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框架和理论方法

一、研究框架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按照我国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可以理解为整个生态博物馆村落——即镇山村。同时，生态博物馆之于镇山村，还可以看作是一种保护当地文化的理念和一个发展旅游的事件。本书的研究主题是村落文化的现代性表述，主要从生计方式、亲属关系、宗教信仰和节庆文化四个方面论述文化诸方面所呈现出的现代性。之所以选择这四个方面加以论述，是因为生计方式、宗教信仰、亲属关系在人类学中被认为是文化的核心要素。节庆文化则是镇山村宗教信仰、亲属关系、甚至生产方式变迁集中而又直观的表现形式，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节庆文化受旅游活动的影响很大——或因其娱乐性或观赏性被开发为旅游活动，被重视、宣传、放大、娱乐化和现代化；或因其不能被开发为旅游节庆、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而被淡化、逐渐衰落，甚至被遗忘。

本书审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现代性表述的切入点是旅游。之所以选择旅游为切入点是基于田野点的特殊性——与贵州其他生态博物馆社区不同，旅游早在生态博物馆项目之前就进入镇山村，目前已经取代农业成为镇山布依族的主要生计方式，也正在悄然改变着宗教信仰和家庭结构等不易被改变的文化核心要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旅游并不是唯一影响镇山村现代性的事件和要素。在旅游和生态博物馆进入镇山村之前，一系列的历史节点已经滋生现代性。这些历史性的事件主要有：1958年花溪水库的修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特别是1958年花溪水库的建设淹没了镇山村河谷地带，镇山村村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水田几乎全部被淹没在水库之下。镇山村村民经历了从耕种水田到耕种山坡旱地而勉强维持生活的阶段，当地村民形象地称这样只能靠雨水维持的旱地为“望天田”。花溪水库的修建不仅改变了镇山村的生计方式，水库蓄水后同时改变了村落的空间布局，原来祖居镇山村的班李一家的大家族被划分为李村和镇山村两个自然村落。水库的物理隔绝，使本是一家的班李家族渐行渐远，亲缘关系和家庭结构随之发生改变。伴随着水库这一庞然大物出现的还有电灯、抽水机等现代性的物化表现，村民通过直观的物接受着现代技术。“文革”等政治运动对传统的破坏亦影响巨大。

本书主要以历史为主线，通过村民的口述史和历史文献资料，并通过参与观察研究现代性在生态博物馆中的表述，主要内容包括生计方式由农耕到旅游业的转变、宗教观念和现代理性的角力、传统的大家族与核心家庭并存、节庆活动在旅游中的舞台化展演等。

第一章绪论主要梳理现代性理论和回顾生态博物馆研究现状。

第二章主要论述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社区的地理位置、族群认同和生态环境等基本概况，便利的地理位置、布依族的风俗文化和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是镇山村被发现和被展演的三个主要因素。

第三章从生计方式看现代性的表述。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镇山村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20世纪90年代之后，镇山村从一个普通的布依族村寨，经历了被发现、被展演、被遗忘的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过程，旅游业逐渐成为镇山村主要的生计方式，农业因为费时、费力、经济收益低等原因成为次要的生计方式。同时由旅游业引出的餐饮服务业、手工业也在社区中出现。生计方式的变迁反映出布依族传统思想的转变——以农业为主的安土思想向以商业为主的谋利思想转变。

第四章呈现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亲属关系的现代性，镇山村始祖以“汉父夷母”的结合组成家庭，家族经过明、清、民国、新中国等历史时期的发展，目前已经延续到第17代子孙。在镇山村村民的亲属结构有大家族、中家族、小家族和家庭四种形式。家族分化的原因包括：时间久远和兄弟分家；修建水库和水库移民对村落布局的改变；旅游开发中新的利益联盟群体的出现等。坟的分布一方面可以看出班李家族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班李家族在明清的势力扩张和在现代的收缩。

