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末新小说产生的语境

无疑，只有较为清晰地还原出清末新小说产生的语境，亦即把当时救国方案的政治理念论争大致归纳为渐进与激进两端，才能构建出清末新小说之诠释学的语境，并以此为思维的平台，进而理解清末新小说异军突起之深层原因。如此，探析上海及其公共空间的萌生，成为逻辑的必要。

一　“救国”方案的政治理念论争

虽然时人对于甲午战争败于日本，有着震惊、指责、麻木、反思等诸种反应，但今天重新评估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注定失败已经没有什么异议。甲午战败的刺激加上瓜分危机，使清廷的开明派与民间有识之士均认识到只有进行一场改革、甚至只有革命才能够拯救中国。以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与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都从理念与实践两面，参与了推动历史的进程。[3]

康梁制定的全面现代化目标因其激进、缺乏经验与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使得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昧于国际事务的顽固保守派鼓励与怂恿的义和团运动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4]占领北京，使得清廷终于意识到“野蛮排外”[5]的虚妄。面对改良派的鼓动、革命派的激进，以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清廷不得不改革自救，庚子事变之后开始实施比之戊戌变法更为激烈的“新政”。

以往学界更多提及的是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的历史影响，本书则特别指出日俄战争的分水岭意义。如果说鸦片战争是列强船坚炮利的确证，甲午战争带来的是义愤与屈辱的情绪以及对政治改革的向往，庚子事变使得朝野一致认识到变革迫在眉睫，那么，日俄战争则令国人在惊恐之中依稀见到一丝希望的微茫：一方面，日本的胜利给中国人以战胜西方列强的信心[6]；另一方面，这场战争被认为是立宪国对专制国的胜利。于是在1905年前后，国内政治格局的三股主要力量[7]都积极参与了有利于自己的施政方针的论争与实践。

日俄战争以后，立宪呼声势不可挡。在改良与革命两派的推动之下，清廷加速改革进程，于是才有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与随后的预备立宪的实施，自此才有了国家政治转型，即由专制国向立宪国的转型。

这些都直接或曲折地在文学创作，尤其是“新小说”中得以表述。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清末新政、改良与革命的政治理念论争、日俄战争、立宪运动等政治事件，到拒俄运动、反美华工禁约、收回利权运动等群众性事件，都在新小说中有所反映。清末新小说对于时事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也正是清末新小说的特色。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各个政治派别的共识，但就实现途径而言，出现了重大分歧。此时，在立志于进行体制变革的国人面前出现了多样可供选择的政治体制：君主立宪、革命共和、无政府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政治方案多样，且往往互相排斥，所谓“自外力内侵，清廷穷蹙，国人激于时事，急图改良，于是革命、立宪、民主各党竟出，虽政见不同，而谋国之心则一”。[8]

在清末的政治格局中，占主导的其实是三股政治力量：清廷、改良派、革命派。随着时事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位移。戊戌变法至庚子事变，主要的对立关系是改良派与清廷保守派；而清末“新政”之际，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清廷积极加快向立宪政体转变的进程，改良派遂与清廷“合作”。改良派与革命派都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己任，分别选择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如此划分主要是习惯以及论述的需要，事实上，汉译“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都来自英文nationalism，而正是在这里，改良与革命区别出各自的诠释学路径），但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清廷政体转变诚意的失望，很多改良派转而支持革命。表面观之，改良派似处游移，而事实上，改良派之“救国”方案与根本目标并未转变，只是鉴于国内外形势与民智未开的现实，其主导倾向乃是“渐变”。

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与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论争，对于清末政治具有支配性作用，而他们的主要政治活动均在海外（主要在日本）。改良派推崇国家主义，其理想国度是德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至于立宪运动期间，则转向英式君主立宪。[9]革命派的理想乃是像美国一样建立“共和国”。

认为破坏之后建设不易、流血则难免杀人怵目，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并且“革命必生内乱”、“革命必召瓜分”[10]。他以为和平变革，终究可以救国，所以倡言政治革命，也就是日后的立宪运动。革命派则认为中国政治已败坏至极，非彻底革新不可，“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11]。故而要彻底革新，必须先推翻清廷，“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12]。革命派认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必须同时完成；梁启超则认为以中国的现况，只宜行政治革命，不能行种族革命、社会革命。

