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一品香会议到张园安恺第会议

——中国女学堂的四次筹备会

女学堂的发起，都是男子的事，但女学堂的筹备过程，由男子逐渐转向女子。在筹备过程中，开了四次筹备会，前二次是男子会议，后二次是女子会议，体现了中国女权运动，女性开始逐渐成为重要角色。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即1897年11月15日，近五十位发起人和赞助人聚会于上海一品香菜馆，第一次商量兴办女学堂事。讨论了六个问题。一是募捐。二是账务往来，“必由不缠足会账房请经莲山、康幼博、梁启超三人签名条字”，送与钱庄阅取，然后照付。三、议定地址设于上海南郊桂墅里，十月二十六日开工至明春三月竣工。四、商定章程应规定，“堂中一切皆用妇人为之”，会后请捐款者眷属邀请“西国各女塾教习、提调为外客”，“博釆师法，择善而从”。五、会后推代表八人，拜访地方官长和厅县儒学，告知女学堂事。六、女学堂成立后，先“亟宜造就师范人才，三数载后，得可以觉后觉者若干人即当勉力推广……期以十稔，中国女学可遍寰宇”。这次一品香会议，就建立女学堂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账务往来须经元善、梁启超、康广仁三人签名，说明康梁一派在女学堂筹备中的重要地位。“堂中一切皆用妇女为之”，当时男女界限甚严，这是必然措施。也属信任妇女能自己经营女学堂内部事，此后女学堂即实行外（男）董事治外，内（女）董事治内的制度。而这正是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主张妇女有“自主”之权的部分体现，也是上海中国女学堂的创立属女权运动性质的最主要标志。试图以女学堂培育女学师范的师资，陆续推广女学遍于寰宇，说明经元善和康梁等维新派的雄心壮志，他们并不以在上海一地设立女学堂为满足。

一品香会议后六天，11月21日，经元善、曾广钧、陈季同、严信厚、郑观应、康广仁、施子英等创办董事七人，在桂墅里池上草堂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日课章程”即课程设立问题，论及设置女红、医学、算学、史学、舆地、乐律、烹饪等课目；决定参考中西教学内容而定。这次小型会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个月即12月召开内董事的二次会议，尤其是第二次张园安恺第会议，按规定，这二次会议讨论的是中国女学堂内部事务，所以参加的都是内（女）董事。内董事的第一次会议（即第三次筹备会），也是在桂墅里开的，讨论的内容是如何实行一品香筹备会提出的外董事眷属，邀请西国传教士在上海办的教会女学堂教习和校长一起，讨论设立女学堂事，以便“博采师法，择善而从”。参加的内董事有陈季同的法国夫人和他的二位女儿，康有为的女儿康文娴（即康同薇），经元善夫人经宜人，梁启超夫人李端蕙、彭宜人（彭寄云）和外董事沈敦和的姑母魏太太沈和卿（沈瑛）等十五人。这次会议共推沈和卿和陈季同法国夫人赖妈懿为女学堂的华洋两提调。会议由沈和卿主持，议定在下次中西妇女参加的筹备大会上，各抒所见，并由沈和卿和赖妈懿先期至张园布置请客事宜。会上这位才思敏捷的康同薇，即席操笔行文，这是她发表《女学利弊说》之前的第一篇论女学文章，世所罕知，文摘要如下：

古人男女并重其学，为人之道一也。……古今之势不同，为学之道无异，惠班垂范千古，两宋自立一时，盖所以能建树之故，非独词藻已也。

我中国以圣教之宏深、山川之毓秀，四百兆之人、二万里之地，女子半之，而未曾立学，故西人视为半教，良有以也。西国则不然，女子六岁必入学，不则罪其父母。教之道，自写、读、算、画、女范、天地、医艺，无所不具，故明大义，能树立，此外国男女所以平等也。日本新开塾，而女子生徒二百二万三千五人，教习一千八百六十人，女子工艺学校二百四十所，高等师范学校十所。而瑞典、挪威小国，女子百人之中，不识字者一人耳。西人通商我华，所到之处多开女学，以辱我国。以堂堂之中国，而无一女学堂，耻孰甚焉。诸贤媛素蕴闺学，久著才名，力兴女学，他日者，弦歌雅化遍于中国，将颂诸贤媛等首善之功也。