第五章论述宗教信仰的现代性，主要以祖先崇拜为例阐释宗教的世俗化。随着旅游收入的提高，与土地相连的土地神和祖先崇拜逐渐淡化，外部表现为仪式的简单化、举行仪式的频率降低。由于科学和医疗知识的普及，地方的鬼魂崇拜几近消亡，随着村里最后一位迷拉的自然死亡，扫寨活动终止。

第六章讨论旅游对节庆的影响。春节、清明、七月半等传统节庆因为没有民族特色而被淡化，但跳场、六月六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节日在旅游中被开发、强化，变为“前台”的文艺表演。祭祖节是一个完全因旅游而创造的节日，祭祖空间从过去的堂屋转移到寺庙，与原来的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各级政府和村两委等利益群体对节庆的偏好和利益博弈变成节庆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结论引出对混合现代性的论述、对生态博物馆本土化的思考和对镇山村未来的展望。

二、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和比较方法

笔者于2009年4月至5月第一次进入贵阳花溪区镇山村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了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主要部门，如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花溪区文管所等，一方面搜集整理生态博物馆相关资料，一方面对主要参与者进行访谈，力求了解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始末；花溪区档案馆、花溪区新闻信息中心、花溪区旅游局、花溪区民宗局、花溪区方志办、石板镇政府等部门保存有部分档案资料，笔者亦依次走访。走访过程中同样会获得一些关键人物的信息，通过不同部门间的穿针引线有幸访谈到几位当时全程参与整个项目的“当事人”。村民无疑是田野调查的主角，他们对生态博物馆项目虽“后知后觉”，却是主要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主位”获得的信息和论调与“客位”的政府和学者的说辞有所不同。

以镇山村为中心，笔者在黔东南朗德上寨村寨博物馆和西江千户苗寨、六枝特区的梭戛箐苗生态博物馆、花溪区的青岩古镇也进行了短期的田野调查，它们有些虽没有“生态博物馆”之名，却与镇山村有着相似的旅游发展经历。

“比较方法”一直为人类学学科使用和推崇，对多个村落的比较研究更能发现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种“比较方法”一直持续到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笔者在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几个生态博物馆社区所进行的调查，对比中西生态博物馆形式的异同对研究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大有裨益。

2011年1月至5月，笔者第二次进入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社区。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的我更多的是以一名村民的“主位”身份进入社区，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到他们的仪式、节庆活动、接待工作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此间笔者参加了三次婚礼、一次葬礼，亲见了安神、谢土、清明上坟等村落常见的仪式活动，接待了来自姐妹村西江苗寨的姐妹，与村民一起度过了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四月八等节日，目睹油菜花开、收割和春耕的农业劳动场景，也看到村民等待游客、招待游客的旅游餐饮活动。

笔者的访谈对象包括各个年龄段的村民，其中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主要通过与老年人的深入访谈获得，并同时了解不同年龄段的村民所知的地方性知识的差异。比较方法大量使用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对比、本村和周边村落文化的对比、口头传说和文献资料的对比、文化各个方面之间的对比。

这一时期笔者再次走访了保存官方文献资料的贵阳市花溪区档案馆、贵州省文化厅、贵阳花溪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花溪区旅游局等部门，并增补了来自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花溪区政协文史委、花溪区石板镇档案室的文史资料和档案资料。同时，笔者在镇山村村主任、文书和仪式先生手中获得了很多珍贵的民间文献，包括镇山村班李氏族谱、仪式所用的古书、古传的八字本和一些政府官方文件。历史文献主要来自贵州省图书馆地方志和古籍室。

（二）整体观

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镇山村）中的各个文化事项本来是一个有机整体，生计方式、亲属结构、宗教信仰和节日风俗都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组成部分，人类学的整体观能够发现各个文化事项间的差异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体观也是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原则之一。

（三）跨学科方法

本书主要从人类学的视角论述文化遗产在旅游情境中的现代性表述，同时采用历史学方法进行历史文献梳理，并历时性分析现代性在不同时期的呈现；博物馆学中的新博物馆理论，特别是生态博物馆理论，也在文中有所体现。本书试图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一个跨学科的“生态博物馆”，将“旅游”、“遗产”和“现代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

