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废弃论”：从老子到鲍曼

老子（约前571—前471）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哲学家，是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创始人。他的思想被誉为中国思想之根〔33〕。有关老子思想的后世研究颇丰，不过我们对他基于“废弃论”立场上的口头传播理论研究并不多见。

老子思想：社会学之思

老子思想见于《老子》〔34〕，该著共81章里74次出现“道”，有37章直接论“道”。在他看来，“道”不仅是万物之本源，还是万物运动变化之规律。“道”是老子的核心思想。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见图4-1）。老子这样规劝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气，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在老子看来，孔子“仁”治之志不过是“多欲”与“淫志”。可见，儒家之“仁”与道家之“道”存在差异。

那么，老子之“道”又从何而来？相传老子入周后曾任过太史一职，一般认为，“老子之道是由天道观念转变而来的，而太史之职，负责观察天时，即根据日月星辰变化之规律来制定历法、指导人事等，这种日月星辰变化的规律，当属天道的内容，因此，太史在古代是明天道的官。”[1]当然，他的思想与荆楚文化以及他对历史的认知必然有一定渊源。

有关老子思想的后世研究颇丰。当然，我们反对任何无端的臆想或对他思想无限的延伸。不过，我们对老子的“社会学之思”〔35〕——一种关于社会“废弃论”的思考却常常被我们忽视。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他的“废弃论”具有世界性超越时空的预言性质，尤其是这一思想与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废弃论”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

“废弃论”分析框架：从老子到鲍曼

从社会历史性现在看，当代社会已然步入一个信息、人口等诸多废弃的时代。从这个视角分析，老子思想的伟大之处莫过于他基于“礼崩乐坏”的春秋社会预言到一个普遍的社会远景逻辑，即“社会废弃论”〔36〕。

《老子》曰：“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换言之，“人多”与“奇物”与社会发展及其矛盾被激化（“法令滋彰”）之间有一定关联性。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看，固有的政治伦理道德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废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生产力技术越来越“伎巧”；那么，物质产品必然“过剩”；为了维持混乱的社会，社会法令规章制度必然随之越来越多；社会矛盾被激化，盗贼随之激增。在老子看来，造成社会“人多”与“奇物”的主要原因在于“甚爱”。《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废，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2]为此，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废弃的社会。那么，谁又何以能承担“大道废”的重任呢？《老子》曰：“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3]老子理想的“圣人”（古代圣明的君主与帝王）是他对社会批判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套“无为而治”的道治理论：“不欲”、“不争”、“不扰”、“不居”、“不言”、“小国寡民”等等。中国道家式的“废弃论”见证了当代社会的焦虑：过分“甚爱”（干预）社会，人类必将进入废弃以及废弃物时代。

老子预言性的“废弃”思想被现代信息社会率先得到证实。他的思想与当代英国（出生波兰）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见图4-2）在《废弃的生命：现代性与它的废弃物》提出的“废弃论”思想异曲同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在此，老子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范式：“弃人”与“弃物”。因此，老子的“废弃论”包括两个与鲍曼“废弃论”相似的维度：“废弃的生命”（“弃人”）与“废弃的物品”（“弃物”）。

其一，老子的“弃人”，即“被遗弃的人”，相当于今天所言“人口过剩”或“废弃的生命”（鲍曼）。那么，何以产出“弃人”呢？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换言之，非圣人不善救人，即不善于为“道”之君则产生“弃人”。为此，老子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救“弃”之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4]只有“弃智”、“弃义”与“弃利”，才能“无弃人”。

其二，老子的“弃物”，即“废弃的物品”（鲍曼），相当于今天所言“生产过剩”。造成“弃物”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遵循“物”的发展规律，即物之“无道”。因此，老子认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5]那么，如何避免“弃物”的产生？老子指出：“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返）矣，然后乃至大顺。”[6]即“物”要回归到深远的“玄德”。因为，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7]。那么，对于圣君而言，即“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8]。唯有如此，才能远离“废弃的物品”。

老子的“废弃论”思想得益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从“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句逻辑上看，老子论“弃”是与“救”相对应的，抑或说，“弃人”与“弃物”的社会现象是行为上不善之“救”造成的。从春秋末期“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社会状况而言，老子的“善救”思想显示出一定的时代合理性。所谓“救”，禁也。《周礼·司救》曰：“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9]不过，与儒家不同的是，老子反对“以礼防禁而救之”，他所谓的“善救”，即“无为”。因为，他的观点是“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0]可见，老子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意识非常强烈，他看到了“救”与“不救”的深刻矛盾。譬如他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夸），非道也哉。”[11]显然，老子看到了“生生之厚”（统治者）与“而民弥贫”（被奴役的劳动者）的社会两极分化。这些“物质”或“资源”的不平等——“生死攸关的不平等”〔37〕——是产生“大怨”的根源。

老子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对社会矛盾及其异化现象的口头抨击上，他也提出了许多针对社会“废弃”的“良策”。譬如老子所担忧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12]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废弃”，他提出了“言有宗”、“希言自然”、“善言”与“守中”的实用思想，以期过滤与控制这些媒介文化“废弃”的痼疾。

首先，要“言有宗”。老子说：“言有宗，事有君”[13]，这是老子提供给传媒人的智慧。何谓“宗”？《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14]可见，“万物之宗”乃是“道”，主要遵循“道”的规则，则能“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对于传媒而言，“道”就是我们要遵循的“万物之宗”，只有这样，才能回归视听本位。

其次，要“希言自然”，即“行不言之教”。《老子》曰：“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15]这句话对于言论高压政策的“统治者”或信息传媒“殖民者”来说，它的批判性与启迪性在于信息传媒诉诸民主而不是殖民，崇尚于自由而拒绝高压，提倡诚信而不是不信。

再次，要“善言”。从媒介“形式论”〔38〕视角分析，老子反对“美言”，而主张“善言”，对艺术形式美持否定态度。老子认为：“言善信”、“善言无瑕谴（谪）”，同时，也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少言”与“守中”的建议，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的这种“光而不耀”〔39〕的形式美思想对当代新媒介艺术具有重大启发价值，特别是对于新闻传播的规范性与真实性具有指导意义。

最后，要“守中”。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6]何谓“中”？即“冲”（内心虚静），因为，在老子看来，“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清静为天下正。”[17]对于现代传播而言，老子在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传播规范：“守中”，守住道德的底线，把持言语传播时的虚静、无为。

一言以蔽之，老子从历史的逻辑与礼制的痕迹中看到了春秋末期社会的废弃以及文化传播的颤音。他以非凡的宇宙论智慧已然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任何发生的或未发生的文化哲学，他确乎是“一架脱粒机”——“能够帮助我们把真理的种子和有用的种子从谎言、幻想、垃圾和废弃物之类中分离出来”[18]。他也是一位“预言家”——在2500年前，能够预测到未来社会之“道”与“非道”在概率的语义上存在的废弃风险，尤其在后现代的媒介社会被率先给予证实。更确切地说，老子的“废弃论”在当代英国社会学家鲍曼那里得到回应。

