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海中国女学堂的发起

044：中国女学堂创办人兼总理经元善（虞和平）

经元善（1841—1903），字莲山，号莲珊，浙江上虞人，是一位爱国的慈善家、教育家、企业家。因参加山西、河南等地赈灾有功，得任上海电报分局会办、总办、候补知府。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女学堂，起因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在上海南郊开办经正书院。次年，康有为通过其弟子龙泽厚致信经元善，介绍梁启超前来协助，担任“总持”。因梁启超这时至京与李端蕙（又名李慧仙）结婚，次年在京参加科举考试而未成。1895年公车上书后，由张之洞介绍，经元善两次与康有为会晤。1896年夏，他的顶头上司，电报局的督办兼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欲在经元善设立经正书院原地，开设南洋公学堂，他只好忍痛割爱，经正书院被吞并了。当时，“甲午后，创巨痛深，朝野之间竞言兴女学”。他希望自己在经正书院附近另设立一所女子学堂。因看了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女教》，他向郑观应表达他的这一想法，并想了解女学堂的章程。郑观应作《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支持经元善的设想，并介绍梁启超的《论女学》一文。经元善非常高兴，他后来说：“中国宜开女学之议，吾友香山郑陶斋（郑观应号）观察已于《盛世危言》发之极透，元善服膺非一日矣。新会梁卓如孝廉《时务报》……刊登《女学论》，有未经人道之处，读者咸服其精详。沪上女学之设，导源实笔于此。”光绪七年（1881年），上海电报局成立时，郑观应为总办，经元善为会办，两人关系密切，所以经元善首先向他求教。

郑观应这篇《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全盘接受了梁启超《论女学》的观点。信中大部分讲的是：“男女平权之说，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然春秋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西人之立国，尚未能至太平世”；太平世中，“国人无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盛，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孟子云：‘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以及批评“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遣字用词，不少处甚至与《论女学》一字不改。最后，郑观应还向经元善着重介绍：“梁卓如孝廉所论中国积弱之本，由于妇人无教育始，备陈四大义，极中肯綮，实获我心。”并附录于信后，郑观应这封信，增强了经元善与梁启超合作办女学的信心。

办女校指导思想解决了，经费怎么办？经元善希望盛宣怀能支持他。1897年10月初，在上海广福里郑观应家，他与盛宣怀相遇，经元善即提出这一意愿。盛宣怀吞并了他的经正书院，自然不好意思拒绝，经元善说：“时盛公正办南北洋公学，因将男女并重之意质之。奉盛公笔谈，女学堂之举甚有益，可付捐簿一本，必得巨款。又承亲笔致函与严小舫（严信厚）观察，施子英、杨子萱两太守云，女学堂可开风气，敬祈阁下代为劝办，未始非有益之举云云。”于是他就准备别设女塾于上海南郊桂墅里。这就是上海这所女学堂创办的来历。

045：中国女学堂创办董事，外交家、翻译家陈季同（网络）

因盛宣怀的介绍，严信厚、施子英，后来又加上陈季同，成了女学堂的创办董事。严信厚是金融家、实业家；施子英即施则敬，过去因与经元善一起赈灾有功，得二品候补知府。陈季同字敬如，为留法学生，曾任驻法参赞，后随刘铭传到台湾，任副将。甲午战争后割让台湾与日本时，他向刘铭传建议成立“台湾民主国”，以防被日本吞并，被委为外务大臣，这时任上海南市马路善治局总办。后又增加时任广东补盐大使的袁梅。但他们一方面有职在身，另一方面又不懂办学事宜，经元善自然想起昔年请康有为和梁启超办经正书院事。梁启超时在上海办《时务报》，于是邀请他们共同办学，梁启超即介绍康有为弟康广仁一起参加，由他俩主持创办女学堂日常工作。后来又增加局外竭力匡赞三人，即康有为、末代状元时任翰林院修撰的张骞和曾国藩之孙广西知府曾广钧。有梁启超、康广仁和局外匡赞康有为参加，他们自然成了女学堂办校思想的实际指导者，特别是梁启超，经元善说，在女学堂的筹备过程中，“撰公启、定章程、倡捐助，皆出孝廉大笔”。梁启超时为举人，故称他为孝廉。