（四）主位与客位相结合

简单来说，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可以归结为“走进去”和“走出来”六个字。“走进去”即人类学者走入他（们）所要研究的社区，以当地人“主位”的视角观察并记录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理解他们生活世界中的思维方式，从而得出相对客观的描述，这将是随后分析的基础素材。因此，本书的论述将引用大量的访谈资料，力求客观地反映村民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想法。

结束一定时间的田野调查之后，沉浸在田野中的人类学者还必须“走出来”，即走出田野、回归书斋，以一名人类学者的“客位”身份去分析社区文化的要义。当地人长期生活在他们循规蹈矩的生活中，对日常所见已形成固有模式，有时并未深究背后的意义系统。这时就需要人类学家从繁杂的文化事项中提炼升华出文化背后的“意义之网”，并透过社会变化与文化变迁的交互作用，分析其动力与机制，撰写出一份内容丰富且具有理论意义的民族志。“走进去”（主位）与“走出来”（客位）对人类学者来说缺一不可、意义非凡。

三、生态博物馆、遗产、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

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提出本来与旅游无关，顾名思义，生态博物馆的功能主要还是博物馆的功能，即对文化遗产的保存、展示和教育，不同的是服务的群体是社区居民。但是，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自提出之日起一直不断被误读，这种趋势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同时发生在拥有生态博物馆的其他国家。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自建立之初，不同群体就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从政府角度来看，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国家发展旅游的一项政策。从中国国情出发，生态博物馆除了原本的遗产保护之责，还同时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的责任。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第一批生态博物馆都是选择少数民族村寨，隆里虽然是汉族村寨，但其周边都是少数民族村寨，使其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其次，生态博物馆建设之初，先是维护村寨的基础设施等，比如在镇山村，前期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修建公路、维修房屋、自来水入户等，接着是维修武庙、村民厕所改造工程和修建旅游所需的公厕、码头和停车场。同时政府还大力帮助镇山村进行宣传，包括媒体采访、电视宣传和旅游接待等。可以说，生态博物馆是政府发展旅游的一个窗口。

而村民眼中的生态博物馆是发展经济、开展旅游业的工具。从村民的角度来看，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陌生的。镇山村和其他几个生态博物馆不同的是，它在生态博物馆项目之前就已经发展了旅游业，知名度很高。由于缺乏对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推广，对于村民来说它只是另一种发展旅游的方式，因此生态博物馆项目实施以后村民仍然按照以前的农家乐方式经营旅游业。村民对博物馆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博物馆层面，他们眼中的博物馆应该是有固定的建筑、展出一些器物，而生态博物馆与他们想象中的博物馆相差甚远。当笔者询问村民对生态博物馆的看法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起村外的资料信息中心，而不认为村寨本身才是生态博物馆的主体。

生态博物馆项目按照一种旅游开发模式开展，成为政府主导和村民参与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旅游项目，以至于游客根本未察觉到生态博物馆与其他民俗村的区别。游客来到村里，也多是打麻将、吃农家饭、划船，对布依族文化和生态博物馆都涉及甚少。从参与程度上来看，生态博物馆只是一个虚拟的空间，既与村民的社会空间相分离，又与游客的旅游空间相分离。也可以说，生态博物馆是由政府、当地村民和游客共同建构的一个社区空间。

因此，本书的生态博物馆同时具有两种使用情况：其一是从理念出发，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和“镇山村”看作同一个概念，包括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人的社会活动，“生态博物馆的现代性表述”亦即“镇山村村落文化的现代性表述”。其二是从实践层面出发，将“生态博物馆”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和一种西方概念，在旅游情境下讨论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少数民族村落将国家政策（旅游）和西方概念（生态博物馆）融入本土思想在旅游情境中进行表述，反映出传统和现代的角力和并生。为避免以下行文中带来的困惑，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