鲍曼确乎是后现代社会中的“老子”。鲍曼是“在黑暗时代里思考”[19]，而老子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里思考。鲍曼说：“消费更丰富，世界更穷。”[20]老子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21]鲍曼（2013：13）说：“虚拟的永恒”，《老子》（21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在此，我们将鲍曼与老子的思想进行一番跨域时空的对比：

第一组：《来自液态现代社会的44封信》（2006：140）曰：“人类在诸多方面的相互依赖与其有限的自我管理手段之间不断扩大的间隙所浮现出来的危机与理想的风险类型截然相反，既无法对它进行预测，也没有办法进行计算，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老子》（18章）曰：“智慧出，有大伪。”

第二组：《来自液态现代社会的44封信》（2006：145）曰：“被排斥感、被逐出感、孑然一身、发现自己被遗弃了、被逐出或被拉入黑名单、被流放、落后或落船、被拒绝进入、被忽视、一直等待与感觉未被邀请，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梦魇，因其大规模的过剩与富余生产而为人所知。”——《老子》（27章）曰：“（圣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第三组：《此非日记》（2013：149—150）曰：“当我们看到超市泛滥的货架，网页上充斥的商页广告，以及善于自我修养的专家和顾问就如何交友和影响公众喋喋不休时，那最后的一刻似乎比我们相信的来得还要更快。”——《老子》（58章）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第四组：《此非日记》（2013：209）曰：“跟‘废物’概念本身及其反义词‘用料’一样，大规模地生产‘废人’明显都属于现代现象。”——《老子》（27章）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可见，在社会学领域，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已将“废弃”概念纳入他的现代性研究视野，率先回应与证实了中国老子的“废弃论”。他对“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的现代性及其废弃物的批判，敏锐地捕捉到“甚爱必大废”的社会发展现象，并认为经济进步和对完美秩序追求必然会诞生“人类废品”。他在《废弃的生命：现代性与它的废弃物》（Wasted Lives：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中这样说道：“现在这个地球已经满载了。这意味着，在所有事物之中，像秩序建设和经济进步这样的典型现代化进程发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而世界的每个角落在以不断增加的数量产生和倾倒‘人类废弃物’——但这一次，并没有适合其存储和潜在循环的‘自然’垃圾倾倒处。”[22]很明显，对于现代传媒而言，废弃的媒介文化是典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事物。

在鲍曼看来，“星球已经满载”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的“过剩人口”、“边疆问题”、“失业”、“难民”、“部落战争”、“过度砍伐”、“经济移民”、“信息冗余”等日益充塞地球的“废弃物”或“废弃生命”，它们都是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经济进步与文明进程中的“胜利果实”，以至于鲍曼（2006：102）直言：“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文化生产理念——文明的进程是一个伴随废弃以及废弃物处理的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找到适合存储或倾倒废弃物的社会改良的角落。一个不能正视和处理文化废弃物的文化人与国家，进行大规模文化生产的风险是巨大的，只要你是社会文化生产的一分子，不管你以何种分身参与社会以及文化创造。

理论延伸一：传播废弃论

就学理而言，“废弃论”是现代社会探索的重要范式〔40〕。在后现代理论研究之中，鲍曼的“废弃论”研究是西方一以贯之的历史性现在分析的重要成果，它提醒了我们对媒介文化生产的现代性思考。换言之，“废弃论”同样适合于观察与分析媒介文化生产及其现代性缺憾的分析。

在传媒文化领域，迫于媒介文化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传播力与文化构型力的强大，我们必须从大文化体系中剥离出“媒介文化”的概念，以期分析在此亚文化空间中有关影视、出版与网络的文化生产以及废弃现状。先进的现代媒介已然开启了新知识的生产、消费与接受的有效路径，它在社会意识价值建构与话语规范引导以及知识构型等领域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也是文化废弃以及废弃物生产的策源地。尤其是新媒介文化正开始满载于地球上任何一个有讯息的角落与缝隙，在所有享有现代化成果的地区，它们不得不承担媒介文化所带来的废弃以及废弃物处理的窘境〔41〕。面对如此迅猛的媒介废弃文化生产，一批社会学家似乎嗅到其“废弃物”的味道：托马斯·梅耶（Thomas Mayer）关注“传媒殖民”与“戏剧化传媒表演”，雷米·里埃菲尔（Rémy Rieffel）对“传媒恐怖主义”与“传媒至上主义”情有独钟，亚伯拉罕·莫尔斯（Abraham A.Moles）有“维修型社会取代绩效社会”研究……这些传媒亚文化研究是富有洞见的，它们昭示媒介文化生产正面临废弃与废弃物处理的难题。

在语义学上，造成“废弃”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因多余或过剩性废弃；二是废旧或过时性废弃；三是缺憾或劣质性废弃。在社会学意义上，“废弃”的文化语义空间远比语义学层面丰富，它几乎囊括社会发展中形形色色的多余的人、被排斥的废弃品以及被拒绝或闲置的文化，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废弃类型：一是过剩型废弃，它意味着多余、没用或不需要，譬如“过剩人口”或“过剩产品”，它们与“废弃”语义拥有相同空间，这种过剩或因技术性过剩，或因商品经济过剩。前者如技术革新而裁员或失业，后者如生产超过必要产品形成剩余产品。二是创造型废弃，它意味着损耗性生产、破坏旧形式或转型期的裂变，如新媒体新技术升级换代的旧电子产品。实际上，我们有创造，就会有废弃。三是超载型废弃，它意味着着冗余、过度或滥用，譬如“信息超载”或“电子垃圾”，媒介虽然满载信息，但还是无法满足网络用户，糟糕的是为了控制这种废弃，媒介还会产生新的废弃。四是寄生型废弃，它意味着思想渗透、审美化包装或政治意识形态入侵等积极性寄生。譬如“传媒殖民”，它意味着消极寄生，如难民、乞丐、偷渡者或避难者。五是闲置型废弃，它意味着搁置、浪费或荒芜，譬如经济移民潮下的农村良田荒芜、老旧工业机器等。简言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废弃”，它既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社会文化的魅影。

媒介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的诞生，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只要媒介有生产与再生产的地方，它的文化废弃物就会不断衍生与堆积。媒介技术缺陷、传播主观色彩与信息光缆拥塞都是废弃物生产的致命隐患，媒介文化在传播与接受流通过程中也有一部分文化被搁置与废弃，这是传播者与接受者自身不可控制的。更确切地说，媒介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是现代性自身的产物。

从生产视角看，媒介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技术性废弃。譬如有缺陷的技术设备都会带来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但先进的技术设备也不能例外。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的航空技术史无前例地把废弃物带进太空，先进的化工工厂肆无忌惮地排放废气与废水，虚拟高速公路上信息废弃物几近满载。对于传媒而言，法国学者亚伯拉罕·莫尔斯直言问题的要害：“由于传递和接受（影像）构成一个人造现实，人们便更频繁地遭受缺漏、故障、失灵等现象的侵袭。”[23]换言之，缺漏、故障与失灵的机器设备并非是其技术落后的问题，也恰恰是技术改良后的产物，因为任何先进科学只是相对的，它们的生产不可避免的出现废弃以及废弃物。