梁启超认为，必须经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开明专制”，进而推行君主立宪。“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行议院之能力者也……故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今日中国政治非可采用共和立宪制者也。”[13]革命派则提出推翻清廷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民权锐进，君权消灭者，则成民主立宪；民权锐进，君权让步，于是相安者，则成君主立宪”[14]。梁启超以为“将来中国处置土地之政策，非惟本属私有者，不宜收归国有而已，即本属国有者，亦当渐散而归诸私有”[15]。革命派则认为“欲解决社会问题，必先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则不外土地国有，使其不得入于少数人之手也”[16]。

改良派强调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与民智未开的国情，反对即行宪政，欲图变更法律、开设议会，确立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改革。革命派鉴于清末满人威势日衰，清廷面对外国侵略毫无适当处置办法，尤其义和团运动后，人心尽失，况且满人官僚颛颙无能，认为解救当前危机，须以打倒满人朝廷为要务，进而建立共和政府。

清末爱国志士的救国运动，虽因手段一分为二，然救国初衷则一致——扩大参与、汇聚民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学说被视为拯救国家的良药。主张通过开设国会与实施宪法，将中国转换成为“立宪君主制”的改良派，以支持者人数众多为最。要求废除君主制，驱逐满族这一异民族统治者，主张立即建立“共和制”的革命论者，以青年为核心的支持者日众。

清廷权威日益衰落，而改良派与革命派影响日见其大。此一消长，见出千年专制在“世界”取代“天下”的时代，已失却话语空间。当然，清廷通过清末新政改革也在积极应对变化的时势。事实上，即使没有所谓的“皇族内阁”，清廷也存在着新体制如何与旧官僚制兼容的问题。

虽然，漂流在外的革命者能够利用革命形势，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诱发革命。……新报刊、新学校、新军以及总称为“新政”的种种行政管理和宪政改良措施，正从制度设施上改变着中国的面貌。[17]

这一判断极具说服力。正是“新政”的实施，加速了王朝覆灭，革命派的宣传与起义起到了催化剂作用。种种迹象表明，在国内，改良与立宪的呼声远甚于革命与暴力的呐喊。换言之，正是清廷的“新政”为自身培养了掘墓人。

从清末新小说适足以见出，清末占主流的政治力量是主张改良—立宪的，而清廷组建“皇族内阁”，使得他们对未来的热望与对现实的失望形成强烈对比，希望破灭后，很多人转而倾向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能迅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正如任达所说，“粉碎了经历2100年中国帝制模式及其哲学基础的，不是以孙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的却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为中心的思想和体制的革命。”[18]

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王朝统治，使得政体选择不再成为问题。革命派的确改写了历史，也由此取得了话语权，但他们的“革命”观并不清晰，使得民国后的政局依旧混乱。

改良派与革命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小说作为宣传其政治理念、改塑国人的重要途径。同情改良—立宪的“开明的保守派”[19]，借助清末新政以后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抨击现实，进一步使得改革的必要性得以强化。而清末新政改革所带来的教育、实业、科学诸种领域的变化也在新小说中多有表现。各个阶层对于立宪运动的不同评价也在新小说中被反映了出来。作为中国近现代标识的上海，就获得了理解这一语境的标本价值。

二　以上海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初萌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20]

上海本是黄浦江边一个由荒凉渔村发展而成的海滨小城。历史上，一直是大一统帝国中的“海隅蛮荒”之地。迅速引起上海质变的是，外国势力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从此走上了一条与传统中国城市相迥异的都市化道路。姚公鹤对此作出了如下解释：

上海开埠，当前清道光壬寅之后，然迄道光三十年间，滨江茅屋，芦苇为邻，商市萧条，烟户零落。……太平军之发难，其初外人亦严守中立，故租界因得圈出战线之外。于是远近逃难者，遂以沪上为世外桃源。……及乎租界治权全入外人，而清季党祸之兴，则又率以上海为逋逃薮。迄革命事起，内地扰乱，于是上海人口，遂骤增至百万以外。[21]

20世纪初期，上海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戊戌变法时期，上海新型文化人约1200名，到1903年增加到3000人，1909年增加到4000人。”[22]以至于“从政治上观之，则上海为外力侵占入手地；从物质上观之，则上海又为全国文明发轫地”。[23]这一新型文化人群体，具有较新的知识结构，尤其是西学素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把读书做官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

