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态博物馆理论和实践

一、西方博物馆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博物馆一词来自于希腊语中的muses（mouseion），指缪斯所在的地方。总体来看，西方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从私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馆，再到各种新博物馆形式的产生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建于埃及亚历山大城内的亚历山大博物馆（Museum of Alexandria），即缪斯神庙。但现代博物馆体制的建立还要从18世纪公共博物馆的建立开始算起。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它于1753年开始筹建，1759年1月15日对公众开放。

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简称ICOM）在法国巴黎成立。国际博协在1946年的成立章程中对博物馆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博物馆是指为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1951年、1962年、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多次对博物馆定义加以修正。1974年的定义中提出了博物馆的性质，增加了博物馆的功能。200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又将物质和非物质的概念加入定义中。目前，博物馆的最新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和非物质见证物进行收集、保存、传播和展览。”

（一）从传统博物馆到新博物馆

西方博物馆建立之初被称为“世界陈列柜”（展示他文化）和“珍品展览柜”（收藏珍贵物品）。从大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条件来看，公共博物馆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和科学理性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公共博物馆最初的责任之一是展示真实——不仅展示理性主义启蒙思想，还展示了线性时间观和进化论等。

随后，工业革命在欧洲迅猛发展，加快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此时的博物馆成为解释这些变化和稳定人们情绪的场所，也对培养国家观念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社会变化加剧的欧洲工业时代，博物馆参与了社会秩序制定、个人行为管理、道德进步和国家观念的形成等。而今天的博物馆除了继续扮演其规范性的角色外，还为参观者们提供了体验历史和文化的机会，增进大众对他文化的理解。因此，博物馆也是维系地方感和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主义就是博物馆产生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认同感。

19世纪公共博物馆的建立是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博物馆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们与国家认同紧密联结，帮助人们认识国家是什么，并表述国家对国民的存在意义。也可以说，博物馆代表了一种公共表述，它们表述着过去经历的历史、现在纪念过去的方式、谁应该被铭记、谁应该被忘记、哪些历史事件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哪些不重要等。每一次博物馆旅行都是一次国家认同和文化适应的旅程，每一个博物馆都在帮人们建立一种社会认同感和地理认同感，每一件器物都在为过去提供物质形式的依据、确定权威和建立集体记忆。

新博物馆形式的到来标志着传统公共博物馆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增多，出现了很多新的博物馆形式，比如生态博物馆（ecomuseums）和露天博物馆（open-air museums）等。这些新博物馆形式侧重于区域性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和社区参与。一方面，民俗博物馆、社会历史博物馆、遗产中心等新博物馆形式挑战了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国家主导的公共博物馆等传统博物馆形式，同时博物馆形式增加并呈现出多样性。遗产旅游也在同一时期出现，这一趋势也标志着博物馆功能从教育性向娱乐性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博物馆加强了社区参与功能和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以遗产旅游为例，当地的博物馆和本土遗产都是社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们参与其中就并不是简单的休闲娱乐，而是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即使新博物馆形式更具娱乐性，但教育功能仍然继续发挥其作用。例如，社会历史博物馆出现了一种称为“演绎者”（interpreter）的新角色，“演绎者”穿戴传统服饰进行真人表演，用以展现特定的历史场景。“演绎者”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博物馆的娱乐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二）博物馆与人类学

人类学与博物馆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学科史来看，人类学的产生与欧洲殖民紧密相关。18世纪开始，英、法等国开始对海外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和殖民，前往殖民地的除了本国军队外，还包括政府官员和传教士等——政府官员负责管理殖民地，传教士将教义传向殖民地民众。同时，派往殖民地的宗主国群体也将当地的所见所闻定期向国内汇报，其中汇报的内容就包括文化的各事项，这些唤起了国内人民对异域的想象。与此同时，学者们开始将研究方向转向海外的殖民地国家，于是人类学这门研究“人性和文化”的学科应运而生。