在梁启超建议下，他们又多次向在上海的一些名流咨询，这些人中不少人后来也捐款赞助，成了董事，据《中国女学堂缘起》，赞助的董事达八十余人之多。今举要列表于下：

中国女学堂董事和赞助人表

续表

续表

注：上述赞助人，后来一部分人员成为处理日常工作的女学堂外董事（男方董事）。经元善为总理，相当于女学堂校长。至于候选、候补知府、同知、知县，并无实职，用捐资买来的官衔而已。赞同人指参与筹备的“集议者”，赞助指“助资助力者”。但后来赞同人也有“助资助力”的。

这张名单，有的学者说：“大抵当世寓沪名流已全被纳入，无稍遗漏，俱是上海地方一时之彦。”无稍遗漏不敢说，但大都是上海一时之彦是真的，可知当时倡办女学堂的声势之众。名单中大体可归纳为六类人，即康门弟子、维新派的积极分子、官绅、实业家、文化人和传教士。康门除主帅康有为外，其弟子有梁启超、康广仁、麦孟华、徐勤、龙泽厚和狄葆贤，足见他们对倡办女学堂的重视。在湖南积极推行新政的陈三立、谭嗣同、黄遵宪、江标、蒋德钧、朱恩绂也列名于赞助人，可知康门与湖南的维新派关系密切，他们很可能是康梁介绍进来的。赞助人中的文化人士有对西方文化深有研究的翻译家，如任职于李提摩太《万国公报》报馆的沈毓桂在该报上发表了不少有关西学的论著；也有报人、作家，如上海《时务报》、《国闻报》、《新闻报》的代表，汪康年就是《时务报》的总理，这些报社后来在宣传中国女学堂中起了重要作用。陈季同本人就是一位作家、翻译家，李宝嘉即李伯元，是名著《官场现形记》的作者。

官绅是倡办女学堂的重要力量，但成分非常复杂，除严信厚、周廷弼等这些金融家、企业家外，有拥护光绪变法的帝党文廷式（珍妃的老师）兄弟、志锐等。有辅佐光绪变法的翁同龢的门生张骞，他之所以成进士第一，与其受翁同龢的赏识和提拔有关；翁熙孙则是翁同龢的侄孙。曾广钧是曾国藩长孙，作为局外匡赞，他不仅赞助资金，而且对女学堂的建设和活动出了一定的力量。其中汪康年和赵凤昌，都是张之洞幕僚，汪康年后还任女学堂外董事。沈瑜庆是沈葆祯之子，先任张之洞总文案，后为翁同龢门生，又是戊戌政变时被杀的六君子之一林旭的岳父。官员中的帝党、翁同龢系、张之洞系之外，女学堂董事和赞助人中最有实力的是时任汉阳钢铁厂总办，又管辖上海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同时在天津和上海创立北洋和南洋公学后又任铁路总督办的盛宣怀一系。盛昌颐是他的长子，经元善即是盛宣怀督办的中国电报总局上海分局（总局在天津）的总办。创办董事郑观应，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会办。张焕纶是上海南洋公学的教务长，何嗣焜是南洋公学的总理（校长）。其中周万鹏、唐元湛都任职于上海电报分局。麦拉是电报分局的洋职员。他们既是经元善的人，也属盛宣怀一系。但盛宣怀本人不出一分钱赞助，后来经元善想动用电报分局的积余都不肯，从而引起经元善对他的不满。

由此看来，作为戊戌维新时期女权运动最重要内容的女学堂，是在各派势力认为洋务运动不足以救国、必须维新变法才能救亡图存，而救亡图存必须兴女学这一共同目标下联合倡办的。但救亡图存是否要男女平权，是否要批判纲常名教，是有分歧的。当然，其中也不乏投机分子，这在后来盛宣怀与经元善决裂，从而造成中国女学堂的停办，有莫大关系。

总而言之，中国近代第一所民办女学堂，是在康梁一派的女学思想为指导思想，在另一官绅维新派经元善的努力经营下倡办的。它既开中国民办近代化女学堂风气的先河，又宣告中国女权运动自不缠足运动拉开序幕后，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