1905年以后，科举考试废除，传统文人读书做官的通路被堵死，上海更为各地读书人所注目，无论求学、经商、出国，都百川归“海”。1903年以后，1912年以前，估计常年在上海活动的文化人有三四千，不包括在校学生。[24]

上海城市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代表新兴都市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市民阶层，在价值观念、文化心态、人格品性方面与传统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人群都有很大的差异。中西文化就在这里碰撞、冲突，并逐渐走向融汇。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中心，新生活和新观念的发源地，上海对其周边地区甚而整个中国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上海本以商埠著名，与美之纽约略同，盖与政局素形隔绝也。然以交通之便利，人才之荟萃，居处之适宜，而又以租界关系，为吾国普通政令所不及，遂藏有政局之黑幕及其背影，革命之起，诸伟人每利用上海一隅，以与中央政府相抗。[25]

作为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上海的“市民阶层”在其时的中国最为成熟，再加上近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都为清末新小说以上海为依托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

上海的特殊地位，使得上海的新闻出版业蓬勃发展。继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上海出现了大批专门的小说杂志。如果说在横滨创刊的《新小说》象征着清末新小说的开始，那么，在上海创刊《绣像小说》则可以说是清末新小说走向繁荣的标志。随后，《月月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等有影响的小说杂志均在上海问世。

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甚至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的都市，为各色人物提供了舞台。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日本，大部分维新之士南下上海，上海仿佛自由的法外之地。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人，把上海作为宣传政治思想、争取民众的根据地。更有大量的政治立场不明确的知识人，参与杂志、报刊等公共传媒，报刊、学堂、学会等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中国开始出现。

上海与北京，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戊戌政变，原因于《时务报》之鼓吹，《时务报》之所在地上海也！此为社会引动政治之初步。……革命之播种以言论，言论之在国外者为《民报》，产生地日本东京也。言论之在国内者为《民呼》、《民吁》以迄革命时之《民立》报，产生地上海也。[26]

革命派与改良派纷纷利用报刊宣传其“救国”方案，尤其是找到了小说这一宣传的利器。专门的小说杂志与专门的小说出版社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

从清末新小说中所展现的内容来看，上海不仅为政治家、投机家、冒险家提供了场所，也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之都。上海人或者从外地来上海的人纷纷以坐四轮马车、吃大菜[27]、逛张园[28]为时尚。《文明小史》中的姚文通就对第一次到上海的儿子及贾氏三兄弟说：“你们四个人，都是初到上海夷场上的，风景也不可不领略一二。我有一个章程，白天里看朋友、买书，有什么学堂、书院、印书局，每天走上一二处，也好长长见识。等到晚上，听回把书，看回把戏，吃顿把宵夜馆，等到礼拜，坐趟把马车，游游张园。什么大菜馆、聚丰园，不过名目好听，其实吃的菜还不是一样。”[29]

上海的特殊性及其租界的示范作用，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清末小说家的文化价值观和人生选择都有了较大自由。

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以至最终废除，读书应试、做官入世的大门慢慢关闭，读书人不得不重新选择生存途径，他们是在有意无意间沦为社会边缘人的状态下介入办报办刊及小说创作的。虽然几乎每一种报刊都在发刊词中公开宣称，其出版发行主要是对民族危机的反应，但他们的创作姿态显然与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改良派或革命派不同，虽然创作的初衷也有“救国”、“救世”一维，但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游戏”倾向，甚至迎合读者的一面。当然，也有虽自述“游戏”，实还是以“觉世”为目的的，比如1897年李伯元创办的《游戏报》，“《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世风日下……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30]所谓“游戏”并非世俗意义上不负责任的玩世，而是借“玩世”达“醒世”之目的。

以李伯元、吴趼人不应经济特科为例，他们自觉远离官场，参与到《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小说刊物的创办中，成为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的职业化，应视为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化的重要表征。这一现象，既反映出技术力量对社会转型的关键作用，更说明了臣民社会向市民—公民社会的重大转折。“民间”政治与公共空间的拓展相与为一，其动力性因素乃是对“政教合一”的否弃。一方面他们通过创办刊物或自由撰稿的方式足以谋生[31]，另一方面，也象征着公共空间—舆论界在上海已然成型。