人类学家起初开始调查海外民族时，不仅将当地的风俗文化详细书写成册，作为“民族志”资料交付宗主国，同时也收集了当地的一些实物标本。当时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收集这些标本，于是建立了大量的博物馆用以收藏人类学家采集的标本。因此，很多西方的人类学家同时是博物馆工作者，如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曾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博物馆对民族学、人类学器物的展示手段、陈列方法和分类系统也引发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如文化传播论、变迁理论、文化区的划分、进化论等，它们不仅是人类学的重要理论，也成为博物馆陈列方式的参考依据。

当时的人类学和博物馆都关注物和物质文化，将文化同物质一样视为静态的、不连续的特质的累积，就像自然科学家收集蝴蝶标本的方式一样。通过物的分类和展示，呈现浪漫的异国情调，表现标本由简到繁的序列。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专业人类学者渐增，人类学研究与专业训练的重心才逐渐由博物馆转移到大学中。

博物馆同人类学一样，表面上是研究“物”和物的分类，实则通过物发现和展示其背后的制造原因、存在价值及所在地的社会结构、文化特质、物与人的关系等。那么，怎样通过博物馆中的标本和陈列物来反映文化功能和社会结构呢？博物馆使用了一套特殊的陈列方式和固化的解说程序来完成参观者对“物”的想象。博物馆中对物固化、象征化的现象可以称为物的博物馆化。

物的功用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发挥的效用。时间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物可能产生新的功用或者被新的物替代。空间上来说，甲地的某物在乙地可能有着不同的制作方法和意义解释。博物馆中的物大部分都是异时异地之物，陈列在展厅中的物已经失去了它在当时当地的功用，成为“固化”的物。而这种“固化”的物的想象是经过价值筛选和有意识的安排而实现的。

物的生命是短暂的、个别的，然而博物馆中保存之物，却在博物馆这一特殊的场域中延长了生命，物在某特殊地点或特殊社会中的知识和价值也使其成为当地特定的某个代表，变为异文化的象征。博物馆中的物联结了过去和现在，联结了异地与本地，联结了不同的社会和价值系统。

如何体现物与环境、场域的互动关系，使物从“固化”状态融入真实的生活中。王嵩山以巴厘岛为例，介绍了巴厘岛博物馆与俗民社会的互动关系，称其为博物馆经营的整合模式。巴厘岛的博物馆物质条件并不算好，管理和维护简单，藏品暴露于自然状况中日渐损耗。然而，巴厘文化中的博物馆及周边环境营造出完整、开放、互为主体的整体，结合为一个理性经验与感官直觉俱存的整体“博物馆情境”。博物馆中的文物展示和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事物，在许多场合都能有所对应。面具、短剑、蜡染织物不仅挂在展示柜内，也出现在仪式、文物市场、人们日常的衣着上；仪式的行进队伍、露天剧场歌舞的展示与表演更能震撼人心；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礼仪的用品不仅陈列在博物馆中，也在巴厘人日常遵行的仪式中一览无余；绘画、雕刻等不但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展厅，在文物商店、工艺村中更能见其动态的制作过程。总之，巴厘岛将现实之物、神圣之物与博物馆中的物融为一体，将博物馆中固化的物与当地环境相结合，使展厅中“固化”之物也变得活力四射。生态博物馆、战地博物馆等都是按照此原则建立的人、环境、博物馆的结合。

博物馆之物不仅具有流动、久远的时间意象，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社会组织形式等，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器物也因为距离产生出独特的空间观念，表现社区形式和环境情况。博物馆中的物已经脱离了当地的知识网络，但通过博物馆工作者的恢复和解释产生了新的意义。物通过再解释，得到教化民众的功能。博物馆一方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所和艺术的殿堂，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剥夺，呈现出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平等。

