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超越

摘要：俄国十月革命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却长期在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未来社会为标准进行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导致世界社会主义一度陷入困境。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在时代进程中无意识地与市场经济失之交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利用资本的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途径，把社会主义建设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产品经济的基础上转换到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仍是一道世纪难题。当代共产党人的使命就在于如何把党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性与市场经济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关键词：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困境；市场经济；超越

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学说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发达国家“共同胜利说”，创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理论，领导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包括革命和建设理论在内的完整系统的理论。由于种种原因，列宁仅完成了理论创新的一半，即仅创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而未能创新其建设理论。十月革命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却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去建设；还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大力发挥资本发展生产力作用的社会主义，却采取了消灭商品市场经济、消灭资本的措施，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一度陷入了困境，进而导致了在两种制度斗争中社会主义的暂时失利。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新突破，开辟了人类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一、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与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的理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后，必然能够解放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体现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然而，十月革命后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奠定在“两个必然”基础上的未来社会构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能创造出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反而出现了一系列挫折和失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构想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产物，而且将在几个主要欧美发达国家同时胜利。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是从商品的一般性质出发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机器大生产基础上商品生产的唯一方式，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可以不依赖于资本主义而独立存在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经阶段，错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等同看待了。所以，在他们做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的同时，也就做出了消灭市场经济和资本的结论。在他们构想的未来社会中，都没有市场经济和资本存在的余地，都将终止商品生产，都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灭亡之后还要发展市场经济和利用资本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如果历史的发展始终沿着自然的历史进程前进，社会主义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胜利，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将是无懈可击的，他们的失误也不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不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规律，市场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人类才能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两种情况下建立的未来社会将是生产力发展状况差别极大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人们可以有条件地终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根本无法终止市场经济的发展，阻止不了生产力还必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历的发展过程。这时，人们建立的社会主义还必须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和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而当资本主义走到尽头，或者社会主义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胜利时，市场经济也就再也没有发展的余地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将同时走向灭亡，那时，人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则将是生产力在产品经济基础上发展的社会主义。显然，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的将是具有根本区别的两种未来社会，一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发展产品经济的社会主义。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进行科学分析和阐述，令人遗憾地在他们的科学理论体系中留下了一页空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毋庸置疑地适用于资本主义走到尽头后或者社会主义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胜利后实现的社会主义，即适用于相对今天来说属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但却无法适用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不仅以此为指导，而且对其坚信不疑。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通过一个“过渡时期”，就将建立起他们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因此，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领导者，无不以尽快建立起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和任务。他们都成功地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成功地终止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他们又都不同程度地发现，在终止资本主义的同时，要完全终止商品货币关系，终止商品生产和交换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这个两难选择中，他们都显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诚，于是只有把商品货币关系看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在利用的同时尽量限制其存在范围。尽管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几十年间所建设的是一种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因为其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和交换，但毫无疑问，都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为指导进行建设的社会主义。他们建设的都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国有制体制，一个越来越广泛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个逐渐限制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体制。人们习惯于把过去几十年间搞的社会主义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事实上，所谓“斯大林模式”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设想在苏联现实中实践的结果。

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但却一直在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未来社会为标准进行建设，即建设的是尚属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却用已消灭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原则来指导，这种做法是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相违背的，结果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社会主义一度陷入困境，甚至在一些国家的失败。