二是他择性废弃。从媒介文化服务与供给上看，媒介行业多属于他择性服务产业，而不是自主性产业。现代大众化媒介技术的先进使得信息生产不再是被垄断的行业，文化传媒的普遍性决定其生产的自由性与通俗性。譬如以花边新闻谋生的记者在追求新闻通俗中总显示些许他择性，以引起他人的阅读感知。媒介文化的生产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Bick Stevenson）在《认识媒介文化》中指出的那样，他择性是媒介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24]。媒介生产的这些形式决定媒介生产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他择性新媒体的出现，在因特网上发布信息成为“为承认自我而书写”的文化武器，媒介的文化废弃物鱼目混杂地拥挤于信息路，他择性网络空间首先成为废弃物的堆积地——全球化的传媒废弃物集散地，正如鲍曼（2006：19）所言：“冗余是废物最忠实的同伙，对它的庞大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数量如此之大的‘可用’或者‘现成的’信息，被草草地阅读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咀嚼吸收并记住了。”无论是媒介的生产形式，还是生产的内容，“冗余”是保证他择性的基础，但也是生产废弃的祸首。

三是主观性废弃。媒体的主观性是生产媒介废弃物的重要帮凶，特别随着“媒体专家”队伍的激增，解释性媒体取代了传统的客观性媒体。对于解释性媒体而言，传媒主观性生产的废弃文化是普遍存在的。譬如“现场直播”是媒体人的直播，所谓“现场”都是被媒体直播者经过加工的现场，或带有几许主观表现性的视觉现场。摄影机镜头的取舍不一定代表大众的主观意愿，我们能见到的新闻现场也只是被“我”体验到的现场，主持人搭档——“媒体专家”——的主观性解说也不可避免。对于国家政治而言，现代传媒的文化构型生产带有主观入侵意味〔42〕。同样，面对传媒殖民而出炉的反传媒殖民思想也是渗透媒体国主观性的立场，苏联对“自由欧洲和自由电台”（RFE/RL）的干扰证明传媒文化生产隐含主权国家自我的主观认同与反认同。在媒介文化入侵与反入侵的进程中，它们难免生产诸如增损对方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

四是检索性废弃。新媒体在检索功能上自身存在许多过滤缺陷，媒介的人工智能化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人的大脑意识选择功能。譬如2013年4月28日在互联网上检索“废弃物”一词，会得出这样的检索结果：百度为你找到相关网页36700000，找到相关新闻约2270000篇，找到相关图片约1680000张。再譬如在阿尔塔远景（AltaVista）输入“castoff”，收索网址给出了的答案是：31100000 results。如此杂多的信息废弃物，一旦被人漫不经心地篡改与袭用，它将会生产新的废弃物。

从传播视角分析，媒介废弃物的生产与传播策略有不解之缘。媒体在传播知识、教育公众与传达信息的本体价值之余，它往往还通过大量消耗媒介设计的资源，自觉与不自觉地迫使受众植入执拗性媒体思想，受众意识被美学化的媒介麻痹后，他们会自动生产自我固执与信息崇拜的废弃物，主要原因大体包括以下层面：

一是寄生性废弃。媒介寄生性宣传之目的是植入它要宣传的思想或销售的产品，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媒体设计者都知道要包装与设计自己的传媒形式。媒介一旦介入设计行为，消耗性资源或思想废弃是难免的。托马斯·梅耶在《传媒殖民政治》中指出：“尽管对资源、设想和导演艺术的消耗增加了，但由于政治体系生产新闻价值的能力总小于其公共胃口，因而寄生性宣传战略的繁殖几乎没有边际。”[25]由此观之，寄生性宣传与媒介设计之间是一对无限螺旋上升的关系，在寄生性宣传中不断生产出文化废弃物。

二是政治性废弃。媒体似乎一直以来有充当国家机器与喉舌的不雅角色。托马斯·梅耶（2009：73—74）对此有精辟的研究，他在分析2000年“菲律宾霍洛岛人质事件”等多个新闻材料中，阐释到媒介宣传有“记者充当参与活动者”、“政治家充当不请自来的替代英雄”、“被胁迫宣传”、“隐性宣传”等多方面的政治性特征。这些政治性特征是与当政国家宣传抑或寄生性宣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媒人受政治因素干扰而被迫生产文化废弃物。

三是虚假性废弃。新闻假事件的生产，一直是新闻传媒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对大众传媒舞台而言，诸如政绩性政治形象（假形象），轰动性事件（假事件），虚假性社会行为（假行为），戏剧化政坛表演（假表演），鼓动性宣传选举（假选举）等等。它们可以包含真实事件的合理成分，但也可能完全与之没有任何关系，虚假传媒成为媒介废弃物生产的最大的隐蔽工厂。

从接受视角阐释，媒介的废弃物生产与传播接受不无关系。对媒介文化的接受是一个选择与再创造的过程，所以容易产生新的废弃以及废弃物。雷米·里埃菲尔这样指出：“从文化消费过渡到文化接受，实际上是质的飞跃，是在考量被传媒信息浸泡的公众有何具体的反应，是在努力理解哪些是公众获取的，哪些是他们遗忘的，哪些是他们舍弃的。”[26]那么，被舍弃的媒介文化是如何变成废弃品的呢？它的废弃形式有哪些呢？从接受美学立场看，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平庸性废弃。媒体迫于广告等经济因素的诱惑，迎合受众的口味而平庸化生产是常有的事。托马斯·梅耶（2009：65）的话一针见血，媒介宣传“要求适应尽可能广泛的受众口味从而保持影响的压力，导致娱乐化的剂量的不断增加，并首先在电视和通俗印刷媒介那里造成传媒和交流供应的平庸化”。《中国好声音》与《非诚勿扰》之后的许多地方台的模仿型生产不能不说是平庸的，但其娱乐化剂量的增加对于被边缘化的频道现状还是有益的，于是媒介的废弃物生产近乎成为悖论性传播行为。

二是对抗性废弃。传媒亚文化的生产是对主流传媒文化抗争的必然产物，在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媒介文化也是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体系。亚文化媒介是指面向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占少数的其他民族人士从事的传媒活动的媒介，如同性恋杂志，或针对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相关媒介，如日本正对朝鲜人的在线杂志《亚洲视点》（Asian Eyes），中文信息在线杂志《东北风》（隶属COM在线媒体，即China Online Magazine）等[27]。这些亚文化媒介是作为主流媒介文化对抗性存在的实体，它们容易滋生废弃文化及其废弃物。