生态博物馆等新博物馆形式的出现试图打破传统博物馆固有的模式，将物置于原生环境中进行展示和陈列，博物馆中的物不再只是异时异地之物，而是此时此地“真实”的物，发挥着物本来的功用。同时，博物馆服务的主要对象由游客转为当地居民，社区居民拥有物的使用权并参与到博物馆的管理工作中，这种“本土管理”模式意欲摆脱外来者的权力控制，使社区居民成为博物馆的主人。

二、生态博物馆等新博物馆形式的产生及理念

新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相对，它是传统博物馆的扩展和延伸，而不是对传统博物馆的全盘否定。新博物馆运动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标志性事件是北欧第一座露天博物馆（open-air museum）的建立。随后，美国在一个非裔美国人社区建立了第一座邻里博物馆（neighbourhood museums）——“安那考斯蒂亚博物馆”（Anacostia Museum）。到20世纪60年代末，新博物馆形式已经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新博物馆的主要形式有社区博物馆（community museum）、活态历史博物馆（living history museum）、整体博物馆（integral museum）和生态博物馆（ecomuseum）等。

戴瓦兰是新博物馆运动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他总结了新博物馆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四点功能：第一，新博物馆应该是服务于现在和未来的数据银行（data bank），它必须与社区之根相联结，并且提供对目前人类生态有帮助的信息。第二，新博物馆应该是变迁的观测台。它必须记录受现代化过度影响的历史文化、现存社会价值和传统生活方式。第三，新博物馆应该是一个工作坊，社区内的居民能够相聚于此，选择有用的材料和信息并吸收它们，以主动发挥居民的创造性和争取他们的利益。第四，新博物馆应该是反映过去价值观和传统的展览柜。社区未来的发展不能通过割裂传统来完成和实现，这些传统和价值观应该通过人们现在的认知来展现和延续。新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出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邻里博物馆

邻里博物馆为某一区域的人群服务，它在管理上相对独立，但同时也接受某些机构资助。实际上，它是一种解决现存博物馆缺陷的中间方式，即通过社区居民或者第三方机构来满足博物馆和社区的需要，引导社区发展。其运行的主要模式是倡导大城市的博物馆建立分支机构，这些分支就被称为“邻里博物馆”（neighbourhood museums）、“分支博物馆”（branch musuems）、“微型博物馆”（mini museums）或“市区中心”（urban centres）。

邻里博物馆的概念产生于美国。在20世纪的美国，随着大批城区毫无规划地出现，大量劳工从郊区涌向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这一过程产生了很多诸如种族矛盾、贫困、住房、物质匮乏、吸毒和教育等问题。邻里博物馆的产生试图通过第三方资助机构的丰富资源和经验来解释和分析相关社区的社会问题，联结社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一个邻里博物馆“安那考斯蒂亚博物馆”于1967年在一个非裔美国人社区建立，是美国著名的史密森学会的延展机构。之所以选择这个社区是因为它呈现了现代美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危机。史密森学会的工作人员和社区成员代表定期会面，互相听取意见，按照社区居民的意愿发展博物馆，同时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解决社区问题，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二）社区博物馆

社区博物馆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它是社区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包括当地居民和他们的社会活动。它的主要功能有对当地文化的社会调查和记录、针对当地人关心的话题举办展览、讨论社区发展的需求和提出社区发展规划等。

社区博物馆产生的根源是反思发展中国家受西方文化冲击而产生的传统的断裂。西方的科学技术虽然对现代世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如环境的破坏、传统的丧失、旧文化伦理的变迁。这些变迁和冲击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当地社会主动、自由的发展。来自西方观念中的“发展”也未见得成功，如果当地人单单听从政府的安排，却并不理解其思想，也没有接受相关培训，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社区博物馆听取社区群体的需求，提供社区发展所需的信息、技术和资源。相互理解、互相合作、社区参与是社区博物馆的主要理念。

社区博物馆最早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诞生和发展，这些博物馆主要是为激发当地居民的积极性而建立的政治机构。社区博物馆的任务包括调查当地的文化传统，指出这些文化传统怎样在殖民时期发生改变，以及怎样使这些殖民经历成为今后国家发展的资源。

