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梁启超的《戒缠足会叙》

1895年发生著名的公车上书，影响巨大，1896年周某、梅某等在四川，赖弼彤、陈默庵等在广东顺德相继创立戒缠足会。后者还到上海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作《戒缠足会叙》，这是他最早的一篇论妇女缠足的文章，发展了康有为十余年前写的《戒缠足会启》的精神。他先论述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指出：“虽然人类之初起，以力胜者也。力之最悬绝不相敌，而大势最易分者，莫如男女。故男子之强悍者，相率而倡扶阳抑阴之说，尽普天下之女子，而不以同类相待。”“以力胜者也”，显然是斯宾塞“优胜劣败”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他进一步说明：“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由前之说，则豢之若犬马；由后之说，则饰之若花鸟。”他这一段的“犬马、花鸟”说为后来女权主义者一再引用。然后他指出缠足的罪魁祸首：“要而论之，其必起于污君独夫、民贼贱丈夫，苟以恣一日之欲，而敢于冒犯千世之不韪。”“污君独夫”显然指帝王。对帝王这种严厉口吻，早期维新派乃至康有为，是从未有过的。然后，他列诉缠足对妇女的残害，其内容与康有为《戒缠足会启》差不多。接着，他切入戒缠足的现实意义：

且中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学之时也，今不务所以教之，而务所以刑戮之、倡优之，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

最后，他据康有为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说禁缠足应是据乱世的政治，而地球今日已进入升平世，“故凌人之恶风渐销，而天然之公理渐出”。中国在顺治时曾下诏禁止缠足，“徒以旧污太深，奉行不力，沿谬蹈敝，仍数百年。”他据《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指出变革这一恶俗的必要。他的这篇《戒缠足会叙》在《时务报》发表后，“风动海内”，影响巨大。

同年，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在《论女学》一文后，明确地将女学与缠足联系起来，他说：

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041：晚清六位缠足母女合影（ドロシー·コウ著，小野和子、小野启子识）

他指出清顺治末年已下诏禁止缠足，然奉行未久，积习依然。“一王之力，不改群盲之心；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遂留此谬种，孽乳流衍”。不仅“内违圣明之制，外遗异族之笑，显罹楚毒之苦，阴贻种族之伤”。梁启超此文虽然与早期维新派一样，看到缠足与女学的关系，但比早期维新派的目光敏锐之处，在于指出“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即缠足与女学的密切关系。他虽然如康有为和严复一样举出顺治帝的禁缠足上谕，但是并不如严复那样认为禁止缠足只要帝王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看到的是“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一足”的无效性。康有为认为无效性在于“风俗之弊”。梁启超则补充风俗之弊在于“旧污太深”，这旧污就是供男子“一己耳目之玩好”的恶俗。梁启超的《戒缠足会叙》与康有为、严复一样，都认为禁止缠足是中国保种救亡的必要，也是兴办女学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