三是保护性废弃。针对主权国家的对外传媒入侵，另一主权国家的保护性媒介政策便出炉了。譬如法国与加拿大等国针对它国传媒殖民采取的传媒“文化例外论”，从而有效保护本国的传媒文化生存空间。1989年欧盟通过了《电视无国界指令》（The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与《媒介指令》（The Media Directive），它们是欧盟为了保护自我传媒文化生产而实施的保护主义协议[28]。落后国家的媒介文化地方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媒介文化生产国文化资源浪费，但迫于媒介文化投放国与被投放国政治与经济的压力，媒介文化过剩是必然的。同时，尽管反传媒殖民策略的暂时胜利，保护主义传媒文化策略对于精英文化也是无效的。如同雷米·里埃菲尔（2009：206）指出的那样，“精英文化比大众文化更成功地抵御了电视至上的现象”，因为，精英文化的消费时间不受遥控器的影响，他们更多的时间可能不在电视旁。那么对于精英文化来说，媒介文化的废弃物可能更多，因为很少有对他们有效的媒介文化。

传媒文化在软化社会矛盾、重构社会关系与缓速社会进程等维度上具有重大意义。换言之，我们讨论媒介文化的废弃以及废弃物，绝非有意诋毁媒介文化的作用，而是旨在唤醒人们的理解力——媒介文化的废弃与增益是同步的，并看穿媒介文化的魅影，走出废弃的魅乡。

那么，如何识别媒介文化中的废弃假象是对人类理解力的巨大考验。阿尔贝特·施韦泽指出：“我们生活在文化和非文化的危险混合之中，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去尝试规定文化的真正本质。”[29]换言之，当代媒介文化发展迫使我们必须去理解媒介文化的本质。然而，从解释性媒介文本的诞生到达成最终的理解，这期间有很多风险与意外。解释性媒介文本是依赖解释者个人的解释力，同时理解媒介文本的个人也是遵照自己的理解力办事的。换言之，解释力与理解力具有普遍的个人性与主观性，而人性的普遍主观性错误存在是不可回避的，更为要命的是解释性媒介文本是通过媒介符号的交流来达成一致性理解的，而这些媒介符号的正确性源于拥有真理的人手中的假定性理解，即便是真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假象性诡辩或废弃性文本堂而皇之走进了真理的殿堂。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Bacon，1561—1626）（见图4-3）在《新工具》中这样警告我们的理解力：“围困人们心灵的假象有四类。……第一类叫作族类的假象，第二类叫作洞穴的假象，第三类叫作市场的假象，第四类叫作剧场的假象。”[30]培根的四类“假象说”对于我们理解媒介文化特别有用，尤其是对于认识媒介的废弃文化假象具有启示性帮助。

其一，媒介废弃文化的“族类假象”。培根（2012：20）阐释道：“族类假象根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根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正相反，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尺而不是依据宇宙的量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人性的弱点在媒介文化生产中显示：媒介文化自身的族类假象弱点极其容易生产废弃物，因为媒体在诉诸感官上的美学化设计是最擅长的，而且对媒体文化的一切知觉首先乐于用个人的量尺来测量。可见，媒介的美学化倾向不光在形式上产生大量的信息废弃物，还在内容上极易滋生族类假象性文化。

其二，媒介废弃文化的“洞穴假象”。培根（2012：21）解释说：“洞穴假象是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自有其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曲折和变色。”人类个体的洞穴假象认知，让文化生产不可避免地出现知识的洞穴。对于媒介文化生产主体而言，传播人与信息接受人在“洞穴假象”维度上常常受挫，传媒文化生产的偏见、主观与管窥成就了废弃物积累的祸首。

其三，媒介废弃文化的“市场假象”。培根（2012：21—22）解释说：“我称之为市场的假象，取人们在市场中有往来交接之意。人们是靠谈话来联系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选用文字之失当，害意就惊人地阻碍着理解力。”相对于传媒而言，市场假象是在传媒接受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特别是网络接受，我们“所利用的文字则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于是媒介中的废弃物就惊人地阻碍着我们的理解力，而我们自己毫无察觉。另外，“市场假象”还极其容易生产经济泡沫与伦理废弃物，譬如虚假广告，它不仅是生产经济泡沫的废弃物，还给社会带来诸如诚信伦理关系的危机。

其四，媒介废弃文化的“剧场假象”。培根（2012：22）指出：“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据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同样，传媒世界的学术体系也是在“表现着人们自己依据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任何一个标榜建构了完备学术体系的学问，都是教条与短视的，因为无比完备体系的形成昭示它自身生命的结束。媒介剧场假象预示媒介废弃物的生产具有虚幻性，也告诫媒体文化在成功的时刻，就是废弃以及废弃物降临的时刻。

媒介文化的废弃文化生产直接导致传播与理解的困境。媒介文化生产如同一座心灵工厂，它在向社会输送供人们使用的产品的同时，也会向社会排放废弃物，在这座心灵工厂里，有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与剧场假象，等着我们的理解力上当。托马斯·梅耶敏锐地看到了这些假象，他认为，当代社会的误解、误会与冲突的激增，说明信息技术与成功的传播是两码事。阿尔贝特·施韦泽（2008：59）也说“无法传播”（Incommunication）将成为全球面临的新问题。这首先来源于媒介的废弃文化生产的不可克制性，致使传媒自身含有“无法传播”的悖论因子，譬如在战争中，士兵的思想被彻底秩序化，此时，媒介宣传占据所有真理的位置。当战争被视屏景观化再现的时刻，它会让受众产生思想的怜悯与对战争的憎恨，问题是这些景观化视频是否合法与合理，我们似乎并不太注意。现代媒介技术不仅迷乱与混淆视听的真实性，还以自身高度的系统性与制度化摧毁人类思想的自由性。媒介的公共关系的过度组织化无疑会阻碍文化的发展，以至于产生废弃物。我们的思想一旦被制度化，直接会导致没有思想的复制性传播。施韦泽（2008：54）坦言：“没有思想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代人的第二天性，这体现在他的交际活动中。”现代传媒作为广义上的社会交际，似乎愈来愈现实它的这个“第二天性”：制片人对于事实的刻板复制、战争报道的景观化再现、政治传媒化表演、广告欺骗性植入、图像戏剧化娱乐、盗版图书与影像光盘的扩增等等，这些媒介的文化废弃物是导致无法传播与理解的冤家对头。

离弃文化的哲学思考，我们的文化会走向自我毁灭，这是哲学的时代责任。对现代传媒文化的废弃论反思，等同于对现代传媒文化及其背后的精神状态的检阅。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媒介废弃物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政治、商业与技术的文化发展大大超越了它的精神文化发展。然而，它们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被废弃幽灵彻底打破了。媒介文化的本质规定不在于政治、商业与技术的丰富，而是在于精神文化的至善至美。从某种程度看，现代传媒现代性进步与现代人的精神文化理想没有直接关系。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尽管它给我们文化与生活带来增益的同时，也损伤了现代人的独立思考与交际能力，甚或身体能力，包括我们对媒介文化的理解力。

理论延伸二：从“乌有乡”到“地球村”

