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海、广东、湖南等地不缠足会的设立

1897年5月，梁启超以上海《时务报》社为基地，与维新志士邹凌瀚、吴樵、龙泽厚、康广仁、谭嗣同等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章程二十条，举要略述于下：

第一条：“立会大意”，即立会宗旨：“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第二条：“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第三条：“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此指入会后所生男子而言，若入会前年已长大无不缠足之女可娶，或入会人尚少，择配不易相当，则不在此列）”。第四条：“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婚娶”。第五条：“凡入会者，书其姓名、年岁、籍贯、居寓、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以备刊登会籍之用。”第七条规定入会者，赠以《劝女学歌》一本，作为入会的根据。其中第十条规定：

本会总会设于上海……各省会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就入会人多之处，随时设小分会，其所在之地，陆续登报布告。

下面几条还规定分会设主会、副主会，总会、分会都设董事，以及总会、分会各设人数不等的司事等。第二十条则规定收入如有余资，可“或设女学校，或设妇孺报馆，或设妇婴医院，或设恤嫠局”。看来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在上海设立不缠足会，雄心壮志，计划不缠足会在全国各地开花，成为全国性的妇女团体。还希冀借此以创办女校、女报、妇孺医院、养老（寡妇）院等等，推动妇女运动在全国全面发展。

这一上海的《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由梁启超和吴樵起草，谭嗣同、邹凌瀚、龙泽厚等过目后有所增删。据梁启超《康广仁传》，他俩在上海“集士夫开不缠足会，君实为总持”，则上海不缠足会执行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应是康广仁。章程最后署名的不缠足会董事除上述七人外，尚有汪康年、赖振寰、张寿波、麦孟华、张通典等共十一人。这十一人为董事，说明这十一人的子女，可以互为嫁娶。

上海不缠足会成立后，当时尚支持维新派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即在维新派在澳门办的9月26日《知新报》上，发表了他在7月写的《不缠足会叙》。文中讲到二万万妇女多缠足，不能直立，使女工“五不当一”。他举其所办湖北织布局为例：“一人常管数机，须终日直立奔走，缠足者不能为也。”而其创办的另一所机器缫丝局，“其司盆者，亦须久立，缠足者亦不便”。张之洞属洋务派，提倡不缠足是从他办洋务立论的，在这一观点上，他与梁启超一致。所以他在文中表示：“梁君卓如，合南北之贸者数十辈，倡为此会，并为之说，其意美矣！”还说：“愿梁君更播吾说于十九省，以吾之所惧者动之。”因此，不缠足会既有全国知名的维新派人士为之提倡，又有清廷地方大员为之附和，所以不缠足会在南方发展很快。首先是康广仁、张寿波等七人于是年5月，在澳门成立澳门不缠足会，其《澳门不缠足会别籍章程》，大体与上海不缠足会相同，只是制定如果婚娶违反章程，入会后私自缠足，私娶缠足妇女除名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其章程中后面说，“惟上海总会，他日有倡设女学校、妇孺报、妇婴医院、恤嫠局等善举”，请“好善”的会员能捐助总会。并表示将来风气渐开，澳门会员若乐于入总会之籍，澳门不缠足会，就不必另设，强调澳门不缠足会是上海总会的分会。

接着，广东的顺德村、佗城、佛山、大良、赤花、香山等处继之，南海九十六乡也开始倡办。湖南的长沙、岳州也出现了不缠足会。重要的是1897年10月，梁启超自上海至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在故里。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都支持维新变法，因此他们决定在湖南成立不缠足会总会，制定《湖南不缠足会章程》二十一条，其内容与上海不缠足会章程大同小异。主要区别是长沙不缠足会为湖南一省总会，湖南各州县市集设分会，隶属于长沙总会以及欢迎助资本会。除总会章程外，谭嗣同又制定《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这一《嫁娶章程》，其他各省不缠足会都没有，但很重要。其宗旨是：“原为同会之人，互通婚姻，不致以不缠足之故，为世俗所弃。故会籍以姓分册，男女载明年岁，正以备同会择妇相攸之用。”如第三条规定，通婚者须“年辈相当，两家情愿方可，不得由任指一家，以同会之故，强人为婚”。第五条订婚的聘礼：“无论家道如何丰富，总以简省为宜，女家不得丝毫需索聘礼。”第六条规定女方的嫁妆“亦应简省”，“男家尤不得以嫁奁不厚，遽存菲薄之意”。总之，《嫁娶章程》的精神是婚嫁须两厢情愿，含有结婚自由和婚嫁简朴之意，这是对旧社会婚娶男女不得自由和婚姻论财陋习的突破，有积极的意义。章程第九条还规定：“凡人莫不愿其女之贤，则女学万不可不讲已”，因此，“则应出赀随地倡立女学塾。”并说：“盖必女学昌明，而后婚姻之本正矣！”这样，将不缠足、女学与婚姻三者的密切关系，作了说明。

