袖问经来。

听他欧美人争论，中国新添一半才。

女儿从此幸何之，物理人情尽可知。

教化阴阳罔偏废，蛾眉愿不让须眉。

其二：《和畹芳女士即席原韵》

寄语诸君力要殚，此图休作等闲看。

关雎化自闺闱始，振起中原定不难。

二千年已废坤基，极力修培趁此时。

莫道钗裙关系小，自强根本在于斯。

“中国新添一半才”，就可以免除被欧美人讥笑的“半教”之国了。“此图”，指安恺第大会章畹芳展示的女学堂构基图样。复兴二千年已废的女学，即可“振起中原定不难”，既可以振兴祖国（中原），也可以使钗裙女子获得自强。诗歌流露出女学救国和女子争取教育平权以自强的思想，已开始成为时代的潮流。

（二）中国女学堂成立的意义及其影响

由于经元善重视报刊传播讯息的作用，因此早在1897年11月15日召开的一品香会议中，邀请了《苏报》、《苏海汇报》、《新闻报》、《文汇西报》、《字林西报》、《时务报》、《万国公报》、澳门《知新报》等主人参加。所以这些报刊都登了不少女学堂的筹备、开塾和其他活动等的消息，以及有关女学堂的论文、公启、章程等的文件。其中以斐礼思的《新闻报》为最多，经常发表的尚有梁启超的《时务报》和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此外《知新报》和《湘报》，上海《游戏报》、北京的《国闻报》和香港的《循环报》也有所载，这些都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女学堂在全国的影响，乃至影响到东南亚地区。

这些影响不仅仅是消息的传播，而是传播带来的反馈。反馈中带来的对女学堂的态度和议论都值得重视。如上述严复发表于其主编的天津《国闻报》中的《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不仅仅是赞扬，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又如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的林纾，写了一首《闽中新乐府·兴女学》，登载在《新闻报》上以示祝贺，摘录如下：

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华人轻女患识字，家常但责油盐事；

夹幕重帘院落深，长年禁锢昏神智，

神智昏来足又缠，生男却望全先天。

………………………………

陶母欧母世何有？千世一二挂人口。

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

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

西官以才领右职，典签多出夫人力。

………………………………

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

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

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

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前四行是对封建礼教和陋习的批评。中间四行他认同相夫教子的女学宗旨。后四行则切入女学在救亡图存中的重要性。“学成即勿与外事”，反映当时一部分维新派办女学的保守性。

至于各地报纸因上海中国女学堂之设而引发的建议或评论，都各有价值，如发表于香港《循环报》的《女士潘道芳论中国宜创设女义学》一文，虽然其观点不出于梁启超《论女学》和《倡设女学堂启》之外，但在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香港报上发表响应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议论，将国内女学维新之风吹入香港，在香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新闻报》上发表的《曾若渝茂才论女学堂》，提出了在女学堂设置中西课程的具体建议，认为中学只要讲训诂，即了解文字表达的“大义”就可以，“彼经史、百家、词章、考据之学可不必讲”，重点在西学，提出：“则凡算学、格致、光学、电气学、化学、重学、声学，以及测量、图绘、医理、蚕织，凡妇女可以安坐一室以行其所学者，皆宜各就其性之所近，使造为专门名家，以为他日见诸实用之地。”但他不赞成女学中列兵法、刑律、轮船、铁轨等学，因为中国严别男女，这些是妇女不能涉足的。他特别强调妇女学习的“顾其尤要者莫如各种工艺”。即各类技术。当时多主张在女学堂中设立师范专业，曾若渝此文则提出被忽略的其他的女子职业技术教学问题。二十世纪初年，各地纷纷成立女工传习所、女习艺所等，他确有先见之明。不过他的设课主张，如只讲训诂字句“大义”，则中西之间轻重太偏，是其缺点。

