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戊戌时期女权运动的兴盛

第一节 女学会的成立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改革活动，除在顶层推动光绪帝变法外，在民间主要是通过学会以团结维新人士，进行社会改革，建学堂启发民智以培养维新人才，办学报造舆论以扩大维新变法的影响。他俩都非常重视学会的作用，如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1898年成立的保国会和各地设立的圣学会、商学会、湘学会、算学会、苏学会等等，各地设立的学会达三十所之多。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的《论学会》一章，已指出“道莫善于群”，而“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而群心智有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前二者，“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在说明学会的重要性外，他又认为设学会的方法，应先设总会，再在各地广设分会，“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康梁在上海设不缠足会，其《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第十条就说：“本会总会设于上海，……各省会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就入会人多之处，随时设小分会。”正是试图以上海为总会，将不缠足会推广到各地，成立分会。他们在上海创立中国女学堂也如此，在《上海新设女学堂章程》第二十六条也规定：“举创之始，经费未充，拟先设堂上海，然后再议推广，普及各省府州县。”

正因为康梁对学会的重视，所以当1897年在经元善筹备创办女学堂时，他们即考虑组织女学会。由于女学会成立的时间、组成人员和活动情况的已公开出版的资料十分贫乏，我们只能根据这些少量的资料进行猜测和推论。首先，女学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1897年12月4日，为在张园安恺第召开中西女客大会，经元善在其《中国女学会大会中西女客启》一文中，一开始即说：“谨启者，本学会邀请女客，专为讲求女学，师范西法。”这篇公启最后具名是“中国女学会公启”。但启事在《新闻报》和《申报》登载时，将“女学会”三字一概写成“女学堂”。那么，究竟是女学会还是女学堂？应该以女学会为是，理由是二：一，这篇公启在《经元善集》中称女学会，经元善为公启作者，应不会错；二，《新闻报》、《申报》的编辑，当时并不知道有女学会一事，而女学堂的筹备新闻已多次见报，所以认为是笔误，在公启中将“女学会”三字一律改为“女学堂”。但匆忙之中又漏了一处，公启的前段有“前日接味莼园主人张君手笺，愿以安恺第全座捐免园租，为本会请客”，是“本会”而非“本学堂”，证明经元善原稿写的应是“女学会”，报馆编辑们弄巧成拙。在这篇公启刊登前，12月1日，在内董事召开的桂墅里会议的记载中，尚未见女学会的名称，似乎女学会应该在1897年12月1日至3日之间成立。

那么，女学会究竟由哪些人组成？1928年6月，维新派办的澳门《知新报》刊登了《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史绍徽书》，书下具名的是：“愚妹归钜鹿沈瑛、归荣阳魏瑛、归安定李端蕙、归武陵廖元华、归安定刘靓、归彭城蒋兰敛衽。”沈瑛是女学堂华提调沈和卿，魏瑛是经元善夫人，李端蕙是梁启超夫人，廖元华是汪康年夫人。蒋兰即蒋畹芳，她们都参加过张氏味莼园安恺第女客大会，都是女学堂的内董事，仅刘靓未参加上述女学堂筹备会，而是女学堂的教习。她们既然是代表女学会致书薛绍徽的，自然都是女学会的成员。女学堂既然称“女学会书塾”，则学堂的提调、教习应该都是女学会成员。至于被聘为《女学报》主笔的是否都是女学会的成员，有的可能是，有的可能不是，就很难辨了。不过，如主笔的“南海康文僴”（第二期称“南海康同薇”）和“皖江章畹香”二位，过去即是女学堂内董事，自然是。但女主笔的“诸暨丁素清”是后来成为女学堂教算学和唱歌的丁明玉的字，那么她应该也是。上海潘璇，即主笔潘仰兰，作《上海‹女学报›缘起》论述女学会的作用与女学堂《女学报》的关系，应该也是女学会成员。此外，据梁启超的《康广仁传》:“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以及其所著《谭嗣同传》:“妻李闰，为中国女学会创办董事。”由此看来，这两位女士不仅是女学会参加者，而且是倡办者。

作者有幸五十余年前在江苏泰州旧书店看到薄薄一册《中国女学堂捐款章程》，内印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女学堂试办略章》及女学堂捐款人名册三种。后者列捐款人四十二人，惜匆匆之间仅抄下李闰和陈三立之妻俞氏，而未抄黄谨娱。李闰的格式是“赏花翎江苏补用知府浏阳谭嗣同之妻，诰封恭人长沙李闰捐助开办常年经费洋银壹百拾圆”，俞氏的格式是“吏部主事义宁陈三立之妻，诰封恭人山阴俞氏捐助开办经费洋银二百圆”，黄谨娱据其具体情况，格式应也如此。由此可见，李闰与黄谨娱应是女学堂倡办时的内董事。但梁启超不说她俩为“女学堂”内董事，而说成“女学会”倡办董事，可知女学堂内董事即女学会董事。由于谭嗣同作为江苏候补知府，常居南京，所以李闫没有参加上海女学会书塾的活动，至于黄谨娱，则不得而知了。

中国女学堂捐款人名册，除谭嗣同、康广仁、陈三立外，尚有志锐、文廷式、曾广钧、经元善、薛培华、蒋德钧、狄保贤、文炜，文廷楷、徐恭宏、陈季同、赵元益、张焕伦、吴保初、严攸庆、周廷弼、翁熙孙、沈毓桂、胡琪、何恭寿、王松森、屠成杰、钟天纬、吴熙麟、顾寿乔、张謇、袁梅、汪炳、梁启超、汪康年、麦孟华、何嗣焜、赵冈昌、盛昌颐、张镜濂、施则敬、郑官应、严信厚等这些女学堂创办董事的母、妻、妾、女等的眷属。她们都有资格任中国女学堂的内董事，也有资格任女学会的创办董事，只是她们感不感兴趣和有没有能力而已。由此可知，女学会与女学堂几乎是同时成立的。

在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这三个妇女组织中，康梁一派的打算，是以女学会统摄女学堂和女学报，女学会应该是树干，有了女学会，才有女学堂和《女学报》。女学会成员与女学堂内董事、提调和教习在身份上是一致的。戊戌六月下旬《女学报》第二期，登载了《桂墅里中国女学会告白》一文，说明女学会的地址即女学会书塾所在地，即同在上海南郊桂墅里。女学会在8月30日，即戊戌农历七月仍在活动，估计在后来的八月政变中自动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