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典世界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创作

在人类起源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占有令人难以忘怀的位置。

人和世界的解释系统是从火开始的。“‘火种是从诸神处窃取并带给人类。’神话用这样的观念触及这个界限——现实绝对主义的一个幽暗的层面。”最终，“这都是用一场世界大火的燃烧终结了每一个世界的纪元。这个循环也可以用一种背景性的有机隐喻来看：火具有自己生长的周期，世界性的季节。火的更新仪式遍及世界范围，人们因此对火的自我创造留有深刻的印象”。火种的循环是一种轮回神话。在世界的轮回中，火的自我创作神话一方面是人类应对现实绝对主义压迫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火的更新仪式”具有世界的性质。因此，有关它的神话创作延展着人类文明的道路。而这个神话的主人公呢？在智者派看来，普罗米修斯最先踏入了寓言或象征的领地。这必将是他未来的宿命之一。人类文明的道路或许是曲曲折折、坑坑洼洼，因为上帝和宙斯不想让自己的非法对手即他的子民们过上好日子。但是，普罗米修斯神话证明了限制宙斯统治人类的可能性，他就是神话“权力分立”的著名人物形象。这可见证于他挑战宙斯并从其惩罚中活下来，表现在西方文化史上一笔再笔地创作这个神话故事。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神话的寓言成分铭刻了人类真实的生活，神话的童话成分曾经抚慰了自我的心灵。

在进入这个神话的历史之前，我们必须对这个神话的历史具备四种视野：（1）文明之火的光的隐喻；（2）神话中各种形象之间的关系；（3）祭祀的欺诈；（4）潘多拉的故事。

这个审美神话是从盗窃火种开始的。“陶工之神普罗米修斯保证了整个人类的生命形式——借助文化，他们走出自然的裸露状态——以及，在根本上保证了他们的‘理论’，即在光之隐喻功能方面，某些事物的保存需要火光。普罗米修斯神话以它纯粹形式再现了古老的权力分立。”文明之火的光的隐喻使我们人类第一次受到启蒙，萌发了以文明对抗自然的意识，于是便有了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对立的故事。如果我们把盗窃火种看成是提供生火技艺的话，尽管宙斯百般阻挠和曲意报复，但普罗米修斯借火造人的行为必定成功，我们必会看到人类永久地拥有文化，因而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接着，我们必须注意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祭祀欺诈。祭祀欺诈据说是神话本身拥有的诡计：故事隐秘地反映了人类妄自扩大他们对自然产品的份额，要求缩减实际祭祀的欲望。这个欲望日益膨胀，已超过了人们所能维持的水平，这是普罗米修斯神话最为古老的背景。普罗米修斯的祭祀欺诈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化象征”——因为他用一种图像、替代品或符号来代替用以祭祀的真实牲品，开创了文化创造中影像生产之先河。最后，潘多拉的故事毫无疑问地与这种文化理论有关，它对古希腊文化理论中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丰富和过剩的起源说产生了怀疑，与此相关，神派来的女人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新奇的奢侈物——她被描述为打打杀杀男性世界的困惑。这个新奇的奢侈物逐渐沉淀为一种“理论的好奇心（又译为‘理论欲望’）”，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普罗米修斯神话创作史所呈现的一切重要变形，都含有关键的文化含义。这个神话报告了我们的文化确实含有自我保存的明证性，同时也暗示了“这个由火铸成的文化在源头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收获上，建立在非法的欲望上”。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神话的演化史，为什么它会像故事中的火种一样，有时留下灰烬中文化的火星，有时又燃起冲天大火的种种审美文化的含义。