中国女学堂的设立，正如一位广学会书记所说的：“规模既定，风气大开，一时之闻风兴起者，如苏州、松江、广东及南洋新加坡等处，皆陆续设立女学堂。香港则有英国女史，亦议募捐金钱，以教华女。”广东女学堂，指潮州饶平县隆都前溪乡陈步墀所创的女学堂，陈步墀是一位积极响应康梁的维新人士，他先在隆都倡立不缠足会，后考虑到“足既不缠，继兴女学，使二万万之妇女，为有用之才，富国保家，助夫教子，远追古昔，近驾欧美”。相夫教子，富国保家，这是他倡立女学堂的宗旨。倡立女学堂的起因，在于他看到去年冬天上海倡设女学堂的消息，然各省没有响应。他认为：“西人遍地女学，日本区区三岛，犹与之并驾齐驱。以中国之大，而只沪滨一隅倡之，何其陋也。”于是他“不顾是非，不惮劳苦，毅然立女学于其家，为诸人倡”。看来他的女学堂规模很小，是一所家塾。所以有人以此讥笑他。有一位“番禺女士”许孚为他辩护：“君之志，力行之志也；君之道，力行之道也。设使天下之大，尽如君之教其家人，是遍天下女学也。女学既兴，远可保教，近可保种，强神州者宁有过耶？”她又说：“教不昌明，民智终蛰，豪杰行事，动辄阻挠，西人游民我而吐番我，亦以此也。”由陈步墀和许孚这些言行，可见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和经元善倡办的上海中国女学堂的影响，竟远涉于广东的穷乡僻壤。

至于广学会书记所说的新加坡女学堂，指许菽园、林文庆所办的新加坡第一所女学校——中华女校。他们都是新加坡著名华侨富商和医生。1894年，维新派重要人物黄遵宪，时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与林文庆关系很好，所以他们深受维新派的影响。当他们在新加坡看到上海创设女学堂的新闻，深受启发，决定在新加坡也设立一所华侨女学堂，称中华女校。

中华女校发起者为邱菽园，操作者为林文庆。由于地处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国情不同，身份不同，所以他们所办的宗旨重点不在相夫教子，而在于在异乡保存中华文化。办女校的起因，邱菽园在其笔记中有说明，他说新加坡的居民十分之九都是华人，他们祖先都由内地出洋到新加坡，由流寓变而为土著，变而为隶籍，变而为安居，甚至乡音、衣冠尽改。“其尤失初着者，又在妇女之妆饰俗尚，语言仪节，尽从巫彝，其于我华犹有一丝之似，不过佞佛泥神诸小端耳”。因此为了保持华人源于祖国的先进文化，必须进行教育。可是，“意当日流寓诸君，必多拘于乡俗，重男轻女，有以致是，而不知日后改归西人保护，有男女平权之利益也。且男子日逐什一，阃内一秉诸妇，古人胎教姆教，何等严重”。因此他感到必须兴女学。恰好“目下沪上有创设女学堂之举，效西国教法，浅而易入，教中国文字切而可行”，且女子教学，可在上海“延聘数人来岛，使之聚学一堂，其潜移默化，必有可观”。

上述是林文庆摘引邱菽园笔记中的话，用来说明新加坡中华女校的办学缘起和宗旨。于是他草拟了中华女校的《简明章程》八条，其中重要的为三条，即第四条：“本学堂拟商请督宪大人之夫人为监督，并请西国著名绅商之夫人为副监督，以肃观瞻。”即中华女校受英国殖民当局管辖。第五条：“本学堂课程，书艺兼课，既授以中国文字，及圣贤义理、治家格言，其一切针绣缝剪为女工所必需，诗歌琴乐，其性情所有事，亦并授之。惟是各籍女孩不一，拟各聘能操各籍乡谈之女师训之，初时访聘未便，或竟一律教训官音。”这些课程设置，实质在于保存祖国的华人文化。由于华侨女孩从祖国南方各地而来，乡音不同，故教以“官音”，官音即中国北方的普通话。第七条为招生年龄：“收女孩以七岁受业，十三岁出学。”后来林文庆自己捐献林地以筑校舍，其夫人则任女校教师，新加坡中华女校的建成，自然不能说是中国女权运动的一部分，但可以说明戊戌时期中国女权运动在海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