二、理论的新突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尤其是在中苏两个大国的实践中充满艰辛和磨难。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消灭市场经济和资本，建设平均主义的贫穷社会主义的政策指向。毫无疑问，中苏两个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领导集体都曾接近过市场经济，但都又中止了。为什么呢？其原因主要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构想中，只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后的社会主义，而没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作为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去理智地思考社会发展的道路；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毕生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敬仰，对无产阶级的深厚感情，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急切向往，使他们坚信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就是各国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而社会主义不远的将来就是共产主义。他们不可能去想象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消灭了资本主义之后再去搞市场经济，再利用资本来发展生产力，因而他们都在时代进程中无意识地与市场经济失之交臂。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因而必然能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然而，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使他同样遇到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曾经遇到的难题，即在社会主义的目标、道路等问题上是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证的未来社会的模式出发，还是从社会现实出发的矛盾。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英勇气概，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他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振聋发聩地向世人提出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不懈的探索，他以理性直觉和丰厚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大胆地得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的谈话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后的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为什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从理论上阐述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他的这一结论已经暗含着市场经济是不依赖于资本主义而独立存在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经阶段，在资本主义走到尽头前实现的社会主义，还必须继续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走完它的最后路程，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因而，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化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填补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由于历史的局限而留下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页空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社会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不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在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还是经济手段方面，都不应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怎样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呢？它自然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那样，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既消灭资本主义，又消灭市场经济，从而根除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具备消灭市场经济的条件，因而也还不具备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它还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因而也还必须保护商品生产者的独立地位，还必须保留商品生产者独立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尽头是产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市场上存在众多的互相对立的商品生产者为前提，众多的商品生产者之间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展开的竞争，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竞争必然导致市场扩张和垄断，一旦市场扩张导致垄断在世界市场上形成，市场经济也就走到尽头了，它必然为产品经济所取代，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同时揭示出来的市场经济一般的发展趋势。当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只是机器大工业基础上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而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剥离开后，市场经济一般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还必须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用社会主义的形式走完市场经济原来要在资本主义形式下走完的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保护市场上众多的相互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存在，保护竞争使其充分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而要保留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存在，就必须保留商品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只有独立地占有生产某种商品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或集团，才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商品生产者公有制的基础上，只能在商品生产者公有制的基础上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能否实现商品生产者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的决定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公有制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代表是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代表是企业劳动者集体。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公有制，实质上就是商品生产者（企业）内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在商品生产者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保留了众多的相互独立的公有制商品生产者的存在和竞争，自然也就保留了这种竞争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因而它能够比资本主义更有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一，它消灭了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资本家与工人的尖锐对立，在商品生产者内部实现了生产者与所有者的统一，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主人，能够在生产经营中发挥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更有益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由于消灭了剥削，也就消除了资本家通过尽可能地压制工人的消费，盲目扩大生产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社会生产和越来越相对萎缩的社会需求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必然造成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和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能够实现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同步发展，更充分地发挥现有生产力的作用。第三，尽管人们还不能彻底消除由市场经济自身规律造成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但由于实现了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而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效地发挥出调节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作用。这些当然还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优越性，但已足以证明建立在商品生产者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能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存、竞争发展的市场经济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它需要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某些成功的经验，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将在竞争中战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尽管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却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巨大成就，将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进而在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市场经济阶段结束之前，就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胜利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产品经济的基础上推进到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提前上百年乃至几百年。

三、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利用资本的力量发展生产力

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当人们把货币当作资本而不是交换的媒介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时，商品生产和交换便日益社会化了，市场经济便产生了。资本的产生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前提，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既是生产和经营商品的生产要素，又是能增殖价值的生产要素。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两个绝对必须的前提，即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两个普遍发展呢？关键是要实现“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马克思指出：只有“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 …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也就是说，只有利用资本的力量，才能实现两个“普遍占有”，进而达到两个“普遍发展”。

资本将摧毁一切阻碍力量以实现自身的普遍性以及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资本追求普遍性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从资本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尚未完成资本普遍性的历史，不可能成为其他社会内容的历史，而只能继续成为资本的历史，继续成为资本摧毁一切阻碍而实现自身普遍性的历史。在资本实现自身的普遍性之前，任何其他力量都不能够真正地和持久地成为资本发展的限制。最后，只有资本本身，即完成自身的全部历史普遍性的资本，才会成为最终消灭资本自身的世界历史力量。“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资本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摧毁一切而实现自身普遍性的历史力量，是因为，资本在尚未达到自身的历史普遍性之前，它始终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历史形式。所以，发展资本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说：“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我们撇开它为资本家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谈——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有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才是劳动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式的和错误的理解。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的理解中。人们只强调马克思理论中对资本否定的一面，而不讲肯定的内容；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具体否定资本一般。人们耳熟能详的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忽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进而把资本看作洪水猛兽，一遍一遍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在于，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限制，没有科学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有关论述，错误地把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之所以两个历史伟人——列宁和毛泽东，都与市场经济擦肩而过，丧失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机遇，造成历史的遗憾，根源就在于此。