自信息革命以来，新媒介文化日益有系统地进入并改变了全球很多普通家庭的生活与工作，快速嬗变的媒介文化俨然超乎社会发展预期以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文化聚变。尽管如此，在尽享媒介文明果实之时，我们切不可忘却媒介现代性的另一个魅影——废弃。在信息时代，地球正在成为满载废弃物的垃圾箱，人类亦即将步入废弃与诱惑并举的魅乡时代。或者更直观地说，媒介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中的废弃物——信息分配不均、广告侵扰、传媒殖民、新闻虚假、知识盗版、网络欺诈、黑客入侵、灾难新闻景观化叙事和其他粗制滥造的媒介文化——已然成为传媒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向度。

文明进程总是一个生产与废弃并举的过程，但媒介文化废弃的向度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盛极必衰”的历史规律警醒人们：一种文化极盛之时，它的废弃和衰落也将离之不远。在120年前，英国诞生一部著名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作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憧憬他心中百年后的“乌托邦”——一个和谐、艺术与美好的“乌有乡”。威廉·格斯特（William Guest）是小说主人公，他的名字最耐人寻味。在英文中，“guest”为“客人”，而小说内容也暗示威廉·格斯特去“他乡”做客的历史语境与叙事寓意。在小说中，作者所渲染的“他乡”乃是指与当时处于工业革命鼎盛时期的英国所鼓吹的机械文明相对应的理想的共产主义之乡。莫里斯始终强调机械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做不出一件美的艺术品，作者旨在用理想的“艺术世界”取代那个“凑合时代”的“机械世界”。小说结尾叙事最意味深长，格斯特回到阔别了一个世纪（乌有乡的时空：21世纪或22世纪初的英国）之久的乌有乡，他极度地思考并连续自问：“这仅仅是一个梦吗？”并说：“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愿景。”可见，莫里斯梦想的“乌有乡”——一个没有废弃的和谐之乡——是对“机械文明”时期的一种批判。

遗憾的是，威廉·莫里斯预测百年后的“乌有乡”没有到来，它却被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见图4-4）所言的“地球村”替代。麦氏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tions of Man）（1964）中说：“机械形式转向瞬息万变的电力形式，这种加速度使外向爆炸转为内向爆炸。……电力媒介使人们的生活彼此纠缠，造成了极度的拥挤。”[31]不仅如此，莫里斯所担心机械文明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分裂与痛苦，在电力媒介时代出现了。麦克卢汉（2011：28）在《媒介即讯息》中富有洞见地指出：“失去根基，信息泛滥，无穷无尽的新信息模式的泛滥，是各种程度的精神病最为常见的原因。”地球村的信息之多，它却在恣意妄行，信息泛滥反而使我们无法沟通。莫里斯“乌有乡”中的爱与和谐不复存在了，有的只是麻木与冷漠，这就是信息时代的文化悖论。麦克卢汉（2011：263）在《小玩意爱好者：麻木性自恋》里还坦言：“麻木的原理在电力时代发挥作用，正如它在其他任何社会要发挥作用一样。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和暴露以后，我们必须使其麻木，否则我们就必死无疑。因此，这个焦虑和电力媒介的时代又是无意识和冷漠的时代。”在电力媒介时代，便捷的网络、交通等节点上并没有出现“乌有乡”村落的和谐的愿景。麦克卢汉（2011：107）在《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里写道：“偏重视觉的、文明开化的美国人与部落式的、偏重听觉的东方文化遭遇时，犯下了难以计数的错误。”他还引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实验，他们为印度人村落铺设线性自来水管，却遭遇被拆的尴尬。村民自从有了自来水管，他们不再去公用井汲水，村落里的日常社会交往因此被大大削弱。除此以外，媒介线性思维还给人类交流带来困惑的另一情形是：公路和它上面的汽车，让人感到烦恼。麦克卢汉（2011：255）在《汽车：机器新娘》中说：“大型商业中心的兴起，是为了适应有车一族的需要。它们是一些奇怪的孤岛，使无车代步的行人产生没有朋友、被人肢解的感觉。”这一切媒介文化的消极废弃似乎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它却真实的存在，并将持续存在。

那么，面对媒介文化的废弃及其废弃物，马歇尔·麦克卢汉是如何提供他的解决方案呢？他（2011：85）在《挑战与崩溃：创造力的报复》里这样指出：“这些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它可以完全弃消毒剂于不顾。如果需要手术，手术中整个系统难免受感染的因素是必须得考虑的。因为用新技术给社会动手术时，受影响最大的部位并不是手术切口。手术的冲击区和切口区是麻木的。被改变的是整个机体，广播冲击的是视觉，照片冲击的是听觉。每一种新的影响都要改变各种感知的比率。……今天我们开始感到，艺术也许能提供这样的免疫。”这似乎又回到了威廉·莫里斯“乌有乡”理想艺术世界的建构之中。可见，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对媒介文明现代性的批评与莫里斯《乌有乡的消息》对机械文明的批评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被媒介文明“蹂躏”的地球村村民，艺术还暂时不能提供任何免役。1932年，英格兰作家阿道斯·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丽的新世界》，小说预测了未来600年后人类的情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被机械文明蹂躏成的“野人”，千辛万苦走进充满物质“新世界”的他倍感高兴与喜悦，但因不能适应工厂流水线的生活，他最后绝望地死去。在“野人”的社会里，“安定”是一切，“幸福”的人们必须安于“等级”的生活，叛逆者均被视为不安定分子，而被放逐到偏远地区。机械文明下的“野人”选择了“新世界”，却意味着“死亡”。那么，他们是选择“安分”，还是选择“被放逐”？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世界性两难议题。

在地球村，纸张以及影像等媒介的崛起迫使传统口述史知识灭绝，全球化文化进程中的世界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的母语濒临消亡；廉价的纸张使书籍报纸发行偏离文化的本质要求而泛滥于市；新媒介的崛起迫使新的媒介文盲数量激增，高科技的进步似乎与媒介“数字盲”形成同步发展；高速公路上的网络视听在混淆事实，现实被隐蔽在美的假象之中；计算机电磁波辐射困扰人类，网络抄袭泛滥，世界范围内的传媒殖民日益威胁落后地区，全球任何角落都能被一片“棱镜”监视，等等。诸如此类的媒介废弃现象成为媒介崛起后的一个社会问题——真实的现实消失了。那么，媒介的崛起如何迫使现实消失呢？

从现实逻辑看，媒介崛起是人类用现实消失作为交换代价的。在没有文字之前，古人用“结绳记事”来传播信息，当“结绳”符号完成之时，“结绳”的行为现实就成为历史记忆了。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岩画也是古人记事传播信息的一种途径，但当岩画完工之时，这幅画的狩猎情景以及他们的生活场景现实便消失了。结绳记事与洞穴岩画是一种媒介写作，它是作者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它在信息维度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作者的消失或死亡是注定的。譬如在享有网络游戏的空间中，游戏者必然以消失现实时间为代价，而这样的时间消费只是空间中的一个碎片，在仪式后便不复存在，现实生活的死亡是注定的。特别是新媒介的诞生，令人迷惑的媒介生活迫使现实成为一种虚拟，情感现实、价值现实、语言现实、购买现实、交际现实等都在虚拟环境中完成。虚拟现实是否能成为现实的补充，要看这种媒介文化能否在时间的节点上完整地延续，否则现实将永远地消失。换言之，持续的有节点时间是保证媒介文化传播在精神层面能引起积极意义空间的前提。

