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内外的藤野严九郎与鲁迅

藤野先生原名藤野严九郎，1874年7月1日生于日本福井县坂井郡本庄村大字下番第十八号第十五番地，1945年8月11日因患脑溢血病逝，享年72岁。较鲁迅年长七岁。鲁迅在《藤野先生》写道，藤野先生对于自己“热心的希望”和“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事实上，藤野先生既不是医学名家，也不是学术大家。文本之外的藤野先生不过芸芸众生中的一棵小草，寻常，普通。日本学者曾组织医学专家专门研究过鲁迅医学笔记中藤野先生的批改，有位解剖学教授认为：“藤野的批改有点儿‘过分’，对这样的批改，当时的鲁迅与其说是感激倒不如说是反感的好，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批改才使得鲁迅放弃了医学的学习。”然而，藤野严九郎在《藤野先生》传世之后却能够成为中国和日本人们世世代代纪念的人物，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符号性人物，无疑让学生很直观地感受到经典的神奇力量。

藤野先生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祖辈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期开始行医，藤野严九郎是藤野家族第六代医生。颇富意味的是，作为当事人的鲁迅未必知道，其儿子周海婴在上海的家庭医生坪井芳治，系日本著名的西洋医学专家的坪井信道的玄孙，而坪井信道与藤野先生的祖父藤野勤是同窗好友，曾共同师承日本实用临床解剖学名著《医学提纲》的作者宇田川玄真。坪井芳治当年在日本人于上海开设的筱崎医院任职业医生。1932年12月28日晚，坪井芳治曾邀鲁迅往日本饭店共食河豚，有同院医生滨之上信隆陪坐。三天之后，也即12月31日，鲁迅有《无题二首》的自作诗分赠坪井芳治和滨之上信隆，其中给坪井芳治的一首写道：

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

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

藤野严九郎于1892年，也即18岁时，从福井中学退学转入爱知县立医学学校（即今名古屋大学医学部）学习，22岁时毕业并留校先后任助手、代课教师、教师并晋升到副教授、教授。其间，1900年里曾先后两次暂时离职前往东京帝国医科大学进修。这就是他的最高学历。

藤野先生1901年应聘到仙台医专任解剖学讲师，1904年7月晋升教授，1915年由于仙台医专改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部，他因“学历资格不够而自动申请退职”往东京神田和尔桥三井慈善医院任耳鼻科医生。1917年返回故乡，其间曾有人推荐先生去中国北平大学任教授，却被先生谢绝了，决心终身服务于乡村医疗。1919年迁往二兄原有诊所开业行医。1931年后一直定居三国町，但仍在本庄村中番租屋开设诊所，直至去世。

鲁迅1902年1月27日以一等第三名的优秀成绩从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同年3月24日由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带领赴日留学。根据北冈正子的调查，3月24日，鲁迅乘坐“大贞丸”号轮船由南京出发，29日，在上海换乘“神户丸”号，4月4日抵达横滨。一行共有34人，其中有22名是陆师学堂的毕业生。鲁迅等人开始想进成城学校，但未能如愿，结果便改进了弘文学院。在弘文学院两年内，主要以日语学习为中心。具体科目比率是：日语占全部科目的46.5%，数学17.7%，体操15.2%，理科9.1%，地理历史7.6%，修身3.0%，图画1.0%。

鲁迅1909年8月回国，从22岁到29岁，共七年多留学日本，其间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约一年半时间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这一年半也是鲁迅与藤野先生相识相交的时间。

鲁迅进仙台医专时，藤野虽然已经晋升教授，但因为资历浅，学历不高，在学校备受冷落，所拿薪金是教授中最低的：“其他的在东京帝国大学或外国大学毕业的教授，年薪一般都在1400元以上，而毕业于爱知医学校的藤野，虽然身为教授，年薪却不过600元。另外，虽同样毕业于爱知医学校，但在哈莱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任眼科学讲师的田代，其年薪也拿到了1000元，远远高于藤野。”1915年由于仙台医专改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部，藤野因为学历不够，先由教授降为讲师，最后学校发给他一年半的薪金，前提是他需自动申请退职，薪金由月薪50元提到75元。当时在仙台医专，老师和学生聚会时，学生每人出三十五钱做会费，酒钱则全由教授出，藤野先生一般不出席这种场合。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曾这样描写先生的苦状：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藤野先生生活中的寒酸、落魄与治学的谨严以及品节的高洁固然构成反衬的逻辑关系，然其背后的实情则不为大家所知。要知道，当年清政府给予鲁迅的留学生公费是每年400元，相比之下，需要养家糊口的藤野先生的生活之清苦可想而知。虽然身为教授，却只能从空堀町的住宅步行到学校上班，而其他教授大都是花钱“乘人力车到学校去”。

“严九郎”按日语发音的读法是：gongkulou。不过他自我介绍时却念成“gong”，由此，藤野先生在医专的外号就叫“gong先生”。据说当时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gong先生”的，因为“gong先生”虽然穷酸，却很有个性，因此有不少传奇故事在学生中流传：