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中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发展经济必须恢复商品、恢复私有经济，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甚至是使新生的政权不至于灭亡所需要的。然而他却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恢复资本主义”，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事实上，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历史时期中，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必须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充分发挥资本发展生产力的作用。由于列宁错误地把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因而他的新经济政策也只是向罪恶的资本主义的“暂时退却”，而不可能长期地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也正因为这样，斯大林上台后很快就终止了新经济政策，并通过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工厂，消灭商品市场经济，铲除资本的栖息地。历史是无情的。由于列宁和斯大林没有认识到资本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消灭了资本，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历史的报复。苏东剧变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苏东国家始终没有真正完成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条件下以资本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进而占有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本的全部文明成果的任务。相反，那种僵化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成为资本实现其普遍性的一种障碍，从而不可避免地被资本所摧毁。苏联的逆转实质上就是资本摧毁阻碍其实现历史普遍性的力量的一种历史形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深知，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面临的最大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要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不要四面出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在看到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发言记录后，针对会上的一些错误认识，他重申：今天斗争对象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国营经济“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因此应当划分公私阵地，即公私经营范围。‘与民（作者按：民族资产阶级）争利’、‘只许州官点火，不许百姓点灯’是错误的说法。‘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停工’的主张是不对的”。当时，由于连年战争破坏，私营工商业普遍发生困难。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内的一部分人都主张乘胜挤垮资本主义，致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十分紧张。鉴于此，毛泽东在开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特别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他提出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的办法，使工厂开工，从而改善并缓和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团结资产阶级。这一方针政策很快显现出巨大的威力，通过调整工商业、减少税赋等举措，国营经济得到了发展，私营工商业也摆脱了困境，走上了发展道路。

当国民经济恢复后，毛泽东马上开始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1953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中，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指出：“所谓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按照它的社会深刻性来说，资本主义到15年基本绝种了。过去枪炮很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1955年10月，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说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土里头去。”在此，我们不难看出，让资本主义绝种，只不过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经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在带来社会主义建设勃勃生机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来，单一所有制和单一计划体制的一些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如生产积极性下降，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下降，按钟点开店营业等，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在此期间，苏联在长期建设社会主义中积累的问题和斯大林的错误被系统地揭露，这在我们党内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苏联经验教训为借鉴，总结新中国建立几年来自己的建设经验，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走怎样的路，一时间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针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搞活经济、扩大民主的初步设想，党的“八大”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所有制过分单一、忽视市场机制、过分集中的体制。1956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发挥“八大”的思想，提出要搞“新经济政策”，他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的，合法化的，可以雇工。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要三个月，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作新经济政策。他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毛泽东并没有突破列宁新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理论界限，他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出于理论的自觉，而仍然是作为一种不得已而为的策略，是一种为了进攻而采取的暂时退却，只不过他认为这种退却时间可以更长一些。正因为这样，随着1957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扩大化后，资本主义等私有经济在不断强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下，成为罪恶之源，成为被革除和剿灭的对象。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几次倾向于发展市场经济，而却又与市场经济失之交臂的情况呢？原因仍在于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没有认识到资本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没有认识到发展资本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资本的充分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人为地想消灭资本是不可能的。他之所以几次靠近市场经济，并不是他的理论自觉，而是历史的必然性使然；但他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在没有认识到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而把发展资本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时，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必然使他在发展生产力与保卫革命成果的两难选择中，失却前者而选择后者。毛泽东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方面建立在中国的国情基础上，尚不发达的中国民族资本和投靠洋人的官僚买办资本给他留下的是不佳的印象；另一方面建立在他对马列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的理解上。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给我们送来的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者是经过列宁咀嚼和加工过的马克思主义。且不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如何，仅就历史的限制来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不可能是全面的。因为，马克思有关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的相关著作，有些是在列宁去世多年之后才相继发表的。其中，《1857—1858年手稿》上下两册第一次发表的时间是1939年和1941年，距列宁去世时间有15年和17年。《法兰西内战》第一次发表的时间是1934年，距列宁的去世时间已有10年。由于历史的限制而发生的过错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今天我们已经正确认识到发展资本的历史必然性，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上了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条件下运用资本、发展资本以达到占有全部资本文明并最终消灭资本的科学道路。这是一条唯一能够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之路，也是一条通向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只要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就一定可以达到理想的彼岸。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资本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从目前来看，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形式。由于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进而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丧失了有利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但是在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疑虑和困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产和经营商品的根本和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消费需要。但从市场经济的主体看，其生产和经营商品的主观目的不是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赚钱，为利润最大化；在商品价值中超过生产要素价值的价值增殖是随生产经营状况而变化的，因而利润最大化就成了它可以追求的目标，成了经济主体生产和经营商品的直接动机和目的，而它提供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则成了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商品生产经营的直接动机和目的，对一切商品生产经营的经济主体来说都是一样的。企业是这样，个体商品生产经营者也是这样。商品生产经营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竞争，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竞争，使商品生产经营者不断积累资本而不断扩大再生产，从而使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在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不仅有生产资料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而且还有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