社区博物馆除了具有传统博物馆收藏、陈列和保存等功能外，更侧重调查研究、记录民族志和发掘民俗文化。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当地居民主动地扮演调查助理的角色，最终成为熟悉当地文化传统的权威，从而建立社区发展所需要的新的文化认同感。

（三）活态历史博物馆

活态历史博物馆的概念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活态历史农场运动。第一座活态历史农场由达尔文·凯尔西（Darwin Kelsey）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斯特布里奇村（Sturbridge Village）建造。这个农场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理念和方法展演了19世纪30年代当地典型的农业生活，特别是使用第三方演绎（third-person interpretation）的方法向游客介绍生活场景，即演绎者穿着当时的服饰展演不同职业和等级人们的生活。以此为开端，在北美，活态历史农场运动朝着范围更大的活态历史运动发展。随后，露天博物馆也被包括在内，它与活态历史农场不同的是，不仅采用第三方演绎，还使用第一方演绎的方法，即穿着传统服饰的演绎者好像他们就是生活在当时当地的居民，用第一人称来解释和展演当时的地域文化。

1980年，在斯特布里奇活态历史农场召开了一次年会，在这次会议上，会员们不仅将农业博物馆和活态历史农场列为研究对象，也同时将露天博物馆、历史遗迹等对活态历史方法感兴趣的对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中。活态历史博物馆是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侧重社会历史学、民俗学和文化地理学。它主张尽量按照当时的场景去保存和展演文化，包括田地、篱笆、农舍等都要尽量按照当时的场景布置。这种主张是随后出现的“当地保护”概念的来源和雏形。它兼具研究和展演的功能，不仅满足游客娱乐的需求，还同时研究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

（四）整体博物馆

整体博物馆的概念诞生于拉丁美洲，它将地域和生活在此地域中的人连接起来，既包括地理空间和历史空间，还包括人的态度和行为，目的是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来促进社区的发展。戴瓦兰总结了整体博物馆的两点原则：一是为了促进社区的发展，社区居民必须首先认识与社区相关的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二是整体博物馆必须承担起使社区居民有此认识的工具作用。因此整体博物馆只适用于小型和中型社区，而不适用于大型社区。

整体博物馆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留存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研究社区的文化之根，并挖掘这些集体记忆和文化之根，以服务于社区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使社区居民认识自己的文化遗产，帮助他们找到文化认同感，为社区发展做导向。因此整体博物馆的作用不仅是保护当地文化遗产，还是反映当地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一面镜子。

（五）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新博物馆中使用程度最高、发展最快，同时也是被误用最严重的概念。生态博物馆概念首次出现在1971年博物馆理事会第九次常规会议上，由当时的主席戴瓦兰提出。随后由里维尔发展成系统的理念。根据里维尔的总结，生态博物馆主要扮演三个角色：第一，它是一个学习和研究过去和现在的社区以及社区环境的实验室；第二，它是帮助社区居民保护和发展当地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心；第三，它还是培训当地居民保护自己文化的学校。

戴瓦兰给出了一个区分传统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简单明了的公式，经过加拿大博物馆学家里维德（René Rivard）补充如下（括号中为里维德的补充内容）：

博物馆＝建筑+收藏品+公众（+专家）

Museums＝Building+Collection+Public（+Experts）

生态博物馆＝地域+遗产+居民（+记忆）

Ecomuseums＝Territory+Heritage+Population（+Memory）

相比较传统的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拥有其独特的优势：第一，生态博物馆将博物馆的范围扩大到社区、生态环境和景观的范畴，使博物馆去中心化，以使博物馆中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资源能够在生态博物馆的区域内共享。第二，将社区居民纳入博物馆工作中。第三，它主张遗产的当地保护，而不是将物脱离原生地，离开赖以生存的文化场景。第四，倡导“本地管理”，即专家提供社区发展所需的技术、文化、经济条件，而当地人作为博物馆的主人管理博物馆和决定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生态博物馆自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种新博物馆形式出现以来，一直担负着社区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之责。生态博物馆的作用如一面镜子，人们可以在其中认识自己，发掘自己与环境及祖辈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生态博物馆中，可以促进参观者对当地传统和社区居民独特性的理解。