1．悲剧创造生存幻觉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以最为纯粹的神话形式，展开悲剧的主题：人最好不要生存。这是古老悲剧的教诲。人在本性上是不值得生存的。人作为必死者，他的命运是悲惨的，一如他一无所有的诞生。为了这必死者，这位普罗米修斯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通过一种神话形式，使人的生命与他的命运真相拉开一定距离，从而使生命进入一种免受命运追击的生存幻觉之中，来保护生命。因此，如果他能使人类走出完全无意义的状态，他必得先保护和证成（rechtfertigen）生命。宙斯本来想要使人类陷入绝望以致他们自行从宇宙消失，但普罗米修斯或者埃斯库罗斯凭借人类的主体力量——生存意志——创造了悲剧。据说希腊悲剧创造了一种生存的幻觉，它“给予人类的生存以一种现实、火种和幻觉或‘盲目的希望’来挫败这个想法。这种幻觉因素指出了这个事实：它是一个不可能让人类感到幸福的问题；人被他的自然状态欺骗了，这也许是一种不幸”。悲剧作家第一次借助“盲目的希望”充实了这种生存情境，但留下了悲剧家们始料未及的文化后遗症：人类感受不到幸福。“盲目的希望”促使普罗米修斯采取最为激进的诡计，它防备人类知晓他们无根的生存状态。人在希望的引诱下产生了强烈的主观生存意志，欲以悲剧的姿态抵抗客观的生存状态。由此看来，文明有可能是一种幻觉，因为实施这个诡计欺骗的始作俑者不是上帝而是人类。因此，布鲁门贝格告诫我们，人类必须承负起悲剧合唱队所揭示的生存真相：“合唱队做了适合各种情境的事情：它安慰，但它不饶恕。”人类可能从文明的神话创作获取安慰，但这种神话创作的非法性始终得不到作为现实的命运的饶恕。

2.“智者和犬儒：普罗米修斯材料的对立性”

既然人类的生活不会全部是悲剧，普罗米修斯有可能走进喜剧。喜剧的特征展示了与悲剧的修辞——生存诡计——相似的特征，两者在人类的无价值性和为他们创造生命的可能性之间构成了对立和互补。

在文学中，在菲勒蒙（Philemon）和米南德（Menander）喜剧的中，普罗米修斯第一次被证实为人类的典范，因此，作为美好生命事物的赠予者角色，他被强调为造人的角色，这是智者思维的逻辑：

人们尊敬这位泰坦的形象，倾向于尊重文化理论和人类学。对智者派来说，在自然和技艺的关系中，在人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份额减少，而人在这个世界上创立的艺术和人工实践却相应地增加。这被认为是一条规范原则：预先设定了以规范和技艺来装备修辞行为和政治行为，要把自然中建立起来的各种责任降低到纯粹是既定权威的水平。

因此，文化是大自然本身之必然性要求，这是智者派的文化纲领，也是他们未来的宿命，但是，文化来自于自然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修辞技艺和政治行为装备起来的文化创造离不开“自然—规范”的调整作用。不幸的是，喜剧性的普罗米修斯赠予他的造物们以修辞技艺，因此背弃了这种生存教诲。

智者派对起源的丰富说保留了一种谨慎的观点，而犬儒派对起源说陷入了一种苦修的狂热。通过对赫尔库勒斯（Hercules）事迹的一种“寓意解经”，普罗米修斯又变成了犬儒形象的神话模型。“苏格拉底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也无甚差别）都反对这个假设：人的原初状态是一种无价值的状态并且无力谋生。第欧根尼甚至抱怨：人何必要接受火这一奢侈品呢？接受了火，人只得依附于无助的“人为”文化。普罗米修斯就是导致人类腐败的“罪魁祸首”，后来卢梭（Rousseau）在“返回自然”吟唱中重新发现了他的这一罪行。

在斯多亚派智者和犬儒思想因素的影响下，自然被非自然的东西弄得狼狈不堪，并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文化反对“自然”的敏感性暴露了它的脆弱性。反对普罗米修斯的推理证明了有关人类事业的“现实主义”：人类即使没有泰坦之火也能存在，而这火不是别的，正是导致人们忽视现实的盲目希望。

