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救国”乃是清末报刊出现的高频词。由此所形成的“救国”论域，成了之后事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问题意识。作为异质于中国历史上传统小说的“清末新小说”，以其富于时代特征的文学性，尚为充分地参与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型的进程。简言之，危局之“病”与解困之“药”，成为“新小说”创作的母题。
清末以前的“中国”，确也经历了诸如朝代更迭和异族入侵等政治危机，比如传统史学所谓“五胡乱华”。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及至清末有“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这一天崩地解的警世之语？这实际上正是对笔者所着力考察的“民族—国家”建构即“转型”的精辟描述。清末国运与时政判断的参照系，乃是西方。“西天取经”的隐喻，在当时落实为向西方学习。“西方”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指涉，而且意义重大地在对举中，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描述为与世界史无涉的“非历史形态”。正如王晓明所指出的那样：
古代中国人大多是秉持一种天圆地方、“中华”居中、四面皆是低等“夷人”的“天下”观念，主要以文化上的优劣差异、而非种族或生理差异来区别“华”、“夷”。……但到晚清时候，情况大变了：首先，中国被迫向“西方”逐渐敞开门户，各种欧洲的器物、观念和人员迅速进入中国……一种新的“世界”观念——中国只是世界上许多“国”中的一个，与西欧诸国相比，至少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还居于劣势，差不多完全取代了上述那一种古老的“天下”观念。[2]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其政治—经济也随之被纳入到条约体制中的“世界体系”。随后为时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颓厄发展，其间所反映出的政治上的无能、经济上的困顿和军事上的不堪一击，乃是中国必须以“变”来图存的背景性原因。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深重危机，如何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文明以及未来“中国”的走向，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纪初知识人[3]思考的焦点。《天演论》使得进步主义成为一般知识人论说的逻辑预设，自强求富成了国人不证自明的目标。辛亥革命前十年政治思想的萌动，以及制度设计等构想，都直接或曲折地在小说中得以表述，这可以说是清末新小说[4]的题旨所在。
传统的“天下”观[5]在鸦片战争之后，已经开始引起部分有识之士的反思，但天朝帝国形象的动摇却是在甲午战后，“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6]一个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泱泱大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所败，意味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支配下的洋务自强运动美梦被击碎。朝野内外笼罩着普遍的挫败情绪和民间有识之士变革的呼声，无论被迫还是自觉，在帝国存亡的焦虑与民族受辱的双重挤压下，中国自此启动了现代性的进程。
清末理念层面“天下”观向“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在政治操作的层面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7]的转型，是最引人注目的、极具研究价值的思想史事件。这一“事件”表征出中国不但只是世界格局中的一分子，而且是极其贫弱的一员。清末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对于国家整体的近代性（现代性）追求的表达，其思想动机的着眼点乃是“救亡”问题意识的累积。
面对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8]，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支配下的国人，在现实层面上通过或自上而下[9]或自下而上[10]的改革，参与到救国大计中来。同时，也有一部分人直接投身教育、实业，以期参与推动历史的进程。于此，救国方略的细化也直接成为“新小说”的重大题材。
正如赵毅衡所说，“当一个文化濒临危机时，文学骚动不安状况往往成为最先表露的部分。”[11]而此时，传统中国文学中“载道”的诗文，已经不足以涵括这一巨变，于是一向被称为“小道”、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小说，迅速被提升为“文学之最上乘”。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受国外“政治小说”的启发，二是因为小说“易入人”、“易感人”[12]，知识人看到了小说对于民众的影响力之巨。已然成为文体升华事实的“新小说”，全方位地负载了救世济民的历史使命，也担当着知识普及与理念启蒙的原创性责任。
本书是笔者在阅读第一手材料即以清末新小说为主要对象时所产生的心灵共振，同时也曲折地表达着自己当下的体验结构所决定的现实关怀。借用《双城记》的开篇：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13]
笔者以为，以此指涉清末乃至今日中国都是适宜的。这正是本书的诠释学基点。
梁启超描述其时为“过渡时代”[14]，这种“过渡性”指向着日后中国现代性展开的基因性构成，同时指涉着本书论域所规定的文学想象的边际。
知识人在新小说中超乎寻常地发挥了创造性以展现其理想，既是对时人民族认同感的激励与确认，以达到“开民智、兴民权、新民德”[15]的目的；又是指明走向未来的道路，以达“小说救国”的宗旨。