康同薇的立论，是将康梁维新派的男女平等思想以及中西兼顾的女学内容注入于这所行将设立的女学堂中。这次会议其实是为五天后中西官绅妇女张园安恺第大会作准备。邀请对象，原定为西方在华教会女学校的教习和校长，现扩大为外国的官绅夫人。12月4日，学堂董事在《申报》刊登启事，广邀中外官绅士商女眷参加，未接到邀请函的，也可光临。西方官绅接到函后，先期由英国律师担文夫人在虹口领事署设筵邀请中国夫人，后又有西班牙驻沪总领事夫人继之，参加筵席的共有中西女士二十余人。

12月7日下午三时，女学堂董事准时在张园安恺第召开了有中西女客一百二十二人参加的大会。西方来宾主要有西班牙、瑞典领事夫人，江海关税务司夫人，担文律师，著名传教士艾约瑟和林乐知夫人，在上海创立天足会的英商李德夫人，中西女塾校长海淑德等。中方参加的有华提调沈和卿和其侄媳章兰，洋提调陈季同夫人赖妈懿和她的两位女儿，外董事沈敦和夫人，创办董事经元善夫人魏媖和杨子萱、施子英夫人，盛宣怀的夫人和女儿，梁启超夫人李端蕙，以及康有为女儿康同薇等等。规模盛大，说明中西双方，都极重视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近代化女学堂。中国大家淑女，多遵守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和足不出户的旧风俗，这次不但抛头露面走出家庭，而且集体参加会议，而会议另一方都是西方贵妇。中方妇女与西方妇女在公共场合联合参加大会，且由中方妇女主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张园安恺第中西妇女大会，是中国女权运动史中值得纪念的一次事件。

这次中西妇女大会主要讨论了女学堂的捐款、女学堂的章程和女学堂的建筑图样三件事。会议开始，中方先将已翻译成英文的章程发送西方外宾。双方寒暄一番后，由西班牙领事、瑞典领事、江海关税务司三位夫人表示乐于捐款。接着，由“华提调沈和卿女史将建造堂宇图样，并与侄媳章恭人所拟内办章程七则，遍呈中西女客传观”。这七条内章程，提到女学堂教科书、分班人数、评分等第、学生随带女仆、校内建花园、体操课、饭厅坐桌等问题，请中外女宾讨论。在宴会过程中，章兰即席写文赞美：

寓沪诸大善士，慨念吾华轻女重男，视二百兆裙钗如废人，国日以疲，未始不由于此。当今之世欲力挽颓风，必令女子识字始。爰仿泰西女学法，设女学堂于沪上，诚千古未有之创格，中国切要之远图。从此男女并重，转弱为强如操左券。

“男女并重”，即“男女平等”。章兰的书面发言，体现了梁启超《论女学》的精神，也表达了中国女性试图通过办女学以使中国转弱为强的爱国主义情怀。

接着，有一位“孙镜湖司马太太”的彭宜人（彭寄云）也当场挥墨写了一篇《叙女学堂记》认为“申江五洲聚处，风气最先，而女学阙如非所以维护坤教也”，而这次中西大会“众善交征，共襄旷举，开历朝未有之风，惠及巾帼；培他年勃兴之气，芽萌海上”。建议目前应以筹经费为第一要义，可以仿各善堂劝捐成法，“画图贴说，石印成册，随《申》《新闻》各日报附送”，以便“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参加会议的“刘太太蒋畹芳”也即席赋七绝两首。这次会议上，除沈和卿、章兰，彭寄云、蒋畹芳外，“座中博学妙才首推南海康文娴小姐，而侯官陈槎仙、班仙两闺秀亦堪媲美焉。”康同薇和陈季同的二位女儿在会上也颇活跃，惜无记录。

会上也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西班牙、瑞典两位领事夫人和江海关税务司夫人在会上问：“我等愿为贵学堂董事，来助成此开创善举，是否中西人无分畛域，抑只要中国人办理？”这两位领事夫人和税务司太太的确颇有政治头脑。当时女学堂华提调沈和卿和洋提调巴黎人陈太太赖妈懿告以：“西国上等尊贵太太肯来指示匡助，不敢请耳，固所愿也。容转商外董事再行送册请列芳名。”她俩答应的是“指示匡助”，婉拒双方合作办理。看来这位来自法国的赖妈懿已被丈夫陈季同将军同化，站在中方的立场上。她俩与外董事转商后，自然态度一致，排除了西国对女学堂在管理权上的干预。否则，中国女学堂成了中西合办，而非中国民办，性质上发生了变化。

通过内外董事的四次筹备会，女学堂筹备工作大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