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病”的自觉与“药”的寻觅——清末新小说的兴起

作为通常的近代史研究起点的鸦片战争，事实上并未使其时国人的思维形态产生质的转变。[1]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依然把西方列强视为“蛮夷”，天朝帝国心态与文化优越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真正使得中国进入“近代”（Morden）的乃是甲午战争。把国人的“身体”乃至由这些“身体”组成的“国家”视为是“病态”的，则流行于“庚子事变”以后。清末小说中多有“病”的隐喻[2]，并且与“陆沉”的心理恐惧相交织，也即“亡国灭种”的判识。“病”之隐喻，恰切地表征出当时社会的基本共识。

随着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及对西方国家制度的日益了解，“治疗”方案的设计已经突破了传统“向后看”的思维定式，而与“世界”接轨。建立在进步主义基础上的“未来意识”这一线性历史观，也随之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论。

清末新小说创作者的心态，正是对上述判断的“应激反应”。尽管民众对“民族—国家”相当陌生，但是作者们正是以“西方”作为“健康”的尺衡而给出了“救国”方案，不但具有了现代社会国民动员的政治意味，而且也具有了启蒙主义的身位。同时，有别于稗官野史和街谈巷议的琐屑，“新小说”几乎宿命般地以其先天不足的文学性，波天大潮般进入了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