这一时期，小说地位的提升及小说期刊的繁荣，除却经济与技术的原因，更是中国现代性以自身的文化背景所作出的应激反应。正如王一川所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使伟大而崇高的古典“中国”形象遭受致命打击以来，“现代的中国怎样”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竞相探索的一个焦点；而作为这种探索的一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觉地承担起一个神圣使命：以巨大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去重新构想“中国形象”。[16]
清末新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热潮，使公共想象的空间拓展为东西文化冲撞的基本平台，并引发了横绝千古的文化认同的焦虑与紧张。这一文化焦虑正是清末“新小说”事关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真正动因。清末“新小说”乃是全方位地对世界的想象，是一场汉语文学想象的“思想实验”，它超逸出文学本身而承载着具有现代性意味的“转型”意义。在此，“现代性”不仅是一种体验结构，更是进入现代世界格局的国家动员体制的预设。因而，有理由确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性或合法性迄始于清末。
清末“新小说”真正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它提供了时代精神与哲学反思的可能：诸如“天理”与“公理”的辨析，诸如事关“正义”的考量……其中关于国家的想象与民族的自觉，成为中国现代性的策源地。这一声势浩大的文本实验的意义和价值，不在文学。对于与传统中国小说观念大异其趣的清末新小说，规范化的文学研究自是力不胜任的。简言之，以还原论的解读方案形成的诸文本的互文性，聚焦于借文学反映政治的论题。
本书的研究意义还在于，以现代国家行政操作的实际而言（韦伯所谓的“科层制”），发现非专业化的文人政治话语及其实践的缺陷。清末新小说参与了构造宪政意识的历史进程。一如黑格尔—马克思对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抨击，自由与尊严成为清末新小说或隐或显的主题或背景。不同于传统士大夫，尽管新型的文人们背弃了“清高”，为个人权利而主张、质疑官府，想象着有别于传统“家天下”的现代国家——但这一切毕竟是朦胧的，甚或是不自觉的。这种缺乏政治哲学自觉的文人情怀，也为日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激进主义埋下了伏笔。
“救国”作为政治口号，是浅表层次的，但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情感与情绪背景。换言之，“是否是一个中国人”，变得极为迫切；相形之下，“是否是一个人”重要，但并不迫切。因而，清末时局的四重对应性关系，即中外、朝野、满汉、古今，其间，中外冲突是枢机，它引发了由朝野而满汉以至于古今的思想格局的成立，其次第乃是一个不断将文化认同问题去蔽澄明的过程。
要言之，在重新调校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清末，新小说以其国家认同以及自我认同的面向，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按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论证，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小说丰富了这种想象的内容，亦即，当小说与民族国家呈现出上述结构性关系，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便借助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呈现了功能性的后果。从此一意义上说，小说比历史更真实。
笔者以为，学界至今依然部分保持着由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所决定的思维定势，即是以当下意识形态化的成说陈论为依据，而透视甚或过滤“历史”，将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现在”作为学术史考察的逻辑预设，并且赋予其先验而不自明的确当性，其论说的逻辑旨在寻求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将历史细节粗糙化，甚而将一些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材料弃之不顾，比如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认识”。就此而言，清末新小说研究的启示正在于，“历史决定论”乃是必然性的“迷思”。
笔者的研究姿态就是通过甄别、梳理清末新小说中反映当时社会的几种典型类型，通过新小说的互文性阅读，还原“历史情境”。清末新小说的写作是与清末知识人民族国家的想象相始终的，如果离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就不能理解新小说在清末地位迅速提升，以及在民初的迅速转向。清末新小说既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与繁难。
本书以“救国”为切入点，目的也是始终将清末新小说与民族国家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离弃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将无法理解清末新小说的构建方式。
总之，本书将结合时代状况的全景式史学描述，以理念分型的知识学考察为研究方略，对相关小说进行文本细读，以“救国”论为诠释学平台，进而抽绎出：中国现代性以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所作出的应激反应，“民间”政治与公共空间的初萌，救国方案的政治理念论争，以及清末新政改革刺激下的教育、实业、科学诸种平台的考量。可以说，清末“新小说”真正激动人心之处在于，提供了想象性参与民族—国家构建以及文化反思的可能。而“文学—政治”正是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
当然，试图以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兴起等理论视角对清末小说进行重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对于研究对象的学科定位基本上局限于文学史。因而，这种不自觉地将文学性的判识作为研究基准的研究路径，不但对于现代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题域的拓展，有着根本性的毁损，仅就其研究的问题意识而言，对于文化认同的焦虑所引发的政治哲学考量，就被裁割于研究者的视阈之外了。
