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能量:执政新风助推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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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思考本篇载于《理论学刊》2011年第12期。

摘要:当代现实对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动内在矛盾外化的特殊现象形态,只要具备条件则可多种形式地发生。20世纪以来,既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仅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出现了生产短缺的经济危机。特别发人深思的是,自从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危机成为世界性危机以来,经济危机不但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反而在每次资本主义大危机后10年左右都会催生出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进而推动资本主义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应该深刻反省自身的理论和策略,做好未来发展的战略谋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思考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危机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密切联系,且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必将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事实却并不尽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导致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却引发了政治危机。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肆虐全球的2009年欧洲议会大选中,左翼政党没有向人们展示出骄人的业绩,而是全线溃败;右翼政党则大获全胜。在欧洲三大国英、法、德的选举中,右翼政党均取得胜利并成为执政党。这就必然促使人们对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反思,探寻经济危机的起因和后果、它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进而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探索后危机时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这一矛盾在生产方面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的对立(以下简称“两个对立”)。这些情况的发展与恶化,势必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这一分析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按照这一分析,由于生产关系的束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出现生产力的质的飞跃;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将最先被消灭。

正是根据这一分析,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充满信心地指出:19世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世纪,“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恩格斯晚年曾就《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做的过高估计进行了反思,但只是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远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他依然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即将要崩溃。189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不久的将来”, “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在1893年恩格斯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该记者说“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恩格斯马上反驳说“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 …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在1894年11月10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在谈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然而,历史已走过了20世纪,我们已进入了21世纪。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发生了一次次经济危机,甚至发生了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但生产力的巨大扩张力并没有炸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好像仍然充满活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从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仍然是无懈可击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和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是不可动摇的。但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之中,任何科学研究成果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必定受一定的时空限制。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已经强大到生产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之所以出现对资本主义的过高定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当成了同一事物。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无非是市场的普遍化。因而,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时,把本质上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属于市场经济的“两个对立”当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本质反映,进而把由此引起的经济危机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既然上述“两个对立”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而是市场经济的表现,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运用国家的力量对其进行调控。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制度自发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发展经济的阶段,供给、需求和价格的自动调节机制随着市场的起落发生作用。为了争得市场份额,资本家严格地按照市场规律组织生产,统治者的注意力此时主要集中在所有制的领域,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国家对组织市场、调节生产关注较少,发挥更多的是政治统治、阶级斗争、阶级镇压的职能,这就必然会出现“两个对立”。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资本主义越来越不再是以一个个的资本家的个体出现在社会之中,而是越来越以国家的面目凌驾于全社会,并在市场经济机制发挥作用的更高层次,运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的社会功能,通过国有化、福利政策、不同程度的计划化和诸多宏观调控措施,对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机制发挥着调节的作用,使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范围内运行,同时对市场机制自发的消极方面发挥着全面的遏制作用;从而缓和了“两个对立”,使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灾难愈来愈小,使资本主义在不断调整和改革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经济危机的典型形态,并未断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系统研究成果传播甚广,特别是“左”的思想影响,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将经济危机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讳言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更是学术理论研究的禁区。

事实上经济危机非资本主义专利,绝非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广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危害经济正常运行的一种状态,现代意义的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运动内在矛盾外化的特殊现象形态,只要具备基本条件则可多种形式地发生。这就是说,只要具备必要条件,既会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会出现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而且经济危机也不只有生产过剩一种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出现生产短缺的经济危机形态。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思想的是列宁。他明确指出:因为决策失误,俄国在1921年春天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且“经济危机十分深重,没有外国的装备和技术援助,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斯大林也承认社会主义会发生经济危机,而且“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一文中,也就经济危机问题作出过精辟分析,他说:“现在经济的严重困难已经发生,如果没有适合时宜的改革,要应付今后愈加困难的抗战与准备有力的反攻将是不可能的。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解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动员全国农民增加生产,同时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全国工人增加生产,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在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见。”