在其发源地法国，生态博物馆社区涵盖乡村与都市，传统工业社区、传统作坊等均被“遗产化”，并加以保护、利用和开发。当时的法国，传统的工业社区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而逐渐衰落，以大型工业生产为核心的工业社区开始瓦解，生态博物馆的出现为保护工业遗产和手工作坊提供了依据。同时生态博物馆为那些传统意义上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争取权益，如从事手工劳动的妇女、囚犯、移民等。生态博物馆还帮助人们处理文化认同与博物馆的关系，提供一种当地人记录文化、环境、经济变化的工具。

意大利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较为完善，生态博物馆已经被应用于保护和诠释某些特定范围的有形和无形遗产项目的广泛范围。一些生态博物馆已经进入政府法律保障范围，如特兰托市在2000年颁布了文化、环境与历史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其中第13条就有“创建生态博物馆以挖掘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为抢救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开展了“记忆工程”以建构地方感，吸引了大批“怀旧”的旅游者。此外意大利的生态博物馆学家为规范生态博物馆的管理和运作、评价其对遗产保护的效果，还建立起一套“生态博物馆综合评价标准”，并在实践中应用到对全球范围内生态博物馆的评价工作中。

在北欧的挪威和瑞典，少数民族文化、珍贵的动植物、历史遗迹、传统工业遗存和传统农业都成为生态博物馆的保护对象，当地居民透过生态博物馆反观本地区的文化遗产，激发出文化自信。挪威位于欧洲大陆的最北边，它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其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和地方自我认同感，当地居民对自己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很高。瑞典在19世纪末出现了移民潮，大量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另有大量国内人口（20% 左右）移民到美国，这一变化推进了当地的遗产保护运动。

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俄罗斯少数民族众多且复杂，民族问题特别突出，如何缓和民族矛盾十分迫切。因此俄罗斯的生态博物馆比欧洲其他国家具有显著的政治特征，生态博物馆更依赖于社区居民的民族政治环境。专家学者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发展，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及重建地域内多民族文化环境。通过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参与到当地社会活动中，保存和重新评估自己的文化现状，对社区未来发展亦大有裨益。

在美国，生态博物馆形式起初作为印第安社区认知传统文化及变迁的工具，随后与旅游相伴而来的娱乐性和展演性占据主导。相似情况也发生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在亚洲，生态博物馆研究虽起步较晚，却成绩斐然，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亦有与此类似的社区博物馆和整体博物馆等新博物馆形式诞生。

生态博物馆的功能转向首先因为其涵盖内容的广泛性，从提出之日起，生态博物馆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不同国家、社区和个人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理解对生态博物馆的解读也不尽相同，这也造成许多社区假借生态博物馆之名吸引参观者，被误读、被泛化等名不副实的情况亦屡见不鲜。其次，从实践层面上考量，生态博物馆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经本土文化的过滤吸收，使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方式各异、形式多样。如前所述，生态博物馆在法国、意大利、挪威、俄罗斯及美国等国家的发展受本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影响，侧重点有所不同——或侧重自然环境保护，或侧重文化遗产传承、或侧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和评估。再次，生态博物馆社区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空间，社区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对社区传统有一定的影响，如城市化进程、移民数量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传媒的普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最后，旅游活动中的“游客凝视”使得旅游开发更多满足游客的需求，一些生态博物馆由最初的“记录、保存、传承文化遗产”之核心，向娱乐性、展演性转变。