从时空关系看，在媒介崛起与现实消失之间，它们隐含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媒介向度的时间与空间。在显义层，媒介崛起使全球化传播走向快捷与方便，但它在时间上以绝对的优势控制享有媒介文化的民众，如沉迷于游戏或手机的“低头族”。这诚如中世纪宗教对时间的关切与控制一样，在宗教仪式中的民众是愉悦的，但是人们对此空间的时间被控制是没有觉察的。因此，在晦义层上，媒介崛起必然催生媒介废弃及其废弃物。譬如发达国家的媒介殖民政治打乱了先前稳定的交流现实，发展中国家为了打破这种殖民信息的控制，往往采用媒介反殖民措施。法国与加拿大等国为了打破美国的媒介殖民，实施了“文化例外论”反殖民媒介文化政策，这种地方文化保护主义迫使全球文化呈现在一种非连续的节点上。在控制与反控制中，媒介的殖民行为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的媒介语境之中。由此观之，在媒介崛起中，发达国家的信息殖民扩张以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反而受到胁迫。于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与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43〕换一种思维看，媒介社会的人权与伦理已然陷入深重的危机，这不仅表现在文化多样性上的危机，还表现在知识、母语、技术、视听、环境、版权等更加广阔的现实层面。

从传媒偏向看，媒介崛起迫使文化传播向无限空间延展或偏向，甚至包括对人自身的监控，因而导致时间成为不连续的片段，现实也因此被割裂与撕碎〔44〕；同时，节约化经济原理告诉人们：为了适应快速嬗变的媒介发展，无限延展的媒介空间又迫使时间被缩短到尽可能短的节点上去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于是，“泡沫”或“快餐”式的媒介消费反而受到青睐，文化可持续发展因此受到搁置，未来时间或固定时间也变得十分抽象。媒介空间的无限延展与时间的无限缩短之间的矛盾产物是：时间变成碎片，空间被沦为存储这些废弃物的垃圾厂。可见，发达的媒介文化造成碎片化的时间流反而使地球村村民没有对话与交流的现实机会，堆积废弃物的空间更让人窒息，媒介废弃以及废弃物降低了现实媒介的水准，如肤浅变成抽象艺术，报纸由广告构成，战争可以景观化全程跟踪播放，低级趣味的娱乐节目也有收视率，等等。

媒介废弃物的生成昭示着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现有主流传媒无法保障公众思想凭借媒介自由表达与交流，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媒介分布差异日趋明显，它迫使平等享有文化艺术的多样性权利成为一句空话。爱伦B.艾尔巴兰根据当地1000居民抽样调查（1994）[32]，1995年，中国1206600000人口的流通日报数目为23，日本125362000人口的流通日报数目为575，挪威4360000人口的流通日报数目为607，尼日利亚95434000人口的流通日报数目为18，芬兰5101000人口的流通日报数目为473，印尼195283000人口的流通日报数目为20。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日报数量无法满足文化阅读的需求，一些官方报纸除了官方声音之外，普通民众的自由表达与交流受阻严重。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媒介文化分布不均也阻隔了全球文化自由表达。爱伦B.艾尔巴兰（2007：9）根据当地1000居民抽样调查（1994）还显示，世界空间中的电台分布悬殊更是惊人。1995年，中国1206600000人口的电台数目为184，日本125362000人口的电台数目为912，挪威4360000人口的电台数目为799，尼日利亚95434000人口的电台数目为196，芬兰5101000人口的电台数目为1003，印尼195283000人口的电台数目为148。可见，全球范围内的媒介文化分布极不平衡，分享信息与自由表达成为媒介时代一个看不见的门槛。如果说日报、电台是一个时间性媒介，那么新媒体则是一个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的全球分布的不均衡，文化多样性危机前所未有，时间不平等困扰人类的文化神经，也困扰全球化文明进程。同样，新媒介更是存在分布不均的现象，奥利维埃·多尔富斯（Olivier Dollfus）（2010：050）中肯地指出：“网络更加发达，但分配不均。”这如同交通技术的日臻完善，但交通堵塞愈加频繁。无论是虚拟世界的网络，还是现实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一部分人目前还无法摆脱堵塞。

全球化进程面临一个新问题：媒介空间分布不均，时间享有不平等。失去空间平等权的地球村村名是失去民主权的象征之一，他们无法正常参与或融入媒介空间，文化交流时间因此受阻，特别是那些少数民族与土著人的媒介交流权的丢失，迫使他们的世界加快步入废弃的魅乡，在全球化媒介文化发展面前，他们在自己的“乌有乡”里望而却步。

从语义看，魅乡是一块废弃和诱惑并存的土地。在空间地理观中，魅乡是一块荒芜的废弃土地；在投资者那里，它是一块等待开发的资本魅乡；对于殖民家而言，它是一块富庶的思想与经济魅乡。对媒介文化而言，人类正面临新媒介的诱惑与废弃的双重考验与两难选择。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废弃”概念纳入现代性研究视野最为引人注目，他对“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的现代性及其废弃物的进行关怀性地批判。他在《废弃的生命：现代性与它的废弃物》（Wasted Lives：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中这样说道：“现在这个地球已经满载了。这意味着，在所有事物之中，像秩序建设和经济进步这样的典型现代化进程发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而世界的每个角落在以不断增加的数量产生和倾倒‘人类废弃物’——但这一次，并没有适合其存储和潜在循环的‘自然’垃圾倾倒处。”[33]在鲍曼看来，“星球已经满载”意味着现代性进程中的“过剩人口”、“边疆问题”、“失业”、“难民”、“部落战争”、“过度砍伐”、“经济移民”、“信息冗余”等日益充塞地球的“废弃物”或“废弃生命”，它们都是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经济进步与文明进程中的“胜利果实”。在此，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追问：媒介现代化发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何又加快地球进入诱惑与废弃共存的魅乡呢？

首先，在媒介现代性进程中，媒介生产在空间上无限延展，废弃物随之与日俱增。新的“圈地运动”迫使乡村或人迹罕至的空间被信息粗野地扩张与侵占，连人迹罕至的珠穆朗玛峰以及北极地区也不例外，也包括外太空，讯息无处不在。我们生活的空气中，布满短信信号电磁波，电磁污染无孔不入。广播、电视以及微波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类被大功率射频设备所发射出来的电磁辐射所包裹，这些看不见的废弃物是人类最可怕的杀手。全球每天的短信数以万计地复制与生产，以至于韩国出台政策限制每天最多发500条短信，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出台“限发令”。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城市商业市场的扩张与人口的剧增，无节制的信息生产，使得世界许多地区的特大城市群正在积聚无限数量的“废弃物”，特别是地球的中纬度沿海地区，如以纽约为中心的波士华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的特大城市群，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英国伦敦——利物浦城市群，等等。这些城市群（带）的形成，迫使因“城”而“市”的讯息大流通、大生产与大消费成为城市发展趋势。于是，城市媒介文化废弃物应运而生，激增的文化废弃物是人类居住这个星球的危险物。根据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北京山顶洞人最后离开自己的洞穴之家，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家的周边因废弃物过多而被迫离开。这么说来，未来人类离开地球的原因，可能就是地球废弃物过量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是可见的废弃物，还是不可见的废弃物〔45〕。