将上海称作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言论中心并不为过，以至于“凡事非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证实”。姚公鹤对此种状况形成的原因作了剖析，“一、历史上之地位，则上海报为全国之先导是也。二、交通上之地位，则水陆交会，传达消息灵便是也。三、大商埠之地位，则上海一隅，为全国视线所集。”而“其最大原因，则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32]。

以著名的“苏报案”为例。创刊于1896年的《苏报》，原本是一份平庸小报，创办人胡璋因不善经营而亏本，1898年转让给陈范。陈范接办后，“初倡保皇变法之说，继以清政不纲，未由挽救，乃进而揭橥革命”[33]，特别是1903年5月聘请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章士钊担任主笔，革命倾向更加明显：

癸卯五月一日陈梦坡赏章行严之文才，图将其女陈撷芬配之而未言，即招章入馆司主笔，即揭登章太炎之客帝篇及章太炎所作邹容革命军序，从此每日苏报公开载革命文章，将张园之演说，大登特登。[34]

1903年5月，《苏报》刊发章太炎的《读革命军》并有介绍新书一则，随后又发表邹容《革命军自序》，6月发表章太炎的《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主要部分《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引起当政者的不满，于是下令查封《苏报》并逮捕有关人员。6月30日逮捕章太炎，7月1日，邹容自动到巡捕房投案，章邹被判处三年监禁；同样是1903年7月，同样因言论获罪的沈荩却在北京被杖毙[35]。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南北党狱[36]。

章邹与沈荩量刑差别如此之大的原因就在于《苏报》的出版地在上海的租界内。根据清廷与各租界国的“会审”制度，各国人在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清廷无权做主处置章邹。而在北京，清廷却不必顾及外国的干涉。这正是各种激进派、反对党纷纷在上海租界内进行活动的重要原因。基于同样的理由，“拒俄运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等群众运动亦以上海为中心开展。如此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才保证了诸如“谴责小说”敢于公开评议时政的可能。

清末新小说中所展现的故事，几乎都是以都市为背景的。北方以直隶为中心，辐射鲁豫晋；南方以上海为中心，辐射江南、两广、两湖，尤其以沿江、沿海大城市为中心。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以至最终取缔，乡村与城市得以连接的纽带不再紧密。知识人开始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聚集，乡村无形中便被遗弃了，农村与城市脱节，成为必然。新式学堂基本上都是在城市建立的。戊戌以后，留学生呈逐年递增之势。留学生回国，多入政界或从事教育，显然，留在大城市更为方便。这也标志着知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

原来扎根于乡土的士绅也由此转化为集中在城市的知识人。相对于乡土社会，城市人的自由流动性更强。最为根本的是，乡土中国的士绅阶层与朝廷互相依赖，而城市知识人与朝廷却常常是紧张关系甚至对立关系。这一社会分层的界说，是意味深长的：基于道德统治的传统社会开始解体，与“官”保持现实政治独立性、同时对“民”持守批判立场的具有现代品质的知识人开始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无疑，这一历史现象的发生，与清末新小说的社会功能具有同源关系。

三　清末新小说的旨趣

“新小说”自不同于以“闲书”贬称的“旧小说”，其新质在于以现代理念为导向的文学社会功能的彰显。笔者以为，“新小说”之“新”意涵有二：作为动词的“更新”；作为形容词取“新的”之意。

清末新小说的兴起以及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其时知识人危机意识的呈露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受日本乃至英国“政治小说”的启发，另一方面更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37]通过“熏”、“浸”、“刺”、“提”四力，达到“易入人”、“易感人”的效果，小说由“小道”一跃而为“文学之最上乘”，因为其包含救国救民的“大道”。由此，新小说被赋予了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参与民族国家想象—建构的使命。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对于小说与报刊参与到民族国家想象中的重要性亦给笔者以启发：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38]

的确，清末新政实施之后对言论领域的相对放松，报刊的大量涌现，对于国人的思维模式的转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专门的小说杂志出现，创办者几乎无一例外将小说与“救国”联系在了一起。20世纪初期小说地位的提升及小说期刊的繁荣，除却经济与技术的原因，更是中国现代性以自身的文化背景所作出的应激反应。

继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一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章，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9]，刊行“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之后，1902—1911年间创刊的小说杂志的办刊宗旨皆无出其右，宗法其说——利用小说这种形式批评社会、启蒙大众、培养新道德，即“改良群治”。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万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