三、中国“博物”概念溯源

对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很多学者持这样一种观点：生态博物馆产生于西方社会，无论是文化背景还是经济背景，西方社会的情况都与中国不同，将生态博物馆引入中国必然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处境。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博物馆概念的出现呢？在历史上“博物”究竟是何解释？唯有通过中西文化中概念的比较才能回答这些问题。绪论第三节的开篇已经论述了西方的博物馆概念及其发展过程，本部分仅从博物之概念上对其进行训诂学考据，从中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博物”。

“博物”在中国史籍中出现的时间非常早，最初“博”和“物”是以单字形式出现，随后在《左传》中才第一次出现“博物”这一词语形式。

（一）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博”、“物”

博物两个字作为单字，在汉字中被记载和应用的历史久远，可以在甲骨文和金文上找到相关证据（见图1-1）。

古文字学家对金文中的“博”和甲骨文中的“物”各有解释。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指出：“博”字是形声字，应解释作“从又，从十（毌），甫声”。“又”象“手”形，表示用手发出的动作。“毌”象干盾之形，就是盾牌。所以该字本义是用手拿着武器，就是“搏击、搏斗”。从“手”的“搏”是后来的写法。右边的“甫”表示“博”字的读音。强运开列举了金文中的“博”有从“阜”、从“戈”、从“干”等几种不同的写法，表示“征伐”等义。从上述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博”字的出现与战争密切相关，其“搏斗”、“征伐”等引申义也是从征战、武力中而来。

“物”字的解释应从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物》之说。“物”也是个形声字，应解释作“从牛，勿声”。本义是杂色牛，“杂”是引申义，读音同“勿”。《甲骨金文字典》中的“物”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为杂色牛；二为杂色。原文如下：象耒形，象耒端刺田起土。一举耒起土为一墢，墢与古音同，且形近，故字后世亦隶定为勿，由起土而训为土色，色、形色经传多借“物”为之。

《左传·成公二年》载：“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土即相土色。郑司农注《周礼·草人》:“以物地占其形色。”物训色则自非一色，引申之得为杂。《周礼·司常》:“杂帛为物。”甲骨文物作，或从牛作，皆谓杂色牛，无作否定词用者，西周金文则全用作否定词。如盂鼎之“废朕命。”召伯虎簋之“敢对”皆是。《说文》中解释为：“万物也……从牛，勿声。”

（二）《说文解字》及其对现代博物概念的影响

《说文解字》中博的词条为“博，大通也，从十从尃。尃，布也”。《说文解字注》中写：“博，大通也。凡取于人易为力曰博。”

“物”在《说文解字》中的记载是：“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文弗切。”《说文解字注》对“物”的解释更为详细：“物，万物也。牛为大物。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与半同义。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戴先生《原象》曰周人以斗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于斗，牵牛也。按许说物从牛之故，又广其意如此。故从牛，勿声。”

《辞源》对“博”的相关释义主要有：（1）大。《韩非子·爱臣》:“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吕氏春秋·上德》:“故义之为利博矣。”（2）广。《礼记·中庸》:“博厚所以载物也。”（3）通达，多闻。《荀子·修身》:“多闻曰博，少闻曰浅。”（4）众多，丰富。《论语·子罕》:“博我以闻，约我以礼。”《荀子·儒效》:“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5）局戏。通“簙”。（6）换取，取得。《宋书·索虏传》引《拓跋焘与刘裕书》:“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且可博与土地。”

《辞源》中对“物”的解释为：（1）存在于天地间的万物。《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2）与“我”相对的他物。《易经·系辞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3）实物的内容实质。《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4）颜色。《周礼·春官·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注：“物，色也。”（5）种类。《周礼·夏官·校人》:“辨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注：“谓以一类相从也。”（6）观察，选择。《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仞沟洫，物土方。”注：“物，相也。”《周礼·地官·草人》:“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7）标志。《左传·定公十年》:“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注：“物，识也。”（8）杂色牛。《诗·小雅·无羊》:“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后因指杂帛。《周礼·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龙虎为旗。”注：“杂帛者，以帛素饰其侧。”参阅近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六释物。