其次，无序的经济移民已然引领地球村进入一个头晕目眩的魅乡。在媒介时代，新的地理观是国家或地区没有边界。经济移民在空间上有绝对的自由活动权，这得益于国家边界的开放。经济移民也因此可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进行生产、输出与消费活动。齐格蒙特·鲍曼（2006：68）这样坦言：“现在这个地球已经满载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在以不断增加的数量产生和倾倒人类废弃物。”言下之意，这个星球正在步入废弃的魅乡，尤其是地球的北温带湿润地区（这些地区属于特大型城市群带）。在全球化时代，“地球上的人口变得越来越稠密，但同时也留下大面积的空旷地带，而那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并非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些空地阻碍不了人们的活动：我们乘坐飞机或轮船就能轻而易举地穿过这些地方。这些空地也无法妨碍人们的交流：如今可以越过空地进行远距离通信，不像过去的沙漠商队，需要布置很多休息驿站。由此我们发现，全球化的世界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集中现象：一半的世界人口只居住在占地球陆地3％的地域上，一半的世界财富只产生于占地球1％的土地上，尤其是在‘世界性特大都市群岛’上。”[34]换言之，另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地球陆地97％的空旷地带，另一半的世界财富产生于占地球99％的空旷土地上，这种“聚集效应与空旷效应”值得我们思考：人口占97％的空旷地带与财富占地球99％的土地，俨然成为魅乡，而人口占地球陆地3％的地域与财富占地球1％的土地，也被大规模的“经济移民”吞噬而沦落为魅乡的危险。

再次，在发展中国家，过快的工业革命加速了废弃物的输出，也加速了全球化魅乡的进程。原本属于城市的边远空旷地带被迫圈为“经济特区”，连国家的偏远西部地区也不幸沦为“开发区”，那些地理条件好的水域辟为“免税港”（譬如香港）。在许多城市看来，“城乡一体化”成为政府一项国家性掠夺农田的“基本国策”，在偏远乡镇，极度污染的厂矿企业成为地方经济收入的“救星”，而受到地方保护主义者庇护。发展中国家走进魅乡的时间越来越短，雾霾、洪水、核辐射、地下水污染、有毒大米、不明病原体频现……魅乡的消息不时传来。由于人类经济发展的短视，工业革命已经把地球沦为极度污染的空旷魅乡〔46〕。

另外，在发达国家中，他们的全球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正溢满全球，魅乡正日益逼近与吞噬地球村。部分发达国家的霸权行为密布全球可以插手的地带，在伊拉克与科索沃，战争的创伤无法医治，恐怖主义炸弹袭击讯息成为日常化新闻条目。在1995年的法国哈瓦斯（Havas）〔47〕收入达446亿法郎，其中34％来自海外信息资本掠夺性收入，发达国家的信息殖民成为新时期的殖民形态。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部署有中欧、南欧、西欧、亚太、印度洋地区、北美洲与拉丁美洲……几乎遍及全球，中东地区成为他们现代化军事武器实验的魅乡，特别是伊拉克那里近乎是满目疮痍的魅乡。

实际上，魅乡是人类发展的悖论。城市“热岛效应”是城市人自己的错，因为铺满水泥的地面是交通与行走的需要，但城市地面土壤的地气孔被压抑在地底下，地球土壤气流受阻〔48〕。有的魅乡将成为新的军事争夺地，如北冰洋周边的空旷地带，丰富的油气矿藏或海洋资源区日益成为许多国家战略控制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地融化而能通航，如今的北极冰海已经成为地理新“热地”。另外，纽约、北京、东京、里约热内卢……这些特大型空间力也有会有盲区“魅乡”，如奥利维埃·多尔富斯在《地理观下的全球化》（2010：021）指出，美国白宫附近就有被严重的失业、暴力和毒品困扰的黑人贫民区。可见，媒介现代性的进程既是书写媒介文化的发展、进步与增益的文明史，也是书写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荒野史。

由于媒介技术缺陷、传播主观色彩、电息光缆拥塞与他择性传播接受等多种原因，媒介文化的废弃将成为地球村面临的新难题，媒介文化正在经历快速嬗变与深刻变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媒介废弃物是一个技术与文明进步的象征。在早期的口述传媒时代，能见到的传媒废弃是很少的，但保存下的传媒符号极其有限；在机械传媒时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印刷术、电报、纸张、火车、轮船、飞机等媒介的诞生，能见的传媒废弃开始急速增长；在信息传媒时代，计算机、信息论与传感论技术为传媒废弃开通新的通道。可见，传媒废弃从早期口述传媒时代的“不可见”，到机械传媒时代的“可见”，而信息时代又重新回到了“不可见”的轨迹。在这三次变革中，每次技术的进步都会带来新的传媒体系以及新的传媒文化废弃问题。这里可以看出，经济、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往往不一定要在一个轨道上，甚至不呈正比例。于是，我们在对待传媒文化进步的问题上，发达的传媒技术可能存在文化陷阱，尤其是新传媒所带来的“新殖民”、“新虚无”、“新弃民”、“新犯罪”、“新攻击”等传媒文化废弃物，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究其原因，媒介废弃物是书面符号、殖民政治以及审美经济溢出性发展的产物。在口述传媒时代，口述作为唯一的媒介手段，很少的废弃产生于“乌有乡”式的部落，不过这样的“理想”部落的口述文化被书面符号系统的来临彻底打破：在时间上，部落口述的时间被凝固在有剧本的舞台，或有图画的岩石，或有符号的衣服；在空间上，原来的井口边、田野里、大路旁、陋室间的口述活动空间被书面符号浓缩在一张“纸”上。那么，时间“碎片”与空间“废物”构成了新的传媒文化。在机械传媒时代，机械是生产传媒废弃以及废弃物的“能手”，这是传媒生产的需要，机械文明下的传媒废弃产生与经济的审美化有必然的关系，这如同雕塑家一样，没有废弃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品诞生，因为一块石头或泥团在野外始终不是人工艺术品。传媒的审美化是机械文明的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是克服机械给人类带来的纯物质的奴役以及心灵摧残的一剂良药，《美丽的新世界》中的“野人”的毁灭就是机械文明所带来废弃生命的悲剧。在信息传媒时代，传媒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活跃，它近乎成为政府的霸权象征，譬如经济控制、民主宣传、意识输入等权力性传媒霸权。传媒的殖民霸权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生命：思想难民。传媒殖民背后的推手之一是赤裸的经济利益，诉诸营销策略、收视率、包装设计等维度上的媒介经济不仅滋生废弃的生命，也彻底摧毁媒介美学的本质属性。体制下的媒介不再以文化建设为己任，媒介主管与从业人员在广告市场份额前俯首称臣。因此，被经济鼓吹的媒介文化势必会引发精神层面的贬值和震荡。