今也说部车载斗量，汗牛充栋，似于博价沽誉时代，实为小说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之时代也。本社集语怪之家，文写花管，怀奇之客，语穿明珠，亦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已矣。此则本志发刊之旨也。（《〈月月小说〉发刊词》）

小说有支配社会之能力，近世学者论之綦详，比年以来，亦稍知所趋重矣。故欲新社会，必先新小说；欲社会之日新，必小说之日新。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革变无已，事物进化之公例，不其然欤？（《〈新新小说〉叙例》）

本社之宗旨，首以保存国粹为第一级竞立之手段。……又以革除陋习为第二级竞立之手段。……卒以扩张民权为第三级竞立之手段。（《竞立社刊行〈小说月报〉宗旨说》）

近年译籍东流，学术西化，其最歆动吾新旧社会，而无有文野智愚，咸欢迎之者，非近年所行之新小说哉？……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小说林〉缘起》）

一代文风之宗尚，即社会知识之通塞寓焉，亦国势之强弱因之矣。……合上、中、下三流社会于一炉而冶之，庶足以启民智、壮民气。如是，则舍小说其曷由哉？（《〈中外小说林〉之趣旨》）

文化日进，思潮日高，群知小说之效果，捷于演说报章，不视为遣情之具，而视为开通民智之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故政治也，科学也，实业也，写情也，侦探也，分门别派，实为新小说之创例，此其所以绝有价值也。（《〈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

如此不厌其烦地罗列[40]，乃是为了说明“小说救国”的深入人心。比如《绣像小说》就明确拒绝印行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从这些小说期刊的办刊宗旨可以见出，“社会”、“时代”、“民智”，成为论析清末新小说的关键词，清末新小说具有了类似“百科全书”、“知识大全”的功能，“教化”的社会功能成为其创作的动机与风行天下的接受依据。

危机意识与新小说兴起有着必然关系。换言之，“救亡”恰是“文学”形成“运动”的动力。正因为其时创作小说的动机在作为文学文体的小说之外，那么，理应对清末新小说确立一种阅读心态：视其为社会学史料（关于小说艺术层面的探索，民初乃至五四以后，始有自觉）。事实上，当时就有人指出，“新小说宜作史读。《雪中梅》日史也，《俄宫怨》俄史也，《利弊瑟》、《滑铁卢》法史也”，并强调，小说“宜作子读”、“宜作志读”、“宜作经读”，总之，“读新小说，须具万法眼藏，社会的作社会观，国家的作国家观，心理的作心理观，世界的作世界观。”[41]

在“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之中，各个政治派别有关时事的判断与民族国家的想象都在新小说中得以体现。正如王德威的判断：“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42]由此可见，清末新小说的兴起成为现代性进程的表征之一。显然，这并非文学自身演变的结果。

清末新小说分类很细，笔者统计，《新小说》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等12类，分类虽细，但类型相对稳定。而出版了24期的《月月小说》则分类过细，且类型意识不是很明确：分家庭小说、教育小说、立宪小说等32类，通常所说的“言情小说”就分为：奇情小说、侠情小说、写情小说、苦情小说、痴情小说、言情小说、侦探言情小说七类。

从清末新小说的题材来看，笔者以为从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即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的概括——“理想派”与“写实派”。

笔者以为，清末新小说几乎都可以归入理想一派。清末新小说中禀赋的理想主义气质，与当时进步主义的时间观以及对于中国必将重立于强国之林的信心有着直接关系。清末新小说几乎没有不关心“改良群治”的，即使是“谴责小说”（或曰“社会小说”），在批判传统、抨击时政的同时，从小说中所发出的各种议论也可见出作者启蒙、救世的政治理想，所以，从广义上来说，新小说都可以被称作“政治小说”。“晚清小说在创作上紧扣当时政治社会的情况，就其批判揭露的消极意义而言，是危机时代的预警；就其积极提供的建设理想看，则又是政治、社会改革的先声。”[43]清末新小说家所共同关心的乃是中国的出路问题——也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要言之，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政治观念变迁史，反映于新小说之中，乃是题中之意。“新小说”是以表达政治—时事为能事，即以“国家”为叙事中心。当然，清末文人政治话语，先天地存有缺陷：仅仅停留于“民族国家”想象，尚未完成国家理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