《辞海》、《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辞书中也有对“博”“物”概念的类似解释，有些更为具体，延伸意义更多。

（三）“博物”一词的出现及《博物志》

典籍中最早出现“博物”是在《左传·昭公元年》中，即形容郑国大夫子产通晓众物。原文为：“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另见《孔丛子·嘉言第一》中称孔子“博物”。原文作：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列子·汤问》张湛注曰：夫奇见异闻，众所疑。禹、益、坚岂直空言谲怪以骇一世，盖明必有此物，以遣执守者之固陋，除视听者之盲聋耳。夷坚未闻，亦古博物者也。又《汉书·楚元王传》的《赞》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随后，博物之意逐步扩展，形成了现在的“博物”概念。

一是指通晓众物。汉桓宽《盐铁论·杂论》:“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恶然大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宋欧阳修《笔说·博物说》:“草木虫鱼，《诗》家自为一学，博物尤难。”又指通晓各种事物的人。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下》:“于是客游后进，详论艺能，其退走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众中次诘，莫不挫其锐，颓其名。”

二是指万物。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摩腊婆国》:“昔此邑中，有婆罗门，生知博物，学冠时彦，内外典籍，究极幽微。”宋苏轼《以石易画晋卿难之复次韵》:“欲观博物妙，故以求马卜。”

三是旧时对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统称。“博物”承袭了“博”的“大通”和“物”的“杂”，具有通晓众物、包罗万象之意，同时还指通晓众物的人。西晋张华（232—300）取“博物”之大而杂之意，将自己编撰志怪小说集命名为《博物志》。书中分类记载了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内容多取材于古籍，包罗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奇异的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的描述，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的故事，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如所记八月有人浮槎至天河见织女的传闻，是有关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原始资料。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称，此书原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但此说无旁证。《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本书即为10卷。今本内容混杂，文辞疏略，注释寥寥数则，而且其他著作所引有今本所不载者，当是原书已佚，由后人搜辑而成。今人范宁有《博物志校证》。与《博物志》内容和编撰形式相似的还有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和明代董斯张的《广博物志》。

由此可见，“博”、“物”在金文和甲骨文中取“博”的“搏击”、“征战”之意和“物”的“杂”之意。“博物”作为词语出现首先指通晓众物，称通晓众物的人为“博物君子”，后引申至“包罗万象”。因此，“博物”本为形容词，近代才有“万物”之意，并指代一种学科。而西方的博物馆概念源于古希腊神话，指缪斯所在的地方。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建于埃及亚历山大城内缪斯神庙。公共博物馆18世纪开始在西方出现，我国现行的博物馆概念由此而来。

四、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及相关研究

在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签署的文化合作项目下，我国首批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省的4个民族村寨建立。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阿格·杰斯特龙作为主要专家，按照他在挪威建立的图顿生态博物馆（Toten Ecomuseum）来指导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挪威生态博物馆相同，每个生态博物馆主要分为村落和资料信息中心两部分。村落指村民日常生活的整个区域，包括村寨里的居民、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资料信息中心通常在村落外围，距离村落有一定距离，是一座单独的建筑，主要用来展示村落的历史和文化，保存当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社区居民活动的场所。

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发展，根据我国博物馆学家苏东海的总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特指在中挪合作项目下，1995年到2004年在贵州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群。这四座生态博物馆分别是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和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第一代生态博物馆基本实现了生态博物馆对遗产动态的、整体的和当地保护的理念，但村民并未“成为主人”，而是在生态博物馆初期由政府机构作为“文化代理”接管，待当地人可以“文化自理”后，再将管理权交回村寨。

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包括内蒙古的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和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是中国北方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随后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展了“1+10”项目，即在广西民族博物馆的指导下，2003年到2005年在广西建立10座生态博物馆，包括南丹的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的侗族生态博物馆和靖西的壮族生态博物馆等。第二代生态博物馆更加侧重学者和当地居民的合作和沟通，建立了科研力量和村民的互动机制，同时也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文化展示功能。