我们学生中都有这样普遍的看法，觉得藤野先生有些奇特，像怪人一样。正如“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对服装从不介意，趣闻轶事很多，爱憎很分明。譬如，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理发店，一个学生说先生的坏话，被坐在旁边假装打盹的先生听见了，结果上学期考试给那个学生打了不及格。那个学生是地道的东京人性格，心想“gong先生，你居然会这样做”，于是暗自用功，结果在下学期考试时交了一份答案全部是用德语写的卷子，gong先生折服了，给他打了120分。

还有个毛病，就是指名自己不喜欢的学生把考试题抄写在黑板上。有一次，被指名的学生拿到先生递过来的小纸条后大声说，“老师！这个是西服店按月分期付款的收据——”紧张的考场上同学们哄堂大笑，而先生却又拿出一张小纸条，用不慌不忙的腔调说：“不好意思！这个嘛，才是考试题。”

上述两个同学，一个在茨城县岩濑町，一个在北海道汤川，都是开业医生，这些都使我难以忘怀。

鲁迅告别藤野先生离开仙台后的情况，《藤野先生》这样写道：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不过，鲁迅还是通过多种方式打探藤野先生的消息，他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一封书信中说：“藤野先生是大约三十年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学教授，是真名实姓。该校现在已成为大学了，三四年前曾托友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倘仍健在，已七十左右了。”1934年，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准备出版增田涉、佐藤春夫合译的《鲁迅选集》，译者请鲁迅对所选篇目提出意见，鲁迅回信道：“《某氏集》请全权处理。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不佳，还是割爱为好。”1935年，《鲁迅选集》日译本即将出版之际，据说《岩波文库》出版方特地派人专程到上海再一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表示：“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鲁迅不仅一再要求把《藤野先生》放进《鲁迅选集》，而且希望把藤野先生的照片，印在书内，因为他猜想“藤野先生怕已经不在人事了吧”，便想“借此发现藤野先生的家族”。

鲁迅的良苦用心果然产生了效果，但可惜这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人世。藤野先生的长子恒弥就读于福井初级中学，从日语和汉语教师菅好春处得知，日译本《鲁迅选集》中的《藤野先生》一文的主要人物有可能是自己的父亲。据说藤野先生手捧《鲁迅选集》时的模样颇令人动容：

藤野先生一边用放大镜看着卷首的著者近照，一边说：“这就是周君呀，竟变得这样出色了！”

日本杂志《文学指南》于1937年3月号刊登了一篇哀悼鲁迅去世的文章《谨忆周树人君》，文章是藤野先生同村的坪田利雄和地方报记者川崎义盛、牧野久信等3人，于1936年11月17日，在本庄村下番的藤野诊疗所采访藤野先生，根据藤野先生口述的内容记录整理而成。这无疑是一篇重要文献，鲁迅与日本、与仙台、与藤野先生以及《藤野先生》的阅读、理解和阐释等，有不少支撑材料来自这篇采访，但经过多次转换，大多数不著录出处，就难免走样，特此全文转录如下：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确定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后两年或三年，周树人君作为第一个从中国来的留学生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因为是留学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周树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级生一起听课。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虽然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藤野达也在福井中学时，主讲汉文的菅先生对他说：“这本书上写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给我们也讲一讲那些事情。”于是长子达也借回了周君写的书让我看，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译的。

这以后大概过了半年，菅先生来和我会面，也谈到了书中所讲的那些事情。从菅先生那里，我知道周君回国之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

让我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和周君一起照过像。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现在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前些天从报纸上得知周君鲁迅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

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

藤野先生在接待访问中，以双手接过记者手中的鲁迅葬仪照片，恭恭敬敬地把照片高举过头，先施一礼，再捧到胸前仔细观看。当他得知鲁迅生前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时，深情地说：“若能在鲁迅生前给他去信，会使他多高兴呀！真遗憾！”

小林茂雄是鲁迅在仙台的同班同学，曾经给藤野先生写信询问当时的情形，藤野先生回答令人感慨万端：

不管周君是小偷也好，是学者也好，或者将来成为君子也罢，这些都未介意。在那之前、之后，异国的留学生只有周先生一人，况且又是来自邻邦中国的留学生。因此，对与同学之间的交往、公寓生活的处理、学习的方法、日语的说法、记笔记的方法等等，总之为使他得以安乐地度过今天，都不揣微薄，尽可能地提供了方便。但，他竟中途废学，实感遗憾。然则，他能作为友邦的文人为世界众人所景仰，我也与您同样唯有敬佩而已，谨吊他的远逝并祝冥福！孝养双亲、忠君爱国的观念，也许是皇国固有的特产品，但，我以为受邻邦儒教刺激感化之处，恐亦不少。我认为不管有什么情况，把他们作为道德上的先进国家而表示敬意实为重要，亲切相待、细心引导乃是对待他们的唯一武器，因此，并非唯独厚爱周先生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