本书所指涉的“病”，有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国家）两个层面，反映在清末新小说当中，具有逻辑上互为表里的关系，亦即对于个体与国家疗救的“医案”，或为改良—立宪，取法诊治慢性病而采取了渐进一路；或为革命—排满，效法抢救重症急病而着力激进一途。要言之，改良派[17]的戒急用忍，着眼于文化建设之渐进的渗透；革命派之激烈，直如“外科手术”，强调社会变革的一步到位。
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前现代的“中国”的统治方式，呈家国一体的金字塔型结构，其政制的结构与功能相一致，强调对人的管束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本此，本书的着眼点在于，由“朝贡”而“条约”的转折中，新小说创作的帝国心态以及由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分蘖出的“医案”衡判。
鉴于上述，本书的基本思路如述：
首先，以清末新小说的兴起为切入点，梳理其历史语境以及“救国”方案背后的政治理念支撑。新小说的创作，正是清末时政的“应激反应”。以“西方”作为“健康”尺度的“救国”方案，不但具有了现代社会国民动员的政治意味，而且也具有了启蒙主义的身位。身体国家化、“黄祸论”等一系列的政治诉求，印证了“民族主义”在政治层面的运行逻辑。在追慕西方国家主义—现代性与固守“朝贡—帝国”的折冲中，上海提供了公共空间，成为清末新小说策源地的动力学依据。
其次，以小说文本中的“病状”铺陈，还原其社会时代的基本氛围。“谴责小说”之“谴责”，一方面表现为针砭时弊的漫画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懵懂的公共意识的初萌；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引发了由排外而媚外的转向；伦理危机渗透了社会生活乃至家庭的方方面面，假革命、假维新的粉墨登场，再一次使得政治的与伦理的成为考量“病状”的结构性的两极。
再次，以“政治—革命”为分析框架，讨论其时救国方案的理念论争在清末新小说中的具体反映。改良派、革命派的政治理念以及政治实践，均对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因而以改良—立宪派、革命—排满派所创作的小说为对象，展开分析其所包蕴的政治理念。
改良—立宪派以“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中的重要作用为依据，开始提出“小说救国”，由此带来新小说的繁荣。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进入公共话语，并成为小说的主题，国家主义思想遂成为改良派小说开明专制论的理念支撑。
与改良—立宪派一意置换政体不同，革命派乃将国体的根本转变作为外科手术般的政治策略。其“小民族主义”的政治用心，是发动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内的国民总动员，因而“烈士情怀”、舍“身”救国遂成为革命派小说的题中之意。
第四，虑及清末新小说创作题材的分类与“救国”实施途径直接相关，亦即或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先导，或视之为民族国家富强的基础，或畅想民族国家的愿景，因而本书分别以教育、实业、“科学—理想”为中心论析小说文本。这一由清末新政所激发出的社会化参与，形构出“文明排外”的论域。
最后，申明本书文史互证的旨趣，以标识清末新小说研究对一般文学史框架的冲击，并强调指出“文学去政治化”乃是文人话语的一厢情愿。
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下：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本书的研究自然超逸出寻常习见的文学史框架，它必须将整个研究纳入到现代性考量的范式之中。简而言之，“历史的”是历时的，也是描述性的；“逻辑的”则是共时的，也是分析性的。笔者试图通过文学文本的解读，更为立体地绘出清末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图景。
以韦勒克、沃伦的“内部研究”、“外部研究”而论，本书着力于文学的外部研究。无疑，清末新小说美学意识匮乏，但笔者意不在此。清末小说实已逸出“小说”（“文学”）的范畴，而具有社会学史料的研究价值。与传统小说相比，新小说固然有很多创新，比如小说的叙事方式，但毕竟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且新旧混杂，如若套用当代叙事学，必然会出现强作解人的诠释学尴尬。
“清末新小说研究”的特殊性，决定着必须采取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研究策略，因而，现代性理论、民族—国家理论，也同时成为本书的理论支撑。因而，取法“文史互证”，自是必然。
就本书而言，民族国家理论是认识论的，互文性理论是方法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复调理论、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18]，在其《符号学》一书中，她指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9]认为文本的意义源自文本间的相互作用。与之相似的理论还有“含混”、“跨文本性”、“重复”、“误读”等。本书以为“互文性”更适合解读清末新小说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关系，因为互文性理论更重视文本间的相互指涉、相互参照。本书借用“互文性”这一概念，意在复现“历史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历史”。
本书的研究超逸出寻常习见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试图将整个研究纳入现代性范式之中，结合具体小说文本的细读，并与正史描述相联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意识形态化的结论性意见，逼近“历史还原”。
本书还试图分析非专业化的文人政治话语的缺陷，逻辑地延伸到清末民初文学嬗变的原因探析并作出如下判断——亦即由“官场”而“情场”的必然：清末仅仅停留于“民族国家”想象，尚未完成国家理论的建构；辛亥之后，政治激情已丧失了时代的动因，“官场”隐匿，“情场”遂成为文学的主题。