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已经基本实现村民自治的理念。2005年，云南西双版纳的布朗族生态博物馆成功将管理权交到村民手中。贵州的地扪生态博物馆由企业牵头，帮助村民建立合作社，真正使村民受益，同时能够以馆养馆，实现生态博物馆的自主经营。

第四代生态博物馆逐渐从农村走向城市，呈现多维度发展。如北京乾面胡同将整个历史街区当作一个生态博物馆进行保护，同时启动胡同街区历史记忆工程，记录下60多位原住民的口述史。沈阳铁西老工业区居民旧址博物馆则对传统的历史工业区进行整体保护。除此之外，云南的民族文化生态村，也是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下建立的，由于篇幅有限，本书不做涉及。

与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相对应，中国生态博物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1996年，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是在《中国博物馆》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文章内容涉及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引入，在法国、加拿大等地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的介绍和在中国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分析。第二阶段是1997—2005年，这期间出现的论文主要是对生态博物馆这一新事物的研究以及探讨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以来出现的问题。第三阶段是2006年至今，这一阶段出现的论文更多是反思生态博物馆本土化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冲突，也从理论上对生态博物馆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提出质疑。

从内容上来看，关于生态博物馆的论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国外生态博物馆译文。自1986年开始，《中国博物馆》陆续刊登了一些国外生态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译文，如弗朗索瓦·于贝尔著、孟庆龙译的《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南茜·福勒著，罗宣、张淑娴译的《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与方法——介绍亚克钦印第安社区生态博物馆计划》,为我国建立生态博物馆做理论铺垫。

第二，中国生态博物馆与旅游。张成渝对生态博物馆和乡村旅游这两种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对比，认为生态博物馆更侧重保护，顺应发展；乡村旅游侧重发展，而将保护作为次要元素，因此比起乡村旅游，生态博物馆对村落而言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张涛以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为例，讨论了自生态博物馆项目实施以来，地方发展和旅游中出现的问题，认为外部资源的大规模导入除了短期内受到国际和国内的关注外，并未真正实现地方发展和合作方挪威期望的遗产保护作用。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种可以真正对话的机制。

第三，生态博物馆与遗产保护和民族文化发展。周真刚、胡朝相在《论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中以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为例，阐述了社区开放后村民受到外来思想的冲击而全盘抛弃传统观念的现状，认为要想做到保护文化遗产必须首先消除贫困、发展教育，并用社区原有的“乡规民约”结合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文化遗产保护。龙菲的《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现状和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指导原则，肯定了生态博物馆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认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村民生活，提高村民素质，因此应该加大经费投入。总之，有些学者认为生态博物馆对保护文化遗产和发展地区经济都是一种积极的方法，也有些学者认为生态博物馆加剧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

第四，反思生态博物馆本土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潘年英在第一次考察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后，对其发展非常担忧，认为当地村民并没有做好接受生态博物馆的准备，对村民来说更重要的是填饱肚子，而不是保护文化。时隔六年，他再次前往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发现存在的问题已经由矛盾走向畸形，如兜售纪念品、日常服饰趋于汉装等，提出加强村民的文化自觉能力和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潘守永在《生态博物馆只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固定的模式》中认为，中国的生态博物馆承载了太多本不应该承载的责任，如扶贫、发展经济等，造成了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尴尬局面。但是说“生态博物馆在中国是失败的”还为时过早，成败还需要时间的验证，未来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应该将居民的主动参与作为核心理念。

第五，生态博物馆美学分析、社区参与模式探讨和符号象征等。童晓娇以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参与模式为研究主题，提出“当地居民+政府+专家+博物馆工作站+旅游开发公司+旅行社”的社区参与模式。韦祖庆和黄怡鹏分别讨论生态博物馆的美学取向和生态审美。韦祖庆在《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他者的意象符号》中认为，生态博物馆的选地大多在少数民族或欠发达地区，建馆的目的是保持“异质性文化”，因此是一个文化他者的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