市场经济之所以取代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取代封建社会，就在于市场经济利用资本的力量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和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但市场经济的天然品性即其逐利性又必然诱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一，容易导致社会供求失衡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会不顾社会的消费需要而盲目生产经营，导致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失衡，继而引发经济危机，造成社会劳动和资源的浪费。第二，破坏生态环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存在着个体和私营经济。在一些个体商品生产者和私营企业中，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消费最大化，会不顾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当代人受苦，子孙受累。第三，破坏市场秩序，甚至谋财害命。某些利令智昏的不法企业主，为了个人利益，会目无王法，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来获取利润，甚至进行毒品生产和经营，谋财害命。第四，导致贫富鸿沟拉大。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市场经济是嫌贫爱富的。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必然向利润丰厚的地区倾斜，特别是在资本的流向上，必然青睐发达和富裕的地区和人群，这就必然造成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快速富裕和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和贫困化，使贫富鸿沟不断加大。第五，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动荡。在私营企业中，存在着剥削现象。某些有剥削性质的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仅剥削了劳动者应得的价值增殖，而且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安全，迫使劳动者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甚至非法克扣、拖欠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严重危害劳动者的利益，从而引起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对抗，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社会动荡。

资本具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决不能因为要搞市场经济，就忘记了资本的局限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扬长避短，把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与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性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具有天然联系，二者的结合是一种同构，不需要主体自觉活动的引导。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等市场主体是独立、自主、具有平等权利，能够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独立地承担决策的风险的经济实体。这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追求生产的无限扩张和利润的最大化以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等具有天然联系。因而，当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经过漫长的体外生长阶段（奴隶、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后，立即呈现出无限扩张的趋势，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必然地出现了“生产无限扩大与大众的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个别企业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明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种逆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主体是公有制，核心价值是集体主义，是共同富裕，是人民利益至上，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不完全一致的。因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现，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自觉引导和坚强领导。共产党不能为了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而忘记了自己的宗旨和目的；更不能在资本的强大攻势面前步步退让，背离自己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以致丧失领导权，那就得不偿失了。

共产党的先进性最根本的是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时刻也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忘记了最终目标，就是对阶级利益的背叛，就倒退到了机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能闭着眼睛装糊涂，更不能迷失方向随波逐流，一定要保持高度的清醒。发展市场经济是为了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决不能因为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而变成资本力量的守护神，而听任资本为所欲为，放任市场经济的盲目发展，进而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使广大劳动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维护公平正义。一要制定公正的社会政策，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全体公民的福利水平，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均等的机会，以维护社会公平，不能让社会中的特定群体永远成为受益者或利益受损者。二要致力于维护经济平等，避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拉大。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抑制某些部门、团体或个人的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另一方面要注意扶弱济贫，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失业工人）提供倾斜性政策。三要维护公民政治平等，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康发展。要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听证制度、公民参与立法制度、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对公职人员评价监督制度、陪审制度等，使其产生主人翁意识，进而提升其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超越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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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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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6]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基金课题：本文为刘昀献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研究”（项目批号：11&ZD06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