智者派对主体的抑止和犬儒派的自我剥夺使那高扬主体力量的思想有所反弹。朱利安（Julian）不仅把整个大自然的生机勃勃、温暖如春与理性的复苏调和在一起，而且还调和了神话和形而上学、诸神和哲学的信仰。对失去了宇宙的还乡，他的有关主体的理性复苏神话成了慰藉人的阐释。主体理性的复苏重新拥有了这个宇宙，朱利安使普罗米修斯摇身一变为宙斯，贵为罗马皇帝的朱利安哪知盗火事业的艰辛和甘苦。因此，普罗米修斯不是盗火者，他成为最高的、最为慈善的神明，发挥着太阳的功能作用。

朱利安的主体的“太阳”照亮了卢西安的文学事业，不过太阳的慈善和宇宙品格却怅然若失。卢西安建立了造人陶匠和文学创作者之间的联系。于是，发明者和制作者合而为一，并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位泰坦的“主义”自发地显现为一种人义论：它唯有依赖于人，这个世界才值得存在。卢西安的普罗米修斯是修辞大师，他使人成为诸神兴趣的中心。如果没有这种反转，诸神无法比较自己并感到自己更好的优越性。普罗米修斯已经产生了价值符号上的蜕变，他成为这个世界的审美创造者。

神话呈现为一个综括人神纠缠的过程，并且，借助于这个普罗米修斯的修辞，智者派给人类提供了机会，从而穿越以前的无价值状态，走进了一种对诸神自身而言是必要的生存状态。这不仅出于一种修辞的诡计，而且还“根据神的形象造人”证成了人类这种造物。

尽管悲剧的创造耸动了生存幻觉，合唱队“不可饶恕”的教诲似乎难为普罗米修斯的造物所接受。智者和犬儒者们对人的贬抑又在斯多亚主义内部有所反弹，审美创造中修辞的出场以及修辞的诡计的使用使人们重新反观主体的力量，而这个思考的基点就在于人和世界的关系。

3．普罗米修斯和世界的关系

文学在奥维德（Ovid）手里，顿时由希腊气质转为罗马乃至欧洲气质。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创造了一种历史情境：“这种历史情境为重新占据一种长期以来由希腊材料所遮蔽的传统位置铺平了道路。”

普罗米修斯现在是Iapetus的儿子，奥维德以统治之神的形象来塑造他。于是，他把地球变形为与神相似，这先于一切把神变形为特定的人类形式。这个神话已经按照这个作品的公式有所发挥了：如果神话重心不是落在造人的陶匠身上，那就会落在原初的物质身上。“造人”的材料转移到物质，“地球”转移到“星空”。但是，把已转化的地球添加于这幅图景还是不够的，因为，“这还必须给出普罗米修斯的律令：人举首仰望星空。这条律令的程式在后来接受奥维德的文献中成为一条标准的引证。它既允许内在地崇敬这个世界，也允许超越这个世界……这样，既引入了人的形态，又引入了世界的形态，这更具诺斯替主义的气息了。”当然，在奥维德那里依然保留着宝贵的半句诗——“人是被制作的”。“人是被制作的”和“人举首仰望星空”焊接在一起，奥维德双管齐下，为后世的知识图景奠定了主体与世界的二元论基础。

有关世界的开端的神话创作不是确证普罗米修斯和亚当的身份，而是确证泰坦和创世主的创世。执行创世命令的人应该把人和自然连接起来。但是，普罗米修斯神话中宇宙（世界）和人的位置是错开的。并且，正是这个原因，曾经占据了希腊传统的《变形记》又给基督教作家“重新占据”这种解释功能有机可乘。于是，一个小小的误会潜入了这个神话：艺术的发明者被提升为自然的创造者。早期的基督徒循此把泰坦的形象转化为审美意识的原型，也由此拉开了西方文学史上声势浩大的灵知主义文学潮流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