上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危机主要指的是经济短缺的危机。这种危机在20世纪20年代、40年代、70—80年代的苏联,50—60年代的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过。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市场因素的增多、外部影响的加大,毋庸置疑,经济危机的阴影也时隐时现。例如,在我国某个时期也曾出现过生产企业内部管理不断加强、效率不断提高,而全社会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严重(无政府);市场价格等因素导致某些产品走“俏”,然后是全社会一拥而上,出现VCD、保暖内衣、电视机大战等,导致很大的社会浪费。同时,市场经济的本性是嫌贫爱富的,它按照市场的原则配置资源,必然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导致部分企业工人下岗失业,导致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这几年,虽然我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然而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从中获利甚少,因此内需始终乏力。只是由于党和政府实施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才遏制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及其破坏性影响。

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发生的条件和环境,才能有效地应对和克服危机。讳言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发生可能性的研究和防范,故步自封、陶醉在“社会主义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梦幻中,则必然会因疏于防范而陷入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并由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败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是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科学社会主义传统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具有必然的联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资本主义必将在一次次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走向灭亡,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出路。然而,从19世纪初以来,历史已走过了近200年,可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从自由竞争依次发展到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以及当前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在当代世界上仍是强势的一方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关切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灾变性质的。他通过对1840—1850年欧洲经济史的研究,形象地把经济危机视为社会革命的“生身母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作为经济危机的对立物,并在危机中才可能获得自身的力量。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生身的母亲;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不论他对革命前途和策略设想作了何种变动,始终都将经济危机看作是社会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社会革命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后果和产物。他在1853年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对此做了经典的说明。他指出,“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的革命也是这样”。“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依据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规律,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在总危机爆发的时刻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完成对剥夺者的剥夺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有一段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后果做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和形象的描述,他指出:“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种恶性的循环,不再逐渐缩小,“运动毋宁说是沿螺线行进,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

近200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部分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见。其间发生了20多次世界经济危机,有的危机引起革命,或者是先发动战争再引起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引起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和战后东欧和东亚十几个国家的革命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如此。

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另外一个现象,即近200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也证明了,每一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都得到新的调整,资本主义的力量更增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关系的疏离。这就要求我们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式,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及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其一,经济危机不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不治之症。实践是最好的老师。近200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两个对立”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的反映,因而资本主义能够利用国家的力量对经济进行调控,以减少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及其不良后果。

资本主义在长期的发展中,在一次次危机的打击面前,总结积累了应对危机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罗斯福新政”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重大变革。罗斯福认识到,大萧条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弊端造成的,而要克服这些弊端,政府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而不能只靠市场的自行调节,从而提出和实行了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罗斯福新政”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不仅是单纯的经济举措,而且代表了一种长远的制度创新,即实现了国家职能的一项重大变化,开创了福利国家的新功能,“新政”以后的政府已经从社会经济单纯的管理者和仲裁人上升为社会福利的保证人。客观地讲,由于罗斯福新政对资本主义的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对比的天平已倾斜向了西方资本主义一方。

其二,对于经济危机本身也应正确理解。“危”者意为危险、危急;“机”者意为机会、机遇。“失败乃成功之母”,危险中潜藏着机遇,因而不应把危机视为贬义词、看作绝对坏的事情。事实上,自从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成为世界性危机以来,经济危机不但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反而在每次资本主义大危机后10年左右都会催生出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进而推动资本主义走向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导致了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私人垄断阶段;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导致了以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使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阶段进入国家垄断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滞涨性危机导致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推动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当下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正在孕育着一场以绿色经济、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早做谋划,抓住机遇、迎头赶上。

20世纪末以来,社会主义由于苏联、东欧剧变而陷入了深深的危机。苏联、东欧剧变表面上看来是一场政治危机,而实际上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经济危机,客观地讲是一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学者弹冠相庆的余音未散,21世纪初资本主义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更深重的、席卷全球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面对双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应该深刻反省自身的理论和策略,汲取近百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做好未来发展的战略谋划和选择。

我们必须看到,此次经济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它并不是灾变性的,也难以引起传统意义的社会革命。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还没有形成社会变更的主体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资强社弱”的局面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将难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还将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两种制度长期互动、和平共处的局面仍将持续。在这种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力量必须解放思想,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根据自身状况和面临的任务制定适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战略策略。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应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强国富民,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增强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非执政的共产党尤其应保持自身特性、明确行动纲领,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增强党的领导力;全世界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应加强联合、共同战斗,从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由低潮走向新的高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斯大林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6]毛泽东.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N].解放日报,1943-07-0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