因此，我们说，媒介废弃物是一种被溢出的美。美的过剩是生产传媒废弃以及废弃物的重要维度。它通常表现为视听觉的现实艺术美超越了它的信息本身。被溢出的美是创造的动力，也是废弃的根源，只要有美的设计就伴随废弃的生产。譬如报纸一个页面的艺术美可能要放弃空间的留白去追求空间的简约美，一部电影的片头连最蹩脚的设计师也会费尽心思地去设计出美的元素，一则广告的美可能冒着善意欺骗与撒谎的危险。后现代媒介社会被溢出的美是社会步入废弃时代的重要根源，它通常用“审美化”以标榜自己的艺术、民主与理想，从而去维持自己的权利控制与集权管理。如资本工厂的“审美化生活”传播与信奉理念，就带有审美化殖民的资本目的，在亚洲的美国电台所宣扬的资本主义民主，果真如此吗？云南偏远地区的某小学，因虚假求助信息的散布，源源不断的爱心捐赠带来了援助的困扰。各种被溢出的空间美、艺术美、生活美、道德美等所带来的传媒文化废弃表明：被溢出的美是媒介文化废弃的根源。

传媒化的全球村处境堪忧，未来的传媒时代会发生什么？毫无疑问的是，“祛魅”或消解成为魅乡时代媒介文化的使命。鲍曼（2006：102）指出：“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媒介文化生产理念——文明的进程是一个伴随废弃以及废弃物处理的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找到适合存储或倾倒废弃物的社会改良策略。总之，一个不能正视和处理文化废弃物的民族，进行大规模文化生产的风险是巨大的。只要你是社会文化生产的一分子，不管你以何种身份参与这个社会的文化创造，都要加强对媒介溢出性生产的预警与干预，以期防范媒介文化废弃以及废弃物所带来的风险。

---

[1]张岂之：《中国思想学术史》（先秦卷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8页。

[2]见《老子》第44章（王弼注本）。

[3]见《老子》第27章。

[4]见《老子》第19章。

[5]见《老子》第30章。

[6]见《老子》第65章。

[7]见《老子》第42章。

[8]见《老子》第2章。

[9]（汉）郑玄、（唐）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10]见《老子》第38章。

[11]见《老子》第53章。

[12]见《老子》第12章。

[13]见《老子》第70章。

[14]见《老子》第4章。

[15]见《老子》第23章。

[16]见《老子》第5章。

[17]见《老子》第45章。

[18]［英］齐格蒙特·鲍曼：《来自液态现代社会的44封信》，鲍石译，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9]［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2年版，第139页。

[20]［英］齐格蒙特·鲍曼：《此非日记》，杨渝东译，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21]见《老子》第57章。

[22]［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谷蕾、胡欣译，凤凰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8页。

[23]［法］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滕守尧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24]［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9页。

[25]［德］托马斯·梅耶：《传媒殖民政治》，刘宁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26]［法］雷米·里埃菲尔：《传媒是什么》，刘昶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27]［日］水越伸：《数字媒介社会》，冉华、于小川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28]［美］门罗·E.普莱斯：《媒介与主权：全球信息革命及其对国家权力的挑战》，麻争旗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9]［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1页。

[30]［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9页。

[3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32]［美］爱伦·B.艾尔巴兰等：《全球传媒经济》，王越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33]［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谷蕾、胡欣译，凤凰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8页。

[34]［法］奥利维埃·多尔富斯：《地理观下的全球化》，张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页。

---

〔33〕李约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参见《中国科技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34〕《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廼（同‘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廼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去所终。”又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参见司汉迁《史记》，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284页。

〔35〕“社会学之思”，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蒂姆·梅《社会学之思》，李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36〕“废弃论”，是当代英国社会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的一种社会学理论。

〔37〕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来自液态现代社会的44封信》，鲍石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38〕“形式论”是一切艺术的核心理论。

〔39〕见《老子》第58章。

〔40〕在现代哲学领域中，尼采的命题“虚无主义”似乎是废弃主义时代来临前的征兆。现代工业信息革命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它也在毁灭与拒斥文明本身，即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式的“最高价值的自行毁灭”，这种“毁灭”乃是“虚无主义”的一种极端化呈现。在美国学者尤金·诺斯（Eugene North）那里，自我毁灭或废弃乃是一切虚无主义致命冲动的产物。杜甫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时代悲叹，贾平凹有《废都》的社会关切，尤金·诺斯有《虚无主义：现代革命的根源》的文化反思，马歇尔·麦克卢汉有《机器新娘》的广告叙事……他们都运用自己的方式阐释与批评历史性现代，也都是对社会文明进程中现代性的“废弃论”反思。

〔41〕目前，媒介文化的废弃及其处理的现状是：世界上似乎还没有专业的文化废弃物收购以及文化废弃品处理中心的成立，人们都忙于大规模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制造，而缺乏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声称的“悬置判断”（Suspended Judgement）——预设结果而事先防患于未然——的技巧。当然，监管文化生产的部门还是有的，但这些部门的作用非常有限。可以说，媒介文化的生产速度是惊人的：出版书籍以秒钟的速度增放于很少有人光顾的书架，网络与微博文化生产速度与传感光速一样快捷，新影视的诞生与流水速度近乎等速，地下工厂生产的种类与速度是难以置信的，以广告赢利为生的小报不停地从邮递员那里无偿地分发与投递，等等。

〔42〕譬如美国为了对古巴“政治”渗透宣传而设立的“马蒂电台”（Radio Marti）与“马蒂电视台”（TV Marti）。

〔43〕参见201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根据IV委员会报告决议《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44〕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昭示：媒介技术致使全球每个角落——从欧洲到拉美，从总统府到普通民众居室——都失去了应该有的基本现实，包括民众电话自由、网络活动自由以及言行自由，等等。

〔45〕在今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想与目标。

〔46〕据调查显示，美国每年大约能生产1000多部电影，印度每年生产1200多部影片。全球的电台、电视台与流通日报成千上万，爱伦·B.艾尔巴兰（2007：9）根据当地1000居民抽样调查（1994），1995年，澳大利亚的电视台数目489、电台数目1292、流通日报数目258，丹麦的电视台数目539、电台数目1036、流通日报数目365，芬兰的电视台数目511、电台数目1003、流通日报数目473，英国的电视台数目为439、电台数目为1429，流通日报数目为351，加拿大的电视台数目为685、电台数目为1051，流通日报数目为189……这些媒介每天所产生的废弃物不可计数，但这里又充满希望——文化与资本之乡。

〔47〕哈瓦斯是全球六大著名的广告与传媒集团之一。

〔48〕正如吃羊肉与喝牛奶本身没有错，能提高人类身体的免疫力与机体能力，殊不知数量众多的牛羊排放的废气（屁）主要成分是甲烷，它却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