要言之，本书将明确民族国家想象与清末新小说的本质性联系，区别于以往研究者多以观念形态的“民族”、“国家”论解析文学现象，是从小说中提取概念，从而抽绎出这一想象的规律性。
本书的研究或许还存在很多盲点。“清末”距当下仅有百年而资料宏富，客观上增加了原始文献的爬梳难度，很多资料仍需甄别，因而难免挂一漏万[20]。另外，本书既然将清末新小说的分析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相联系，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本书研究的基点，就须以政治哲学，尤其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因而，相关概念的梳理，必须以理念发生—发展史为基本的知识结构，需要诸多跨学科的学理性铺垫。
[1]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冯桂芬分别对时局作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衡判，其后王韬、严复、梁启超等人也作出了一致的概括。以李鸿章为例，在1872年5月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指出“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复又在1875年的《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中云，“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5页。
[2]王晓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
[3]西方学者称之为“Elite”（精英分子），梁启超曾以多种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之，比如贤人、人才、英雄、豪杰、君子、一二人、士大夫、士君子、秀异者、优秀分子等，名称虽不同，其意义大体相同，皆指一国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本书以知识人名之。只知埋头时文换功名的不算在知识人一类。
[4]本书将“清末新小说”的时间跨度界定在1902—1911年之间。
[5]“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天下’是由‘家’和‘国’构成的，即所谓‘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在这里，‘国’是指诸侯统治的地方，‘家’指大夫统治的地方。……按照钱穆的观点，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即是整个世界，即是整个天下，中国人便等于世界中的整个人类。……从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来看，‘天下’又有‘中国’与‘四方’之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按照世界主义的‘天下’观，‘中国’与周边部族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地缘关系，而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见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0页。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7]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语言、文化风俗、民主选举，最为根本的是宪政治国——也就是将国家的管理由全民约法的产物宪法来制约。就一般的社会理论而言，具有规范性、稳定性的表述是“民族—国家”。但对中国来说，特殊性在于民族问题即国家问题，更多强调的是救亡、保种，国家对汉语文化是陌生的。在文学中用民族国家，不像社会理论中区别那么大。
[8]甲午之后，俄国据东北、德国据胶东半岛、法国据云南为势力范围，列强为维持势力均衡，由英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利益均沾，一方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由政治占领改为经济侵略。
[9]比如变法维新、立宪运动。
[10]比如办报、办刊、结社、演说、演戏、阅报社等方式。
[11]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
[13]［英］狄更斯：《双城记》，张玲、张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4]梁启超：《过渡时代》，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7页。
[15]严复在《原强》中指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见《严复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6]王一川：《中国人想象之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东方丛刊》1997年第1、2辑。
[17]对于这一政治派别，学界大体有改良派、维新派、立宪派、改革派几种说法。就历时性而言，改良与立宪具有连续性，笔者以改良—立宪派或以学界最为常用的改良派名之。
[18]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巴黎的《批评》杂志上发表的《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中，首次提出“互文性”。见Julia Kris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The Kristeva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86：36。
[19]［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见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47页。
[20]仅以小说为例，阿英的《晚清小说目》收录了超过一千种的小说；樽本照雄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则收录清末创作小说1531种，翻译小说1101种。