042：第一次将缠足与违反人权联系起来的黄遵宪

湖南不缠足会的设立和推广，时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起了重要作用。先是，湖南士绅刘颂虞等十四人上书，文中先说：“俚语云：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小脚遍邑，眼泪四溢。”“夫今日之急务，必咸曰富家富国以新气象，强种繁种以固基本。”但认为富家富国此事犹小，而强种繁种“实则关人类之绝续”更为重要，恳示按察使禁止幼女缠足，“以利国家而保种族”。黄遵宪接书后作了批示，“准即撰示颁发，并饬各府厅州县一体张贴晓谕”，以“破匹夫匹妇之愚痴，即以保四万万人之种族”。黄遵宪不仅作了批示，而且亲写《湖南署臬司黄劝谕幼女不缠足示》，在各地张贴。他在文中列举缠足七大害：一、废天理；二、伤人伦；三、削人权；四、害家事；五、损生命；六、败风俗；七、戕种族。文后说：“适新会梁君，即今之时务学堂教长，商立此会，首列贱名，而南皮张公，今湖广总督部堂，遂手书一叙，普告于众，近而沪苏，远而闽广，以小生巨，异步同趋。行之未及一年，入会已逾万众。”梁启超在《戒缠足会叙》中谈到“公理”，未明确公理是什么，黄遵宪则以地方大员身份，明确指出缠足违反“人权”，他是将缠足与人权联系起来的第一人。据报载，黄遵宪“新任湖南臬使，下车伊始，倡禁民间缠足，风举雷同，以至秋闱诸生，所有进场器物，俱标贴‘不缠足会’字样，风气之盛，极于时矣”。

梁启超在《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后，有一按语，希望“海内同志，如有所见，伏乞邮致本馆赐教”。“本馆”，即《时务报》报馆。因此各地纷纷寄稿表示支持或建议，如日本横滨周杰臣来书，认为“将来中国富强，亦在斯举”，怀宁何熙年来书，建议在禁缠足后，应在上海设女学堂“以开其智”。金匮华相卿来书，认为在董事中应增加女董事，“则内外隔绝之弊，可无虑矣”。著名翻译家林纾也寄来《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的新乐府。直至次年，1898年，仍来书不绝，如吴县沈逝水的《不缠足会广义》，上虞许家惺《不缠足会商例》等。前者认为，当今“民智渐开，男女平等之义将立”，“妇女饫闻，思欲脱羁缧而得自由，殆十人有九”。他还建议设不缠足会专报，以扩大风气，可“渐兴女学女教之法，终立平等平权之议”。

由此可以看出，至1897年和1898年，在妇女解放问题上谈论人权、男女平等的人逐渐增加了。

这样，不缠足会由上海为总会而推及广东澳门分会；又由湖南长沙总会，而推及善化、衡山、邵阳、武冈、刘阳、宝庆。此外尚有湖北的武昌，浙江的湖州，江苏的崇明、常熟、嘉定，福建的福州，四川的成都等地的不缠足会纷纷成立。以人权、平等、为理想的不缠足运动，呈现了方兴未艾之势，它是戊戌维新时期范围最广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

戊戌维新时期各地成立的不缠足会表

续表

续表

注：此表尚少浙江的湖州，请参阅鲍家麟：《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思潮》，（台湾）《中国史学会论文选集》第二辑，第9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